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一个外省青年，无名之辈，身份平平，却具有非凡的敏感和一往无前的意志。他酷爱文学，梦想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夏多布里昂这些最伟大的文豪齐名——雄心可谓不小。他成年累月地像苦役犯一样地工作着，夜以继日地为修改手稿，为“不成熟”的句子呕心沥血。最终，他练就了一种既遒劲又富文采的文笔，成了小说艺术中堪与悲剧艺术中的拉辛相比的人物，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将永远与某些最完美的法语杰作联系在一起。
他就是不朽的《包法利夫人》的不朽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一八二一年，他出生于鲁昂，在他父亲领导的医院里，“在人间各种各样的痛苦中”长大。从十五岁起，他便受到一种无希望的爱情的折磨。后来，二十二岁时，一种近似癫痫的怪病使他卧床不起。他虽然病愈了，却留下了伴随一生的烙印。
他的一生在母亲与外甥女之间，在一种往往近乎修道院的孤独中度过。他隐居在鲁昂郊区小镇克鲁阿塞，每日读书、写作十到十二小时。他仅有的知心人是几位少有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路易·布耶、马克西姆·杜冈）和几位有头衔的情妇（路易丝·高莱、路易丝·普拉迪埃）。
他不时地外出旅行。比如在一八四九年，他同马克西姆·杜冈去东方旅行，历时约两年。
说实话，还是文学使他获得了最幸福的消遣。文学使他摆脱烦恼和忧伤。
一八五一年九月，从东方旅行归来，他决心写一部外省风俗的小说，时年三十岁。
根据他的通信（尤其在他给路易丝·高莱的信中），我们一步步地了解到这部作品，也就是后来的《包法利夫人》的构思过程。他每天下午开始工作，夜里还要继续到很晚，经常通宵达旦。他窗子上的灯光成了塞纳河上的船员经过他家门前的航标。有时，他白天在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高声朗读刚抄好的书稿。他说：“保持简单可不是件小事。我担心犯保尔·德高科的错误，或是写出夏多布里昂式的巴尔扎克作品。”
尽管此时他还没有发表什么作品，但他已绝非新手，因为他已经写过三四部小说、一些哲理研究文章和旅行纪事，这一切都埋在他的抽屉里。
熟练地掌握他的笔（一只鹅毛笔，他在蟾蜍状的青铜墨水瓶里蘸笔），了解本行当的一切秘密，他不慌不忙、井然有序，心怀令人吃惊的自信，写他的诗。缓慢的速度有时使他恼火，但是，在任何时候，就其文笔的质量，他从不做哪怕是最小的妥协。他非常精细地思考计划的每一个阶段（人们拥有差不多七十种计划草图），十分仔细地研究和推敲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以使他的作品坚实、和谐，具有伟大古典散文的优美与简朴。一部杰作的产生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书的题材源于在诺曼底一个村庄里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一桩丑闻。马克西姆·杜冈于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写的一封信为这一点提供了准确的说明。“你在做什么？”马克西姆问福楼拜，“你决定什么了？你在忙什么？你在写什么？你下了决心了吗？……是不是德拉玛尔夫人的事，这个很美的故事……”
确实，人们找到了一个名叫欧仁·德拉玛尔的医生这个可怜鬼的线索。他是小说家的父亲——福楼拜大夫的学生。德拉玛尔第一次结婚娶了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成鳏夫后，再婚，娶了本地区一个名叫阿戴乐-德尔菲娜·古图利埃的女人。这次是不幸的结合：这个年轻女人有外遇，负债，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六日去世，死时二十七岁，留下一个小女孩。她的自杀缺少真凭实据。一年后，她的丈夫也死了。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真实梗概。
德拉玛尔夫妇住在塞纳河下游的一个小镇里，镇名叫“利”。像许多村庄一样，利镇只有一条街，沿街有教堂、本堂神甫住宅、镇公所、药房、市场广场和“金狮”客栈。福楼拜的手稿中保存着一份草图，与利镇地图基本相仿。然而，某些研究者对后来证实利镇就是作家所写的故事中虚构的永镇之根据提出怀疑。他们指出，小说里古老的“燕子”驿车从鲁昂去永镇的路线，有不少细节使人想到从鲁昂通往弗奥雷州的公路。但是，爱玛·包法利忍受痛苦和哭泣所生活的平凡小镇根本不像弗奥雷州这样的温泉站。因此，还是把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场所之名誉留给利镇为宜，然而并不因此接受后来编撰的传说，把德拉玛尔的故事说成是小说的唯一来源。大家都知道，关于这个地方的想象给这个原始逸闻增添了许多内容，其热烈程度致使在一八九六年，有一位神秘人物把德尔菲娜·古图利埃的墓碑石搬走了，因为他把德尔菲娜·古图利埃看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原型。
必须承认，在福楼拜的手稿里找不到“德拉玛尔”这个名字的痕迹。福楼拜使用了互不相同的各种取证材料，改变和加工他所掌握的信息，其手法之巧妙令今人几乎无法弄清楚这些材料的神秘来源。
“包法利”这个名字本身是否源于一八四五年在鲁昂的一次辩护状中提到的这个艾斯特德·包弗利呢？抑或是正相反，是作者在开罗居住时，他的店主名叫布瓦雷给他的启发呢？福楼拜曾经就读的鲁昂中学出现在小说的开篇一章。但是，一个类似的场面出现在巴尔扎克作品《路易·朗贝尔》里，也出现在马克西姆·杜冈的遗著里。医学大学生夏尔·包法利在巴黎的生活，正是福楼拜本人在巴黎攻读法学时的生活写照。然而，旧医科学生路易·布耶肯定向他提供了不少其同窗的生活习俗。卢欧老爹断腿的情节使人联想到福楼拜的一次旅行回忆：一八五〇年，他同杜冈在大马士革居留时，给一个胫骨骨折的水手看病，四十五天之后，这个水手走路便不瘸腿了。拉沃毕萨尔的舞会移植于鲍姆勒侯爵在白鹭城堡组织的一次庆祝活动，福楼拜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但是，他的叙述中成百上千个细节取自别处。至于爱玛送给罗道夫的带有意大利语格言“Amor nel cor”（“爱在心里”）的印章，这是他收到一个类似物件（路易丝·高莱给福楼拜的礼物带有同一格言）后受到的启发。
雷宏这个满怀激情的恋人使人想到年轻的福楼拜因深爱艾丽莎·施莱辛格所经受的痛苦，况且后者的美丽棕发也与爱玛的美发有某种相似之处。同一个雷宏后来成了情场上的胜者，还不是福楼拜在芒特的短暂幽会中受到路易丝·高莱美丽臂膀的热烈拥抱？
路易丝·高莱这个受人尊重的女诗人性情火热，可能启发作者写出了包法利夫人怒气爆发的场面，至于埃德玛·罗杰·德热耐特，据福楼拜的说法，能让其丈夫头上长出“大如雪松树的角”来，这能给通奸女人的心理提供某些说明。
人们还可以比较：爱玛的弥留之际是否从小说家喜爱的妹妹卡罗琳·哈玛尔的死亡中得到启发，他妹妹死时正当芳龄，是穿着结婚礼服入葬的。
某些会晤肯定是具有偶然性的。福楼拜在其执拗地追求真实时，不限于从别人处获取资料，他还经常分析自己的情绪，扪心自问。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他也说过：“这完全是杜撰的故事，我丝毫没将我的感情和我的生活融进去。”毋庸置疑，他使用了别人的忏悔材料。
原始手稿表明：包法利夫人倦于奸情和伪善，最后因为忧郁而自杀。而在终稿中，金钱问题首当其冲：是债务导致这个年轻女人的命运抉择。作者在多种情况下，衡量了在其周围发生的因经济困难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比如在施莱辛格一家，还比如在路易丝·高莱那里，她总是辛苦操劳，为生计挣扎。尤其是普拉迪埃太太在这一点上给他提供了素材。
雕刻家普拉迪埃的妻子路易丝·达尔塞水性杨花，她吐露的真情当今已大白于天下。鲁昂图书馆馆员加贝利埃·勒乐小姐于一九四七年发表了在福楼拜手稿中发现的一份奇特的资料。《鲁道维加夫人回忆录》出自一个差不多是文盲的人之手，却写得颇有激情。这本回忆录重叙了路易丝·普拉迪埃的非法爱情以及她的疯狂消费。她一意孤行的放荡导致丑闻：遭起诉、财产被查封、向债主奔走说情无效、丈夫突然到来……在《包法利夫人》的题材来源中，此后提出“菲迪亚斯[1]女人”（纵欲的路易丝获此绰号）的不幸遭遇再合适不过了。小说家在一八四七年的一封信中承认：“我觉得这个女人是指挥母性情感发挥其全部本能的女人典型……”
总之，在这群女人的影子里，也绝不该想不到拉法治太太吧？格朗迪埃的女被告的悲惨故事显然同包法利夫人的悲惨遭遇毫无共同之处，但是，玛丽·加贝尔美丽、卖俏、浪漫、虚荣、易怒，还有点好说谎，完全像爱玛一样，是无可怀疑的。像爱玛一样，面对一个平庸的丈夫听任坏脾气母亲的指挥，他的举止使她感到愤怒和厌恶。像爱玛一样，她陷入谎言的圈套不能自拔，最后导致沉沦。
如果说福楼拜的女主人公身上具有取之不同模特儿的特征，那么可以说在其他人物身上也不例外：夏尔·包法利、罗道夫·布朗杰、雷宏·杜普依、勒乐、教士布尔尼贤和药剂师郝麦等，都是组合起来的形象，是艺术家的雕刻刀使他们栩栩如生。而且，那些次要的人物（杜瓦什、毕耐、朱斯坦、纪尧曼，以及令人难忘的卡特琳-尼盖丝-伊丽莎白·勒鲁）也是活生生的真实形象，各有其秘密。人们曾努力拿郝麦同本地区的某个药剂师去认证。事实上，这个有点滑稽的好人有点像约瑟夫·普鲁道姆，尤其像福楼拜同他的朋友们创造的神秘人物《单身汉》，象征“中等资产者”。作者在一封未发表过的信中宣称：“我小说中的可笑人物是一个伏尔泰分子、物质主义的哲学家（就像《单身汉》）……”小说家不满足于抄袭活生生的人物，他创造了一些类型。
他本来先是希望像写《圣·安托万的诱惑》那样，几乎以同一速度写完这部作品，即以一年半的时间写毕，但他是经过许多改变之后，很晚才将这部作品发表的。不久后，他发现，他的新工作方法要求付出更长的时间。他计算道：“还需要十四或十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最终，《包法利夫人》用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作者画出了大量的草图，数十次地修改、变动、简化。犹如画家，他描出了一幅幅图画：婚礼、舞会、旅馆、改良与发展农业大会……
他艰难地前进，经过怀疑与沮丧的危机。然而，他在写作中越发兴奋，同化于他笔下的人物，经历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他的细小的文字盖满了一张张大手稿纸，成百页地堆积起来：鲁昂图书馆保存着一千八百页正反面书写的草稿纸，以及四百八十七页定稿纸页，上面同样也有许多修改文字。
对森林里的漫步和爱玛的堕落，委身于罗道夫的怀抱的简朴叙述差不多处于作品的中央，写于将近一八五三年年底。下一年用于写爱玛同其情人的幽会，治跷足（根据万桑·杜瓦尔的医学论文设计）的片段，以及鲁昂的歌剧晚会。下卷写于一八五五年，速度稍有加快。最后，包法利夫人“吞下她的砒霜”，作品写毕于一八五六年复活节前。路易·布耶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这一非凡的创作，而小说的献词表明作者的感激之情，这也许是对他最为荣耀的美誉。
手稿由巴黎圣-马可街三十号的公共作家杜布瓦抄写，以其优美的圆体字，清晰地抄出全文。
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找到一位好出版商。长久以来，马克西姆·杜冈就决心在《巴黎杂志》发表他的朋友的作品，他是该杂志的经理人之一。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向作者写道：“哪一天你想发表，你就会得到你的位置，给你保留着，万事俱备，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有的优惠。在我的思想中，一分一秒我都没有离开你……我对你说过了：你的位置给你保留着，我保证。”
马克西姆一得到手稿完毕的消息，毫不掩饰他的热情，很快便签订了协议。而福楼拜向他的表兄弟路易·包楠芳宣称：“告诉你，噢，我的表兄弟，昨天我以两千法郎的价格卖了一部书（这是一个有雄心的用词）……交易做成了。从七月份开始，我的名字将出现在《巴黎杂志》上，连续六期。之后，将把我的书再卖给出版商，由他出单行本……”
不幸的是，马克西姆·杜冈不是一个人管理这份杂志。杂志经理人之一洛朗·皮萨和编辑部秘书路易·乌尔巴克两人较他持远为保留的态度。乌尔巴克宣称：“我们要发表一部奇怪的作品，在它的否定中表现出胆大和厚颜无耻、过多的理性反而显出非理性、过多的真实细节反而显得虚假，可以说由于观察的琐碎反而显得观察不力；没有慷慨的悲哀……没有激情……没有爱……我要求进行修改。”今天，路易·乌尔巴克已被遗忘，如果还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就是为了提醒他曾是没有读懂《包法利夫人》的那个人。
一八五六年七月十四日，马克西姆·杜冈给福楼拜写了一封难堪的信：根据他的说法，这部小说被埋在“一堆废物底下”，有必要把它清理出来，对之进行某些删节。只要花一百多法郎，一名剪辑专家就可以把《包法利夫人》变成“一件真正的好东西”。
作者大为光火，跑到巴黎去说理：经过艰苦的争论，他同意亲自做一些润色，并且最后说服皮萨几乎全文印出作品。
作品载入《巴黎杂志》，从一八五六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十五日，分六期发表。但是，在发表过程中，编辑部突然要求进行新的剪辑。乌尔巴克坚持：出租马车场面（下卷第一章），“拉下车窗帘，两人面对面的离奇经历”是不可接受的。杜冈再次向他的朋友说明：“这可不是开玩笑，你的出租马车场面不能保留，不是为了我们，我们才不在乎……而是因为轻罪法庭，它会毫不含糊地谴责我们的。”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这个片段果然被取消了。
福楼拜愤怒至极，在下一期（十二月十五日）发表了著名的抗议：“由于某些我并不赞同的考虑，迫使《巴黎杂志》在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那一期进行了一次删节。在本期发表之时，该杂志重申其顾虑，并认为还要删去好几段。因此，我声明对后面继续的文字不负责任。请读者注意，这里看到的只是片段，而非书的整体。”
此时已经有传言称小说包含一些有悖于良好风尚的段落，存在被起诉的材料。在帝国时期，这类的诉讼相当常见：不久前，克萨维依埃·德·蒙特潘因为写了一篇闲话故事《石膏女》，便蹲了三个月的班房。到一八五七年时，波德莱尔也受到了审判。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试图将此案搁置起来，他发动了所有的关系，试探了不少名人（尤其是司法部部长阿巴图奇），请求著名作家作证。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向塞纳省第六轻罪法庭提起诉讼。福楼拜坐在被告席上，同座的有杂志经理人洛朗·皮萨和印刷人皮依埃，被控罪名为伤害公共和宗教道德以及伤害良好风尚。
法庭庭长名叫杜巴勒，是罗马法的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一位机智人物。帝国律师艾尔耐斯特·皮纳尔是一位极矮小的人物，总是张牙舞爪，但他不乏雄辩。他后来成了国务参事、议员、部长。他与福楼拜同龄：三十五岁。
在他的对面是首席律师塞纳尔，诺曼底的大资产者，被告的老朋友，甚至就是他在一八四八年以铁腕手段粉碎了鲁昂暴动，并且作为当时的内政部长还参与了镇压“六月起义游行日”活动。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是讲秩序的人，他出席辩护，毫无疑问对法庭产生了有利于被告的影响。
皮纳尔肯定地声称，这部书绝对违反道德，引证经过精心挑选的段落，要求法官严判。他在演说结束时，高声喊道：“没有规则的艺术，不再是艺术，这就像一个脱光衣服的女人。强加给艺术公共道德的唯一规则，并非是奴役艺术，而是尊重艺术……”
塞纳尔热烈地进行辩护，仔细地讨论这部受到指控的悲惨力作，拿受到批评的段落跟著名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诸如圣-伯夫和梅里美的作品相比较，以此突出这部小说的道德精神。他高声说道：“读这样一本书是让人喜爱罪恶，抑或是憎恶罪恶？对错误给予如此可怕的赎罪难道不是促使人、激发人向善吗？阅读这本书给你们产生的印象比之给我们的印象不可能有什么不同，亦即：这本书就其整体而言，是优秀之作，其细节是无可挑剔的……”
当晚，福楼拜写信给他的哥哥：“塞纳尔律师以绝对优势压倒检察官……法庭里挤满了人。棒极了，我胜券在握……塞纳尔老爹连续讲了四小时……下面是他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仅要宣告他无罪，而且还要向他道歉。”
一周后宣布了判决：确定是宣告无罪，但伴有一个相当激烈的警告。当他的小说尚未出版单行本时，对作家而言，这也是获得成功的可靠保证。
从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他同出版商米歇尔·雷韦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他出让《包法利夫人》的版权，为期五年，平均价格为八百法郎，此外，后来还加上五百法郎的奖金。
米歇尔·雷韦想利用由诉讼引起的意外广告效应加快印刷，约于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五日，这部杰作便被摆进了书店。
第一版分两册书发行，绿皮丛书，每册一法郎，这套丛书会聚了米歇尔·雷韦出版社最优秀的作者。福楼拜认为这套书装帧不好，征得出版商同意，专门印制一百五十本样书，仿羊皮纸，平装单册，特制封面，不标书价。这些豪华样书送给某些特殊人物（亲属、政治或文学名人），当今已成为各家图书馆极力搜寻的稀罕珍品。
“一个无名之辈的敬意……”我们不要相信作者在给诸如圣-伯夫、乔治·桑、亚历山大·仲马等重要作家寄书时使用的这个表示自谦的套语，事实上，《包法利夫人》这部书一夜间便使他成名了。
大家都读过《包法利夫人》，但是，必须说清楚，许多正人君子曾为书中的某些大胆描写而震惊。这部小说引起的丑闻在今天已显得十分荒唐，但在当时似乎还是有其理由的。
当时的批评并非都是同口称赞。一个名叫杜麦尼尔的人在《文学与艺术专栏》中写道：“这本书是我所了解的最不道德的书目之一。”阿尔芒·德·蓬马丹在《记者报》上声言：“这是小说中的民主。”雷宏·欧毕诺则在《宇宙报》上表示：“这是辛勤、庸俗和罪恶的作品。”鲍兰·利麦雅克在《立宪党人》表示看法：“第二流的艺术……我们要看更好的。”格拉尼埃·德·卡撒尼亚克在《觉醒》中把《包法利夫人》比做“一大堆粪土”。特克西尔在《插图》报上写道：“福楼拜先生缺乏的是对照科学，因此就是缺乏构造能力。”《辩论报》评论员古维利尔·弗勒里的表现同样咄咄逼人：“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书里，如果她能活到老的话，她的未来肯定是厕所里的骚货……”《两个世界杂志》的夏尔·德·马扎德承认福楼拜“具有某种锐利而尖刻的观察天才；但是，可以说，他是从外部认识事物的，未能深入到精神生活的底蕴。”是否还应提到一个名叫克拉沃（《法国—意大利信使报》）的，他觉得小说的文笔“恣意平庸、粗俗、无力、狭隘、不美、不精”，并且指责福楼拜“未能给他的任何人物赋予真正的意义”。
至于青年读者，不都是热情欢迎的。杜朗蒂在他的杂志《现实主义》中声言：“在这部小说里，既无激情、感情，也无生命，只是一种算术家的巨大力量……”
诚然，圣-伯夫表现得十分赞赏，巴贝·都维利也一样。维克多·雨果从根西岛寄来一封热情的信：“《包法利夫人》是一部艺术作品……”米斯莱、儒勒·雅楠、桑弗勒里表示了他们的祝贺。最后，波德莱尔在发行量不大的《艺术家》报上，雄辩地欢呼杰作的出现。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引起这么多的争论，这是因为它在对人与事物的描绘中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根本不像巴尔扎克式或司汤达式的现实主义，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另外，福楼拜表面上无动于衷，却以一种轻蔑的、几乎是凌辱性的嘲弄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
第二帝国在道德方面绝不是一个特别刻板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黄金时期。虽然福楼拜出身于一个最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家庭，但他激烈地仇恨资产者：自私、虚伪、心狠、虚荣、愚蠢，这是他慷慨加给他们的最起码的缺点。在受这个社会阶级完全统治的时代，描绘“大发展的资产者”似是不可忍受的。
小说家惩罚了他的女主人公犯的错误、拒绝平常幸福、忽视她的家庭义务。然而，他避免说教，避免断定她本该爱她的丈夫、她的女儿，照料她的家和她的村子。他是否是像泰诺以为的那样，想要年轻的女人警惕无所事事和浪漫主义梦幻呢？“包法利夫人放荡的后果”……泰诺的解释是正确的：可是，难道不能认为不幸的爱玛尤其是她周围的蠢人和阴险家的受害者吗？夏尔的愚笨、罗道夫的粗暴、雷宏的卑劣、勒乐的下流、郝麦自命不凡的愚蠢等，这都是作者不能原谅的。爱玛活得腻烦，忧郁至极，在她的乡下小窝里感到窒息。她梦想广阔的空间、陌生的天空、浪漫的爱情；她厌恶资产阶级的平庸——所有这些情感，福楼拜都深为同情。
昂热的一位老处女玛丽·勒鲁阿依·德·桑特毕（诺曼底人）在读了《巴黎杂志》的头几期之后，写信给福楼拜表达她的激动心情：“是的，这确实是这个省份的风俗人情，我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我的一生……我理解这个可怜的包法利夫人的忧愁、烦恼和痛苦……我从她的生活中认出了完全的自我，致使我觉得这生活既是她，同时也是我。”
因此，《包法利夫人》一方面有对其大讲坏话的人，另一方面也有其热情的赞美者。也许，之所以如此，正因为这本书十分成功地反映了福楼拜性格本身的矛盾方面。法盖不无幽默地说过：“在他身上存在一个浪漫主义的福楼拜，他觉得现实平庸；和一个现实主义的福楼拜，他觉得浪漫主义空洞；还有一个艺术家的福楼拜，他觉得资产者怪诞；以及一个资产者的福楼拜，他觉得艺术家自命不凡。而这一切都集大成于一个愤世嫉俗者身上，他觉得大家都是滑稽可笑的。”
在圣-伯夫和古维利埃-弗勒里时代，人们对这部著名小说的指责，集中在题材、道德、思想内容方面。一般说来，人们赞扬文笔，认为文笔质朴，无懈可击。而当今，人们有时指责福楼拜的，是他过于加工的语言。
他的文笔成了许多大学问家的研究对象。人们研究了他的文笔的技巧、音乐韵律、神秘的衔接，人们整理、归类、统计了他使用的全部暗喻。《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恪守严格的戒条，令同行吃惊，甚至那些以文体大家自鸣得意的人，甚至龚古尔兄弟，甚至德奥菲勒·戈蒂埃也都为之吃惊。“诗一般的节奏、科学语言般的准确，还具有大提琴的抑扬与恢弘，火的光芒……”这就是后者对福楼拜文笔的描述。
这种文笔的本质是演说体，可能是作家有高声朗读自己作品的习惯使然。构思的条理布局要求必须严格选择字词，避免任何含混：尽量少用或无情地砍掉一切俗套句子、平庸修饰语和关系代词（qui, que等）。阿尔贝·蒂博岱特别欣赏他“断句”的多样性、不对称性，以及他的突然节略句子的手法。他认为，福楼拜是与拉布律耶和孟德斯鸠并驾齐驱的“断句大师”。
马塞尔·普鲁斯特善于洞察秋毫，他指出福楼拜每使用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连词所具有的全部价值。他巧妙地模仿福楼拜的文笔，毫不犹豫地断定：克鲁阿塞的隐居者因为善于使用完成过去时、未完成过去时和现在分词——也因为他善于使用“永恒的未完成过去时”以间接引语的方式转述人物的会话，他“几乎像康德以其范畴学说一样更新了事物的形象”。至于连词“et”的用法，大家知道，福楼拜取消了这个连词的传统功能：它不用来结束一种列举，却成了一种节奏的停顿，作家这一巧妙的手法产生了巨大的文笔效应。普鲁斯特虽然这样说了，却认为福楼拜的句子举起材料，并让材料跌落下来，“发出挖掘机的断续响声”，一个向他的著名先辈学了许多东西的人持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尖刻。
况且，福楼拜的语言确确实实是经过人们用放大镜检查过的。《包法利夫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众多人的研究。不仅是不同的版本，而且是全部的草稿、全部的初样，作者在手稿中删除的全部段落都被寻找出来，转抄和发表。多云勒乐小姐于一九三六年完成这一井然有序的工程，她的工作足以说明文学家的种种探索以及他所作牺牲的规模。整页整页的文字就是这样透露出来的。勒乐小姐还想做得更多。在让·鲍米埃先生的协助下，她在一九四九年发表了可以称之为“原始版”的《包法利夫人》，其中吸收了作家放弃的全部片段、句段和词语，取代了定稿版文字。这里也许有对作者的过分推崇，福楼拜不大可能会赞赏这样的创举。但是，这个原始版至少可以让人看清楚文学创作的轨迹，衡量起初构思与最终版之间的距离。
福楼拜以其深刻的分析和无可比拟的准确语言更新了一种文学样式——这种样式似乎被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在他们的疯狂写作中把叙述的威力推向了极限，他千真万确地创造了心理分析小说。他先于普鲁斯特半个世纪，对时间进行细腻的挖掘。《包法利夫人》的某一段可以表明：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人们才会把一种气味唤起一次回忆，在天际出现的一点影子使整个一段历史复活，称之为普鲁斯特式的手法。
另外，福楼拜想写一部批判的、讽刺的作品。由此才有他的大胆，由此才有他的现实主义，一般说来，旨在扰乱心满意足的资产者的宁静。如果说他毫不犹豫地写出一条丝带在腰间发出窸窣响声或出租马车的颠簸摇晃，描绘伤口或呕吐，至少他一直是以写作的科学性说明其笔触的大胆的。
他生前并未得到真正的荣誉，甚至也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不过，在其晚年，他的声名突然大震。新的一代作家纷纷标榜是他的信徒：左拉、都德、莫泊桑等，他们天性不同，甚至是对立学派的首领，却会聚到一起，热烈推崇福楼拜，一致向他的天才表示敬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公众以一种突发的热情，肯定福楼拜作品的辉煌。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承认：《包法利夫人》以最终形式表现了爱情的失望、愚蠢的胜利和牺牲的美丽。大学的评论认可了普遍的看法。布鲁诺蒂埃断言：“可以认为，在当代文学史中，《包法利夫人》将永远是一部重要著作。”而居斯塔夫·朗松在其小学课本中确认了这一判断：“《包法利夫人》有幸成为当代小说的杰作。”有一位哲学家，名叫儒勒·德·戈蒂埃，他发现了“包法利主义”，也就是个人病：自相设计完全不同于真实的自我，并且像爱玛那样自以为注定有一种不同于生活为其确定的命运。
总之，人们把福楼拜列入伟大的醒世作家行列。儒勒·雷诺尔让人把《包法利夫人》念给他的十四岁的儿子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在十九世纪（小说世纪）的全部小说中，这部作品无疑是完美艺术的表现。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艺术好像几乎要消逝了。人们喜欢混乱，喜欢品味含混不清的东西。人们在寻觅杂乱无章的忏悔。
福楼拜相信艺术的没落，并且赞同他的朋友勒楠的意见，后者在他的《哲学对话》中预见未来时代时，这样写道：“这样的时代将会来临：到那时，艺术将成为过去的东西。”
无须深入如此遥远的陌生年月，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只要法语存在下去，《包法利夫人》就会被阅读，被欣赏。
它也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喜爱。
爱玛·包法利，热情的面孔、淫荡的躯体、碎裂的心灵，你已经进入人类中最动人心魄的女主人公行列。你是费德尔[2]式和弗朗索瓦丝·德·丽米妮[3]式女主人公的姐妹，一位诗人说过，你“比活着的女人更有生命力，犹如真理与生命一样万古长青”。
雅克·苏菲尔
致
玛丽-安托万-于勒·塞纳尔/
巴黎律师协会会员/
前国民大会主席/
前内政部部长/
亲爱的大名鼎鼎的朋友：
请允许我把您的姓名题写在本书及其献词之前，因为特别是由于您，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我的著作通过您卓绝的辩护，似乎为我赢得了一种始料不及的权威。所以，请您在此接受我敬献的一片感激之情，此情无论有多深，永远都难以企及您的雄辩口才和您的敬业精神。
居斯塔夫·福楼拜
1857年4月12日，于巴黎
献给/
路易·布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