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世界上一支最为庞大的船队在三保太监郑和的率领下从苏州刘家港（今太仓浏河）出发，泛海抵达福建，驻泊长乐太平港。船队在此一呆就是几个月，以待秋后季风来临扬帆启航，同时积极进行远航的最后准备工作——补充修造海船，招募水手船工，聘请通事（翻译），补足淡水粮食，祭祀海洋神灵，载上最后一批货物。这年十月，郑和船队乘着骀荡的东北信风离开中国海岸，向着波澜壮阔的西南洋面，驶向浩淼而遥远的天际……
被誉为世界航海史上伟大奇迹的郑和下西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每次都有粮船、水船、马船、战船、多橹巡逻艇等船舶200多艘，官兵、水手、医士及其他随员27000余人，纵横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辽阔水域，主要航线42条，驶达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等37个国家和地区，最西到达非洲东海岸的麻林（今坦桑尼亚马林迪），最南驶达爪哇，最北抵达红海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航程16万海里（约29.6万公里），几乎跨越地球的三分之一……无论是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还是航程之远、所达地方之多，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世界之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望其项背，且比欧洲著名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早了半个多世纪。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规模空前、轰轰烈烈的航海运动，却被历史的烟尘与风沙遮蔽了近500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撰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极力推崇、标榜郑和：“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这才重新“浮出水面”，进入后人视野，知道、谈论并重视他的人越来越多。
200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年份，各种相应的纪念活动纷纷举行，如太仓筹建郑和公园及全国最大的郑和纪念馆；“凤凰号”单桅帆船、“绿眉毛”仿古船重走郑和下西洋之路；举办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郑和下西洋与华人华侨纪念活动；拍摄电视专题片、大型纪录片；开展全国青少年大明宝船海模比赛，世界华裔青少年郑和古船模型竞赛，航海暨海洋知识竞赛、有奖征文、系列讲座、夏令营；开办郑和下西洋文物展览；修缮与郑和有关的历史遗迹遗址；修建宝船厂遗址及郑和墓；出版界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与郑和海上相遇》、《1405：郑和下西洋600年祭》、《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本》、《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郑和史诗》、《郑和新传》、《帆鼓西洋》等从不同角度纪念郑和下西洋的系列图书……
过去，我们的航海意识、海洋意识太过淡薄，对郑和航海、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不仅缺乏应有的关注，反而表现出某种神经质的避讳及不可思议的冷漠。因此，我们担心的，并非“郑和热”过头，而是恐其“火”力不够，恨不得因风吹火、添柴加氧、呐喊鼓噪。
透过长久的冷寂与当下的热流，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与民族性格、华夏文明、国家命运、历史走向等重大命题密切相关的深层内涵及真实符码。
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在“开国禁海”这一大背景下的纯官方行为。
明王朝建立之初，政权不稳，特别是敌对势力方国珍、张士诚余部旧党在沿海地区称兵构乱、不断骚扰，加之元末以来愈演愈烈的倭寇之患，出于防寇防倭、巩固统治及国家安全的目的，朱元璋自1368年建立明王朝伊始，便一反唐、宋、元历代鼓励与开放海外贸易的倾向，断然采取否定与禁绝政策：“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必置之重法”……
然而，当朱元璋的“开国禁海”作为祖宗旧制延续下来，成为有明一代的长期执政国策，中华民族也就开始从海洋退缩，变得更加封闭而内敛，对后世的海洋观、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明成祖朱棣是明王朝相当突出的一个另类。是他，以叔父燕王身份，打着“清君侧”的幌子，发动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于1403年从朱元璋钦定的名正言顺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帝宝座。从宗法道德的角度而言，明成祖自然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然而，哪怕是公然纂权夺位的他，在即位之初，也不得不重申并延续朱元璋立下的海禁政策：“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明成祖所禁，只是不许私人出海贸易，如果得到官方允许，拿到“号票”、“文引”之类的通行证，还是可以下海的。登基仅一个月，他就派使臣前往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苏门答腊、占城诸国。自永乐三年起，又遣郑和六次出使西洋，将明代航海乃至中国古代经营海洋的活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明成祖接二连三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动机与目的，历代学者作过连篇累牍的分析研究，稍作归纳，不外乎以下几点：一、当朱棣以非正当手段纂夺皇位，从北京带兵攻陷建文帝所在的南京都城时，皇宫腾起一把熊熊大火，侄儿朱允炆在冲天的火光与弥漫的硝烟中不知所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论建文帝是否活着，对明成祖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如果活着，在一个崇奉正统的古老国度里，只要建文帝振臂一呼，那种号召力足以动摇朱棣尚未坐稳的宝座；即使死去，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会有人打着他的招牌“练兵勤王”以图复兴；而当时广为谣传的，是建文帝已出海外逃，为防侄儿朱允炆东山再起、死灰复燃，朱棣自然不惜一切代价，派遣心腹太监郑和前往西洋查访建文帝的下落了。二、明王朝政权建立在推翻元朝蒙古族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元虽然败走沙漠，尚有上百万青壮年可以战斗，残余势力仍不时袭扰北方。面对北边吃紧的国防格局，明成祖为防腹背受敌，不得不屡派郑和南下西洋诸国，开展恩威并施的外交活动，贯彻“四夷顺则中国宁”的华夏传统战略方针。三、扬威海外，满足自以为天下第一的虚荣。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除“天朝大国”中国外，其余的都是些不在话下的蛮夷小国。郑和扬帆海外，每到一地，总是“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要求西洋诸国接受封号前来朝贡，“不服则以武慑之”。朱棣更是沉浸在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妄自尊大中获得虚幻的心理满足，一次，他不无陶醉地对礼部大臣说道：“我居四海之中，驾御万国，当今天下虽大，却无不臣服。”四、满足奢侈豪华的享受欲望。以中国的大量财富，换取西洋诸国的香药、珍禽、异兽等稀奇古怪的“宝物”……
郑和所下之“西洋”，既非大西洋，也非今日欧美各国。古人分不清海与洋，便笼统地称之为海。到了宋代，随着导航技术的发达与海上交通的兴旺，这才有了“洋”的概念——将海的中心，也就是水最多的地方叫做“洋”。直到元代，才出现“西洋”一词。以马六甲海峡西口为界，东面的东南亚、东亚水域称“东洋”，西部的北印度洋水域称“西洋”。郑和船队从中国东海之滨一直远航到南海西部、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及东非沿岸，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郑和船队最远航行至南非海域，甚至到达厄加勒斯角附近。这些广大的水域，都在“西洋”范围之内。
郑和七下西洋，所率多为兵船，随员也多为军士，算得上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强大的“海军”。这支规模空前的特大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击舰队出现之前，尚无任何船队与之匹敌。郑和虽以“耀兵”、“示中国富强”为手段，从而达到“威制”西洋诸国，让他们对明王朝俯首称臣的目的，但从未像此后的西方殖民者那样攻城夺地、滥杀无辜、劫掠钱财。郑和也曾三次用兵，其中两次出于自卫行动，另一次是主持正义帮助苏门答腊国王平定叛乱。如果说郑和前三次下西洋还带有查寻建文帝下落的意图，那么此后几次，则主要是航海与外交。即使前三次，行踪虽不出东南亚及南亚沿海诸国范围，但更多的是化解中国与海外各国的紧张局面，解决当时诸国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恢复一度中断了的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郑和将中华文明的种子沿途撒播，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及先进的文化，巩固了明朝对西洋诸番国的宗主地位，密切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谊。
然而，郑和七下西洋所取得得的政治、外交成果，却建立在国库的巨大耗费之上。郑和所率庞大船队的打造，随行人员的一应开销，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船队还带去大量的丝绸、瓷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等物，或无偿赠送，或换回胡椒、奇石、珍禽、异兽等西洋之物；因此，郑和航行规模越大，区域越广，航线越长，在经济上的负担与损失也就越大，这便形成了郑和航海的第一大悖论。
明成祖为追求“万邦臣服”、“万邦来朝”的所谓旷世盛景，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算一算经济账，反正历代封建王朝挥霍的钱财全部来自普通百姓的民脂民膏。比起那些用于个人享受的帝王，明成祖自然要比他们“略胜一筹”。
郑和下西洋宣威海外后，引得西洋各国纷纷前来“朝贡”，出现了一派亘古未有的旷世盛景。其中不少国王并非心悦诚服，而是眼见中国繁华富有，皇帝出手大方，便假意称臣，带上一些特产前来中国，然后换回皇帝赏赐的大量金银珠宝满载而归。如卜赖哇国的使臣献上几匹斑马、几只驼鸟，明成祖顿觉眼界大开，当即颁赏金500两，银3000两，还有无数的丝绸、茶叶等物。
郑和下西洋给明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库藏空匮”，百姓困乏，它的非经济性决定了这种官方模式的海洋经营活动难以为继。因此，当郑和六下西洋后，便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强烈反对，就连始作俑者明成祖也有了不堪重负的难言之隐。适逢皇宫遭受火灾，朱棣不得不宣布暂停中外互航。
其后，新皇明宣宗继位，以庆贺自己登基，才有了1431年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这也是郑和乃至中国古代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船队两年后返回。
1433年7月，远航船队刚刚返回，明王朝再次重申禁海令：命南京都察院严查私通番国者，对告发检举犯禁罪行举报者予以奖励。民间出海一禁再禁，而官方也因水灾、旱灾、蝗灾不断，国库空虚、财政紧张，再也没有能力进行毫无经济效益的“亏本”远航。
1447年，国家财政复苏，明宪宗复谋下西洋，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为了阻止，竟将郑和七下西洋好不容易搜集、积累的所有资料、图籍档案，一把火烧了个精光。长达6.6米的《郑和航海图》因收入《武备志》一书，才得侥幸存世。面对上司的责难与追问，刘大夏竟振振有词地辩解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刘大夏的短视、愚蠢之举，不仅博得许多人的喝彩，也代表了一大批封建臣子的心愿，他们从维护所谓王朝德政及百姓利益的名义出发，以防后人利用这些航海资料效仿郑和，不仅冠冕堂皇，而且“理直气壮”。于是，郑和下西洋、“德泽洋溢于天下”的伟大壮举，一夜之间成了“误国误民”的“弊政”、“滥政”，成为坚决打击并予取缔的对象。郑和的英名与功绩也随着那吞噬图籍档案的火光，与袅绕的青烟一同飘散在历史深处。
当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转瞬间成为历史陈迹，中国官方的航海活动也就由峰巅猛然跌入低谷，而民间航海从来就没有开禁过。于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所有航海活动从此销声匿迹，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几乎完全断绝。中华帝国，就此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之中。
当我们面对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及一系列领先数据的时候，骄傲与自豪之余，很有必要进行一番纵横比较与冷静思考。
李约瑟曾称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却不是伟大的航海民族。事实也确然如此，国人与海洋的关系，似乎自古就有着一种疏远与隔离的传统。中华民族是一支在高土高原与黄河流域的结合带，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及外围地区发展、融合的民族，自古远离大海，文明的源头及因子对海洋的认识相当匮乏。当我们的祖先面对浩瀚的大海时，看到的只是一片山呼海啸、晦暗幽冥、阴森凶险、无始无终、蛮荒无涯、难以捉摸的恐怖情景，少有海洋的另一性格——浪漫诗意、温和宁馨，于是，在传统文明的底色上，也就打上了变幻莫测、敬畏有加的基调。“海”字“从水从晦”，晦者，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古代先民往往将海与渺远、蛮荒、苦难划上等号，比如瀚海、边海、海外、苦海等。一句“望洋兴叹”，更是透着一股令人伤感而又无法排遣的无奈与无能、懦弱与辛酸。时至今日，国人对大海的认识与心态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仅以曾经流行而略带贬意的“下海”一词为例，从中就可窥见黄土文明、陆地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深刻烙印。
文明的早期背景与底色决定了国人在与大海的交往中，总是显得谨小慎微、畏葸不前。扩张版图，改朝换代，总在陆地进行，很少考虑越洋派兵海外，所谓“逐鹿中原”是也；除了捕鱼，国人向来不会主动出海；即使出海，也只是在环中国大陆的近海里游走一番。隋炀帝曾派人乘海船抵达台湾，一度引起极大轰动。拥有了几千年的悠久文明，仅仅渡过一条台湾海峡，就陶醉得无以复加，与西方那些航海民族相比，也实在是太“小儿科”了，如果他们当时有知的话，会作何感想？
明朝海禁之前，先民虽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与海洋打交道，但在先天条件及文明底色的束缚下，也就形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古代海洋观念：一、有限开放性。华夏民族几次大的融合，总是大陆民族取胜，海洋民族屈居被动地位。在大陆强势文化的主导下，海洋的开放倾向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挤压与掣肘，始终被纳入“以农桑为本”的黄土文明框架之内。二、边缘附属性。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社会里，自然形成了陆主海从的传统意识，中原地区是中心，沿海地区为边缘；农业经济是主导，海洋经济是末流；农业文明是主体，海洋文化为附属。三、本土防御性。在重陆轻海思维模式指导下，国民海洋活动缺乏，国防范围仅仅局限于陆地，缺少向海外拓展的勇气与信心，少有的几次海上军事经略活动，其落脚点仍在维护本土安全与稳定。
一个不具航海特性的民族，在禁海令一再颁布、重申、强调的情况下，郑和却能率领一支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船队，所行航程之远、所到地方之多不仅超过历朝历代，在世界也首屈一指，这不能说不是一道异常眩目的光芒，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郑和航海所迸发出的奇异光芒，实则建立在前人累积的经验与业绩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