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理论”在美国
“法国理论”的定义，莫若认为就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经过美国包装之后的各门各派法国新潮理论的总和。所以不奇怪，今日巴黎学人言及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回馈过来的“法国理论”。按照库塞的看法，前面这些如雷贯耳的法国名字，在它们的美国化旅途中，都被“过度解码”了，反之它们的法国乡音，倒是日见遥远。而事实上，正是20世纪末一个秋天发生的一场短暂论争，改变局势，使得这些当初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名字，终而在其本土也被认真看待起来。按照库塞的说法，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观美国文化，从电子音乐到互联网、从概念艺术到主流电影，特别是从学术界到围绕文化与政治的种种论辩，莫不笼罩在上述法国名字的魅影之下，这些名字虽然是风起青萍之末，但是很快风云际会，扶摇直上，成就了在其本土永远没有企达的声名。
我们可以从“法国理论”在美国的历史说起。一般来说这段历史可以把起点定位在结构主义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全面登陆。再往前看，或许可以上溯到萨特存在主义在美国的接受。如现执教蒙特利尔大学的加拿大学者米歇尔·彼埃森斯（Michel Pierssens），即作如是观。彼埃森斯在美国教学多年，且撰文参与过围绕索卡尔事件的论争。在论及“法国理论在北美”这个话题时，他就认为法国理论在美国的出现要早于20世纪60年代。故现在来谈“法国理论”，第一个名字应该是萨特。[1]
在库塞看来，“法国理论”在美国甚至有一个三阶段的“史前史”。第一个阶段是1940至1945年纳粹占领法国期间，许多法国艺术家和哲学家流亡到新大陆。这段历史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经历颇有相似处，但是理论成果和影响显然大不相同。第二个阶段是战后法国思想三大流派的美国之旅，它们分别是超现实主义、萨特存在主义，以及年鉴学派。但是说到底，“法国理论”进入美国的标志性事件，是在这段“史前史”的第三个阶段，即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研讨会。
1966年应是法国的结构主义之年。这一年出版了罗兰·巴特的《批评与真理》、拉康的《文集》，以及福柯的《词与物》。一些结构主义口头禅诸如“人之死”、“范式转移”等，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主流媒体的头版上面。在美国，同年列维 — 施特劳斯《野蛮的心灵》英译本出版，《耶鲁法国研究》杂志出了一期结构主义专刊，但是两者都反应平平。正是基于结构主义在美国这一波澜不兴的现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教授理查·迈克希（Richard Macksey）和尤金尼奥·多纳托（Eugenio Donato），突发奇想，邀来法国结构主义一线人物，在福特基金资助下，于10月18至21日在巴尔的摩校园召开了题为《批评语言与人的科学》的研讨会。百余人规模的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到场的10位法国明星。他们是巴特、德里达、拉康、勒内·吉拉德、希波利特、戈德曼、莫哈泽、普莱、托多洛夫，以及让·比埃尔·韦尔南。就在是次会议上德里达结识德曼，说来也巧，两人此时都对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深感兴趣。后来同样成为“耶鲁学派”核心人物的希利斯·米勒，当时坐在会议的听众席上。
后人忆及此次盛会，一般会提及德里达对列维 — 施特劳斯的发难，由此将是会看作解构主义阴差阳错进入美国的起点。但事实是几乎每一场演讲都有尖锐争论。如普莱坚持文学想象，反对巴特的结构分析；戈德曼在文本的“社会化”方面，则有意识同德里达拉开了距离；希波利特提出的问题后来广为传布：在我们的时代来谈黑格尔是不是太晚了一点？但是说到底，这次研讨会上出尽风头的终究还是两位结构主义新星：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巴特的演讲是《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德里达的发言《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合与游戏》，则更以破解结构主义为人瞩目。这篇被认为是了解解构理论不可不读的文章，有一个明确的靶子，那就是列维 — 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意味着有一个中心，但列维 — 施特劳斯本人的文字，据德里达分析，又恰恰可以证明这个中心并不存在。这便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自我解构的绝好例子。德里达说，他之所以选定列维 — 施特劳斯来作解构，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文化学在人文科学中占据了特殊重要的位置，更因为列维 — 施特劳斯的著作中，有一种明显的自我解构的倾向，而这一倾向直接关系到对传统语言的批判，也关系到此一批判的语言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德里达没有无的放矢信口开河，这次研讨会的议题，就是“批评语言与人的科学”。三十余年之后库塞这样总结这次会议的“德里达”效应：
问题很清楚：这个崇高的结构主义以及它给冲淡了的股份，美国大学一向只知晓它的叙事学版式，如热奈特和托多洛夫，如今它该被我们抛诸脑后，来迎接一个游戏更甚的“后结构主义”了。虽然这个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叶方才出现，但是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讨会上，到场的所有美国人都意识到，他们刚刚出席了它公开诞生的现场表演。[2]
由此可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初迎接法国结构主义主流理论的夙愿基本上是不了了之。它鬼使神差地悄悄开启了一个先是叫作后结构主义，然后叫作解构主义的新时代，并且最终形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个解构主义重镇的“金三角”。
也许后来将196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讨会追记为解构主义进军美国的起点，未必名副其实，因为当时的话题是结构主义，大家还不清楚解构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甚至在之后的10年之中，业已在新大陆安营扎寨的“法国理论”，很大程度上也还是纠缠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分与不分以及如何分界的迷惘之中。比如拉康、福柯、德里达有一阵子身份是疑神疑鬼的结构主义者，可是一转眼，就变成了巴黎后结构主义的三驾马车。又如罗兰·巴特，其身份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化发生在何时？是不是该以他1970年出版的《S/Z》为分界线？可是，乔纳森·卡勒，这位美国“法国理论”三大重镇之一康奈尔大学的比较文学掌门人，在他普及解构主义功不可没的《论解构》一书中，明确告诉我们，早在巴特1964年《批评文集》的重要序言中，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后结构主义”兴趣。卡勒本人这样交代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接受：
解构主义被人形形色色地描述为一种哲学立场，一种政治或思维策略和阅读模式。文学或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它作为一种阅读和阐释方法的力量了。但是，倘若我们的目标是描述并估价文学研究中的解构实践，那么这也是一个充分理由可以先宕开一笔，暂从解构作为一种哲学策略说起。[3]
由此可见，解构主义在美国，然后向全球漫延的接受模式，首先是“作为一种阅读和阐释方法的力量”。换言之，它是文学批评不断涤古革新、改朝换代的最新版式，即便德里达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哲学家身份。
库塞称他追记“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旅途，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去硬性打开文本的“黑匣子”，而是注重描述符号的社会流通、引文的政治运用，以及概念的文化生产。事实是，法国理论的旅行在其出发起点和接受终点，很少见到同质同步的局面。如法国哲学家进口美国，是文学界在做不懈努力；革命问题到了美国，变相跟少数族裔话语混合起来；伽里玛和午夜这些大牌出版社的作者，到美国则成了大学出版社和一些边缘出版商的常客。这一切，都足以显示理论的一种创造性的不对称传播。
“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最早传布中，杂志的功绩值得纪念。这些刊物最初常常是简陋的油印本，用订书机装订后在课堂和会议上手手相传。一些新锐法国文本，最初就出现在这等场合。油印本不足为奇。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斯图亚特·霍尔大名鼎鼎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最初形式也是流传在伯明翰中心内部的油印文本。这些大多出自年轻人手笔的“法国理论”的最初翻译，质量叫人不敢恭维，它们有时候是著作的节选，有时候是作者的随机性访谈，因为没有版权，大抵只能在法文系的课堂内外私下交流。这一切与结构主义流行前夕，包括1960年创办的《传播》、1966年创办的《语言》、1970年创办的《诗学》等一批法国本土的学术刊物，走过的路径大不相同，显示了业余与专业的鲜明对比。特别是得名于《如实》（Tel Quel）杂志的“泰凯尔”团体，其对法国文学和文化理论产生的那种引领潮流的深刻影响，在美国基本上难见其匹。
美国当年致力于引进“法国理论”的杂志，库塞注意到一批左翼刊物，如《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和《泰劳斯》（Telos）等，倾向于将上述“法国理论”的干将们，表述为一批非正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新作者，如波德里亚被描述为摧枯拉朽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人；质问福柯对阿狄卡监狱的观感，以及对美国刑罚制度的危机有何感想；至于利奥塔，则成了阿多诺的“力比多”式批判者。库塞强调说，就在大体12年间，围绕“法国理论”的登陆，有包括《字符》（Glyph）、《疆界2》（Boundary 2）等在内的16家新杂志冒将出来。这些刊物大都开宗明义，不遗余力从欧洲引入新思想和新范式，是以德里达的消解中心、福柯的社会控制、利奥塔的冲动装置，以及德勒兹与伽塔利的精神分裂等，一时成为常新不败的话题。
库塞以三家杂志作为引进“法国理论”的先驱刊物。除了后文的《符号文本》，其他两家都是1971年在法文系创办的—康奈尔大学的《析辨》（Diacritics）和威斯康辛大学的《潜姿态》（SubStance）。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锐杂志的刊名大都起得奇形怪状，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它们充满了潜文本的延异和播撒态势，怎样恰如其分译成中文，都叫人伤透脑筋。《析辨》杂志面世之初，拜斯坦纳同福柯的生动交流，赢来了一个开门红。福柯的《词与物》英译本1970年出版，1971年2月，法裔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aner）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名流时刻》，给予尖锐评论。紧接着，《析辨》创刊号刊出福柯的答辩《批评中的怪物》，第二期又刊出斯坦纳的再答辩《斯坦纳答福柯》。此刊后来又同解构主义打得火热，分别发表过德里达《论文字学》的书评，哈罗德·布鲁姆、保尔·德曼的解构高论，以及论阿尔托和拉康的文章。不过同其他刊物相似，《析辨》也渐而从主打拉康—德里达牌，转移到德勒兹—利奥塔的社会颠覆模式。1973年夏季号上，《析辨》封底上刊印过一首打油诗：
在请进病人之前，拉康博士，请告诉我们
列维 — 施特劳斯、德里达和德曼的最新动向??
黑格尔之后辩证的东西还能结构吗？
名称的物化真的能替代面包圈吗？
能指是不是果真就意味着所指呢？
噢妈的！拉康，你的病人自杀啦！[4]
这首叫人忍俊不禁的打油诗也许可以看作一个风向标。它是不是意味着抛弃“漂浮的能指”、“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类后结构主义标识，再次重申文本的言外之意？也许就像打油诗一样本身不过是文字游戏，它说到底还是彰示了一切法国新锐理论的游戏作风？
《潜姿态》同样将传布法国先锋思潮引为己任，也一样经历了传播重心的“德勒兹转向”，从最初三年里鼎力介绍索绪尔、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和法国结构主义，渐而转向对德勒兹和伽塔利的“精神分裂症分析”和“反俄狄浦斯”理论的介绍。1976年它的弗洛伊德批判引人瞩目，次年又转向阿尔托。1978年它出了一期德勒兹与福柯专辑，“边缘政治”一时跃居中心，包括刊布了福柯《性史》的最早英译节选。很显然，这一切都与后结构主义热衷的文本理论渐行渐远了。此外，197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办的《字符》杂志，扉页上就赫然在宣示它的两大主旨：其一是质疑“表征与文本性”，其二是探究“美国与大陆批评科学的对抗”。同所有的此类刊物相似，大家一开始的话题似乎都是德里达，但是后来《字符》也尝试运用解构批评，来分析麦尔维尔和歌德的小说。还有《社会文本》，这家后来被索卡尔狠狠耍了一把的人文杂志，系1979年在杜克大学由社会学家斯坦利·阿诺罗维兹与日后成为中国后现代教父的詹姆逊创办。这家大刊稿源丰富，坚持其左派文化定位，目光并不紧盯着文学理论。故除了德塞都、福柯等“法国理论”的文本，它还刊发过美国本土理论家赛义德和康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等人的文字。对于1974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的《批评探索》，库塞的评价是，它一方面围绕福柯的论争，发表了斯坦利·费希和保尔·德曼的开拓性文章，一方面又注意保留下来对话姿态，重历史而轻政治，是以能出人意表地将加缪、博尔赫斯、艺术中的女性主义这类题材一并收入罟中。
但是“法国理论”假媒体畅销美国，功劳首推法国哲学家西尔维尔·罗特林奇（Sylvère Lotringer）197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符号文本》杂志。这本后来发展成出版名牌的大刊，首先刊物的名字Semiotext（e）就有讲究，它是将“符号学”（semiotics）与“文本”（text）两个词对接，后缀加上一个括号中的e，显示杂志最初的双语性质。说到底，这个别出心机的刊名，显示的还是一种符号学的解构态势。罗特林奇1970年到美国，197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法文系得到终身教职。哥伦比亚大学的里德讲堂（Reid Hall）接待过罗兰·巴德、德里达、波伏娃等法国名家，向以法美交流的桥头堡著称。在此授课的罗特林奇本人，也亲自邀请过伽塔利、热内特和拉康来此做讲演。这一切都使《符号文本》的面世变得水到渠成。草创之初的杂志班子共有10人，大都是罗特林奇的学生。10个人每人凑了5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经过筹备，1975年围绕监狱和癫狂话题，以《精神分裂症—文化》（Schizo-culture）为题的第一次“法国理论”研讨会拉开帷幕，德勒兹、伽塔利、福柯和利奥塔均到场演讲。如今，这些已故的大师们都是Semiotext（e）出版社重版目录中的主干。
罗特林奇推广“法国理论”的时代背景，一般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消退之后，理论界不复从阶级斗争中获得灵感，转而向资本主义内在机制中寻找颠覆动因。因此，在致力于系统引进“法国理论”的罗特林奇看来，美国新大陆正是实践此一理念的最好场地。罗特林奇曾经在纽约的西村同约翰·凯奇对弈，后者的《4分33秒》一类先锋实验性作品，其离经叛道肯定不下后来的“法国理论”。对弈中他感觉到梭罗、尼采和后结构主义息息相通。在不满法兰克福学派后续以及美国左派之余，罗特林奇决定独立引进流动不居、如根茎般枝丫蔓延的法国新锐思想，故早在杂志创办之前，先是德勒兹、伽塔利和福柯，然后罗特林奇又将文化理论家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速度学”（dromology）概念和波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引进了美国的政治话语。
《符号文本》第一期是索绪尔专辑。但重点是罗特林奇在日内瓦图书馆发现的一篇索绪尔的晦涩手稿《回文字谜》（Anagrams）。如此，读者实际上看到两个索绪尔。一个索绪尔是语言学大师，另一个索绪尔却在引诱人一头钻进文字游戏，进而来怀疑语言符号。1976年起，它又分别出过巴塔耶、《反俄狄浦斯》、尼采，以及“精神分裂症—文化”专辑。就像《析辨》和《潜姿态》杂志一样，《符号文本》也是成就了一个完美的德勒兹与伽塔利转向。1983年，罗特林奇联手自治传媒（Autonomedia）出版社，开始出版他起名为“外来物”（Foreign Agents）的“小黑书”丛书。丛书第一辑推出的《仿真》、《纯粹战争》、《在线》三书，当时就一路畅销，大获成功。其中《仿真》是罗特林奇编译波德利亚《符号交换与死亡》及《拟像与仿真》两书而成，《纯粹战争》系罗特林奇对“速度哲学家”维瑞里奥的长篇访谈，《在线》则系德勒兹与伽塔利的文集。尤其是《仿真》，它成为1999年基努·李维斯经典电影《黑客帝国》的直接理论后援。这套丛书后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当仁不让成为“法国理论”介入美国的第一通衢。
但是《符号文本》同自治传媒的合作也有局限。主要是后者大体属于一个比较松散的出版草根联盟，缺乏稳定性。它的圈子主要是军事爱好者、工会网络，以及所在地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些社会活动家。其习惯做一枪头买卖的作风，也与罗特林奇念念不忘的长久之计相抵。所以到2000年，《符号文本》同自治传媒分道扬镳，转而移师西海岸的洛杉矶，加盟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是，这个经营“法国理论”的美国第一号媒体品牌，终于修成了圆满功德。库塞给予罗特里奇这样的评价：
因此，西尔维尔·罗特里奇在法国理论的传播方面，也许就是冲锋陷阵的第一人，任何其他人等都望尘莫及。他时时遭受着灭顶之灾的威胁，在支持和讽刺的夹缝当中艰难生存，同时顶住了双管齐下的制度化巨大压力：其一是走向一个丰富多彩的美国路线生活世界，其间理论动因与生活经验永远和谐共鸣；其二是走进游戏者与赌徒的轻松天地，内心里只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可是压根就无法功成。[5]
罗特里奇之所以得到库塞的高度评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终究是周旋下来学院抑或游戏的两难选择。罗特里奇一直保留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同时始终同后来被哈罗德·布鲁姆叫作“憎恨学派”的敌视经典立场保持了相当距离。他是“法国理论”在美国的第一批传播者，可是一转眼又来谴责铺天盖地的新概念过度阐释。由此可见，“法国理论”在美国必走学院路线，否则它不成其为“法国理论”。
如前所见，“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旅途，大都经历了一个“德里达—德勒兹”转向。故假如我们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视为它的一个未必是名副其实的起点，应该不是盲目武断。但或许正是对文学的过分热心，致使德里达在本土一时命乖运舛，事实上被排斥在法国主流哲学圈子之外。包括他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满世界文学批评言必称解构的解构主义黄金时代，还舍不得给解构的父亲施予一个正教授的职称。在1979年出版、后来被誉为所谓“耶鲁学派”宣言的《解构与批评》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本文集的五位作者里，布鲁姆、德曼、哈特曼和米勒都是耶鲁大学文学专业的大牌教授，可是他们的“灵魂”德里达，身份其实有点尴尬。该书的“作者介绍”中说得明白：“雅克·德里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哲学与哲学史，1975年起，他任耶鲁大学的人文访问教授。英语世界中他因以下著作闻名：《〈声音与现象〉和胡塞尔符号理论的其他论述》（1973）、《论文字学》（1976）、《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论》（1978）、《文字与差异》（1978），以及《马刺：尼采的文体》（1979）。”[6] 这里有德里达早期英译著作目录。解构主义扛鼎之作《论文字学》英译本1976年由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译出，距离它的法文初版已经10年过去。
德里达的著作走进美国的课堂，《论文字学》的出版是标志性事件。这个译本不仅将晦涩艰深的解构理论译介得通俗易懂，而且有一个长达100页的译者序言。说它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译本，估计也不算夸张。斯皮瓦克的译序中不但系统介绍了德里达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而且就什么是“序言”、怎样来写“序言”大发感慨，被认为是从此将写序言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斯皮瓦克早年曾经师承德曼。2007年，她成为哥伦比亚大学264年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的有色人种女性。但是开始翻译《论文字学》的1973年，这位年方三十的天才女性还在爱荷华大学任职。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捧起德里达的这本大著，出于好奇，大致浏览了一番，当机立断决定担当起翻译重任，同时说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来出版这部后来证明是划时代的“法国理论”大著。译序中，斯皮瓦克这样描述她的序言意味着什么：
说某个叫作《论文字学》的东西当初是，现在也是我这篇序言一时兴起的缘起，那是理所当然，可是也并不正确。而且，甚至在我写作之时，我突出此时此刻，当你，来阅读的时候，也会在我的序言中发现你读《论文字学》一时兴起的缘起。[7]
斯皮瓦克是不是感染了德里达的文风？这篇序言曲里拐弯，文体明显也是模拟了《论文字学》作者的迂回曲折。故而称斯皮瓦克这篇大序开启了一个喧宾却不夺主的“法国理论”新时代，一点不算过分。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的作品以此为契机纷纷进入美国课题成为批评文本的分析对象，但是在“法国理论”的本土，迄今为止，拉康、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这一批已故大师们的身份虽然同样得到了确认，但是他们的著作依然是被排斥在文学系的课堂之外，尚无出现取代作品分析的趋势。
《马克思的幽灵》1993年出版，德里达与马克思的直接对话可谓姗姗来迟。该书一开篇就说：“现在维护马克思的幽灵。”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Maintenant les specters de Marx，[8] 开门就是一个双关语，maintenant是现在，此地又双关维护，所以蓓琪·加缪夫的英译文无可奈何只好把这双关同时译将出来，是为Maintaining now the specters of Marx。这个开头其实来得突兀，叫人不好理解。它是一个陈述句，在说作者德里达如今在维护马克思的幽灵？还是一个命令句，谓汝等应当维护马克思的幽灵？抑或它就是一个评议句，意谓吾人不论意识到与否，委实一直是在保养维护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以“幽灵”命名他这部姗姗来迟，一直到前苏联分崩瓦解，东欧纷纷易帜之后方才面世的马克思主义专论，当然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从词源上看，它无疑首先是取法于《共产党宣言》那一句著名的开场白。再往上推，则有该书题记所引《哈姆雷特》第一幕中，丹麦王子与老王幽灵宣誓完毕的一句著名独白：这时代脱节了。
但是，将马克思重读作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幽灵”，无论它被释为20世纪末叶的资本模式也好，弥赛亚式的政治愿景也好，抑或变相取代昔年“异延”的“正义”也好，德里达这一典型的“法国理论”马克思主义阐释模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英美正统—如始终在谴责解构主义是文本主义、反历史主义的伊格尔顿、佩里·安德森、詹姆逊等人，究竟还是难合分歧。分歧必然引来反击。方方面面的反击和斡旋后来被汇集到一部不算来得太迟的文集：《鬼魂分割：论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虽然，詹姆逊和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的评论还算持理解态度，占据上风的显然是一面倒的批判，诚如该书编者序言中所言：
这本文集里的论者们，对于究竟应该赞扬还是谴责（或者某些情况下干脆不屑一顾）德里达处理马克思文本的方式，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多有分歧的。考虑到大部分撰稿人的政治立场，谴责占据主导地位，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一点都不奇怪，在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上，他们倾向于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9]
简言之，论者大都倾向于判定德里达对马克思的阅读是误读。皮埃尔·马歇雷的文章是《被分隔的马克思》，伊格尔顿的文章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标题本身就锋芒毕露。德里达本人的答辩文章《马克思及儿子们》亦收入此书，他却不认为自己是在恣意歪曲马克思，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宗派主义者们的专利，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马克思的儿子。所以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马克思的幽灵。
回到库塞的《“法国理论”在美国》，作者认为解构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可以说是改变了美国的学院生活。它使“法国理论”不复仅仅是一种先锋话语，一种时尚堆积，或者文学研究中的某一种奇迹工具，而是意识形态的众矢之的，说到底，它是一个用新潮话语铺设的政治舞台。应当说，库塞的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法国理论”在中国
中国的后现代研究起步虽然稍晚，但是并不贫弱。甚或可以说，它未必没有一种后来居上的热情。作为西学东渐的一个阶段，“后现代”进入中国大致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自此以还，我们开始进入后现代语境，不论各种主义推陈出新一如城头变幻大王旗，我们发现“后现代”声色不动，这些年来几乎是将它们一网打尽了。如果说后现代为后工业社会的主流话语，那么，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后工业社会对于我们早已不是天方夜谭，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号称同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并肩的“G2”，对于后现代这样一种首先经过美国创造性传播的法国话语，当然是不会陌生的。
说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启蒙导师应该是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1985年9月起，詹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为期四个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讲座，由此开启了中国学术的后现代时代。虽然，詹姆逊本人是教授法国文学出身，可是因为文学和哲学那一种根深蒂固的瑜亮情结，或者说，哲学作为统辖一切学科的“第一哲学”，同样是如此根深蒂固地蛰伏在中国学术的潜意识之中，中国的后现代追根溯源，一般不大尊奉詹姆逊为其先祖，反之几无例外地将目光盯住了当年更多同哲学结缘的巴黎后结构主义三驾马车：拉康、福柯和德里达。
法国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流行中国的各类新潮理论的策源地。这些新潮理论一开始还各露峥嵘，后来则一并归入后现代麾下，干脆就给简称为“理论”。理论因它头绪纷繁的跨学科性质，以及玄之又玄的形而上作风，虽然是风起于文学的青萍之末，可是待到汹涌成潮，文学已不在话下，它显然就是一切人文学科趋之若鹜的新潮先锋。如果说，学界曾经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分别来引领国内西方文论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大主潮，尚显示了一种普遍的理论热情，那么到拉康、福柯、德里达转瞬即逝般亮相结构主义之后，很快成为后结构主义进而后现代主义的宗师。这里面的因由，当非巴黎永远引领世界时尚那样简单。
过去的20世纪里，如果说法国是各类新潮“理论”的最大源生地，肯定不是夸张之辞。这里的“理论”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它曾经高屋建瓴又无所不包，几乎将哲学、文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一网打尽；一方面呈现为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一方面又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一种人文话语之中。理论向来与实践对举，如今它这般居高临下俯瞰芸芸众生，一时叫人顿起“名可名，非常名”的疑惑。或如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它或可称为‘文本理论’，倘若文本一语被理解为‘语言拼成的一切事物’的话，但最方便的做法，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10] 诚如“批评”、“文本”、“话语”等术语曾经先后各领风骚，云里雾里叫人心向往之又不得要领，笑到最后的还是“理论”。而“理论”将会证明，它说到底是法国的“理论”。
“理论”与法国结缘一如法国与时尚结缘，就像巴黎永远是引领世界风情的时尚之都，“理论”的策源地同样是在巴黎。“理论”一旦同时尚联姻，便日新月异，竞新斗奇，无须最好，但求最新。“理论”的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正是中国度过10年“文革”后的一段彷徨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共识，开始拥抱如潮汹涌滚滚而来的西方理论的特殊时期。从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新批评、原型批评，到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浩浩荡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这一切其实已经并不新颖的“新潮理论”，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破解之后的当代中国读者来说，无不显得新鲜又新奇，成为酝酿一场思想“新启蒙”的原材料。今天我们回想起来，80年代是一个曾经活生生存在的失落的思想理论乌托邦吗？似乎也未必不然。或者用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话说，当面壁的囚徒摆脱幻象的纠缠，走进真实世界，他必然会看到光明的来源，先是一团火，然后是至善的象征，那普照大地的太阳。
言及“法国理论”在中国此一阶段的影响，起点或可定位在存在主义。1980年萨特去世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萨特和加缪的著作被全面译成中文，存在主义作为是时言人人殊的“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主潮，开始对中国的文学和思想范式产生重要影响，是在80年代。萨特的一些名言如“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在高校学生中间一时风靡，成为人格哲学的不二风标。但是从后现代的视野来看，紧随存在主义登陆的结构主义，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念，产生的影响更要切实且厚实。但是从结构主义开始，“法国理论”进入中国，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美国化”之后的产物。一个例子是列维 — 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最初的中译本即是根据美国基础图书公司1963年的英译本译出。
2000年，我应译者周昌忠之托，将台湾时报文化公司出版的煌煌四卷本《神话学》中译本，送给作者列维 — 施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二楼图书馆和三楼之间的一个亭子间，列维 — 施特劳斯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这位时年93岁的结构主义大师。谈到结构主义，列维 — 施特劳斯颇有一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豁达。他哈哈一笑说，结构主义，在那些年轻的思想家看来，它早就过时啦。“年轻的思想家”是指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的后结构主义。可是当年后结构主义的三驾马车拉康、福柯、德里达，都早已先后在老人之前，辞别了这个世界。限于我的阅读经验，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忧郁的热带》。老人笑着回忆当年南比夸拉部落的印第安人怎样捏着树枝，在沙地上画道儿、画圈儿，老人说，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写字，可是那压根就是不知所云，没有一点意义的！列维 — 施特劳斯这里指的是《忧郁的热带》中的一段插曲：南比夸拉部落本来没有文字，施特劳斯两口子带进部落的文字，让土著居民目瞪口呆，觉得神秘不可思议。由共时推及历时来考究原始人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状态，这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共识，然而，在全球化无远弗届、少有原生态能够幸免的今天，这个共识怕是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是以我们推想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以及仓颉四目的神秘传说，便也属情有可原了。
张隆溪在他早年介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文章《语言的牢房》中，曾以唐代诗人贾岛（公元779—843）的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来解索绪尔所谓语言历时的或曰横组合（syntagmatic）方面与共时的或曰纵组合（paradigmatic）方面。张隆溪的阐释是，这两句诗我们要一个一个字读下来，到句尾才明白其意义，这就是语言的历时性。同时，“僧敲月下门”的“敲”字和没有在句中出现的“推”字形成对比，由此确立这整句诗的意境，又见出语言的共时性，即一句话里的每个词和没有在这句话里出现而又与之相关联的词也形成对比 [11] 。换言之，意义在于差异性。
但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移，不过是转瞬间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几乎是同步登陆中国的。不像结构主义队伍芜杂，还涉及让·皮亚杰、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和罗曼·雅各布森等人的异域理论，这一回风靡中国，让多少学人即便一知半解，却也欲罢不能的后结构主义，是清一色的“法国理论”。更具体说，是最地道的“巴黎理论”，它的四个代表人物是罗兰·巴特、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比较来看，这四个人物中，罗兰·巴特影响了中国的一代文学理论，他的口号“作者死了”，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向导。巴特的《S/Z》，则当仁不让地成为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过渡的示范经典。但是拉康、福柯和德里达有所不同，这三位大师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他们示范的不仅仅是后结构主义，而且在须臾之间，就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鼻祖。
拉康逝于1981年，虽然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几无所述，他的漂浮的能指以及将无意识和语言并提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后结构主义也是后现代做派。但是拉康对中国的影响就像在西方一样，多在比较文学批评，更多见于电影批评。具体说，拉康所谓的“镜像阶段”，即谓一岁左右的婴儿在镜中完成了最初模糊的自我认同，这就像我们看电影，是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用戴锦华《电影批评》中的阐释便是，镜像阶段初时，婴儿没有自我意识，将镜子里的形象指认为“他人”，然最终渐而能将自己从众多的“他者”中分离出来，惊喜地发现那就是“我”，从而对镜像自我产生终身迷恋。[12] 基于这一理解，尝试用拉康镜像理论来分析中国本土电影的，不计其数。
福柯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是他的文章《作者是什么？》。但是福柯的影响远远不限于文学，同样不限于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福柯对边缘历史和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巨大热情，使他的学术很难被归纳为哪一种“主义”，反之成为包括同性恋研究等种种后现代思想的理论资源，或者说，一切为弱势群体伸张权利的努力，必联系到福柯。福柯的著作从《癫狂与文明》开始，之后的《诊所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以及他的法兰西学院讲演系列，悉数被译成中文。福柯本人和当年的萨特一样，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一些典型的福柯式术语，如人死了、认识型（l’épistémè）、权力、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等，也一时流行，蔚然成风。但福柯研究在中国的全面和深入展开，相对要晚一些。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福柯思想的论著，就我所见，是莫伟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主体的命运》，该书以关于主体的理论为福柯哲学的核心，时为1996年。刘放桐在序言中这样描述了福柯迄至90年代在中国的形象：“如果说福柯最初是作为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介绍到中国的，那么近几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成为哲学家谈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他又被当作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而受到重视了。”[13] 迄至今日，福柯《性史》及一系列相关文献，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LGBT研究中，为边缘群体伸张权利的首选西方理论资源。
解构主义在中国历经了一个从文学批评到哲学认可的“回归”过程。对于“法国理论”在中国如何从离经叛道被视为洪水猛兽，到渐而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由边缘向正统位移，具有典型意义。解权威、解中心、解理性中心主义，德里达所向披靡的解构锋芒，使他格外得到规矩太多的中国学界的赞许。就我所见，中国最早集中介绍德里达的文章，是80年代末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一份内部刊物上发表的王逢振的文章。当时作者将deconstruction译作“分解主义”，将德里达的代表作《论文字学》（De la grammertologie），望文生义译为《论语法学》。后来同王逢振谈起他当年这篇发轫之作，他告诉我说，“分解主义”这个译名，也是他考量再三，包括同所里先辈如钱钟书等多有交流之后，才作定夺的。事实上，当时deconstruction这个德里达当年自己发明，到今天任何一部词典都不会缺失的词语，中文有分解论、消解论、解构主义等不下十来种译名。比较福柯，德里达进入中国，明显是假道了“美国化”的途径。它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模态进入中国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大体是80年代中国接受新近批评理论的共时性路径。这个路径对应的不是法国，而是美国的时尚。到90年代，已经有新历史主义后来居上，坐上文学批评第一把交椅的说法。换言之，解构主义风光一阵过后，似乎就成了明日黄花。
但是解构主义的寿命同样长过福柯理论美国化的新历史主义。随着德里达1967年解构主义的三本开张之作《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和《语音与现象》相继直接从法文被译成中文，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界风光红火之后，终于也开始被中国哲学家们视为正途。有意思的是国内欣赏德里达立场最坚定的并不是年轻一代，而是当年的九叶诗人郑敏。郑敏认为解构主义不是什么至高的真理，而是态度，这态度不但破解了西方中心主义，同样也可以破解中华中心主义，可以让我们消除浮躁情绪，心平气和来看待全球化语境中各种文化的多元并存。或者，我们同样可以说，郑敏不为中国本土理论话语的“失语症”而哀怨，反之无条件认同法国理论的“现代精神”，这同样是令人起敬的。
德里达对中国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他90年代“政治转向”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特别是1999年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译本面世后，书中列数失业、移民遭驱逐等十大罪状，呼吁“新国际”的出现，在中国一些论者看来，正好用来反正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它被认为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重重，远未如福山断言的那样，是一劳永逸解决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德里达本人以“幽灵”命名他这部姗姗来迟，一直到苏联分崩瓦解，东欧纷纷易帜之后方才面世的马克思主义专论，当然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马克思的幽灵》显然是取法于《共产党宣言》的开场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4] 既然共产主义的幽灵感染了马克思也感染了恩格斯，既然马克思的幽灵又感染了德里达，今天在德里达谢世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斯人的幽灵开始在感染我们了呢？
事实上包括刘放桐在内的中国专事西方哲学的一批学者，对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热情都抱怀疑态度，认为说它是什么都行，反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只是抽空了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名号。德里达在中国遭致的误解远不只他的弥赛亚版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可以来看德里达的别一个观点，他认为汉字是发展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德里达以为西方文字只是声音的记载，唯语音才传达意义。反之视汉字为有机的构架，可以独立，而不必亦步亦趋跟住声音。这个观点常被用来鼓舞国人对自己文字的自豪，但是也早有张隆溪等学者作过辩驳。德里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演讲时，我也曾经向德里达表示疑问：《易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一按照意、言、书等级排定的表情达意秩序，亦应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表述。这样来看德里达称汉字文化是发展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是否言过其实？德里达当时的回答是，看来语音中心主义不光是欧洲语言的特征，它在中国同样也有踪迹。语言中心主义是任何一种语言都难以逃避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它们不完全是一码事。可是我们读德里达的《论文字学》，里面言之凿凿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别称，就是语音中心主义。
德里达后期著作大都尚未译成中文。后期的代表作《友谊政治学》则系从英文转译。随着2004年德里达去世，以及在这之前已经态势显著的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化研究的崛起，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法国理论”，也如当前的流行语“理论死了”所示，终而由反传统姿态变成了无坚不摧的传统本身。
由上所见，“法国理论”流行中国的过程，大体也见证了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历程。诚如法国的一个强烈特色在于它的时尚，法国后现代主义的父亲和母亲们，也都是具有强烈个性的魅力非凡（charisma）人物。这或可解释正儿八经阐释后现代理论的利奥塔，反而不如从来没有正面言说过后现代的拉康、福柯和德里达，以及更晚一些开始在中国流行的德勒兹那样，让中国读者迷恋不已、欲罢不能。
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分支是以波德里亚和布尔迪厄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波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被认为是改写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它的拟像理论，则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一句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标志后现代思潮从文学理论和哲学领域到文化研究的位移。虽然，文化研究总体来看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统，但是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的文化主义朝向结构主义的范式转换中，同样可以见出“法国理论”的再一次登场，比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当然不应忘记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另一脉法国的原生理论，从波伏娃到克里斯蒂娃再到西苏，她们在中国的影响，分别以“第二性”、“互文性”和“阴性书写”为标识，一方面在文化、文学领域激发女性自我意识，伸张了女性欲望的权利，一方面也为男性读者示范了后结构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文本理论。法国女性主义同中国渊源较深的应是克里斯蒂娃。早在她1974年出版的《中国妇女》一书中，开篇就交代了她同年初访中国时，在陕西户县遭际的“疏离”经验：听闻这个破天荒的外国代表团来临，全村人都来到广场上，阳光下一动不动地等着，眼神平静，甚至没有好奇，有一些稍微流露的愉快和渴望，目光却极具穿透力，看得他们几近透明。这样一种几乎被当成外星人的经历，却使她格外关注起中国的女性：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妇女和家庭的角色都具有特殊意义，而这为尊崇一神教的西方所不解。因此，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也就是尝试着理解导致她独特的根源，即试图理解我们在户县产生的疏远感。如果我们对女人，对她们的状况和差异性不敏感，我们就会错过中国。[15]
但是，即便是对克里斯蒂娃这样一位标志出一个时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其在中国之所以被接受，似乎对理论的热诚尤胜于对于女性主义的关注。克里斯蒂娃2009年再度访华，用担任其北京大学讲演现场翻译的董强的话来说，中国所熟悉的克里斯蒂娃，是“文本”理论的大师级人物，是“互文性”的始作俑者，诚然，她又是继波伏瓦之后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新代表之一，但是她同样还是符号学的主要干将，对有些人来说，她更是罗兰·巴特思想的启发者和继承人。[16]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代中国的文化或者有阴盛阳衰之嫌，但是涉及理论，我们发现，它被认同的性别，终究还是男性。这个性别定位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思考又有什么影响？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力量谁也不能轻视了。但是文化上，她感觉中国还是没有能够很好地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比较来看，美国文化历史不足，伊斯兰文化相对封闭，唯独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具有开放性，最具有对话交流的潜质。克里斯蒂娃这里还是含糊其辞了。她应当直言不讳地点出，同中国文化最相近的就是法国文化。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等一系列著述中，反复向他的英语读者介绍过这个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亨利·列斐伏尔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响再度突显。他194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和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中国今年哲学界的日常生活研究，以及近年风行的后现代都市文化地理学的不二理论资源。特别是被誉为后现代文化以空间取代时间标识的“空间转向”，它通过英国的大卫·哈维，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尔和爱德华·索亚这三人著作的移译，最终将理论的渊源回溯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
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的“社会空间”理论，我们或许可以准确解读北京798这个中国都市地理转型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文化场景。798如今与长城和故宫并提，被定位为北京的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地标式景观。这个定位并不夸张，至少，到得此间的游人，近半是境外来客。798本来是兵工厂集聚地，一个典型的封闭式产业空间。其转型之初，按照北京市政府和产权方的意向，也是有意向电子城区域发展。但是艺术产业的一次偶然性租借进入，彻底改变了798之后的命运。一如中央美术学院隋建国教授在一次访谈所言：“因为雕塑系接了抗战群雕的任务，正好美院搬到酒仙桥电子二厂来。因为这是一个系里的集体任务，而且规模又这么大，你必须在附近找个工作的空间，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厂里好多闲置的厂房和仓库之类的，最后还真是在这里找到两个大厂房，一个798这边，还有一个是在那边797。”[17] 群雕三年之内如期完成，但是798由此开始变成艺术家，特别是前卫艺术家们的实践场地，终而，成为蜚声海外的先锋艺术区。798与新天地，分别为北京和上海两个后来居上的新兴旅游地标，它们不但在区域上体现了边缘与中心，格局原型上厂区与民居的区别，而且798没有新天地精雕细琢的怀旧奢华，和太为浓郁的商业氛围，以及太为鲜明的国家权力和商业资本的联姻痕迹，而多少给艺术保留下来一脉自尊，显示了迄至今日依然堪称巨大的开放性。这当中或者用得上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的一段话：“空间并不消抹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出演角色的其他物质或资源，无论它们是原材料还是即将完工的产品，是商业还是‘文化’。相反，它将它们悉尽汇总起来，一定程度上，逐个包围每一个要素，然后用自身替代它们。”[18]
“法国理论”在它的法国本土，是为一个特定阶段文学理论的精彩演绎，尽管这一政治内涵殊为浓郁的超级演绎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阐释。故此，今日法国学界回过头来看那一段特殊时光，普遍是将“法国理论”定位在从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段法国殖民全球理论的“大好时光”，一般不将萨特和列斐伏尔这些“前后现代”人物包括其中。但是，理论作为实践的对举，它可以同时尚一样新进，应当同样可以同时尚一样普及。就此而言，理论引导我们回归文化，应是一条必然之途。这里面文学和哲学经世济国的夙愿诚然曾经是主流所在，但是它们也一样涉及我们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就798这类文化空间的创建而言，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工作者，如媒体人、艺术工作者等，大都对学院派理论显得陌生，即便有心来读，多少也有隔阂。这里涉及一个理论本身的基本问题：理论跟实践在今天多大程度上脱节了？学院知识与广义的文化空间有可能再度亲密携手吗？刘勰《文心雕龙》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又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在号称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心旌是如何摇曳，我们的言词又将如何言说这摇曳的心旌呢？
“法国理论”在法国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秉承索卡尔效应的疑惑余波，2011年10月21日在巴黎第八大学召开了一场题为《文学理论/法国理论》（Th?orie de la litt?rature/French theory）的研讨会。注意这个拟题中的“文学理论”是法语，“法国理论”则是英语。到会的是巴黎八大、巴黎高师、巴黎四大、蒙特利尔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文学教授。所以研讨会的副标题，很自然也就是《“法国理论”在法国、美国和中国的现状和接受》，换言之，它的主题是“法国理论”的旅行和回家。研讨会上本文作者用英文作了《法国理论在中国》[19] 的发言，反响颇为热烈。由此给人的感慨是，英语已经成了毋庸置疑的国际语言，即便在最以自己的语言为自豪的法国首都。巴黎第八大学与文学理论的因缘，似乎可以比较巴黎高师同哲学的天然纽带。利奥塔、德勒兹、拉康、福柯和德里达，都曾在这里教过书。诚然，这些业已过世的大师们，究其身份都应该是哲学家，可是过去半个世纪里，文学理论同哲学的甜蜜血亲，岂又是三言两语能够了断？文学理论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理论”，它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至，单单就文学作品本身视而不见，这正是哲学睥睨世界的“第一哲学”王者气概。
任教巴黎高师文学系，近年专攻后殖民研究的法国文学批评家多米尼克·贡布（Dominique Combe）首先发言。他指出，所谓的文学理论，在法国是从20世纪60到80年代发展起来的。彼时的理论热情已经相当普遍，不但大学，中学也乐此不疲在讲解文学理论。事实上，在英语国家所言的“文学理论”，在法国多指“文本分析”，比如叙事学。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文学理论具有太为明显的多元性，方法上具有多元性，内容上也具有多元性，没有哪一种文学理论可以自命为原生态的文学理论，它的存在形态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所以对于法国来说，它应该叫作法国的文学理论，而不是法国文学理论。同样我们还有美国的文学理论、英国的文学理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说到底理论不能反客为主。贡布指出，正是因为理论的多中心状态，今天所谓的“法国理论”，它的真实面貌依然是有待廓清的。在法国之外，它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语言、符号学、心理学等，都是旨在从总体的角度来把握文学理论。如英语国家每从巴特（Barthes）讲起，一直延伸到布尔迪厄（Bourdieu），从B开始又回到B。从这两个B来看，罗兰·巴特近年重又成为热点，影响一直没有消失，但是如今更被看好的是巴特本人的文学思想，而不仅仅是他鼎力开拓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模式。布尔迪厄则相反，本人似还没有成为研究热点，但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提供的全新方式，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它不是卢卡契传统的社会学，而是一种文学的社会学，以社会学为文学研究的方法，其前途或者未可限量。
但是实际上，“法国理论”同样是多样化的。多样化可以见于地点、空间、高校和出版界。60年代文学理论的教授集中在一些主要机构，如巴黎八大、七大、巴黎高师、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等，但是今天“法国的文学理论”传布更为普及，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中心。出版界方面老牌出版社如伽里玛本来专门出版经典，后来也逐渐出版理论，一些后起之秀如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大量出版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近年更是以后殖民研究著述的出版而闻名。还有互联网，一些网站专门给文学理论开辟空间，发布最新文学创作和评论，这对于文学制度化的形成，显然也是功不可没。
那么，“法国理论”作为法国的文学理论，它的内涵和外延又当如何确认？贡布的看法是，80年代风靡一时的是诗学，特别是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托多洛夫的结构主义诗学，在英语国家同分析哲学与美学联手，一路走红。但是今天同样是诗学，对传统诗学，如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兴趣重又复归，当然，研究视角有了变化，揉入了人类学等新的因素。同时60年代被忽略的文学史研究重振雄风，过去被弃之如敝屣的作者生平和作品社会背景，再一次背靠理论，进入新的研究视野。但是贡布更愿意强调的是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培养学生的严谨，这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训练中，尤其明显。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更是不在话下。如利科关于时间的论述也影响到了叙事学，德勒兹对文学的影响更是尽人皆知。文学理论与哲学结合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文体领域的创新，将各路时新文化，如媒体、艺术、图像、电影等符号领域，悉数纳入文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可见，理论必对实践有所依傍，它不可能仅仅是天马行空的高谈阔论。
关于后殖民研究，贡布认为，这个话题是美国和欧洲最大的分歧所在。同在美国的一路走红相比，法国的后殖民研究显得落后，基本上是徘徊在边缘状态。很长时间后殖民主要是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与文学的关系不大。翻译文献也相对薄弱，主要是赛义德和霍米·巴巴的著作，斯皮沃克被译成法语，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这与中国对后殖民研究曾经表现出的巨大热情，显然多有不同。而且在法国针对后殖民的研究，不乏激烈批评。如历史学家的批评：后殖民研究历史背景不完全，多以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千篇一律，削足适履，忽视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又如在方法上，后殖民研究被认为对文本重视不足，文本的具体分析常常淹没在泛泛的高谈阔论之中。故当务之急，莫若说应以后殖民研究提供的历史和开放视野，促使人们来重新思考文本问题。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米歇尔·穆拉（Michel Murat），反复强调的依然是文本分析、作品分析。穆拉自谓他历来教授朗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文本的维度，即作品的来源和内容；二、社会学的维度，即作品写作的社会背景；三、人类学的维度，即作者写作的心理机制，由此涉及种族等一系列文化人类学的问题。结构主义异军突起之后，一个直接结果是将文学研究从以上模式中解脱出来，“作者死了”一夜之间成了口头禅。传统的文学定义，如马拉美“文学语言”/“日常语言”的两分，普鲁斯特“文学的我”/“社会的我”的两分，纷纷土崩瓦解。在努力凸显文学本身特征的同时，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如作品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作者的生活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皆被无情放弃；侦探小说、科幻小说被发落到次一类文学；即便著名作家如司汤达发表在报刊上的一批小说，也被打入另册。这些被结构主义抛弃的研究，后来改换门庭，转入其他领域，如文化研究和知识史的研究，在索邦巴黎大学的外围静静地滋长蔓延，诸如巴黎政治学院、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等。但是心理分析是一个例外，拜弗洛伊德无远弗届的影响，它在学院的高墙内留驻下来。对人的研究，则走向了自传体小说研究。
但是理论不能反客为主。穆拉认为，从结构主义起步的“法国理论”，它的遗产当然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其历史功绩在于使文学解脱了机械刻板的作者中心研究模式，不但提出了文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而且留下了一些优秀的阅读模式，如德里达读卢梭、德勒兹读普鲁斯特等。正是基于这一创新，今天我们可以在新的基础，而不是在19世纪的基础上，重启文学史的研究。由是观之，我们并非处在后理论的时代，因为所谓的“法国理论”，从来就不是某种秩序井然的系统结构。热奈特、托多洛夫和巴特重视作品本身的分析，由此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法国式的诗学。但是，福柯的文字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政治领域：德里达的身份是哲学家；波德里亚醉心媒介与符号；克里斯蒂娃今天则是当红媒体知识分子。说到底，理论不能反客为主。对此穆拉的看法是，这些大家们在批评中很有成就，他们是批判大师，但不是精神上的大师。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批判大师的著作，至今没有走进法国课堂，成为文本分析对象的原因之一。“法国理论”的批判大师们提供了种种结构和解构的方法，但是真正的权威，依然是作品本身。
穆拉所言应当说是不无道理的。理论就此来看，终究还是未能在它的本土反客为主。其实，“法国理论”即便在它通过美国化而席卷世界的鼎盛时期，在其本土的处境也是颇为尴尬的。如福柯和巴特诚然是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教席，但是德里达直到他的解构理论名满天下的80年代初期，在巴黎高师哲学系的职称还是副教授。因此，1983年德里达移师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同年创办国际哲学学院。这两个新兴机构，后来成为新潮理论的大本营。因此我们不妨说，“法国理论”在它的本土慢了一个节拍，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解构主义”历程。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当年红极一时的“法国理论”？穆拉的回答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启示：“法国理论”将虚构与张力引入了传统诗学，它前赴后继提出了不少形而上的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假设，但是这些假设，最终都应在作品阅读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修正。
今天我们还需要理论吗？回答这个问题，再一次回顾“法国理论”被“美国化”的经过，应是不无裨益的。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它在其第二故乡的被“包装”经历，与此一理论在中国走过的历程何其相似。米歇尔·彼埃森斯（Michel Pierssens）是蒙特利尔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美国教学多年，不但是“法国理论”怎样旅行美国的见证人，本人也参与了“法国理论”在北美的传播。在展开“法国理论在北美”这个话题时，他认为“法国理论”在美国的出现要早于20世纪60年代。故现在来谈“法国理论”，第一个名字应该是萨特。但是“法国理论”进入美国的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研讨会。是会拉康、福柯和德里达都参加了，它标志着新大陆存在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向。或者用后来的说法，是进一步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地理空间的讨论很快成为新的热点，彼埃森斯认为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学术多成孤岛形发展。东海岸有德曼领军的耶鲁学派，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是解构主义的地盘。西海岸有加州伯克利大学，推举福柯和德塞都。但是美国学界没有站边，没有非此即彼选择支持哪一阵营，而是将之杂糅起来，建构出富丽堂皇的“法国理论”。这个新的理论体系开辟了新的局面，它的积极意义应是毋庸置疑的。如“法国理论”很快冲出校园，参与公共空间，不但影响了校园文化，而且影响了政治领域。不仅如此，正是在围绕“法国理论”头绪纷繁的论争中，美国迎来了新的研究趋向，如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就已成为新霸权的文化研究而言，在北美它就是“法国理论”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合流的产物。
“法国理论”被认为统治美国高校达30年。何以言30年？这是因为30年之后的1996年同样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就是前述之索卡尔事件。索卡尔事件究竟是否标志“法国理论”在北美的寿终正寝，见仁见智，各人应会有自己的看法。彼埃森斯所强调的则是，索卡尔是一个低调的物理学家，一向钟情法国文化，喜欢法国美酒，并非专门要同法国过不去。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彼埃森斯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翻译的问题。“法国理论”的翻译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至于读者和论者无须问津原著，哪怕一句法语都不懂，也不妨碍满口“法国理论”。由此导致的热闹其实不无尴尬：直到今天英语系还是介绍引进外来新近理论的主要阵地，批评家一方面下笔必引“法国理论”，频频论述福柯、德里达，一方面对于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却可以是一无所知。对于今天法国本土文学理论复归作品和文本分析的走向，亦少有关心。即便是法语系的研究，高乃依与拉辛也已是少有人问津了。彼埃森斯介绍说，他本人所在的蒙特利尔大学，就将原来的“法国研究系”改名为“法语研究系”，将魁北克和一些法语国家的文学，纳入了相关课程，同时引入了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这是法国的失落还是她的进步？或者，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今天美国又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法国理论”的陌生状态？
回到法国本土，我们可以发现对理论的钟情其实是余波未平。曾经担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主任，长期研究法国戏剧家阿尔托的伊芙琳·格洛丝曼（Evelyne Grossman），最后的话题是主体的脆弱性，以及势所必然引出的理论的谦卑性。格洛丝曼对文学理论在中国被定为“文艺学”表示赞成，认为“文艺学”的意思按照她的理解，就是美学加上文学。但是说到底，格洛丝曼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是脆弱的。这不仅仅是身份认同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人的非人性问题。在法国，中学时就告诉学生，16世纪是人文主义或者说人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之前，人不占据世界中心，占据宇宙中心的是上帝这一传统观念，格洛丝曼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果真就能替代上帝的中心位置吗？今天我们怎么来看人身上的动物属性即非人性？换言之，人的本性之中是不是原本就包含了非人性？是不是唯其如此，我们可望超越古典理性的人性概念，将人的各种无限的侧面包括进来？要之，德里达的一切皆可解构，唯正义和解构自身不可解构的著名命题，向我们呈现了怎样一种伦理困境？
同创立国际哲学学院的德里达相似，格洛丝曼也重申“书写就是生存”，生存体现在文字之中。语言问题在他来看，应是多多少少给神圣化了。格洛丝曼认为，正是在对语言表达准确性的追求中，显示了文学与哲学的血亲关系。尼采和萨特可谓哲学家和文学家两者身兼。巴塔耶和布朗肖是热爱哲学的文学家。反过来德里达、德勒兹和福柯是热爱文学的哲学家。而这一切都是经由语言得到了表述，可见语言并不是人类的工具。不妨说它就是人的非人性本质，是将他者还给了自身。诚如在德里达和德勒兹看来，人永远是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在阿尔托看来，则人使自己疯狂，是居住在自己身体里的他者。格洛丝曼的结论是，正是在语言这一非理性、非人性的特性中，我们产生了对文学与诗的迷恋。故而“法国理论”并不是巴黎出产的时尚，并不是趾高气扬的文字，反之“理论”是谦卑的，它提醒人的自我中心意识是多么愚蠢，提醒人的身上存有非人性的动物属性。由此引发出的性别研究，也可谓是水到渠成。而理论真正关心的，是主体怎样在传统中消解，是我们生命的短暂。总而言之，人性是脆弱的，而且脆弱得神秘莫测。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生的灾难、战争、暴力和死亡，就是例证。这样来看，德里达晚年痴迷犹太神秘主义，阿尔托总是说上帝就在我的背后，都是期望最终能给理论找到一个支撑点。
我们今天还需要理论吗？很显然，“法国理论”没有断绝香火。哈佛大学的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克里斯蒂·麦克唐纳和苏珊·苏雷曼，2010年合编的文集《法国全球：一种文学史的新方法》，出版后一路热销。该书立足文化来重写法国文学史，不但重新梳理了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法国作家，视野跨越法国的民族国家边界，将全球范围的法语作家一并纳入叙述框架，可以说是直接回答了当理论的热情平息，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一并进入理论视野之后，对于法国文化是喜是悲的问题。新的空间、新的视角、新的文化，这一切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全球化的当代性。在该书题为《民族的与全球的》序言中，两位编者开篇就提出全球化文学史视野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一种世界视野中，来重读法国文学的全部磅礴历程？这个问题是本书的基础所在。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面面俱到让人疲于奔命，而是提供路线图。我们建议的文学史方法，是基于“全球的”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和回响，来作定义的。[20]
那么，“全球的”（global）又意味着什么呢？两位编者指出，“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经常被用来替文化集权主义张目，趋同而忽略文化差异。所以它是法国殖民主义的一个形象写照，把法国对殖民地的经济和文化侵略，粉饰为“文明使命”，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代又一代学童，就是在历史课上背诵着“nos ancétres les Gaulois”（吾人之高卢先祖）长大的。法国思想被阐释为普世思想，法国文学就是这普世思想中的灵魂。自打19世纪拿破仑奠立公共教育体系以来，这个“全球化”的法兰西殖民文化传统，可谓根深源长。但是两位作者强调说，她们的“全球的”概念不属于这个传统，反之这个新的“全球”概念，就像一个GPS系统，它提供了一张无所不有的世界交通网络，让使用者随时知晓自己在这个网络中处在什么方位。支撑GPS的卫星运行在固定有序的轨道上面，但使用GPS的人们，其运动轨迹却是即兴的、随机的，常常并无事先的安排。所以多元的统一这句老话，也还是适用于这个新型的全球化法国文学史的新视野。如此回顾前面贡布和穆拉重申文本分析、强调理论不宜反客为主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貌似返归传统的立场，肯定是不复拘泥于从泰纳到朗松的文学史视野了。
回到前面述及的《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怎样改造了美国的知识生活》一书，作者给该书的英译本专门写了一个序言：《为什么奢谈理论？》。作者说，我们今天再来奢谈“法国理论”，是不是太晚了一点？的确，今天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易帜，全球内战纷起，整个世界普遍处在前景不明的社会转型时期，后殖民、娱乐至死、宗教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继之兴起的全球化帝国，弄不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谁又是它真正的“公民”。在这样一个喧嚣动荡的年代，谁还有暇来光顾“理论”这个当年由法国流行文化和美国学院政治联手炮制出来的杂交品种？福柯也好，德勒兹也好，德里达也好，他们和今天全球秩序的失衡紊乱，又有什么干系？即便福柯的“生物政治”谱系学、德勒兹对“控制性社会”的评论，以及德里达的“无条件款待”，好像就是有的放矢，仿佛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现状而言。
今天我们还需要理论吗？回答是肯定的。库塞指出，理论在今天并不是明日黄花，它并不是怀旧，仿佛是给学术市场弄得分崩离析的哪一个黄金时代，同样也不是朦胧展示一个更好的世界。他呼吁以平和心态来看待“法国理论”：
今天当理论的激情和争论已经成为过去，同时理论静静地完成了它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我们将最终有可能用历史的方法、冷静的眼光来审视它，而不是像它在美国主导理论话语二十余年那样，满口新术语，全然不顾它的具体语境。言及理论，长久以来我们很大程度上要么是模仿它（如职业理论家），要么是指责它（如守旧的专栏作家），非褒即贬。超越这一“非此即彼”的立场，如今正当其时。[21]
库塞的这一段话我们读起来应该感到熟悉而且亲切。因为过去30年里，“理论”同样是中国学界乐此不疲的话题。今天当“理论”的策源地反思它的那一段异域辉煌历程，进而重申文本分析和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破除迷惘，同样开始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理论呢，不管它们是法国理论、德国理论、美国理论，抑或英国理论？
注释：
[1] 陆扬：《“法国理论”在法国》，《复旦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 Francois Cusset,French Theory:How Foucault,Derrida,Deleuze,&C.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United States,English trans.Jeff For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31.
[3]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4] Francois Cusset,French Theory:How Foucault,Derrida,Deleuze,&C.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United States,English trans.Jeff For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63.
[5] Francois Cusset,French Theory:How Foucault,Derrida,Deleuze,&C.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United States,English trans.Jeff For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75.
[6] Harold Boom et al.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1979,p.ix.
[7] 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rans.G.Spivak,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ix.
[8] Derrida,Spectres de Marx,Paris:Galilée,1993,p.21.
[9] Michael Sprinker ed.Ghostly Demarcations: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London:Verson,1999,pp.2—3.
[10]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1] 张隆溪：《语言的牢房》，《读书》，1983年第9期。
[12] 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15] 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16] 董强：《克里斯蒂娃对当今中国文化思考的启发》，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中心：“跨文化交流网”，2010年1月11日。
[17] 李九菊、黄文亚：《现场：798艺术区实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8]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91,pp.411—412.
[19] 中文稿见陆扬：《法国理论在中国》，《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2年第5期。
[20] Christie McDonald and Susan Suleiman,French Global:A New Approach to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ix.
[21] Francois Cusset,French Theory:How Foucault,Derrida,Deleuze,&C.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United States,English trans.Jeff For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