很快我就发现，小铺里围炉而坐的一圈人，其实就三伙：我自己算一伙；靠近棚子的露天部分，那四个穿着T恤的壮小伙，有说有笑的，准是哪家店面的劳计儿；还有我身旁挨着的，两个彩色头发、像美国鹦鹉一样的不良少年。
我在午夜回家的路上，进来吃麻辣烫这种垃圾食品，主要是冲着青菜。
我会先点一串油麦菜，然后是白菜香菜茼蒿西兰花，当然也少不了用干豆腐捆好的白净净的金针菇。我平时缺菜。而那两伙人就不大一样，他们很少吃菜，却没完没了地在四池残汤里翻找着毛肚，好像当肉在吃（毛肚我是从不吃的，总觉得有股粪臭）。他们吃得很消受，签子摞了老高，汗流频频的。一个小伙子边大口嚼着边问店主，是牛肚还是羊肚。
店主是姐妹俩，驻马店的回民。妹妹就知道干活，有些羞涩，答话这种事都是姐姐出马。
姐姐就说：牛肚。
问话的小伙子点点头，和同伴低低地说起家乡话。我端详了一眼，绿色T恤，头发不过眉，额前这一绺理理顺顺的，面肌上一片淡淡的潮红，透过雾气，脸颊的斑驳依稀可辨。我预感他是回民（尽管长得并不很像），因为那罕见的不犯忌的问话。
每次坐在清真食店里，我都喜欢从食客们陌生的面孔里翻寻熟悉的气质，猜想哪些是我的同族。这居然成了一种习惯。同吃的朋友常说我眼神发愣，死鱼眼一样。其实那是在猜人。我也不想这样，吃个饭也疑心重重的，可是很多事情出自本能，人力已经失控。
当我涮够了青菜，准备捞出蟹棒虾丸的时候，绿T恤和鹦鹉少年开始说话了。
你也西北的？
是较大的那只鹦鹉发的话。
若不是他发话，我大概还不敢看他。他那一头厚厚长长的褐黄色的头发，被无数夹子叠成了几折，后脑勺突兀地垂下来一大块瀑布。他对着我的这只耳朵，已经千疮百孔。我用余光数了数，上边是三个耳钉，下边是两个耳环。我抽了口冷气，心想这样的耳朵能兜住风么？
绿T恤把眼睛从毛肚中拔出来，谨慎地看了看鹦鹉，说，嗯，你哪儿的？
鹦鹉说，我平凉的，你哪儿的？
绿T恤镇定地说，固原的。
他们默契地对视了一眼，又似乎添了几分警觉，再没说什么，埋头继续吃起来。残汁从锅底深处涌上来几个脆弱的水泡，菜叶已煮得稀软无力。
三言两语，玄机已经被泄露了。我暗自得意。
家门一报，八九不离十。绿T恤我倒不惊讶，只是万没想到，大鹦鹉这种不良少年也是回民。以前还没有见过这种造型的回民。可他们的对话，谨慎而节制，谁也不想点破彼此的底细；不必说赛俩目了，就连语言，用的都是蹩脚的普通话。凭我的经验，西北回民如遇老乡，没有不讲西北土话的，即便加上我只有三人，那两个一定不肯顾及我的感受，着尼哩么地打着暗号，气得我大吼大叫。
显然，这两伙人，各有各的心事。
我觉得有趣，就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看，不巧被绿T恤撞到我的死鱼眼，尴尬之下，速把目光转移到姐妹店主身上，权作缓兵之计。我来过这家小店几次了，貌似她们还不大认识我。姐儿俩长得不算俊，总不至于太丑，只是脸上像菜叶煮久了一样，乏有新鲜光泽。她们都像李莫愁一样把发髻绾在头顶，可能是怕头发丝掉到锅里赔钱吧。姐姐这时俯身调了调炉台下面的煤气阀，火小了一些，汤汁突然有些冷静。但我裸露的大腿还是感到一股热气冲撞而来，我惊悸地往外收了收腿。
姐姐在桌边坐了下来，吃起了涮好的青菜和蘑菇。
才吃啊？我问她。
她点点头，也不说话。
每天都吃这个？我尽量把语气控制得漫不经心，万不要露出记者腔，打草惊蛇。
她简单答道，菜就在这里吃，回家也做点粥，吃点馒头啥的。
我涌起一股酸味。我本想说，这东西不能天天吃，吃多了浑身长虫子，还致癌。还想说，菜和馒头怎么也得合在一起吃啊。可是这些敏感的话，又怎么说得出口呢！
身后的小伙子们还在沉默中对峙着，能听见的只有吸吸溜溜的咀嚼声。
我用复眼盯着一切微妙的变化。
忽然，咀嚼声里掺杂进打火的声音，回头一看，大鹦鹉点上了一支雪茄。
旁边大概是他的弟弟（长得很像），一只小鹦鹉。圆滚滚的小脑袋，是剃秃的，只有后脑勺留了一撮长毛，染着扎眼的火红色。他也点了一支雪茄。
对面的绿T恤大概吃得差不多了，直起身子缓了缓，瞄了大小鹦鹉一眼，又瞅瞅三个同伴，悄悄从裤兜里摸出一盒揉烂的烟，抽出一根来，规规矩矩地点上，负重地吐出一个松松的烟圈。青蓝色的烟雾和汤锅冒出的泛红的水汽，以各自的质感在夜色里慢慢升腾，却没有融汇在一起。当第二口抽起的时候，绿T恤明显从容自在了许多。
大鹦鹉又发话了，从而引发了第二轮对话。但问答仍然惊人的洗练，神秘的色彩贯穿始终，谁都不再试图深入。从中我淘洗出来的信息是，绿T恤和几个同伴，是旁边十二木卡姆的员工；大鹦鹉和小鹦鹉，据他们说，则来自青春路附近的一家拉面馆。
有人看看手机，提示说，十二点了。
四个小伙子就有起身的意思。锅里还剩了点好的一串青菜，他们互相看了看，意思是，谁吃掉？别浪费了。僵持了片刻，守在锅边的一个小伙子“哎——”地长叹了一声，捞起来，拖着西北腔自语道，我揽个赛瓦布[1]吧。
我强忍住笑。秘密越来越包不住了。
木卡姆小伙们终于站起来了，绿T恤和大鹦鹉点了点头，说，走了。眼神里多了几分松弛和一闪而过的留恋。他们残留的桌面上，有摞得密密麻麻的竹签子，浆糊糊的罩着塑料袋的铁餐盘，还有几个喝空的玻璃瓶。我先前没有细看，以为是啤酒（这钟点，这情境，理应是啤酒），可是再一看，只是几瓶黑加仑。我的心一软。
至少五年以前，我就在木卡姆吃过饭。广院的所有回民师生，我敢保证都在木卡姆吃过。因为这是广院附近唯一稍有档次的清真餐厅。可是我从没见过这四个小伙子，想必是在后厨，我和朋友们赞不绝口的大盘鸡、馕包肉还有西域酸奶，都是他们几个做的。这木卡姆的老板现在可是发了，把旁边的汉餐都给收编了，由一间扩为两间，刚装修好，颇有奢华之风。午夜时分通常也是满客的，这会儿几个伙计怎么有空抽身出来开小灶呢？
蓦地想起，原来是星期日。
对于我这样的上班族，这是七天里最忧心忡忡的一个晚上，绝没有心情出来吃饭的。就说这次出门，也是毕业四年没见的老同学来北京，突然张罗要唱歌，也就去了。临走跟母亲说，后半夜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了（以往一般都是通宵）。结果唱到十点多，哥几个不约而同都有回家的意思。一个在机关里借调，一个在电视台当编导，还有一个在中学当老师，统统迟到不得。这匆忙的散场就带着一丝苦涩。
出了四惠东地铁，八通线已经没了。拼了个黑车回广院，只有西街亮着诱人的灯火，就多绕了几步，来街上走走。走进小铺来只是一种心情，吃什么已不重要。
而我终于意识到，就是这样一个令上班族们无比扫兴的夜晚，却是木卡姆的后厨小伙们最快乐和松弛的夜晚。他们脱下油渍斑斑的白制服，甚至摘下了有些符号化的一顶白帽，穿上与初夏的颜色很是匹配的时尚T恤，以消费者的身份踏踏实实地坐下，横着腮帮，大口咀嚼，直至汗流浃背，烟雾缥缈，仿佛这无所顾忌的一刻里，有他们想要的自己。
现在，小铺里面，就剩了我和两只鹦鹉。
出于职业病，我真想和他们聊聊，又不知能说些什么。我们的差异实在太大，我实在没有和不良少年谈话的经验。那只大鹦鹉看样子也吃饱了，招呼说，姐，算算。
一个姐，被他青涩的喉咙一叫，暖暖的。他偏过头来，我看到了鹦鹉一直被头发遮蔽的眼睛，竟有些惊讶它的柔和。那是一双温润的孩子般的眼睛，是平凉的山沟里被雪水溪冲刷过的眼睛，不是那种自幼在城市流氓堆里泡大的，带着欺骗、蛮横和不义的眼睛。我真想修正最初对他外形的描述；我冲动地认定，那一头不好看的头发，一定不属于他。
姐姐的签子数完了，说，四十六块。
这时妹妹悄悄趴在姐姐耳边，嘀咕着：还有瓶水呢！
姐姐就恍然说，哦，还有瓶水，那就四十八块。
大鹦鹉指了指桌上的黑加仑，问：这个多少钱？
姐姐说，两块。
然后大鹦鹉抢过姐姐手里的签子，不屑地说，数多了吧，就恶狠狠地自己一根根数起来，每数一根，好像头上的长毛就在坚硬地竖立着，抖动着！他数完了，愤怒地一拍桌子，骂了女主人一声“学学怎么做生意”，拽起小鹦鹉拍拍屁股就走了。
真的是这样么？
不，这只是我像美国人一样的妖魔化。那是美国的鹦鹉，而我旁边的，是一只来自黄土高原的鹦鹉。尽管他油彩满身，涂满时尚，眼中还是有些卑怯，举止间仍然不能掩饰一些土渣渣。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痛快地掏出一张绿色的五十元，而后又要了一瓶黑加仑，抓起来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人在喝水的时候，往往是松弛的。我终于趁机把憋了好久的讪，给搭上了。
你们真是拉面馆的？青春路那边的？我问。
是啊。大鹦鹉警惕地看了看我。
这时小鹦鹉给大鹦鹉点了第二支雪茄，也递给我一支。我有点慌张，忙说我不抽不抽。小鹦鹉不信，硬要给我。我说我真不抽。他摇头一笑。
我说青春路挺远的，来这边干吗呀？
吃这个呀。大鹦鹉用下巴颏指指汤汁里剩下的毛肚，说，我们那边没有。
那还回得去么？都这么晚了。
打车呗。
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刚刚从四惠东拼黑车回来，被宰了十五，还觉得不忿，两个小毛孩，张口闭口打车来吃麻辣烫。我觉得我有点白活了。
沉默了一阵儿，终于我耐不住问了最关键的问题：你们是……回民？
大鹦鹉有点不屑，仰着脑袋说，肯定是啊。
那是你弟弟？多大了？
十六，比我小两岁。
我突然意识到职业病和强迫症一起犯了，如不悬崖勒马，接下去的问题会永无止境，比如你们没念书么，你们老板让你们留这个头么，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你们出来多久了想不想家啊……请放心，这次我勇敢地控制住了，没有继续二下去。
鹦鹉兄弟站起身来，和绿T恤一样，点点头，说，走了。
炉火彻底熄灭了。腿边渐渐不再温热。探出头向街巷望去，鹦鹉兄弟鲜艳的背影正在路灯下渐渐消隐。我告慰自己，面对两个明显在说谎的，绝不可能在拉面馆打工的孩子，我把糊涂装到了最后；我甚至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也是个回民，我很清楚做一个回民，应当有一些怎样的底线。城市发展的弊端使他们像吃了化肥的庄稼一样，畸形地长大了。我不知道他们有一天回到平凉老家，回到那片深重忧伤的土地上，如何以这样一副形容，去面见白帽的父亲和盖头的母亲。但我想深深地记住那一双青涩的、尚未被彻底奸污的眼睛，它使我偏执地相信，在远离阳光的飞翔中，一定有一些鸟儿的心脏，掩藏在异化的羽毛下，依了天道的节律，强健地跳着。
西街的麻辣烫小铺，骤然静了下来。
变冷的汤汁表面，结了一小片一小片鳞片一样的凝脂，白白地漂浮着。一些毛肚还在汤里浸泡着，尽管被小伙子们消灭了那么多，还是剩了不少，大概明天还要继续上阵。我忽然有些留恋这几方小小的汤池。那么多不相干的食物，无论新鲜的蔬菜还是放久了的肉丸，也无论精致的带包装的蟹棒，还是鼓囊囊的曾经装过粪便的毛肚，只要穿在了一样的签子上，一股脑地投进一方锅里，就沾染了彼此的味道，互不嫌弃，最终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我是多么迫切地想把这种发现分享出来，于是坐在那儿疯言疯语地说了一堆。姐姐只顾着收拾残碟，不应答；妹妹则偷偷抿着小嘴。
我又说，讲讲你们这里有趣的事吧！
姐姐仍不张口；妹妹连笑都不笑了。
我急了，干脆摊牌道，喂，我是想写写这个小店啊！
尴尬无以复加。深更半夜的，一个早就付完账却赖着不走的、理了一个锅盖头的一米八几的大胖子，追着两个孤形寡影的弱女子问问题，的确是自讨没趣。于是我灰头土脸地站起身，自己给自己说了句，走了！遂大步流星，向孤寂的西街深处走去。
2012年5月7日
注释
[1]赛瓦布：回族经堂语，意为回赐、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