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
贺渊博士是我的前同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去年6月以前，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与同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贺渊博士当然是同事。去年6月以后，我调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虽然与近代史所只是楼上楼下（近代史所在一至六楼，世界史所在七至九楼），仍然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毕竟各有其所属，只能算是前同事了。不过，我们从事的专业多半都是民国史研究，所以可以说是学术同仁；我从1992年贺博士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时结识她至今，时间不能算短了，其间常有学术往还和讨论，也算是学术友人；我长贺博士几岁，虽毕业于不同学校，但说点自恋的话，还可以算是学术兄长。贺博士近著有《陶希圣的前半生》，嘱我为序，虽然我对陶希圣素无研究，惟因这几层关系，似不能推脱。而且说来巧的是，我正在写多卷本《抗日战争史》的“政治卷”，其中论及陶希圣与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关系，正可参考贺博士的研究。故此也就不揣冒昧，写下一些自己读贺博士著作的感想，以为代序吧！
20世纪的中国，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又是动乱、变革、战争、革命交织的年代。从世纪初的“庚子”乱局，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经历了由帝制到共和的丕变；从民国之初的共和民主，到北洋军阀的武力当道；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到国共分裂的十年内战；从日本侵略中国、半壁江山沦亡，到全民起而抗战、中国浴火重生，最终由新中国的诞生，完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治乱轮回。陶希圣的前半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年代，而如此丰富、深沉、复杂、多变的历史，孕育着、滋养着、也塑造着陶希圣的人生。
说到陶希圣的人生，贺博士在书中有段话很有意思。她说：“关于人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留下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而很多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划波无痕……”历史当然也只能如此，大浪淘沙，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其实不过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历数中国的二十四史，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不知凡几，而今天真正能为一般人所知所念的又有几人？即如陶希圣，如果说他在实际的民国史上还不能完全算是“划波无痕”的人物，然而时过境迁，在当下沸腾的生活中，他却确确实实“划波无痕”而泯然于史，很少有专门的传记记述，也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人物。而且，如贺博士所言：陶希圣作为“反共健将”，其符号般的身份，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这样的状况表面看只是对某人某事无兴趣，实质牵涉到历史研究是否具有全面、理性、客观的学风问题。于此正可凸显出贺博士研究的价值，这样一本研究陶希圣生平和思想的论著，正可填补目前研究的某些空白之处。
贺博士的研究，将陶希圣的人生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去论述，一为生平（政治活动），一为思想（学术论著），这样以主题为分类的研究，自有其长处，便于论述主题的相对集中，也便于读者阅读兴趣的集中。当然，这样的论述方式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思想学术和政治活动往往是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的脱节，可能不利于读者对陶希圣的全面认知。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将思想学术和政治活动两者密切结合的写作方式，也会有论述主题隐而不显的问题。说到底，学术研究的表述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要紧的是，论述能够自成逻辑、自圆其说，阅读具有通畅自如的感觉，而在这两方面，贺博士的著作是做到了。
说到陶希圣的政治活动，对其稍有了解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投敌及其后的反戈一击并毅然脱离汪伪阵营，这当然是一段相当具有戏剧性的历史情节，并且最易为人物传记的写作者和读者所关注。贺著不仅写到了陶希圣的这段历史，而且还写到了这段戏剧性历史的前因后果，写到陶为何追随汪投敌，又为何毅然反戈一击；写到汪精卫斥陶“男盗女娼”，周佛海骂陶“禽兽”，必欲杀之而后快，而陶也对汪伪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结果，汪精卫、周佛海等都因为投敌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陶希圣的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总算可以使他的历史与汪精卫、周佛海等有了不一样的评价，虽然其一度的投敌之举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他永久的痛。现实比故事更精彩，真实的历史比创作的小说更瞠目，贺著记述的这段历史便是个例证。
其实，除了上述这段戏剧性的历史，陶希圣的政治活动还有许多可以记述之处，如贺著中所论之陶希圣在“五卅”时期的表现、成为国民党“左派”和改组派的前后，如何从主张强硬抵抗日本、要求实行民权、批判南京政府，转变为倡言对日“低调”、参加“和平”运动、失足投敌，再到回归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智囊，为读者勾画出一个活动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的丰富的、多样的、复杂的、变化的面相。
陶希圣的政治活动复杂多变，学术生涯同样丰富多彩，而且毋宁说，陶希圣更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印迹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他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领域，都有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后来研究也有相当启示的开创性成果。
陶希圣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的求学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之际，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本土的外来的，先贤的西哲的，都给了陶希圣丰富的思想营养，成为他以后取得学术成就的基础条件。贺著还关注到陶希圣早年所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其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她认为：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敌对，“终身反共，但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而言，绝不是一阵风，掠过即逝，而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这不仅再次反映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而且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那时的中国所具有的理论影响力及其解释历史的普遍适用性。
作为一个已经有不少成绩的学者，如果陶希圣能够坚持其学术研究事业，或许他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如贺著所言，陶希圣是一个行动中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具有传统文人出相入仕的追求。当他追随汪精卫投敌而又回归国民党阵营之后，在许多人的不解、批判乃至唾骂中，因为蒋介石的不弃和重用，给了陶希圣想要的政治空间。感激加需要，使陶希圣从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所谓“参政不知政”的学者，转变成蒋介石御用的文人。从此以后，陶希圣的著述多半便失去了探求学术真理的意义及其客观性，而沦为服务于反共政治论战的主观写作，这也是陶希圣的个人悲剧和悲哀吧！
贺渊博士在本书后记中说，她的研究和写作承担了三个层次的任务：一是揭示陶希圣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二是真实描述陶希圣的政治生活，以求探寻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关系，学者与政客胶着的样貌；三是将陶希圣作为个案，以求更深入、多面地揭示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国民党的正统思想。总括起来，是研究游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从有政治见解和独立人格到依附于权威的陶希圣的半世生涯；从陶希圣看大社会，同时又在大社会中寻找陶希圣。就贺著的论述而言，这三个层次的任务也应该说完成了。读者读了贺著，未必都同意她的看法，当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贺著作为陶希圣研究的新著，运用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史料，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是值得研究者和读者所关注所重视的。
历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问，不过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所谓以史为鉴的意义正在于此。人物研究又是历史研究中最为人关注的领域之一，由无限丰富的人生，可以更多理解无限丰富的历史。从陶希圣研究这样的个案，我们可以对民国史和民国人物的多样而复杂的面相有更多更深的认识，而贺著也由此可以充分体现其学术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想来贺渊博士在完成这部著作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在写这篇小文时，想起25年前，我和贺渊博士都住在石景山的八角小区。一次饭后散步时，我们相遇，询问起各自正在做的研究工作。如今忆起，倏然惊觉时间如白驹过隙，已然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都已从青年研究人员，成长为所谓资深学者了。贺渊博士完成了《陶希圣的前半生》，可喜可贺！不过，我还是满满地期待着，能够尽快看到她写的《陶希圣的下半生》，那或是又一段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故事吧！
汪朝光
于东厂胡同一号世界史所
2017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