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封建统治黑暗，尽管专制思想麻痹并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尽管道学家为维护所谓的正统理学不择手段大打出手，却总有一群真知卓见者、不畏强权者、公正无私者，以一己微薄之力与当权者、当道者拼力抗衡。一方面是虚伪，是攻诘，是迫害；另一方面则是真诚，是推崇，是保护，两相比较，后者的良知、识见与高尚更其凸显。李贽的价值在当时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推崇，视李贽为“真人”，并予以实质性帮助，除马经伦外，重要的人物还有湖广布政使刘东星、大同巡抚梅国桢等。
李贽寓居通州时，年已七十五六，身体日衰，预感来日不多，不由得写了一篇《遗言》，详述死后安葬之事，并流露出自己一生坎坷，受尽诽谤与迫害，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
然而，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他在马经伦家安居写作，自以为平安无事，没想到统治者却放不下他，主动找上“门”来了。
李贽一到通州，就在北京城的道学家中引起了一阵恐慌。他们担心李贽思想广泛流布，担心他的新作又将“妖言惑众”，担心他闯入京城“扰乱治安”。一时间，关于李贽的流言“狼烟四起”，闹得京城人心惶惶。不久，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终于走上“前台”，上疏劾奏李贽，说他“狂诞悖逆”、“惑乱人心”，将“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勾引士人妻女”等不实之词一古脑地堆在他的头上，其落脚点就在于要对李贽严惩不贷。
已有20年不理朝政的神宗皇帝朱翊钧见到奏折，竟异乎寻常地来了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当即作出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
一声令下，李贽被打入牢狱，所有著作悉数烧毁。李贽取《焚书》、《藏书》作为书名，便有“焚烧之书”、“藏匿之书”之意，对封建统治者，他没有过多幻想；对自己著作的命运，似乎早有预见。然而，只要是传播真理的好书，是焚烧不尽、难以深藏的。李贽所有已刊未刊之书虽一时遭受焚烧、销毁之厄运，其后反而越刻越多，越传越广，流布海外，便是有力的明证。
李贽入狱后，除走过场式地审讯一次外，便将他长期羁押狱中，不管不问了。
李贽捕前已卧病三月，入狱后仍处于昏迷状态，此后更是百病缠身。就在这样的处境中，他还不忘赋诗，写下《系中八绝》。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尚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精力与斗志，确属不易。其实，李贽真正人生之始，他的最辉煌时期，正是隐居麻城龙潭之时，而此时，他已是60花甲之人了。一般来说，年纪一大，就意志衰退，思想保守，免不了抱着颐养天年的心态打发残日。而李贽却老当益壮，老来弥坚，越老越有风采，仅凭此点，就可见出李贽对庸常之辈的超越。有人说李贽的悲剧就在于他活得太长，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曲折磨难与攻诘诽谤了。当然，他的成功与贡献也在于活得太久，如果早逝，中华民族古老历史的灿烂星空，当失却一颗极其耀眼的星辰。
关于李贽的惩罚，张问达在疏劾中希望将他解发原籍治罪，而这时，又传出朝廷将李贽递解回泉州的消息。李贽曾多次表示怕回老家，听到这样的传言，不由得说道：“我年七十有六，作客平生，死耳，何以归为？”
泉州，是李贽的养育之地，是他生命的血脉所在，落叶归根，乃人之常情也，为何只要一提回家，李贽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悚与惧怕呢？
其实，李贽对故乡泉州有着一种内在而深沉的感情，他之怕回泉州，缘由主要有三：一、对故乡浓厚而窒息的理学氛围大为反感。当时的泉州，已成为封建理学重镇，对儒教宣传尤其得力，对道学家朱熹顶礼膜拜，对孔庙不断维修扩建，李贽所处时代，是泉州府历史上修建孔庙最为频繁的时期；二、不愿受到管束。回到家乡，会受到多重有形无形的束缚，有官府管治，有乡法约束，有族规限制，还有一大堆所谓的责任与义务不请自来缠绕于身。想想看，如果呆在泉州，李贽能像隐居麻城那样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安心著述吗？三、拼力抗争。如果说此前不愿回泉州是出于上述两种因素，那么后来当道者将回乡作为对他的一种驱逐与惩罚，就更令他产生逆反心理，竭力抗争，宁死不归了。
于是，我不由得推导出如下结论，离开泉州是李贽的幸运，离开泉州成就了李贽的伟大。如果一辈子呆在泉州，或者辞官后没有隐居黄安、出家麻城，而是与夫人、女儿、女婿一道返回故乡泉州颐养天年，李贽将是一个极其平庸的李贽。就他个人而言，自然是少了坎坷与磨难，而于中华民族而言，则是一大无法估量的损失。福建简称闽，“闽”由“门”与“虫”二字组成。福建人常言，呆在家里是条虫，走出福建就是一条龙。闽人此等言说，看来同样适于李贽。
陷于两难境地且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李贽，觉得唯有自己了断，才会得到一个体面的结局。
他在等待、寻找可乘之机。
机会终于来了，结局却是那样地悲惨。万历三十年（1602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李贽趁侍者为他剃发的机会，一把夺过剃刀，奋力割向自己的咽喉。喉管顿时断裂，血如泉涌，而气息尚存。侍者问他：“痛否？”李贽喉咙嘎嘎作响，话不成声，便以手蘸血，书写作答：“不痛。”侍者再问：“为何要自杀？”李贽颤颤抖抖、一笔一划地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又拖了一天多时间，直到三月十六日夜半，李贽才在狱中最后合上了痛苦的双眼。
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李贽就这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学术而获罪致死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思想家。
友人们遵照李贽遗言，将其遗体收葬在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旁，墓前立一块一丈有余的高大石碑，正面刻有挚友焦竑题写的“李卓吾先生墓”几个大字。
李贽不断求索，大胆怀疑，快意恩仇，诚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封建统治者以孔子的儒学为正统，其余皆为旁门左道，他们只希望天地间存在一个头脑、一种声音，更希望满天下都是愚民，容不得半点其他主张与学说。而李贽作为封建社会难得的“千古绝唱”，偏偏什么也不信，为了科举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却不信孔孟朱熹之说；出家当和尚，却不信佛教；对老庄学说素有研究，却不信神仙道教……不盲从，不迷狂，永远保持清颗的头脑，保持一颗难得的童心，保持本真个体及与生俱来应有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人格。也正因为如此，李贽被封建统治者、卫道士视为异端，无论哪里都容不下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曾经对李贽这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难以理解，在一个长夜漫漫、举世萎靡、万马齐喑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李贽桀骜不驯、奋力抗争的内在动力源于何处？
当我移居厦门，感受着包括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的闽南文化氛围时，才多少找到了一点答案。当然，这只是多解中的一解。
闽南人由中原移民而来，或避战乱，或不堪统治当局的压迫，他们不畏艰险、攀山越岭、不断南迁，来到了当时的化外之地，与中原中心相对的边缘之边缘——福建的最南端。长期的边缘生存形成了闽南人内在而强烈的个性特征——反叛，另类，与中心、正统悖逆，充满野性与活力，敢说敢干，敢拼敢闯，不畏强权，不甘压迫，奋勇抗争……当然，也不排除有时有点胡闹的味道，你说东我偏偏要说西，你说黑我就是要说白，喜欢对着干。
李贽是一个典型的闽南人，他在闽南生活了29年才离开泉州，身上的闽南文化特征相当突出。然而，闽南人在本地生活，融于同样的文化圈中，这种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一旦他们走出闽南，走出福建，就格外突出而彰显了。外出的闽南人大多经商、从政，当李贽将闽南人的个性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便射出了一股奇异而夺目的光芒。
正因为李贽的反叛、不屈与受罪，才成就了今日我们所知道的李贽。与李贽同代之人，不论敌友，也多因为他而进入后人的视野。一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也因为李贽的存在而透出些许亮光、暖意与色彩，才不至于让我们感到过于沉闷、失望与悲观。
李贽虽死，却成为中国启蒙思潮的一面旗帜，他的思想不胫而走，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曹雪芹、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人，还传至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等人的推崇与喜爱，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有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与启发。
如果我们将李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当会发现，李贽的学说有两个特征，一是惊世骇俗，二是进步卓越，其识见远远超出前人与他人。
如果将他放在整个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中，将他与同时代的西方哲人、学人进行比较，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
当时的西方正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驱人物，如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文学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科学家伽里略、布鲁诺、哈维，等等等等，他们都称得上一代历史巨人。由他们所支撑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新与突破，开启了近代文明的先河。而明王朝正陶醉在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迷狂中固步自封，从皇帝到大臣，皆视外族为未开化的蛮族，视其他各国为蛮夷小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为天主教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如历法、算术、世界地理知识等。李贽曾与利玛窦有过三次会面，为他题扇、赠诗，双方都非常看重彼此间的交往，并撰文记述。置身封闭环境中自我探索的李贽，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他不知道地理大发现，不知道地球仪上的经度、纬度、赤道、五带，不知道自鸣钟之类产品的科学原理……在好奇与询问中，李贽多少有些了解，终归难以穷究。以李贽为当朝知识分子中最为卓异者、清醒者也只能如此，遑论他人？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落伍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李贽虽然不知当时的明朝已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但已隐约感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占支配地位的孔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因此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真知实学的勇气与决心。
关于李贽身份的定位，我更倾向于称他为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中国古代缺少具有西方本真意义的那种抽象而思辨的哲学，李贽的哲学思想主要在随机论辩中形成，谈不上严格的思想体系，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构建西方如黑格尔那样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哲学系统。在此，我并非以西方的哲学观念、哲学形态来衡量、规范中国传统哲学，但只要我们客观公正一些，就会觉得支撑哲学的，不是感性，不是零碎的体悟，也不是散漫的语录对话，而且是抽象思维、逻辑推理、严密体系。哪怕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熹，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有着一定逻辑思辨作支撑的理学思想体系，但只要与西方哲学稍作相较，就可见出那无法克服的漏洞与缺憾。民族思维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古人的思维范畴与模式之中。当中西文化真正交流、交融之时，也是我们对民族新思维，对新型的中国哲学抱有绝大的期望之时。
不论是作为哲学家的李贽，还是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在他的身后，我都读到了一种悲哀。“自古圣贤皆寂寞”，李贽故居的破败、隐居之地的荒凉似乎又一次验证了这一千古名言。当然，如果将李贽换换身份，如果他是一位轰轰烈烈的政治家、军事家，可又另当别论了。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哲学、逻辑、抽象、理论、思想之类的东西本来就较为缺乏与淡漠，谁要李贽又是一位具有异端色彩、特立独行的哲学家、思想家呢？
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同理，一个缺少哲学与思想的民族也是平庸而可悲的民族。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有所创造，要跻身于世界民族强林，非得有一流的、真正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先导不可。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李贽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值得欣慰的是，李贽的身后“待遇”正在逐步重视与改善。
2002年9月，全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在麻城召开了李贽逝世400周年暨“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麻城市文联主席熊明修兄为我寄来了编印资料《李贽其人》、《李贽与龙潭》两书。从书中得知，麻城市政府决定保存李贽隐居地旧址，另添新制，重建钓鱼台。
泉州之行结束时，芳本兄赠我一册《李贽与南安》，据书中所记，李贽的祖籍之地南安市为纪念这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乡人，重修了李贽纪念祠与李氏家庙。
飘泊他乡的游子，庶几可以魂归故里，安享死后的恬静与福祉了。
（后记）
此文写于2003年12月，于《厦门特区通俗文艺》2004年第1期刊发后，读者纷纷致电、致函作者，大多为李贽的悲惨命运及身后遭际深深打动，或唏嘘感叹不已，或一掬同情之泪；有的则受到了一定的启发与领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令人颇感欣慰的是，据有关媒体报道，泉州市鲤城区政府投入100多万元资金，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李贽故居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全面修葺。2004年12月19日，李贽故居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在游人与世人面前；同一天，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也在泉州拉开了帷幕。李贽，这位在泉州一直连“名人”都算不上的哲学巨子、思想伟人，终于在他的出生与成长之地获得了应有的待遇，或者说礼遇。苦苦等待400多年，李贽终于等来了故乡的接纳、肯定、认同与正名。迟是迟了点，但终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