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诚（1911-1941），名志德，字克诚，后改为炎光，山东莒县人。他的父亲刘英士是秀才，乐善好施、为人忠厚。刘克诚自幼天资聪颖，8岁时入本村私塾念书，学习成绩一直为同辈中的佼佼者。然而在刘克诚9岁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13岁时，刘克诚考入莒县高等小学。17岁辍学后在家自学，3年时间自修完高中全部课程。他练得一手好毛笔字，经常为乡里邻居写对联，有时也为人撰写碑文。18岁的时候，与沂水县城南米家庄子一黄姓大地主的小姐成婚，二人育有2子2女。1932年他21岁，告别妻儿，只身去京，考人北平育英大学。
1932年刘克诚在北平育英大学求学期间，正值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的动荡年代。而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罢课游行活动，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刘克诚也投身到这场运动之中。1933年他毅然离开学校，到天津、上海等地进行活动。年底回到家乡，出资聘请武术教练，组织本家佃户和一些乡邻习武练拳，并于1934年夏组织起了“大刀会”，以此维护地方安宁，深得群众拥护。
1936年春，刘克诚经家族推举，应乡长考试。录取后，由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委任为高坊乡乡长。他就任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教育。当时由于缺乏经费，他就自己出钱在自家闲园内盖数间学堂，聘请老师，免费让本乡各村儿童上学，让众多穷苦子弟有了求学的机会。学校办得非常红火，直到日军侵占莒县，群众外出逃难，方才停办。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刘克诚同所有爱国志士一样，忧心如焚。当看到国民党军队消极抵抗，节节败退时，更加对国民党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并经常与人谈起，想要到陕西投奔红军。这年10月，中共党员郭有邻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回莒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郭有邻通过介绍找到刘克诚，对他谈了党的抗战主张和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后，刘克诚态度非常明确，说：“国民党只会卖国求荣，打内战。他们是不会真正抗日的。”又说：“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肯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可咱当时找不上，你这一来就好了，咱们合在一起干吧！”后经几次接触，郭有邻对刘克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1937年11月，经他介绍，刘克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刘克诚四处奔走，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在本乡五花营村、坡子村、石井村、吕家崮西村、泥沟子村、辛庄村、水由村和兰家官庄村，建立起秘密游击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成熟。1938年2月初，刘克诚等人在珍珠山举行了武装起义，并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莒县第一支抗日武装——莒县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刘克诚任团长，郭有邻任政治指导员。在刘克诚的带领下，沿台潍公路，到处挖壕沟、割电线、毁桥梁，阻止日军南进。由于初创阶段，缺乏领导部队的经验，装备、给养等出现了一系列困难，为了解决部队的困难，刘克诚多次变卖家产土地，并取借于亲朋好友，用于部队的给养和购买枪支弹药。
刘克诚的抗日行为在家族中遭到重重阻力。他有堂兄弟10人，其中3人在国民党政府任职。那些堂兄弟见他放着国民党政府的乡长不干，而在共产党的游击队受苦，还要毁家业，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为此，他们经常制造事端，阻挠刘克诚参加活动。刘克诚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他们见刘克诚意志坚定，难以动摇，有的竟然与他断绝了关系，并指责他是“败家子”。刘克诚的岳父是沂水县有名的大地主，一生无子，过继了两个侄子继嗣。刘克诚参加革命后，多次到岳母家去借粮、借钱。有一次，刘克诚背着两个过继的妻弟向岳母要了50个银元宝，同其他礼品一起放在车子中间，用布一起盖好。正要走出村时，被两个妻弟拽住，对他说：“姐夫，你每次来都要带走我家的贵重财物，说去闹什么革命，今天我们要翻翻你的车子。”刘克诚把脸一沉说：“你翻吧，如果翻不出来怎么办？”两位妻弟慑于他的威力，知道如果翻不出来，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只好作罢。
1937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鉴于莒县党的组织比较活跃，力量不断壮大，批准成立了省委直接领导下的中共莒县特别支部，刘克诚为委员。为扩大影响和活动范围，1938年2月底，特支决定将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改称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刘克诚任团长，郭有邻任政委，庞汇川任参谋长。这期间，刘克诚率部不断袭击日伪军队，名声大震。日伪军对刘克诚恨之入骨，多次“扫荡”刘克诚的家乡兰家官庄。刘克诚的家被敌人洗劫一空，全家人只好逃到沂水县的沟头村和苗家曲村一带避难。但刘克诚的革命斗志毫不动摇，说：“我要誓死消灭日寇，尽忠报国。”1938年3月，部队奉省委命令，开赴沂水县境与邵德孚组织的抗日武装汇合，统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刘克诚任募集处主任。5月，他奉命回到莒县宣传发动民众，组织抗日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穷苦子弟踊跃报名参军，不久成立了莒县独立营。7月，第六大队开到莒县活动，独立营并入六大队建制。不久刘克诚受命去山东抗大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在此期间，学校的生活非常困难，刘克诚主动回家卖掉一部分土地，将钱拿回资助学校。当时，抗日根据地通讯设备非常落后，他拿出40个银元通过亲戚关系从莒县城买到一部收音机，捐献给校部。这部收音机后来成为学校重要的收听工具。干校领导曾在大会感慨地说：“我们吃的粮食，大部分是刘克诚捐助和筹办的。我们大家都应学习他崇高的爱国热忱和为革命牺牲一切的模范行动！”
1939年4月，刘克诚赴任中共南沂蒙办事处任二科科长。由于日军的“蚕食”“扫荡”，抗日根据地比较狭小，斗争形势日趋紧张，尤其是军民的吃穿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刘克诚虽然掌管财政大权，但从不搞特殊，而是与同志们同甘共苦。有一次他回家，母亲看到他穿的衣服都破了，鞋子前后都开裂了口子，便趁他睡觉时，翻看了他的挎包，发现里边尽是些黑豆和谷糠渣子，心疼得直掉眼泪，过后对他说：“你每次来家都要变卖土地家产，‘置办鞋脚袜子带走，可你怎么穿这个，吃这个呢？”刘克诚说：“我带去的钱和东西都分给同志们用了。”母亲又问到：“自你出去闹革命，我们这个家都快叫你折腾光了，你还想要这个家吗？”刘克诚说：“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等打走了日本鬼子，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我再回来拾掇这个家，侍候您老人家。”在他的说服教育下，全家对革命工作都非常支持，经常掩护和招待伤员及来往的干部。
1941年1月，刘克诚在中共南沂蒙办事处任职期间，党内错误地开展了“肃托运动”。运动中刘克诚被无端扣上“托派嫌疑”帽子，被隔离审查，不久便被迫害致死。1985年10月11日，中共莒县县委做出为刘克诚平反昭雪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