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问此一生，前一时期由学生而教授，大言之为『讲学』，质言之仍是求学。后一时期由教授而记者，妄言之为『从政』，实言之只是论政。综计两时期，个人活动所更非一，终始不出读书、作文、演说、讨论之范围，旧名词所谓笔耕与舌耕，合言之，或可称为『笔舌生涯』。
——陶希圣《八十自序》
第一节 早期教育
一、家世与启蒙
陶希圣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故乡湖北黄冈出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祖上务农。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前清秀才。1903年，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陶月波考得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分发河南省。清末历任河南夏邑（1904）、新野（1906—1907）、安阳（1908）、叶县（1909）、洛阳（1911）诸县知县事。民国初任湖北黄陂县长及河南汝阳道道尹。
中原、古道、骡车，父亲缓缓道来的故事，是陶希圣对于儿时温馨的记忆。陶希圣四岁开始随父亲来到河南开封。1906年，陶父从开封转往新野上任，带着全家坐着骡车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左传》上颍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和新野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增加我的历史与小说的兴趣。”他的父亲显然慈祥而有耐心，“他自己教我读《书经》和《礼记》，接着就读《史书》和《汉书》。他在庚子年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亲身经历，特为熟悉。他为我讲《汉书》，描摹分析，使七八岁的孩子仿佛亲眼得见刘、项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1]厚重的中原文化，通过传说、书本和古迹早早地融入陶希圣的生活，引领着他以后的人生。
县衙、监狱及官场的交接，同时镌刻在陶希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陶家居住在县署之中。陶父作为一个县官，主要接触的是刑名和钱谷，陶希圣1971年回忆说：“吾父以缉捕之勤敏与问案之严明，著名于河南省。历任巡抚与藩司派他署理县事，除安阳及洛阳为‘冲、繁、难’的县份而外，如夏邑、新野及叶县皆是盗贼丛集的地方。夏邑有响马，新野有水盗，叶县的强劫案尤多。吾父每日的工作，白天看案卷，办公文，晚饭后问案断案，夜间出城缉捕盗贼，至次日清晨回衙。我自四岁至十二岁，先是随父读书，后来进中学受课。只要是居留县衙的时候，不仅视审听判，每晚皆在，并与幕宾长随，谈说刑名，虽当时见识有限而此后记忆仍清。”[2]童年的际遇，使他成年后自然而然地接近政治，对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有着特殊的敏感。
儒学、新学以及革命的氛围，塑造着变革时代的陶希圣，陶希圣身上承载着传统文化而又沐浴着欧风美雨。早期，陶希圣所学以儒家的读本为基础。陶希圣升中学时，正值清政府实行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是对教育的改革。陶希圣入旅汴中学，成为清末第一代中学生。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物（即物理和化学）以及博物（讲述动植矿物）和体操等课程，属于最新式的教育。因此，陶希圣也接触到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陶希圣回到湖北继续中学学业。他比较偏爱英语，考入英文馆，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个英国人。
社会正在变革，给他切身体会的是河南一中龙健行先生。这位先生教他们英文，以拿破仑小传来讲读。后来，得知清廷要捉他，龙先生先一步逃出。陶希圣才知道龙先生是同盟会革命党。20世纪60年代中期，师生在台北再续前谊。此前，龙已入佛门为僧。1968年龙健行先生去世，陶希圣作挽词，颇有感情：“早年革命，中年遁世，托信仰于禅悦，寄抱负于诗词。深知爱国热忱，老年弥笃。划报执贽，近日重逢，念河南之拜别，喜台北之快晤。只惜道山挥手，为日无多。”[3]
晚年，陶希圣回忆年少时的情景，很具画面感：“我们五六个同学，年龄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每星期日，相邀出游。我们行经铁塔，看过大佛像，抵城墙脚，爬到城墙上，越过城垛，跳下去，再北行。那是一望无涯，仿佛大海的浪潮一般的起起伏伏的黄沙堆。在黄沙堆里，有一排一排的柳条。我们坐在柳树根，高谈革命。我们的消息得自传闻，都是些以讹传讹的故事……”[4]这个城市指的是河南开封，时间为1910年前后。恩格斯曾经说过：“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其实，“革命”对于孩提时代的陶希圣来说何尝不是这样，浪漫而有趣，感受到的是节日热闹的气氛。
二、大学时代
1915年，紫禁城，溥仪依然作威作福；北京，在位第四个年头的大总统袁世凯，心已不安，只想再往前走一步，为当上皇帝忙于和日本就“二十一条”讨价还价；海外，孙中山在日本、南洋领导中华革命党为反袁而奔走……
社会发展着、生活继续着：南浔铁路、张家口至大同铁路告成；陕西宜君开办石油[5]；国民会议组织法、地方自治实行规则公布；濮阳黄河决口，浙江、黑龙江水灾，河南蝗灾；北方清华、协和、汇文三所大学在清华园举行联合运动会；南方金陵、之江、东吴、沪江、圣约翰大学和交通部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在上海举行联合运动会；中国科学会发行《科学杂志》，梁启超主办《大中华》报创刊，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北京修建完成一条从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到正阳门的环形铁路，铁路在东便门与京奉铁路接轨；京师图书馆在国子监南学房舍筹建中，环形铁路和图书馆于次年正式使用……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并被录取，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预科期间，陶希圣读宋明两代的学案颇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
1919年，陶希圣升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法学成为他的主攻方向。他学习日本的民商法，并为此学习日语；他学习德国民法，攻读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英文版著作；他选读法理学、法哲学的相关著作，涉猎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日本法理学著作，兼学欧美法学。从“共学社”（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之处购买社会科学的新书籍，开阔眼界，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等。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自认对日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版的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清代胡培翚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存在着根本逻辑上的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古籍中保存有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花大力气发掘整理。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实践了当时的设想。
“五四”前后各种政治思想的传入，为陶希圣等求知欲极强的青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有机会读到、听到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陶希圣终生反共及其理论，但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而言，绝不是一阵风，掠过即逝，而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成为左右他思想的方法论。
陶希圣晚年自称对《新青年》不感兴趣，但是，对黄建中先生主编的《国民》杂志，评价很高。《国民》杂志创刊于1919年1月的北京，原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1921年5月停刊，是一个文言文的刊物。该刊属于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1918年，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北京的部分学生组织起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并利用假期到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宣传和联络，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团体。为了便于活动，救国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的主旨是宣传爱国主义。国民社和《国民》杂志，在当时文化界十分瞩目，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蔡元培为杂志作序，投稿人有李大钊、黄日葵、许德珩[6]、罗家伦、蓝公武、杨昌济、易家铖、陈国榘、吴稚晖、张东荪、汪东、章炳麟、刘师培、黄侃，各色人等参与其间，刊登的文章不拘一格。《国民》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李泽彰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费觉天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自叙》，常乃惪译、W. Paschal Larkina著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周炳琳译、Henry C. Emery著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陈国榘所著《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和《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组织》，等等。其中，介绍了马克思最主要的两大文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以及陶希圣后来极为感兴趣的历史唯物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陶醉于各种主义的陶希圣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陶希圣最感兴趣的是法学，他的思想方法偏向于法学的方式。法学是一门与社会不可分离的学问，因此，他又表现出了对于社会状态的关心，这种关心，脱离了纯粹理论的关怀，与现实紧密地结合，使他跨入社会学的领域。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他自称是受当时北大法律系主任黄右昌先生的影响，黄先生曾经指导陶希圣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和徐乾学的《读礼通考》，陶希圣称“至毕业之后，黄先生此一番话，决定希圣为学之方向”[7]，可见影响之大。不过，陶希圣在大学四年级时还选了黄先生的亲属法课，有意思的是，对于选修此课，晚年的陶希圣的评价居然是：“毫无所得”。
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和中国历史，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等，与他在北大所受教育以及最初学习的感悟分不开。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生涯就此结束。
陶希圣在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他的学习轨迹可知，东西方文化给他奠下了同样深厚的基础。他的勤奋，加上当时的外在条件，使他成为一名知识全面的学者型人物。
第二节 涉世之初
一、加入“孤军社”
1922年，年仅24岁的陶希圣完成大学的学业，正式踏上了社会。
陶希圣带着一只皮箱，一卷铺盖，坐着江轮来到安庆，接受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请，担任该校的法学教师，主要教亲属法、继承法、公司法和保险法等。安庆当时是安徽省的省会，但对于陶希圣来说，天地小了些。况且远离故乡，没有朋友，学潮时有发生，陶希圣颇感厌倦，所以，工作了一年之后，不再接受法政专门学校的续聘。
没有工作的陶希圣闲散了一阵，终于迎来一份令他心仪的工作——商务印书馆编译。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最初只是一个专营印刷的小厂，以出版教材起家。20世纪20年代，在张元济、夏瑞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商务内分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成为一个集编辑、印刷和发行于一体的企业，出版书籍涉猎范围之广，在出版界独占鳌头，并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科技图书和西方学术文化著作，在传播新文明方面贡献卓著。
商务印书馆雄心勃勃，向文化集团的方向迈进。讲到商务印书馆，必须提到涵芬楼。目前，在北京王府井北大街的商务印书馆门市即为涵芬楼。但最初的涵芬楼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1909年商务印书馆把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称为涵芬楼。涵芬楼藏书丰富，为编辑们提供了相对充沛的不易获得的新知识。为了让涵芬楼的藏书更好地造福读者，商务印书馆决定开办东方图书馆。1926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除古籍外，涵芬楼的所有书籍资料，归独立的东方图书馆所有，对外开放。商务印书馆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为出版界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是后话。
1924年7月，陶希圣进商务印书馆工作。此时，商务印书馆赫赫有名，阵容强大，陶希圣进入的“编译所”，可谓商务印书馆中的最重要部门。陶希圣成为法制经济部编辑，不但解决了自身的生计问题，而且可以继续研究法学，关心其他社会科学。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陶希圣拥有多重身份：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亲属法教师，东吴大学政治学教师。结交朋友成为陶希圣此时生活的重要内容，左至共产党，右至国家主义派，都有来往，其中不乏“博学多才之士”。陶希圣与商务印书馆中东方杂志社和小说月报社同人多有来往，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文学研究会[8]的会员，比如小说月报社的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东方杂志社的樊仲云、胡愈之、沈雁冰等人。他加入学艺社[9]，并在学艺社里结识“孤军社”的一些朋友，包括周佛海、梅思平、萨孟武等人。孤军社是由学艺社的社友另外再成立的。1922年，《孤军》杂志在上海问世，主要成员有何公敢[10]、林石虎、阮湘、郭心崧[11]、刘光华等人。孤军社的何公敢组织一社团，名为“独立青年党”，创刊《独立青年》月刊与《独立评论》周刊。何公敢邀请陶希圣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初出茅庐的陶希圣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一篇小文，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组织以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为主要阶层的观点，并对士大夫的发生、发展到没落作了简单归纳，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其中既有赞成也有反对的意见，这让陶希圣很兴奋。
《孤军》杂志一干人，一度想在中共与国民党之外另设一派，最初主张实行议会制度，一年后，决定实行国民革命。就思想的渊源来看，参加者多为东京帝大回国的留学生，其中一些人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颇为了解，他们自称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得出了共产主义不适合目前中国的结论。《孤军》杂志突出对经济问题的探讨，从其第二卷第一期开始，专门开设经济问题讨论栏，甚至认为经济组织的变更，直接影响人民的内部生活。他们认为教育能够维持将来的国家，所以一直重视教育……陶希圣和他们一样，也关注着社会主义理论。
寻找此时的陶希圣，可以不时地邂逅“马克思主义”“河上肇”“经济”“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士大夫”等词藻和概念，今后陶希圣政治与学术生涯中的关键词，闪现在未知之前……
二、相识周佛海
群英荟萃的商务印书馆，令陶希圣如沐春风，年轻人间各种思想的碰撞，激发了他的思辨能力。日后追溯，陶希圣投身政治与这时的结交脱不了干系。其中，周佛海与陶希圣因为孤军社，人生轨迹有了首次重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称为密友也不为过。
周佛海生于1897年5月，湖南省沅陵县人。早年丧父，家境败落，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9年东渡日本，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后到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两年。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周佛海选择京都帝大，因为那里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教授。
周佛海是一个政治活动能力极强的人。1920年，作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24年5月，周佛海从日本回国，应戴季陶电约，赶赴广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宣传工作。1924年秋天，中共中央批准周佛海脱党。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显然十分赏识周佛海，曾经写信向蒋介石推荐周佛海。
戴季陶可谓“慧眼识英雄”，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论接班人。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共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戴季陶在上海写就《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以求将孙中山的思想以完整的理论体系传世，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在思想理论层面进行“分共”。与此同时，周佛海正在主编《社会评论》周刊，他在该刊上办纪念孙中山逝世特刊，让同人分任著述，周佛海自己担任《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的写作。他声称当看到许多中共党员而非国民党员大讲三民主义时，不满和担心油然而生，决心占领这块思想阵地，立志把孙中山的主义加以分析综合，著成一部有系统的书。戴季陶读后，很赏识，将此文印成单行本发行，并亲自作序称：将周的文章与“拙著《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篇论文并读，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帮助”[12]。无疑，戴季陶在思想上将周佛海引为同志。
1924年11月，周佛海从广州来到上海，参加了孤军社，曾在《孤军》杂志上发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是全民革命或国民革命，不是阶级革命或社会革命。在此前后，陶希圣和梅思平经何公敢介绍，也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都成为独立青年社的成员。罗君强[13]曾说：“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4]
其实，1927年陶希圣在武汉时，周佛海当时对陶希圣并不完全信任。这年5月，夏斗寅部逼近武汉，武汉比较混乱。陶特意跑到周佛海处，劝告他们到汉口租界去避避。正在准备出逃的周佛海夫妇并不答话，而是拿出一件哔叽袍子送给他。当陶希圣出前门，他们即从后门出走到汉口去了。周佛海夫妇把陶的出现当作“侦探他们的行止”，可见相知不深。
在蒋介石、汪精卫势力的来回拉锯战中，周佛海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27年底，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来到上海，指定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陈果夫、周佛海五人为委员共同办一份杂志，由周佛海总负责，于是《新生命》杂志问世。周佛海也以国民党新的理论家的姿态，著书立说，宣传三民主义。1928年4月，他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出版，销量极大（他自称半年售出5万本）；1929年1月，他又出版了《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该书奠定了他在理论界的地位。周佛海因此也是风生水起，政治上颇为得意。
因为有了武汉一段的交往，陶希圣和周佛海逐渐走近，1928年4月以后，陶希圣一度能够得到南京政府的任用，与周佛海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1929年，陶希圣加盟《新生命》杂志，后来居上，大量的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刊物上。由于陶希圣后来参加了改组派，以至于有人误认为《新生命》属于改组派。1929年以后，周佛海大部分时间追随蒋介石，投身于第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等政治活动之中，难以分身经营杂志，萨孟武和陶希圣负责《新生命》杂志和书局的具体工作，并使这份杂志的学术性大大增强。陶希圣与周佛海的交往因为《新生命》而更加密切，他们时常讨论相关问题直到深夜。但周佛海属于蒋派人物，陶希圣则属于汪派一员，周佛海和陶希圣在思想与抱负上存在着差别，陶希圣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于民主制度有所了解和期盼，周佛海本质上却是一个政客，难有独立的人格。因此，陶希圣在当时情况下，颇有血气地加入改组派，表现了此时的他拥有自主不羁的性格。
1931年底，陶希圣到北京当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周佛海则因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的邀请，自1932年1月起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虽然两人一南一北，但陶希圣没有间断与周佛海的联系。那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便捷，可也阻挡不了陶希圣不时南下的步伐，比如，1937年1月27日，周佛海日记记有：“约希圣、孟武、思平、心崧午饭，并谈至下午四时。”1月28日，“十二时赴思平家午饭，希圣、孟武亦来，谈政治、党务及国际情形，并及于学术，所涉范围甚广”[15]，延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陶希圣主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和《食货》杂志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于公于私，陶希圣仍然和南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37年7月，国民政府召集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到庐山牯岭召开国事会议，陶希圣和周佛海先后上山，会议期间两人相谈契合，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合作。会上，他们不断私下交换意见，并且观点颇为一致。非常有意思的是，7月19日这一天，周佛海与陶希圣一起去见了在庐山但没有出席会议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等，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上说：“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共党首领周恩来、林伯渠，十年前老友也。相见唏嘘，不胜今昔之感，相与详谈政治转变之意义及经过。五时半返寓，与希圣谈共党将来，决定其不易维系也。”[16]谈话时间相当长，谈时兴致当不错，只是事后依然担心无法掌控中共。陶希圣对于此次见面也有回忆文字：“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17]但陶希圣并没有提到他与周佛海见面后的议论，也许对回忆录而言，结果有目共睹。
庐山会议后，陶希圣一度住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即使周佛海不在南京，陶希圣依然住得优哉游哉。他们的观点相同，形成了“低调俱乐部”。周佛海以侍从、类似于秘书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身份，陶希圣则以学者教授的身份，一起说服蒋介石与日本和谈，但却被蒋否认。最后，蒋介石的亲信周佛海通过陶希圣投到汪精卫的门下。1938年12月，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追随汪精卫从昆明叛逃到越南河内，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
但是，周佛海、梅思平与陶希圣的友谊到了河内戛然而止。在要不要去敌占区、要不要在敌占区建立政权这类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佛海、梅思平坚持鼓动汪精卫走向不归路，陶希圣持反对意见。陶希圣受到他们的排挤，在劝说汪精卫无果的情况下，陶希圣与高宗武成功出走香港，并将汪精卫、周佛海与日本方面的秘密协定——《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公之于众。双方彻底翻脸，周佛海骂陶希圣是“禽兽”，必欲杀之而后快。陶希圣则对汪伪口诛笔伐毫不留情。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狱中。这时的陶希圣，则已经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和国民党的要员。周佛海与陶希圣的位置，似乎调换了一下。
陶希圣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结识，对于陶希圣后来的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
三、锋芒显“五卅”
陶希圣加入政治运动的开端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年注定是民族主义高昂的革命年代。国共合作在前，孙中山北上在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传遍全国。这年2月，在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堆纱间发现一具被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打死的童工的尸体，引起了长期被压榨欺凌的工人极大的愤怒，全体一致罢工。在国共两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罢工等抗议活动波及上海、青岛等地其他日商棉纱厂，并得到全国的声援。日方厂主以停工关厂相威胁，5月14日中共党员顾正红代表工人和日方厂主交涉，发生冲突，日厂大班竟开枪杀死顾正红，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5月22日，召开顾正红追悼会，有四名学生路经公共租界前往参加会议时被捕。5月30日会审公廨开庭审判被捕学生，当日，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分队进入租界游行演讲，抗议顾正红被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对工部局“三提案”[18]，并沿途张贴传单。由于1923年公共租界法令规定禁止政治性集会，学生的行动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涉，双方始终处于对峙状态，并有多名学生被拘留。下午，南京路上，群众与巡捕的冲突加剧，英籍捕头爱活生（Edward William Everson）下令开枪，打死4人，重伤30人，酿成“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向陶希圣咨询关于惨案的相关法律问题，陶希圣以英国普通法为依据，指出：“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的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以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和时间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19]王云五先生据此发表文章，陶希圣本人也以此思路在文学研究会临时发刊的《公理报》上发文。
“五卅”惨案后，公共租界老闸捕房为“五卅”向会审公廨提起诉讼，以为“五卅”以来的种种抗议活动，均因“过激主义之大学”——上海大学的学生鼓动，表面看似排外和排日，“实际上则纯为过激主义”。而巡捕房在暴动中“极其宽和且极不愿开枪”，“开枪之惟一原因乃因无论何人已不能用其他方法而维持租界中之秩序也”[20]，声称当时巡捕只有五六人，而“暴徒”上千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也为了不让巡捕房被“暴动者”占领，以免南京路全部遭抢劫等更恐怖的事情发生，巡捕不得已而开枪。
陶希圣回忆称：“会审公堂的审判官是关炯之先生。他主张从缓并从宽办这一案。英国领事力主严办。捕房律师的意见以为‘五卅’惨案激起如此大风潮，自不宜在群众愤怒的期间，办理这一案，因而力主缓办。”[21]事情最后不了了之。陶希圣将审理的过程，依据《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的报道以及《学生会伤亡调查表》《南京路商会搜集目击五卅惨杀者之报告》进行了整理，在《东方杂志》为“五卅”而办的增刊上，发表《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22]，他以事实说明巡捕房所控不实。首先，他从捕头爱活生（Everson）当堂证词推算，当时印籍巡捕有11人，华捕有12人，每人一支来复枪，外加捕头、副捕头各握一把手枪，共有25支枪，共放排枪两排，绝不是爱活生所说只有五六个巡捕；从地形来看，巡捕房完全能够自守，不开枪可以守住，且当时人群没有冲击巡捕房的意向，巡捕开枪不是出于正当防卫。其次，学生演讲无排外之语。学生游行演讲的目的有二：1.反对日本内外棉纱厂枪杀华工顾正红，要求华工之公平待遇；2.因工部局将向西人会议提出印刷附律及加征码头捐案，学生所持传单多为“反对印刷附律”“反对码头捐”“反对交易所领照”。其三，学生的行为，都是自发的爱国行为，没有受人指使，与过激主义没有关系。
陶希圣以目击证人的证词说明，忍让的恰恰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而残暴的则是巡捕，“受弹者大多数离捕房巷口甚远，已经证明则众人尚未全拥至捕房之前，即系开枪即散。又以弹从背入推之，则系闻枪即散无疑”[23]。他从受弹的状况分析出巡捕至少开了两排枪。文章的最后，附有《五卅受伤调查表》，该表为当时学生联合会法律讨论会赴各医院调查所得资料；另一张是《五卅死亡调查表》，依据上海学生会法律委员会的调查表，该表载有从5月30日到6月4日止，共死28人，表里登记为5月30日的有十个死难者。包括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伤在何处、弹从何处入内、死者生前是否加入运动抑或系路人等等内容，其中，由表可见十位死者中仅一人参加演讲，五人是路人，四人不详。
陶希圣以白描的手法，将“五卅”惨案的现场呈现在读者面前，清楚地告诉人们巡捕房违法在先撒谎在后，体现了他不但拥有正义感且有相当高的法律素养。即使在现在来看，陶希圣此文对于“五卅”研究也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陶希圣的《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分别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公理报》上发表后，引起上海各界极大的轰动，陶希圣因此而成名。
“五卅”惨案后，陶希圣应国民党元老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该校“法学通论”课程的教学工作。所教学生中既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也有中山主义学会的成员。他非常喜欢里面的革命气氛，因为上海大学不断地为革命根据地广州输送人才，陶希圣称当时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前哨”。
在上海大学期间，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提倡“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他的观点，引起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重视，当时在上海环龙路的西山派中央党部给陶希圣发函，认为《独立评论》的上述观点，与三民主义一致。
国民党的大门正徐徐向陶希圣打开……
注释
[1]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随笔》，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2]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一），见《食货》月刊第1卷第1期。
[3]陶希圣：《龙健行先生挽词》，见台北《中央日报》1968年8月20日。
[4]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随笔》，第8页。
[5]据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分册，第55页。有趣的是，据2011年9月28日《铜川日报》报道，“宜君地区石油勘探取得重大发现，宜君县境内约874平方公里油储可观，可形成工业油流”，《西安网》称：“上世纪50至70年代，民间就有宜君有石油的传言。”其实，早在1915年即有石油事业，是否从事石油开采待查。
[6]许德珩（1890—1990），江西德化（今九江县）人，字楚生，原名许础。早年参加新民学会、同盟会。“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后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就读。1927年回国后参加大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为九三学社的发起人和第一至第七届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担任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陶希圣：《八十自序》，见《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8]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由郑振铎、周作人、沈雁冰、孙伏园、王统照等12个人发起，“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会址设在北京。主要出版物为《小说月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年刊物停刊后，文学研究会也不再活动。
[9]学艺社，1916年12月（农历丙辰年）成立于日本东京，时名为“丙辰学社”，1923年更名为“中华学艺社”，为留日学者组成的一个集科学与人文为一体的学术团体，1917年4月出版《学艺》杂志。1920年，社内归国者增加，丙辰学社设上海事务所，《学艺》杂志也由日本搬至上海，由郑贞文、陈承泽为编辑主任。1922年陈承泽去世，杂志由郑贞文、周昌寿、范寿康三人负责。1922年12月，召开成立六年大会，会上决定上海事务所代行总事务所职能，公推郑贞文为临时总干事，周昌寿为临时副总干事。该社内部成员多有变动，1954年停止活动。见范岱年：《一个曾致力于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中华学艺社和《学艺》杂志的兴衰》，《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3期（2004年）。
[10]何公敢（1889—1977），名崧龄，一作松龄，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入京都大学。当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什纂部主任。1933年曾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闽海省省长。1945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7年病逝于福州。著有《公债》《第一回中国年鉴》，译有《财政总论》。
[11]郭心崧（1897—1979），字仲岳，浙江平阳人。早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法科教授。1928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参事。后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等职。译有《商业经济概论》。
[12]戴季陶：《中山先生思想概观序》，见周佛海《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
[13]罗君强（1902—1970），湖南西阳乡人，名光治，号庸生。1920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1925年先后两度退党，并于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11月，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罗君强在该校任上尉科员。1939年，他加入“和平运动”，先后任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总指挥。1947年3月被捕入狱，判无期徒刑。
[14]罗君强：《周佛海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5]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16]《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52页。
[17]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随笔》，第149页。
[18]1925年4月底，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决定于6月2日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由工部局提出的修正印刷附律案、增收码头捐案、交易所领照案。此三案目的在于加强控制租界内的言论出版、增加工部局的收入。
[19]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随笔》，第78页。
[20]《会审公堂记录摘要》，见《东方杂志》第22卷增刊。
[21]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随笔》，第78页。
[22]见《东方杂志》第22卷增刊。
[23]陶希圣：《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