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件难事。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首先要自己满意，也要使读者满意，理想的译品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确实是不易实现的难事。我国近代史中，第一代翻译大家严复在谈翻译之艰难时就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足见翻译之难，也可见严复为实现其译文的“信、达、雅”之用心良苦。
文学翻译，由于文学创作的特点，就更为困难。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郁达夫在其《外语与翻译》（《星洲日报》半月刊）中谈道：“至于我自己的翻译经验呢，总觉得翻译古典或纯文艺的作品时，比起自己拿起笔来，胡乱写点创作诗词之类，还要艰难万倍，原因是当下笔时要受原作者的束缚之故。”名作家谈文学翻译尚如此说，比一般译者的体会更能说明问题。这是因为用母语创作可以自由写来，翻译则必须尊重原作。近来，我国译界有人将翻译比做“戴原文镣铐跳舞”，可谓形象逼真。若能做到从“必然”走向“自由”，舞跳得受看，又不太露镣铐的形迹，那该是高水平的译者了。本人在教学之余，搞过几本文艺翻译，联想酷暑严冬爬格子之难，确实有“苦役”的感觉。诚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各种物价大都猛涨，仍从事报酬低廉的爬格子，常被笑为愚蠢之举。但，此生既已注定以外文为生，又想及中外文化交流之意义，便也觉得苦中有乐，安于苦在其中了。
在我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常常有做“蒙面旅游”的感觉，因为翻译中常遇到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却硬要去理解、去熟悉，还要尽可能好地传译出来。首先必须掌握语言工具，方可获得这种“旅游”的通行证，而文学翻译恰恰是通过语言的转换手段将外域世界、外域的生活与文化、地方风土与人情再现给我国的读者，力争以最佳方式，即以尽可能忠实、贴切的方式让我国的读者同译者一样做这样的异域旅游，认识异域世界，体会异域风情，从而较准确地了解原作者的风格以及原作品的韵味。固然，当今世界沟通工具发达，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工具书多起来，中外交流也更方便了。凡此种种都为提高翻译质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但是，再好的译者、再好的客观条件终究是有限度的。况且，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多是包罗万象，而个人的知识与经验终究是有限的，绝不可能对异域的事物样样熟悉，更谈不上可能涉及的异国内外古今的事情了。翻译中，即便对在汉语中能找到相应语意文字的情况，往往也不能机械地译出，还要顾及整部作品对语境、文笔和神韵的要求。可以肯定的是，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语意文字的情况会频繁遇到。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只能以语言工具为拐棍，做“蒙面旅游”，尽最大努力去理解与想象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事物或形象，再以适当的方式表达给读者。恐怕，这正是文学翻译的艰难所在。
翻译难，文学翻译更难，而重译文学名著应该尤其难。明显理由有二：1.既是名著，不少人已对之有所了解，读者的期望值高；2.一般已有名家译本，而且早已得到公认。因此，当出版社要我重译《包法利夫人》时，几经踌躇，难下决心。当时，只知道有李健吾先生的译本。李健吾先生是我尊敬的翻译大家之一，李先生文笔流畅，读他的译作时有美的享受。近年来，国内重译世界名著似成一股风。为当代青年着想，也为使世界名著在我国保持应有的光彩，在一定时期里更新译本也是时代的需要。再者，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公认的世界名著，这部作品从1857年发表以来，从争议到获得公认，一百余年里不断地再版，不断地有人研究，似乎又不断地有所发现。可以说，福楼拜是法国作家中国内外研究得最多最透的一个。关于《包法利夫人》的文笔、小说中人物、环境、作者的众多手稿、书信，等都有许多专著。而在我国，真正认识福楼拜及其作品的为数并不多。想及王佐良先生谈过“翻译有一种过渡性，怎样好的译本也难以永远存在，需要不时重译。因为文化在发展，语言变了，人们对作品的研究也加深了……翻译工作不是呆滞的、停顿的，而是流动的、开放的”，于是下定决心，斗胆答应出版社的要求，重译《包法利夫人》。
本人以Garnier Flammarion出版社1966年版《包法利夫人》全本为准，并参照Robert Laffont出版社1984年版进行翻译。遇到两个版本有不同时，又参照其他版本，发现Robert Laffont版本较粗糙，印刷中多处有漏句、错字，甚至有明显数字错误，而Garnier Flammarion版较可靠，只有个别印刷错误。
经过几乎一年的业余时间爬格子，终于将《包法利夫人》全本译毕。此时，心里踏实地感觉到重译确实是必要的，有意义的。这样说，毫无任何贬低李健吾先生的译本之意。李先生是我敬重的翻译前辈，他的译作也是公认的上品。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时代与个人条件的限制，任何译品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永恒的。如能做到瑕不掩瑜，就值得称道。
关于翻译的“信、达、雅”三标准，对于“信、达”，大家有共识，而对于“雅”的要求早有异议，也有不同理解。严复本人提出的“雅”是要“求其尔雅”，以汉以前的古雅文体吸引心目中的读者，“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王佐良语）。而我们一般人对“雅”的理解是对严复的“雅”的引申和外延，泛指译文的文采。钱锺书先生讲“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是入于‘化境’”。钱先生这段话可谓对文学翻译最高标准的准确而贴切的释意，应为一切译者努力实践的准则。不过，对于如何“化”，化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实践中表现各异。近年来，我国翻译界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已见诸报端。有人主张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用完全汉化的语言文字再现原作，不露丝毫外文形迹，更多的人主张译文要保留一定的欧味。本人属于后者。在翻译实践中，本人遵循的三个原则是：1.忠于原作。2.不拘泥于原作。3.保持一定的译味。前两点是“信、达”问题，不在话下，关于第三点要说两句：如果说科技翻译完全彻底地汉化是可取的，那么文学翻译在可接受的条件下保持一定的译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需的。因为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带有译味的文字，读者能够较深地体会原作的风貌，也可能正是这样的文字体现了原作与译文应有的风采。所以，翻译就是翻译，不必怕有译味。其次，各国语言文字都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相互影响的、相互渗透的。汉语里不仅在文字上，就连表达习惯也吸收了那么多“舶来品”，就是例证，可见，在文化交流中，有译味的文字是不可少的。第三，译文中完全化掉外语的形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还是钱锺书先生说得好：“彻底的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因此，将外文形迹“化无”的要求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而已。试问：如果真的实现了“化无”的境界，那还有译品的价值吗？
在翻译《包法利夫人》的过程中，我力求实践出版社提出的要求和我本人遵循的翻译原则。但是，当我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心中并无把握就达到了这样的标准，这有待于读者、专家和同行们的鉴定。有一点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读者：《包法利夫人》困扰了我几乎一年的时间，我认真老实地从事翻译，对原文中无把握的地方，包括书中引用的拉丁文，我都尽力查找工具书，请教可能找到的有关专家，力争使问题得到最好的解决。但愿这一切能使我不辜负读者的期望。
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一直是人们用放大镜研究的作家和作品，并且至今仍是人们热衷研究的对象。近期，法国作家雷蒙·让以包法利夫人留下的女儿小白尔特为主人公给《包法利夫人》写的续篇《包法利小姐》（译文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1995年第6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以说，这个续篇是对福楼拜及其作品继续深入挖掘与研究的重要资料。这里译出的《包法利夫人》全本是指，除小说之外，还包括公诉状、辩护状、法庭判决书、原文再版时的专家序言，以及福楼拜的年谱，等等。这一切为我们了解作者和作品以及有关的研究情况，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和线索。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和研究，笔者对原文涉及的拉丁语、意大利语，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科学、历史、文学艺术知识与背景方面的人物、事件都加了必要的脚注。我衷心希望这次重译能让读者感到这个全译本既有欣赏价值，又有研究价值。
在这篇小序中，我讲了接受任务的情况，为什么要重译和怎样译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向读者敞开我的心扉，献出我的真心和诚心，也略表我对原作的热爱和对读者的负责之心。王佐良先生说得准确：“翻译者是一个永恒的学生。”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学生，在倾听大家的批评中获得提高，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努力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可能的贡献。
张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