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晚年口述》，是一本别致的书。书中收录了沈从文晚年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联和《湘西文艺》编辑部的三次演讲——不仅有文字，还附有录音光盘，是一本立体读物。
我是第一次听到沈从文的声音。浓重的湘西口音，使人听起来略觉困难。所以，我是先读了文字的，以其能听得懂。
读他的文字，我心里是很平静的；但听他的声音，我的情绪却很波动，心里渐渐地痒起来，竞至不可抑制地掉下了眼泪。他的声音很温婉，很细润，像慈和的女音，但声音里有清晰可辨的颤抖和淡淡的忧伤，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个经历了苦难的人，在妩媚的笑容之下，难以遮掩的沧桑与哀怨。
于是，才知道，有些人的声音是听不得的，它会让你心碎。
于是，我不忍再听下去，关掉了。同时也关掉了案上的台灯，把自己陷在一团幽暗中，品味他晚年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的种种艰难。
这种品味，像于时间隧道里与他会晤，他的容颜，像皱纸被悉心抚平之后，渐渐有了光泽。他瘪瘪的双唇，微微颤抖着，欲言又止的样子。这真像他！
性情温柔而命运多舛，一定会把人弄成欲辩而又无言的样子。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被迫的著述，字纸背后，是枯寂与悲苦。我猜想，他最终完成的那一天，一定是轻轻地拍打着原稿纸上的积尘，傻傻地笑个不停。由于稿纸太厚，拍打出的声音钝钝的，近于无。这个时候，他心头隐隐地痛着，也嘶嘶地快乐着，是自虐者锋芒刺在皮肉和心头上的那种快感。这或许有些变态，却是生命力坚韧的征象。
一个有坚韧的生命力的人，在任何乖蹇的生存环境下，都不想苟活。他心底涌动着一种创造的欲望。他要做事！
文人是这样，有劳动习惯的农人也是这样。
我既是文人，又是山地人，文人的心性和农人的习性我都懂——父辈们在山地上耕作，堰田瘠薄，早象连绵，即便撒下种子，也不会有几多收成。但是他们还是执著地犁耪，他们说：收不收在天，种不种在人；咱管不了老天的事儿，却可以管好自己，生为人，尽到人的本分就是了。至于我，一个写作者，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握笔管、不写几段文字，就有虚度之感，就会坐卧不宁。其实并没有考虑发表的事，而是本能地就想写，血液里翻腾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
沈从文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我几乎读遍了他的书，且跟他又是同一类人，所以，不必那么费心地思索，他搞古代服饰研究时的心境，也是能够理解的。当时的情境，既然搞文学已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那么就选一件能被时宜接受的事来做；人格可以被贬损，但做事的权利却是天赋的人权。这种权利大多是以奴役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奴隶主对奴隶，地主对长工，资本家对工人。所不同的是，沈从文选择了自我奴役，心甘情愿地去承担一种苦役。这种自我承受的奴役方式，最终成就了人的尊严，实现了人的价值。
所以，多亏了沈从文的文人出身，因为文人有风骨，有不屈的意志，有置死地而后生的本能。
在大寂寞中埋头做事，在无边的苦难中捕捉些微的甘甜——既反抗着环境，又抗争着命运——一边伤损着，一边完满着；一边陷落风尘，一边自我救赎。之所以走到这样的境地，归结于一点，是他对自己的文人身份的认同！
这种认同，使他能够在巨大的现实遮蔽中，依然保留了自己的个性。突出的例子，是他打破了服饰研究领域的既定规则，走出“重典籍”而“轻文物”的学术误区，用唯物史观烛照自己在暗夜中的学术活动。
他说：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
他按照这样的准则，奔走于各省的博物馆，各处文物挖掘现场，把自己的研究从书斋延伸到实物，延伸到旷野，因此不断有新的发现。
以往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搞古代服饰研究，多是从《舆服志》着手。这是个讨巧的办法，因为那上面有许多现成的记述。但是，那时的文字权和话语权都掌握在贵族手里，写的都是上层社会，至于底层和民间几无涉猎。所以，历史的真实都被贵族的文字催眠了，很多历史是说不准的。而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历史记述比较模糊的地方，地下出土的文物，可以给出清晰的答案。以楚国为例，按照《舆服志》和金石释家的说法，好像那时的服饰都是衣衫褴褛，贫穷得一塌糊涂——在他们眼里，吴越之地，就应该是断发文身，蛮野芜荒。而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满棺锦绣，精美绝伦。这说明，那时的楚地已经有很发达的丝织技术了。
沈从文的新发现，很是让一些人不舒服，对这么一个边缘化的、已经非常隐忍的人物，在运动的气候中，也不放过他。
沈从文在苦笑中更加隐忍，隐忍成一尊文物。
既然是文物一样的一个人，心中的波澜是不会被旁人体会的，《沈从文晚年口述》虽然是当众的讲演，却有自说自话的味道。便讲得絮絮叨叨，琐琐碎碎，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因此，我通读一过之后，感到他的这个口述，其实是卓越者被埋没时发出的苦重的心颤——是默默做事时那种情不自禁的叹息——类似纤夫负重前行时的劳动号手——只不过纤夫的号子是唱给山川大河，他却哼给自己。
正如过度劳累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傻笑一样，他的絮叨是一种自我玩味的方式。
这是一种自足的状态，是在大压抑中的自我欣赏，既涵养着自己，也不露声色地蔑视着他人。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南唐的作品，既有皇帝的题诗，又有专家的鉴定，好像没人敢推翻了。但是他却用文物考证的方法，确定它是北宋初期作品，他的依据是画面上所呈现的鲜明的时代语言——男子服绿，领内衬衫，且叉手示敬。
男子服绿，领内衬衫，是北宋的舆服制度；叉手示敬是北宋行为伦理。
什么是“叉手示敬”？在北宋，凡是不做事的、辈分小的、地位低下的，遇到做事的、辈分高的、身份尊贵的，都要双手叉握，离开胸前三寸，以此表示恭敬。
论证到此，他委婉地说道：反对唯物主义的论证，这是不大妥的。
虽然是一声低语，却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巨大的历史话语霸权，居然被他用小小的一个穿戴问题就颠覆了——这里透着何等的轻蔑！
所以，深埋在地下的文物，在漫长的湮没中，本色并没有失去应有的光泽，而是在隐忍再隐忍中积蓄着更大的生命能量——一朝出土，便兀然之间实现了自我价值——它还原了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份不可辩驳的明证。
隐忍而坚韧的沈从文啊！
面对他的生命忧伤，我叉手示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