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什么？他怎么走来了？”谢青打了个冷噤。
“是啊，我看见他走过来了。”杨虹低声说着，她的呼吸变得很平缓，她已经睡着了。
次日上午到达杭州城外的钱塘江边。谢青要去富阳卸货，杨虹在钱江大桥边和他分手，说好三天后再见，搭他的车回去。然后她就独自乘上公共汽车去往杭州市内。
杨虹一坐上杭州公交的那种长长的通道双节车，一路放歌的春游心情慢慢黯淡了下来。她没有选直接进城的线路，而是乘坐了环城线路。她上车的地方是钱江大桥的桥头堡附近，这里和六和塔只有一站路程。在站牌上方的高坡上，屹立着一座手抱一根圆木冲出铁路的解放军战士雕像。这就是有名的舍身救火车的英雄蔡永祥，雕像的背后是他的纪念馆。从这里出发，杨虹靠在车窗前，经过了九溪十八涧，经过了虎跑泉，再慢慢进入了环西湖的线路。
杨虹这时看到的西湖边树木，大概和她父亲杨苏林当年看到的一样繁茂。那个时候，杨苏林住在里西湖一带的孤山路。孤山路梧桐如盖，稍往南一走，就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那是多么迷人的景色！杨苏林踩着满地的花瓣，在一片片一忽红如鲜血一忽又白似残雪的桃花树和白玉兰树林中穿行，湖中连成一片的莲叶中有西湖的女子划着一种盆状的船在采莲子。有时他会在晚霞满天的雷峰塔下，远眺时晴时雨的西湖万顷碧波，想起那个疏浚湖底用淤泥堆成了一条美丽长堤的苏东坡。对于一个南征北战的革命者，杭州是个过于甜媚的精神田园。偏安的南宋王朝在这里留下的是一片及时行乐的萎绵风气，唯有苏堤东首浩气长存的岳飞坟园，才是真正合乎杨苏林的心胸意气。
杨苏林是山东青岛人，年轻时在上海交通大学主修机械制造。但是他的兴趣却在思辨方面，喜欢读哲学书籍。抗战胜利前夕投笔从戎去了延安。杨苏林在这里烧了三个月的木炭，下到了前线部队，跟随着后来成为解放军著名将领的姜启良将军从北方打到南方，几次负伤，脖子被弹片击穿，留下一条伤疤。在大致扫平蒋介石在东南沿海的残余势力之后，他脱下了军装，转业到浙江省省府所在地杭州市宣传部当科长。这是杨苏林一生中过得最好的一段时间。经过多年的戎马生涯，他终于有了自己固定的住所，可以在自己的书架上逐步收集书籍了。他经常会穿一身西米呢料子的烟灰色中山装，胸前的口袋并排插着三只钢笔，领口露着雪白的衬衫。在起风的时候，他还会加上一条开斯米的长围巾，用以遮住脖子上的伤疤。他有着北方人高挑的身材和挺拔的鼻梁，他身上所显示出的文人气质是良好的教育加上大量阅读沉思默想的自然流露。有高尚气质的文人如果经过长期的出生入死战斗，就会如一把上好材料的剑胚，接受了纯正的炉火熔炼及鲜血研磨，成为一把寒光四射的稀世利剑。现在，从杨苏林工作作风和他的文章讲话中，人们已经感受到一种奇特的亮光。不过，杨苏林一直十分的收敛，就像是一柄收在剑鞘里的剑，不露声色。
杨苏林是在一九五三年完成了婚姻大事。由于正是抗美援朝时期，他的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几个人知道这件事。他的妻子是个东北籍的姑娘，从部队转业后在公安局工作。他们结婚后第二年生下了女儿杨虹。在杨虹三岁时，她得了很严重的肺结核病。当时对肺结核菌就像今天人们对癌细胞一样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一九五八年，她去世了，死后埋在西湖边的孤山脚下。革命者杨苏林死了亲人之后，连悲伤的权利都没有，一切都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到了这个时候，杨苏林的品质和才华受到了上层的注意。一九六○年，因AC地委第一书记被中央调任到福建省任要职，杨苏林被组织上委派到AC地区任第一书记。他的老上级时任东南军区司令的姜启良将军还让他兼任了军分区的政委。那一年，是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最热闹的年头，AC地区作为东海前哨地位显得相当突出。杨苏林在这里的工作深得党和军队上层的赏识，只是文革刚开始，这把剑就折断了。
西湖边最引起杨虹惊讶的是那种雪白的广玉兰。这是一种树，枝干笔挺，雪白的花瓣有排球那么大。不过杨虹不很喜欢这种花，她痴心的是像云霞一样笼罩着西湖边的桃花和樱花。当公交车进入了花港公园南屏寺一带时，在摇曳的垂柳和飞舞的桃花雨中，西湖的波光倒映着一座座拱桥和亭台。杨虹想象着父亲当年在西湖边雨中漫步的景象，在她心里，只有西湖才是她的故乡，才是她心灵的家园。从黑龙江回来后，她每年会在春天时回杭州一次。到了这里，她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消失了，只有精神在活动。她常常会产生幻觉，比如，在她出神看着窗外移动着的西湖睡莲时，她看到了在花影中浮现着一双女人的眼睛，那眼睛看起来好熟，好像是妈妈的眼睛。从这双眼睛延伸开来，杨虹还看到一张脸，这时她才明白是她自己的脸倒映在车窗玻璃上了。杨虹双手擦擦脸，让自己清醒过来。杨虹已经想不起妈妈的真实模样，她只保存着几张发黄的妈妈的旧照片。在她长大以后，她发现自己原来和妈妈长得那么像。
在岳坟和苏堤的交会处，杨虹下了车，开始沿着里西湖内侧往孤山一带走去。她还记得爸爸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曾带她来过这里的一座房子，说六零年以前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那是一座在半山腰的房子，带着拱形的门廊，墙上长满了开着花的紫藤。现在杨虹已无法记起那座房子在哪里。但她觉得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的熟捻，恍恍惚惚中想起了自己童年的日子。她似乎能回忆起自己在山坡上石级上奔跑跳跃，在那些小树林里捉迷藏。其实这些回忆可能是她的一些幻想，在四岁以前记忆是不可靠的。
孤山一带的地形让她心里充满了宁静，让她对消逝了的时光感到一种可以触摸的亲切。她想，父亲当时不要调任AC该多好呢！如果是这样，也许他不至于会被逼得走投无路饮弹自尽。打从搬到AC的一一八宿舍后，杨虹就有记忆了。她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开阔的布满尖顶结构的大院。她总是觉得院子里充满了回声。在她爸爸死后，这种回声更变成了一种漂浮在空气中的窃窃私语。那些日子真的是难过啊！怎么过来的她都觉得奇怪。
这个时候杨虹已走上了通向孤山的小路，小路杂草丛生。一九六四年杨苏林第一次带她来给妈妈上坟时，怕她以后忘记了路，专门给她画了张地图。依照这地图，后来她很容易找到妈妈的坟墓。妈妈的坟墓掩藏在草丛里，一个小小的墓碑勉强能看出她的名字，边上有一排数字：一九三三至一九五八。杨虹这么一算，妈妈死时才二十五岁，比她的年龄还小呢。杨虹在母亲的坟前点了一对蜡烛三根香。她不知道明年妈妈的坟还在不在这里。她在不久前接到爸爸的老战友原任省军区副司令的刘叔叔说：今年年底孤山风景区要扩建，一切坟墓都要迁移。
上好了坟，杨虹乘上公交车去往万松岭省军区干休所，去看望唯一和她有联系的爸爸的老战友刘叔叔。刘叔叔一头白发，已离休多年。刘叔叔当年是AC军分区司令员，杨虹的爸爸兼任着军分区的第一政委。他每次见到杨虹，都会自言自语似的说：“你爸爸当时为什么自杀我总是想不通。他不是个性格懦弱的人，没这个理由嘛！”
杨虹从刘叔叔这里知道了爸爸自杀前的一些情况。爸爸从东海前哨的鼓山岛检查民兵工作回来，造反派要抓他去批斗。刘司令考虑到他的安全，让他住到了军分区大院里。他身兼第一政委，住到军分区也名正言顺。他住在政治部办公楼西侧的一套房子里，他的秘书还跟着他。造反派得知他住到了军分区大院，集中很多人包围了军分区，要求把他交出来。刘司令只得下令加强岗哨，在大门口摆了一辆坦克，防止造反派冲进来。
挨到九月初。从北京来了一个专案组，带着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要见杨苏林本人。刘司令见这些人来头很大，只好安排杨苏林和他们见面。
在当天的傍晚，四个从北京来的军人走进了杨苏林寄居的办公室兼住房。这几个人显得很安静礼貌，能看得出是在机关工作的文职军人，具有专业搞运动人员的业务素质。他们把杨苏林身边的人支开了，关起门来和杨苏林谈了两个多小时。这四个从北京来的人离开前对刘司令说：杨苏林的手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要他立即交出，但他的态度很不好，拒不承认。他这样做是自绝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