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宁波帮”
浙江的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口与杭州湾的交汇处，山明水秀，它的四周散落着一百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为1444平方公里，拥有400多公里海岸线。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耕田捕鱼，繁衍生息，形成了与海洋密切联系的独特文化。潮起潮落，漂流不息的东海之水将大陆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带到了这里。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中央政府于此始设翁山县，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名定海县，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定海和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六个县旧属宁波府，虽然今天的定海已改为舟山市的一个城区，不再隶属于宁波市，但其“宁波人”的印记却早已深入人心。早在唐宋时期，宁波就是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沿海最繁忙的口岸之一，尤与对日本、高丽的通商最为频繁，因而这里的民众具有悠久的通商传统。宁波人以精明、抱团、恪守信义闻名于世，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明清以后，由于江南地区人口发展迅速，生齿日繁，但耕地面积却相对狭小。地狭人稠的自然环境，又培养出宁波人四方游食的经商习惯，因此宁波人“见异思迁”的创新精神与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保守观念是不尽相同的。
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成为第一批开放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上海的地位日益重要，于是宁波府的商人便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其历史悠久的经商传统，纷纷走向沿海发达城市经商，成为中国著名的商帮——“宁波帮”。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上海取代了宁波，成了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宁波人却成为上海滩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力量。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这里走出了一个个著名人物，如叶澄衷（镇海人）、朱葆三（定海人）、虞洽卿（镇海人）、严信厚（慈溪人）、傅筱庵（镇海人）、刘鸿生（定海人）、袁履登（鄞县人）等，他们或是充当买办，或是经营金融、机械、贸易、轮船运输，活跃于新兴的各个行业之中。宁波商人目光敏锐，善于捕捉一切赚钱的机会，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特别是在经营贸易和航运方面，称得上是开一代风气之先，这里既有历史渊源，也与现实的需要密切相连。
随着蒸汽机的发明，科学家设计在船舶的两舷装置明轮，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旋转，明轮上的叶片在水中划动，进而推动船只前进。由于蒸汽机需要燃料发动，因此后来中国人就形象地将这种装有明轮的机动船只称之为“轮船”或“火轮”，这也是航运事业进入近代化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经济的入侵，使用动力的机器轮船业亦传入中国，但长期以来行驶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轮船都是外国的公司。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宁波修建码头，率先开辟了宁波至上海的客轮运输，而直到清朝末年，政府才解除了航运业内民族资本“不准另树一帜”的禁令。“宁波帮”立即抓住这一商机，大力发展轮船业，与列强相抗衡。清宣统元年（1909），宁波籍的虞洽卿与严义彬等招股创办宁绍商轮公司，资本总额100万元，购买宁绍轮，航行上海—宁波之间，载运客货，隔日往返，方便沪甬乘客。后来公司发行股票时，干脆在股票两边印上“爱国爱乡，挽回航权”八个字，因而民谣称之为“宁绍斗太古，乘船不再苦”。其后虞洽卿又与朱葆三、方椒伯、袁履登等人集资，相继成立长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轮船公司，经营宁波至上海及上海至汉口等沿海或沿江航运，1914年，虞洽卿更是独资创办三北轮埠公司，不断扩充资本，并敢于同外资竞争。虞洽卿之子又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虞洽卿本人也收购了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这样到了30年代中期，虞氏家族的轮船公司连同小轮和拖轮，共有各类船只65只，总吨位九万余吨。旗下船队不但航行沿江沿海，还逐渐扩展至北洋南洋，并兼航上海至海参崴，上海至仰光、南洋群岛乃至于上海至日本诸航线，位居中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首，并长期执民营航运业之牛耳。◣注：王洸编著：《中华水运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20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72。◢
岁月如梭，潮起潮落，但宁波人经营远洋航运业的这一传统却不断发扬光大，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举世公认的七大世界船王中竟有两人是中国人，而他们都来自宁波——这就是生于镇海的包玉刚和原籍定海的董浩云。
家世与少年时代
关于董浩云的家世及其出生时间、出生地点均有各种传说，浙江当地政府的相关网站资料都说董浩云祖籍定海，生于定海县城的将军桥下6号，在家乡念完小学后再随全家移居上海。但依董浩云的大嫂姚芳英回忆，董氏的祖先世居福建，其曾祖乃盛公因病早逝，曾祖母林太夫人含辛茹苦，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由福建漂迫到浙江定海，长、次二子于贫病中相继夭亡，只剩下三子呈叔（即董浩云的祖父），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遂在定海定居，并以裁缝制衣为业。呈叔年长后成婚，育有二子，长子瑞霖（1880—1939），次子瑞昌（1881—1932），即浩云之父。
清朝末年，民不聊生，当时上海业已开埠，并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董呈叔也像他家乡的许多人那样，从定海举家迁居上海碰碰运气。他们先是定居闸北，后来又在南市大东门霸基桥边租了间民房落下脚来，试图寻找发财的机会。呈叔公仍操旧业，两个儿子则改学石版印刷，师满后各自成家立业。长子瑞霖娶妻龚氏，生子兆熊，毕生从事印刷行业；次子瑞昌娶妻陶翠夫人（1883—1981），生有三子二女：长女梅兰、长子兆丰、次子兆荣（后改名浩云）、次女梅凤、幼子兆裕。按照董氏族谱所载，其排行顺序则为“乃呈瑞兆，建立中华”。◣注：董浩云大嫂姚芳英的回忆资料，2002年2月至2003年3月，后收入金董建平、郑会欣编注：《董浩云的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53—254。◢
1912年9月28日，农历壬子年八月十八日，董浩云生于上海，按照家谱排行为“兆”字辈，故原名为兆荣。步入社会后他则将其名改为浩云，取“浩瀚如云”之意，但他的英文名则仍按其原名拼写，即ChaoYung Tung，所以C.Y.Tung就成了日后世人所熟知的简称。◣注：关于董浩云出生的日期也有多种说法，他本人所填写的多份签证申请，同时他自己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及出生日期是10月10日（即武昌首义纪念日），本书则采用其亲属的记忆。◢
董浩云的父亲董瑞昌缩衣节食，省吃俭用，妻子陶氏又极为贤惠，除相夫教子外，她还在繁重的家务之余承接制作军装和学生装。夫妻胼手胝足，艰苦创业，终于在上海南市的东大门一带开设了一间五金店，取名为“源森号”，门面虽然不大，小本经营，日子倒也能过得下去。那一年，董浩云只有六岁。
董瑞昌夫妇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深深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儿子接受教育，因此浩云和哥哥都先后进了位于南市大东门内的育才书塾（即后来上海著名的育才学校）就学。少年时期的董浩云身体羸弱，据说他连小学都没有读完。◣注：陈存仁：《一代船王董浩云》，载《大成杂志》第103期（香港：1982年6月1日）。◢但是休学后的董浩云不但没有放弃学习，反而选择了更加辛苦的自学之路，而且好学不倦这个良好的习惯陪伴着他走过了一生。事隔多年，当董浩云事业有成、德高望重之时，他那一口流利的英文、渊博的专业知识、典雅的艺术修养，又有谁会想到他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呢？
与航运结缘
1928年11月，年仅十六岁的董浩云便投身社会，经大哥兆丰及朋友周汉楚介绍，他考进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任练习生，这是一家日本在上海开设的船务公司，主要经营航运和贸易方面的业务。虽然董浩云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时间很短，但他却从此选择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与航运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为什么董浩云刚刚踏上社会就会选择航运事业并从一而终？这可能是与他生长的环境有关，浩瀚的海洋、巨大的轮船曾给他留下无尽的遐想；也可能是他耳濡目染，自幼便受到宁波先贤们对航运事业的追求及奋斗的激励和影响；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当时中国的局势对他所产生的刺激。
此时国民政府刚刚在南京定都，虽然国家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多年来中国航权旁落、列强操纵沿海、内河航运事业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就在董浩云刚踏入社会之际，上海航业公会就曾针对当时局势公开发表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已久的航权。声明指出：“我国航业尚在幼稚，其所以如此幼稚者，实以外轮侵占航权为主要原因”；并呼吁“党国诸公、全国同胞纠正而挽救之，誓死以力争之”。◣注：《上海航业公会宣言》（1929年10月15日），参见国史馆编：《航政史料》（台北：国史馆，1989年6月），页1055—1058。◢多年以后董浩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本人自幼即对海洋发生兴趣，以船为第二生命”；然而严酷的政治与经济局势却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虽然是个亚洲大国，但近百年来却受尽了来自海洋方面的侵袭。“这绵长八千余公里的海岸线，加上台湾、海南岛、香港以及其他星罗棋布的岛屿屏围着它的外围，试看每一港口，哪一处没有它被袭击底创痕！从那些港口输入了西方文明，亦带给我们多少耻辱；自鸦片战争，香港割让，英法进攻天津，继以五口通商，甲午战败，台湾、澎湖被占，驯至日俄在我辽东半岛进行战争，旅顺、大连悉入他人掌中，于是法租广州湾，德据胶州湾，英占威海卫，山东半岛遂亦体无完肤。不仅沿海如斯，当时外来海洋势力且曾登堂入室，侵进内河，在浩瀚扬子江，蜿蜒如珠江，春暖松花江，以及静静地白河，都有过外国轮船踪迹；心腹地带，亦有过各国租界，大好锦绣河山，几无一片净土！”◣注：董浩云：《历尽沧桑话航运——廿五年来中国航运事业的回顾》，载《中国远洋航业与中国航运公司》（香港：中国航运公司自印，1954年），页60、47。◢这段话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志气，同时也应是他选择职业、献身航运的一个答案。
董浩云在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工作了大约半年左右，一天他无意中在报上看到金城银行在上海招聘航运训练班的消息，善于捕捉一切机会的董浩云立即被它所吸引，并决定报名参加。于是，这个或许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却从此改变了董浩云一生的命运。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总行设于天津，是当时中国、特别是北方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因而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并列，号称“北四行”。它的成立既适应了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民族工商业的需要，同时也与北洋政府当权人物的投资活动密切相关。总经理周作民有意模仿日本三井、三菱、大仓等财团的做法，通过投资参股等方式，将银行资本逐渐渗入到工矿企业之中。金城银行第一个投资兴办的企业是通成货栈公司（简称通成公司），公司开办之初的主要业务是堆存、包装和运输货物及代办押款押汇，并代客买卖货物，重点则经营棉花、化工（制碱）、面粉和煤炭（俗称“三白一黑”）的采购和运销，并先后在天津、上海、郑州、汉口、陕州等通商要衢建立货栈，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但由于运输货物手续繁杂，一时难以兼顾，主要业务还是委托其他运输公司代为经理。◣注：金城银行档案：《通成公司沿革》（1943年4月），转引自《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68。◢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定都南京后，政治中心南移，上海更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对于这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内金融家都看得很清楚，金城银行自然也不例外。同时，通成公司在几年的经营实践中也深深体会到运输业的重要，委托别的运输公司经营货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而有计划在国内发展航运事业。周作民等人意识到，发展航运业除了需要资本，更重要的则是培养和网罗人才，于是金城银行决定在上海举办航运业训练班，计划为本公司培养和造就一批专业人员。董浩云年轻好学，资质聪慧，同时又在日本的船务公司工作过大半年，对于航运业务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因此很顺利便考入金城银行开办的航业训练班。
董浩云自航业训练班结业后便被派到上海通成公司任职，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聪明过人，深受上司的器重。此时，刚成立的天津航业公司（金城银行的子公司）正在上海的大中华船厂订制几艘船只，公司经理叶绪耕经常往返于津沪两地，而他恰巧也是浙江慈溪人，正想找些年轻得力的职员北上。经通成公司史蔼士先生的介绍和引荐，董浩云和他的好友顾联青一起前往三马路的惠中饭店拜访了叶绪耕，相互交谈了大约一个小时。董浩云既年轻又好学，而且还是宁波老乡，叶绪耕对他十分满意，当即拍板决定，并希望董浩云和顾联青尽快北上履新。就这样，一项新的挑战、也是董浩云人生中一次重大机遇来到了他的身边。
天津航业公司的新人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北依燕山，东临渤海，地跨海河两岸，为海河水系五大支流的汇合处。天津既是津浦、北宁两大铁路枢纽之交点，同时又与平汉、平绥铁路交接，正所谓“当黄河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无论河海水运，或是陆路交通都十分便利，是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贸易城市。
当时天津的航运界除了外资公司占绝对统治地位外，中国资本的公司也积极拓展各自的营业，欲与外资相抗争，经营沿海各口岸间的贸易。这些公司主要有国营招商局天津分局，盛昆山、孙学仕等人创办的直东轮船公司，郑效三、李镜轩、陈世如等招股集资创办的天津北方航业公司，虞洽卿的上海三北轮埠公司天津分公司，张本政创立的政记轮船公司以及王仲三等人开办的通顺轮船公司。在远洋航运方面，当时中国的民族企业缺乏与外资抗衡的实力，但海河驳运业的地位既如此重要，经营内河航运便成为中国民族航运业争取的一致目标。在与外资竞争的轮船公司中除了上述这些公司外，成立较晚但后来居上的天津航业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津沽海河自人工开直以来，由于河流缩短，斜度增加，导致河水不能贮蓄，而因泥沙太多，淤塞河身，海轮亦无法驶入天津港，只能依靠驳船转运。然而驳船不敷，卸货困难，停泊在塘沽10余日不能启碇的情形时有发生，损失之大可想而知。津沽间的驳运业务长期以来一直被英商太古集团垄断，由于货主急于卸货，而驳船不足应付，所以运费向无定价，随意增加。业内早就有意改变这一局面，天津航业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国内的银行家和企业家集资共同创办的。◣注：《发起天津航业公司缘起》（1929年8月），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航业公司档案：J168—33。◢
1929年9月1日，天津航业公司召开创立会，公司的主要股东为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叶绪耕、杨济成，金城银行属下通成公司代表朱宝仁，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经理范旭东、杨子楠等18人，共同出资25万元，◣注：《天津航业公司股东名册》（1929年9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航业公司档案：J168—18。◢其中金城银行股份占80%，久大盐业公司占6%，其余14%的股份为零星股东所持有。创设公司的目的主要为承揽津沽之间进出口货物卸货与装运，并负责为久大和永利两家公司代运原料制品。在公司创立会上通过的公司章程规定以“振兴航业为宗旨”，其营业范围包括：自备或租用轮驳，航行内河外海口岸装载客货；代理船只及一切客货运输业务；码头、仓库及其他航业上附带业务。经发起人共同选举，周作民、叶绪耕、朱宝仁、宋承熙、杨济成等五人为公司董事，范旭东、杨子楠为监察人，并推选周作民为董事长，叶绪耕任总经理。◣注：《天津航业公司创立会》（1929年9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航业公司档案：J168—447。◢
为了加快公司的进展，发起人早于公司创立前数月就向上海大中华造船厂定购了两艘蒸汽小火轮、一艘400吨的自动驳船和五艘驳船，但船厂却未能如期交船，致使公司业务无法正常开展，直到1931年7月方正式运营。天津航业公司最初位于天津第十区的太原道，聘请原在浦口轮渡任职的王更三管理船务，主要经营塘沽与紫竹林之间的航运，后来久大盐业公司的运输部亦归并于航业公司，盈利颇丰。◣注：《（天津航业公司）调查提纲》（1949年），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航业公司档案：J168—72。◢但其时日益膨胀的日本势力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天津航业公司的生存，为了谋求公司的发展，必须扩大资本，增强实力，公司股东决定将公司股份折实作价，交由金城银行接办，再由金城银行扩大资本，并由通成公司具体负责其经营业务。◣注：《金城银行史料》，页280。◢嗣后由于资本增加，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公司亦搬迁到天津最繁荣的中心地带英租界中街33号（抗战胜利后改为中正路125号，亦即今日之解放北路125号）。当时天津大约有10家中外公司经营拖驳业务，其中华资公司内就数天津航业公司的规模最大，据统计1936年该公司拥有拖轮4艘、驳船7艘，职员20余人，若再加上水手、仓库和装卸工人，总人数约150人。◣注：姚士馨、吴洪：《天津航运事业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页204◢天津航业公司的业务除了兼营船舶、货物代理、码头仓库栈端口、以及报关业务外，还经营进口贸易，集港口、航运、贸易为一体，成为天津航运业中的后起之秀。
1931年11月，董浩云和他的好友顾联青联袂乘火车北上。这是董浩云第一次离开父母远离故乡，对他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眼前的一切都异常新鲜。他们从上海乘火车先到南京，游览了六朝古都的风光后，再经轮渡过江到浦口乘车北上，一路上走走停停，沿途先是到曲阜瞻仰孔府、孔庙，后又畅游济南的大明湖，终于在初冬时分来到天津。◣注：关于董浩云到天津的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相互抵牾，不可尽信。这里所说的时间是以顾联青的回忆为依据的，而天津市档案馆典藏天津航业公司的档案也明确记载董浩云到职时间是1931年12月（参见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航业公司档案：J168—108），这就更加证实了顾联青的回忆是可信的。◢
最初董浩云的职务是担任公司副经理王更三的秘书，负责公司内部的事务，并与外界同行业间进行广泛的联系，当经理外出不在公司时，其事务便由董浩云代拆代行，后来则负责公司的船务并兼文书的工作。经过不太长的时期，董浩云很快就熟悉了自己所经管的业务，并与公司内的同事以及天津同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根据现存天津航业公司的档案资料中可以得知，董浩云是1931年12月到任的，除了少数几个职员外，他可以算是公司最早的成员之一。最初他的薪金为每月40元，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表现，其后不久就一次加薪20元，而其他的职员一般每次加薪只有4元，最多也不过10元；1934年6月，他被提升为公司的船务部主任，其后工资又增加到80元（其中津贴10元），1937年再增加到130元（其中津贴30元），而与他同时入职的顾联青工资仅为75元。1935年度尽管董浩云因身体不适以及家事曾请假休养时间长达113天，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公司恐怕早就将他除名了。但是因为董浩云的工作表现实在优异，公司对他亦特别优待，这从对他平时成绩“优越”两个字的评价就可以体现出来。在“特别劳绩”一栏的评语是“保险、赔款、北宁监视费”；“其他事情”一栏则写道“努力研究九号码头存货”。而公司对其他成员的评语至多是“忠实”、“负责”、“安详”、“尽力”等词汇，更多的则为“事务欠尽力”、“能力差”、“头脑欠清”、“欠有条理”、“惰”、“欠干练”等批评的词语。因此公司对他的奖励也是最高的，1935年度的奖金包括休养费400元，特别酬金440元，以及两个月奖金160元；1936年度的酬金更高达960元，奖金160元，同时期其他职员的奖励只不过是数十元之多。◣注：《天津航业公司廿四年度酬奖金分配单》（1936年1月16日）；《天津航业公司职员年功加薪清单》（1937年1月）；《天津航业公司二十五年度酬奖金分配单》（1937年2月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航业公司档案：J168—122。◢由此可见董浩云在公司中的表现是如何优异，不但得到上司的器重，他的工作能力也受到同业间的认同。
董浩云在天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却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不断地历练成长，从一个刚刚踏入航运界的新人逐渐成长为干练的行家。可以这么说，董浩云的航运事业就是从天津启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