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里满是摆姿势拍照的男男女女。我们排着队，想租几辆自行车。八月的太阳灼烤着我的后脖颈。我忘了涂防晒霜，也没戴帽子，但不敢动。我已经排了四十分钟队，孩子们都靠在我的腿上。
在莫斯科河对岸，世锦赛女子马拉松项目的比赛正如火如荼地举行。我想去看比赛，但已经答应孩子们要给他们租到自行车。终于排到我了。英语标牌上写着旅客要出示护照，我便把护照递给收费的男人。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摇摇头，看向我身后的人，问他们要什么。
“护照在这里。”我说。他可能是没看见。我把护照举得高高的，他不可能看不到。
“不接待外国人。”那男人说，又继续接待我后面的人。
我简直有股变成巴兹尔·弗尔蒂[8]的冲动。不接待外国人？附近的牌子上写的可都是英语，像“欢迎来到高尔基公园自行车出租点”之类的。这些牌子是谁立的？我领着三个小孩，已经顶着俄罗斯愚蠢的大太阳排了一小时队，而且我就要错过马拉松了。
“规定改了。”他说，眯缝着眼看我，仿佛惊讶于我还没走。
我们只好走开了，垂头丧气，咒骂连连。“怎么回事？”孩子们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自行车，“我们为什么弄不到自行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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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妻子玛丽埃塔去给他们买冰激凌，我则挤过人群去看马拉松。速度快的话，我还能赶上看领头的运动员跑最后一圈。到河对面要过一座巨大的跨河大桥。我加快了步伐，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左右晃荡，汗水把衣服都打湿了。当天气温是二十七摄氏度，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还能跑马拉松。
桥上挤满了人，都是往公园去的。到处都是一双双修长的光裸的腿。河边的酒吧里，女人们正赤裸着上身晒日光浴。四周充满了财富和混乱的味道，十分令人生畏，简直像《欲望都市》和《疯狂的麦克斯》混搭在了一处。桥顶上，两个女人正悠闲地走在支撑桥梁的悬吊钢架上。几乎没人看她们一眼，好像再正常不过。走到钢架拱顶时，她们便坐下来欣赏景致，长长的裙摆在身后鼓动。
终于过了桥，我走下几级金属台阶，踏上街面。路封上了，在河的这岸，一切都十分寂静。几根水管朝着沥青路面洒水，零星几个人躲在桥的阴影里，耐心地靠在栏杆上等待。
一处小眺望台下方坐着几位电视台的技术人员，身边放着一大堆电子设备和一块电视屏幕。屏幕上，一小群运动员正在奔跑。领头的是个意大利女人，她身后还是那一套常规阵容：一个肯尼亚人，一个埃塞俄比亚人，还有两个日本人。
我安静地看着屏幕，希望能找点水喝。我站在那儿，听见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声音。它肯定是在追踪那些马拉松选手。河对面公园里的吵闹声不绝于耳。
突然间，我身边多了两个日本女人，她们仿佛是从地底下蹦出来的。她们穿着日本国家队田径服，兴奋地交谈着，同时紧张地看向直升机飞来的方向。我还发现街对面有几个人把日本国旗挂在了栏杆上。选手们进入视野时，他们都开始大声喝彩。我旁边的日本女人又蹦又跳，在跑在最前头的五名选手经过时朝着队员大叫。
“加油，加油！”
她们喊完就匆匆走了，应该是要赶到前面赛道旁再看那些选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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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东横跨亚欧大陆去日本是我妻子的主意。带全家到肯尼亚住了六个月后，我不断听到别人说玛丽埃塔有多么贤惠懂事。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跟伴侣提这种要求，马上就得闹离婚。可他们不知道玛丽埃塔是天生的冒险家，能去肯尼亚让她开心极了。
日本之行一开始看上去没这么有吸引力，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不够野性吧。直到妻子灵机一动，决定跨过大陆去日本时，她才真正对这个计划燃起热情。
“坐飞机太奇怪了。”她说，“你从地球上某个地方被抓起来，然后被扔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时区里。这对身体的冲击太大了。旅途过程中，你会觉得时空错乱，搞不清身在何处。”
根据她的理论，走陆路旅行感觉更自然。而且孩子们喜欢列车，这段旅程会很有意思，想想一路上我们能去多少地方。
我紧张地看着她。我们将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起走陆路横跨九千英里。我想表现得热情点，但心里只有盲目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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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满手冷汗地登上了早上九点零六分的列车。七月底的某个周一，我们从德文郡的蒂弗顿百汇上车，出发前往日本京都。
一路上，我们将途经波罗的海北部，路过丹麦、瑞典和芬兰。和孩子一起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行真是种享受。在芬兰赶从图尔库到赫尔辛基的列车时，售票处的女人发现我带着孩子，便问：“请问需不需要靠近游戏室的座位？”游戏室里有滑梯，有个能坐的玩具火车，还有一屋子的书。在这趟列车上，时间过得很快。
然而一到俄罗斯，一切都变了。到莫斯科还不到一分钟，连车站都没出，最小的女儿乌玛就看着我，说：“爸爸，我想我更喜欢芬兰。”
我不想武断地下定论，但我懂她的意思。
我们的不祥预感被随后的几周证明了，那并非只是预感而已。友好服务的概念在俄罗斯仿佛不存在，无论是在咖啡厅、列车上，还是其他地方，服务人员显然都认为只要无视所有顾客就好了。如果顾客愚蠢地坚持让他们提供服务，他们就愤怒地耸耸肩。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正好碰上世界田径锦标赛，这完全是巧合。但整个城市对这场赛事仿佛无知无觉，除了我在几处公交候车厅看见了尤塞恩·博尔特的海报以外，什么也没有。
实际上，这个城市给博尔特留下的印象也不比留给乌玛的好多少。接受采访时，他说：“他们俄罗斯人不怎么爱笑。”
看完女子马拉松后——两名日本选手赢得了第三和第四名——我回到高尔基公园和家人会合。阳光已经和缓了一些，我在满是尘土的游乐场里找到了他们，每个人都没精打采的。他们运气不错，我还给他们准备了好节目呢，晚上要去卢日尼基体育场看田径比赛。
百米赛跑项目有幸请到了博尔特，场馆中的观众席却空着一半。我们的座位四周坐满了挥舞着小旗子的英国人，他们从贝辛斯托克和切尔滕纳姆来。听到那熟悉的口音和他们对俄罗斯服务行业的抱怨，我心里真是安慰极了。
我们前边那一排坐着一对俄罗斯老人，看上去像是从某个偏僻的小村子赶过来的，衬衫下还往外支棱着几根干稻草。看见这样的人被田径运动吸引，我很高兴。虽然几位飞人激起了人们高涨的热情，但从根本上说，田径还是一项老派运动。
今晚的重头戏是男子一万米跑。英国的奥林匹克冠军莫·法拉赫即将与最优秀的肯尼亚选手和埃塞俄比亚选手同场竞技，我和大家一样激动。场上还有几位欧洲选手和几位日本选手。虽然在公路赛事中表现卓越，日本人在田径场上的成绩却不怎么样。比赛刚刚渐入佳境，三位日本选手就被甩在了后面，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法拉赫在比赛场上跑得游刃有余，有一阵子跟在所有人后面跑，后期才冲刺到前头，最后轻轻松松地赢得了冠军。赛后，我来到赛场上，想在他荣耀地绕场慢跑一周时截住他。就在我走到他身边时，他的教练阿尔贝托·萨拉萨尔正好过来祝贺他。他们拥抱在一起，朝着对方微笑，然后萨拉萨尔从我身边走过。
“干得漂亮。”我对萨拉萨尔说。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之一。法拉赫在二〇一二年奥运会上夺得两枚金牌，萨拉萨尔指导的另一名选手、美国的加伦·拉普则在会上夺得了银牌，今晚也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如果说有人有资格告诉世界，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并非不可战胜，那必定是他。
“谢谢。”他说，然后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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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开始计划去日本的陆路旅行以来，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七天旅程就一直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大石。列车将从莫斯科驶出，最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我们在一个明亮的周日早晨出发。旅客们无所事事地待在月台上，身边放着大堆行李，很多是一家人一起出行。列车一到站，我们就上了车，找到自己的车厢，和大家一起排着队，把行李推过窄窄的过道。很多人在车外面擦窗户。这趟旅途的卖点之一就是坐在车上看风景从身边掠过，可是窗户却覆满尘土。玛丽埃塔找出几张湿巾，找到了我们车厢的窗户，加入了擦窗大军。
几分钟后她被服务人员赶回车上，我们要出发了。列车缓缓地驶离莫斯科，经过木房子和灰蒙蒙的公寓楼，掠过小村庄和无尽的林地，穿过白日与黑夜，翻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驶去。路上经过的乡村美得令人惊讶，目力所及之处都是小小的房子，屋顶尖尖的，院子里有木头井，仿佛是个童话世界。
俄罗斯人总是会感到惊讶，旅客选择这趟列车竟然纯粹是为了好玩。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交通手段，没有其他的含义。车上的布置自然乏善可陈。车厢里满是灰尘，厕所里除了一个肮脏的金属马桶和一个洗手池外，什么都没有。餐车里的木桌子边缘都缺了口，窗帘褪了色，坐在里面的也大多是德国旅客或眼神悲伤的俄罗斯醉汉。我们去餐车时，侍者给了我们一份菜单，每页都印着听上去很好吃的菜，可是都不供应。“俄罗斯甜菜汤。”她说，意思很明显，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了。
我们中途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两天，坐在贝加尔湖边吃冰激凌，玩打水漂。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湖。重新上车后，我们发现这趟列车比前一趟更旧更残破。车上闷得难受，满是烟味，我们还惊恐地发现窗户全都封得严严实实。火车缓缓离站时，我已经脱光了上衣，满身大汗地想试着铺床。我几乎要开始倒数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一直在试图把我们这节车厢和隔壁那一节车厢间的门打开，想通过这道小缝把车厢里的废气散出去，但总是有人把门关上。整整三天，我们都关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关着门，保护我们这个小隔间的空气不受污染。我们彼此陪伴，读书，下棋，看电影。我去日本是为了长跑，而现在的情况相当不妙。除了在哥本哈根的阿迈厄公园慢跑了一圈外，这一路上我再也找不出时间训练。一般来说，离家在外时我很喜欢长跑，借此探索新环境。但这次，即使不用闷在车厢里，我也抽不出时间跑步，还得操心吃食，操心住宿。
到了旅途的最后一天，火车在西伯利亚炎热的针叶林间停住了。我简直要发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一想到可能错过轮船，可能要被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就急得想啃床上的栏杆。幸运的是可怜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烟臭味，在过道上开心地跑来跑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
最后，在我的忍耐几乎接近极限时，火车忽然起死回生，又开始在大地上缓慢爬行。
第二天早上，我们欢天喜地地登上了从俄罗斯出发的韩国轮船。驶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扑到脸颊上，我们终于又能呼吸了。经过两天舒适的航行后，我们到达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