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如何，联想11人创业团队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勇敢地从旧体制中走了出来。虽然他们并不是最早的一批，也不是最成功的一批，但却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向时代潮流高呼：“我们来过！我们看到过！我们奋斗过！”
与IBM第一次亲密接触
俗语说：缘分天注定。这话放在联想和IBM身上，倒还合适。1985年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以代理IBM业务为生的联想，会在20年后将IBM PC业务收为己有。但世事就是如此难料，1985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为双方的合作做好了铺垫。
第一桶金的意义
与华为2万元的创业资金相比，国企出身的联想无疑要幸运得多。20万元的启动资金，在当时应该算很大一笔资产了。然而，还没等柳传志他们找到自己的主营业务，20万元就被骗走了14万元。
当时，枊传志等人苦于只能依靠电子表和旱冰鞋赚点小钱，对那些手握彩电许可证的企业大为羡慕。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里有人听说江西省妇联的一位女同志手中有一批彩电，随即和对方进行了联系。那时候，骗子很多，柳传志他们当然不会毫无防范。柳传志特意提醒负责这项业务的员工，一定要看到电视后再付款。这名员工很负责任，亲自到江西跑了一趟，回来后才汇出货款。然而，彩电的确有，但当汇出去钱后，却没有收到彩电。
启动资金虽然有20万元，但这一笔就损失了14万元。这支被曾茂朝赋予重任的“奇兵”，以不利的形势开局。面对窘境，到哪里去找第一桶金，成了联想创业元老们最重要的工作。
对初创的企业来说，第一桶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第一笔业务的成功，会为创业者赢得信心。创业初最怕的就是患得患失，如果创业团队不能上下一心，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在一个很小的挫折前，就可能“树倒猢狲散”。
其次，第一桶金能缓解资金压力，形成稳定的现金流。与大企业相比，初创的小企业最怕的就是现金断流。由于没有声誉和地位，刚创业的企业是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即便以“高利贷”的方式进行同行拆借，也很难获得机会。
再次，第一桶金能够让创业企业形成业务定位。联想刚创业的时候，搞的是“提篮小卖”，做的是电子表、旱冰鞋的生意，不要说主营业务了，连该做什么都不知道。第一桶金的到来，会让创业团队抓住机会，最起码能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主营业务。
以联想创业初期的资本实力以及创业团队的经验，如果在20万元耗尽前无法淘到第一桶金的话，面临的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个层面来说，联想无疑是幸运的。在这个关键时刻，联想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彻底改变了命运的机会。
李勤其人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创业者，身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神秘色彩。在北京，当年有两个人的下海经历最引人关注。第一个是京海公司创始人王洪德，第二个就是联想的李勤。
与柳传志等人一样，王洪德创业的时候也不再年轻。他在中科院工作了26年，曾经历过“反右”斗争、拔白旗、反“右倾”、“文革”。作为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王洪德长期遭受打击和侮辱。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他对脱离体制束缚充满了动力。当机会来临时，他奋笔疾书，写了一份充满感情的辞职报告：经过了长期的思考，我已痛下决心，要求所领导批准我离开计算所。首先我要求保留计算所的职务，允许我借调到海淀区联社工作；借调不行，希望能被聘请；聘请不行，希望把我调离计算所；调走不行，我就辞职；如果领导对我辞职都不批……我只有被开除而离开计算所了……
这份报告后来被媒体称为“四走”报告，其实应该是“四走一除”，四种离开中科院的方法，实在不行，宁愿被开除。
与王洪德相比，李勤的离开在语言上没那么惊心动魄，但情节同样动人心弦。
李勤，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着北京人共有的善侃、自来熟等特征，能迅速融入各类人群，获得认同感。但他并不是那种出口无状、没有约束力的人，也并不懒散，而且有着较为突出的管理才能。在计算所工作期间，曾茂朝对其欣赏有加，刻意栽培。然而，李勤并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一台机器搞八年，让他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他屡次向曾茂朝提出辞职，但都被拒绝。曾茂朝不想轻易放弃这个年轻人，还打算重用他。在他加入联想前夕，曾茂朝已经准备将他提拔为第六室的主任，但李勤不为所动。他对官位不感兴趣，更为渴望一种有激情的生活。
柳传志听说这件事后大喜，公司创立伊始，一直在寻找人才，李勤正是他极为欣赏的人。在公司当时的管理团队中，王树和是总经理，但不久即将离开；张祖祥有能力，但性格太过沉稳。在柳传志看来，公司还需要一位敢闯敢干，能在市场上披荆斩棘的人，而李勤就是他最为看好的人选。
在柳传志等人的努力下，曾茂朝最终被说服，李勤亦如愿以偿。
事实证明，柳传志的眼光的确很准，李勤的加入也非常及时。在他加入后，联想也迎来了它的第一桶金。
初识IBM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刚刚开放，计算机这样的高端产品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科院作为中国科技人员荟萃的地方，无疑成为对计算机需求最大的用户。1985年，就在联想成立8个月后的一天，中科院要购买一批IBM PC的消息传到了公司。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获得了确切的消息：中科院购买了300台IBM的“PC/XT”和200台“PC/AT”，总共500台计算机。这时候，500台计算机已经到达北京海关口岸，就等着开箱验收了。
如果搁在今天，这样的业务对联想来说毫无价值。因为即便一个普通的电脑用户，也能对计算机进行验收。但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属于稀有产品，即便在中科院，会使用计算机的人也是屈指可数。这样一来，这笔业务就不仅涉及验收，还有后续的组装、培训和维修等工作要做。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大的业务。机会来了，柳传志的眼睛顿时亮了，他刚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计算所挖来的李勤，这下子可派上了用场。
李勤加入公司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中科院申请IBM PC的验收资格。虽然联想和中科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形势上并不占优。IBM PC业务由中科院装备处负责。李勤和张祖祥找到装备处处长王永乐的办公室的时候，信通公司的金燕静已经登门了。最关键的是，金燕静和王永乐是老相识，有着非常不错的关系。
关键时刻，才能展现一个人的能力。李勤面对这种不利的形势，并没有知难而退。他首先请动了曾茂朝，以计算所的名义向中科院提出业务申请。随后，他又亲自登门拜访王永乐，在业务相关的各个部门和人物中斡旋，充分发挥了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特长。
在曾茂朝的帮助下，在李勤和公司全体人员的努力下，王永乐终于松了口，同意让他们接手这笔业务。这笔业务为联想带来70万元的收入。
第一桶金当然重要，但对联想来说，最关键的是让他们接触了IBM和计算机。柳传志等人第一次考虑到，公司有计算所这样的技术背景，以计算机为主营业务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寻找最亮的珍珠
在联想发展史上，除了柳传志，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王树和、张祖祥、李勤，还有后期的杨元庆、郭为等人。但将联想放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倪光南。尤其是在联想早期，倪光南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柳传志。
最亮的珍珠：倪光南
柳传志在业界素有伯乐之称，他也以此为荣。在谈到人才时，他曾说：“有的人像一颗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从张祖祥到李勤，再到倪光南，柳传志凭借其精准的眼光，为联想找来了一大批“珍珠”。在这些珍珠中，倪光南无疑是最亮的那一颗。事实上，联想早期的创业团队并不完美，而倪光南就是完美链条的最后一环。考察国际上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创业团队中都少不了一位技术天才。联想将倪光南拉入阵营后，终于形成了一支完美的创业团队。
自从将计算机确定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后，计算机代理业务就成为联想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柳传志等人还在寻找公司的品牌产品。最先进入他们视野的，就是倪光南和他手中的“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是一种汉化技术，如果用汉卡来描述，知道它的人应该更多。汉卡就是“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产品化的成果，是西文系统的计算机与汉字之间的桥梁，解决了计算机的汉字识别问题。
当时，市场上的汉字系统已经有很多，“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联想功能。当年，人们能看到汉字一个一个地出现在电脑里，已经感到万分高兴，当有记者看到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字系统，看着汉字以词的形式出现时，兴奋得无以复加。
巧合的是，柳传志找到倪光南的时候，倪光南已经把这项技术授权给金燕静所在的信通公司。这真是冤家路窄。无论是在IBM PC的验收上，还是在张祖祥的争夺上，柳传志都占了上风。这一次，依然没有例外。面对倪光南的犹疑，柳传志只说了一句话：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这一句话就够了！那虽然是一个技术至上的年代，但市场化、工程化的概念还很淡薄，大量的科研技术都被遗弃在故纸堆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能够有机会进入市场，服务于社会，是所有科研人员的终极梦想。
倪光南同意加入联想，但也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不做官。
第二，不开会。
第三，不接受采访。
当年的倪光南，还是典型的科研人员风格，对名利不屑一顾。后来的他为什么会和柳传志恶语相向，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倪光南的出现，让联想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可以名正言顺地称呼自己是新技术公司了。
神奇汉卡
联想依靠IBM PC淘得了第一桶金，又凭借代理IBM和AST电脑得以做大，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倪光南的汉卡，联想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地位的。甚至连联想公司的名字，都来自于“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人们，很难理解汉卡出现的意义。当年，各式机器的性能和配置极其低下，很多功能都要通过插入扩展卡来实现。比如说计算机杀毒，要插入防病毒卡；看VCD，要插入视频解压卡；而使用计算机，则要插入各种扩展卡。汉卡也是一种扩展卡，其功能是让不懂英文的人能够使用计算机，并让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
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处理汉字的解决方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软件方案，需要占用较多的硬件资源；另一种是硬件方案，可以缓解当时硬件资源紧张的问题。联想汉卡就属于硬件方案的一种。
众所周知，汉字的重音率非常高，尤其是那些短音节汉字，甚至有上百个重音字，这给汉字录入带来了困难。联想式汉卡允许通过文字关联，输入双字词、三字词，甚至四字成语，大大降低了重复率。当年，一位名叫马役军的记者就曾用“联想的魅力”来描述联想式汉卡带来的震撼。
然而，联想汉卡的神奇并不仅仅在于其联想的功能，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当年，汉卡的利润远不如代理计算机获得的利润，但柳传志始终将汉卡作为联想的拳头产品。之所以如此，他就是希望凭借联想式汉卡打造联想自己的品牌。为了实现这一梦想，联想竭尽全力。
为了推广联想式汉卡，柳传志申报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令人意外的是，联想式汉卡在评比中仅获得二等奖。柳传志对此极为不满，他点名让年轻的郭为去做工作，希望将二等奖改为一等奖。这个想法几乎是天方夜谭，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干过二等奖改一等奖的事，反而有二等奖改三等奖的经验。
初生牛犊的郭为显然没有被困难吓倒，这位出生宣传世家的小伙子，深谙舆论之道。他首先在媒体上发动宣传攻势，希望通过舆论制造压力。
《科技开发动态》：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
《北京日报》：联想式汉卡行销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舆论的逐渐转向，郭为又开始登门拜访评审委员。按照规则，50位评审委员中必须有10位同意重审，联想式汉卡才能获得机会。那个年代的专家们，都严肃而公正，但他们经不住郭为的软磨硬泡，终于同意到联想参观。
过程不用细说，结果当然是联想成功了，联想式汉卡被改授一等奖。
联想“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的提法，就是从这个事例提炼出来的。联想因为联想式汉卡而强大，联想式汉卡则因为联想的这种精神而闻名。
香港联想：
十年画了一个圆
从1988年创立，到1997年京港整合，香港联想用近10年时间画了一个螺旋上升的圆。当然，这个圆不是平面的，甚至不是闭环。但它在北京联想陷入困境时，独木支撑；它通过京港整合，让联想实现了曲线上市。仅此两点，已经足以为香港联想大书特书。
吹响海外三部曲
因为海外三部曲的存在，很多人将国际化看做是联想预谋已久的战略布局。事实上，将香港联想当做国际化的一部分，有抬高联想之嫌。当时，之所以要到香港发展业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润和实惠的考虑。由于政策影响，当年国外商品要进入中国内地，必须经由香港地区过渡。起初，联想都是从香港的“二道贩子”手里拿货，这样就被分割了15%以上的利润。为了将15%的利润收回来，联想才打算在香港办一家公司。
创办香港联想
20世纪80年代，是属于代理的年代，无论是南方的华为，还是北方的联想，都是靠代理起家的。那时候，一台2万元的计算机，从香港卖到内地，就会卖到4万元。从差价中可赚取的利润可想而知，但让柳传志等人不高兴的是，这利润总会被香港的中间商截留一部分，通常是15%以上。
联想还小的时候，当然无法和对方讨价还价。但到了1988年，联想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不再用看对方的眼色行事了。柳传志和张祖祥沟通，最终决定在香港创办一家贸易公司，自己代理计算机。如果说此举有深意的话，那就是柳传志想在此基础上获得生产资格。那时候，国内的生产制造业都需要所谓的生产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只有部分部委所属的企业能够获得。联想虽然和中科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不具备这种资格。一旦在香港成立公司，便可以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突破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