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说百强”太多纰漏
1999年6月，香港的《亚洲周刊》邀请来自内地、台港和北美的14位中文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评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据《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称，这次评选，旨在“总结全球华人的写作与阅读经验”，并“分享共同的美学经验”。但从公布的“百强排行榜”看，给人的感觉是参差不一，良莠不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评选标准、依据等方面的混杂性所致。
首先是“中文”概念的混杂性，这一概念背后的意蕴是“大中华”，意即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和旅居海外的华人写作，以这样的一个广大范围作为评选对象当然很好，问题在于放大视野之后，还应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评选标准，但从评选的结果来看，评选者的着眼点相当零乱，甚至在作家作品的择选上，明显具有重台、港而轻内地的倾向，如当代时期的作品，内地只有25种，而台湾却有28种，像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这样交口称誉的扛鼎之作，竟然榜上无名。
其次是“小说”概念的混杂性，小说在体裁上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在品类上又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倾向。把这些当用不同标尺去衡量的作品“一锅煮”，在表象公正中裹藏了事实上的不公正。比如，把《荷花淀》、《狗日的粮食》这样的万字左右的短篇与《死水微澜》、《四世同堂》这样百万多字的巨制比肩并列，显得很不对称；把《北极风情画》、《蜀山剑侠传》这样的言情、武侠类通俗小说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赖和等人的严肃作品等量齐观，也显得不尽适当。这种不管作品体裁和品类的混淆评选，不仅使“排行榜”显得不伦不类，而且在客观上贬低了某些不该贬低的作品，又抬高了某些不该抬高的作品。
即从以上两点来看，“小说百强”评选，并未真正实现评选者的初衷，反而因充满矛盾又漏洞百出，使“总结中华文化的最新灵感”，“分享共同的美学经验”的良好愿望基本落空。
二、“百年百优”确有偏向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共同主办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比《亚洲周刊》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评选稍后揭晓，不能说“百年百优”就是针对“小说百强”而来，但两份书目截然不同的差异显而易见，也不难在比较之中看出“百年百优”评选所存在的另一些问题。
纵览“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目”，给人的最强烈的感觉是，过于看重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及其当时当地的社会影响，几近于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遴选作家作品。可以说，除去“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未予考虑之外，在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曾经大红大紫的作品差不多都榜上有名。比如戏剧《白毛女》，长诗《黄河大合唱》、《阿诗玛》，小说《青春之歌》、《红岩》，政论作品《燕山夜话》等。在评选者看来，解放区的作品在“书目”中不能有缺，选不出单行的代表作品，便选入了后人编选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更有意思的是选人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诗词大气磅礴，独树一帜，当然堪为“一家”，但因其政治的意义远大于文学的意义，有必要进人文学“百年百优”的行列吗？
因为过于注重作品的政治性、时代性和社会性，“百年百优”评选在作品的品类和作者的分布上，也出现了不少失重与失衡现象。如戏剧类作品，从《上海屋檐下》、《屈原》、《白毛女》到《茶馆》、《关汉卿》、曹禺剧作，有十种之多，占据了“百年百优”的十分之一；作者方面，郭沫若、夏衍、巴金、沈从文各有两种入选，老舍人选三种，鲁迅更多达四种。因同样优秀的一些作家作品未能入选，这些作家在有限的书目里频频出现，就显得比较扎眼。
三、“献礼书目”不够理想
1999年10月，共和国诞生整整50周年，人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向50年大庆献礼，在文学、文化界，则以推荐和评选优秀作品作为国庆献礼项目。这里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是有关主管部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50个重点献礼项目”的10部长篇小说，二是《北京晚报》的“推荐建国50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
“10部献礼长篇小说”，除《李自成》外，其他均为1997年至1999年间创作并发表的作品，依次为《中国制造》、《突出重围》、《抉择》、《走出硝烟的女神》、《草房子》、《男生贾里全传》、《补天裂》、《我是太阳》、《苍山如海》。这个书目的提出体现了正确的导向，总的意图和实际效果是好的，其中好些作品确是上乘佳制，但也有确乎一般的平庸之作，尤其是那些现实改革题材的作品，因更为注重追踪时代脚步和描写改革演进，作品对当下社会生活基本上是浮光掠影式的反映，艺术的准备与投入显然不够，有的带有概念化的明显痕迹，有的索性接近了非虚构文学。可能由于在遴选作品时注重文学性不够，在同一时段出现的如《第二十幕》、《尘埃落定》等大气而独特的佳作杰构，就未能进入评选者的视野，这显然是一些不该有的遗珠之憾。献礼书目，当然要讲求题材重大和思想严正，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好读与耐读理应不该被漠视，不然也难以切实实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宗旨。
《北京晚报》的“推荐建国50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依次是《三里湾》、《铁木前传》、《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芙蓉镇》、《古船》、《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十部作品，正好“文革”前五部，“文革”后五部。比较而言，这个书目有一定的眼光，所选作品，既注重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较好融合，又注重了艺术追求上个人风格与民族气派的较好结合，而且由《红旗谱》、《古船》到《白鹿原》、《尘埃落定》，也以点带面地显示了长篇小说的家族化创作倾向，以及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已达到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但这个书目也有不足，这就是10部作品中，《铁木前传》实为典型的中篇小说，作为长篇小说列选比较牵强，不知这是否是因要选入孙犁而刻意所做的一种迁就。
四、“茅盾文学奖”令人失望
这些年来，长篇小说最高奖一一“茅盾文学奖”，越评越往下滑，越评意见越大，以至于第4届茅盾文学奖甫一颁布，便舆论大哗，关于《白鹿原》以修订本人选，关于初评未过的《骚动之秋》意外获奖，关于呼声较高的《雍正皇帝》最终落选等，都引起议论纷纷，余波至今未息（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刊于《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的洪治纲的《无边的质疑一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1995-1998年的第5届茅盾文学奖已正式启动，佴初评完成之后便再无下文，有人说因有关方面对初评结果不满意而暂停，有人说因评委难以确定而搁浅。听着这种种议论，人们不禁要问，茅盾文学奖到底怎么了？
从一个文学从业者的角度看，第1届、第2届茅盾文学奖，大致上接近于按照茅盾生前的遗愿拔优选萃，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特点是“平稳”，既没有特别好的作品，也没有特别差的作品，但拿当时获奖的《少年天子》、《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和《第二个太阳》，与同时期的《活动变人形》、《古船》、《洗澡》相比，即可看出不少的差距，可以说遗珠之憾比比皆是；到了第4届，四部作品可谓三个档次，只有《白鹿原》真正当之无愧（选评的是修订本）。要是再没有这个修订本《白鹿原》，优秀之作可以说在第4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全军覆没，如是，真不知评选者们何以面对文坛江东父老。
依我之见，茅盾文学奖的症结，问题出在评选，根子在于体制。几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多数人都年事已高，疏离创作，说句不客气的话，基本上属于“前文学工作者”。长篇小说的评选，需要建立在长期和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之上，平素不看或少看长篇小说，怎能在比较阅读中分出优劣，评出高下？因为没有阅读的积累和创作的跟踪，只能是逮住什么是什么，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最终因脱离创作现实走向脱离作品实际，如此评选的结果自然难以让人信服。
把问题最终归于体制，是因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的组织尤其是评委队伍的组建，都是中国作协考量各种因素来具体操持的。作协是官方的文学管理机构，如此重要的文学大奖，当然既要考虑所谓的权威性，又要考虑所谓的平衡性，结果就不能不选聘年事巳高的、各门各派的评委，至于这些人是否熟悉长篇创作和熟谙长篇艺术，至于评奖能否真实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与已有水准等，基本上管不了也顾不上了。以这样的一种机制去运作茅盾文学奖，前景很令人担忧。可行的办法是作协在评奖中淡出，代之以茅盾文学奖基金会作为主办单位，以民间的方式予以运作，以年富力强的评论家、研究家、编辑家为主组成评委会，这或可会给这一每况愈下的文学大奖带来些许起色。
长篇新作短评
不同凡响的《尘埃落定》
许久没有读到如《尘埃落定》这样不同凡响的好小说了。好小说既让人感怀触动良多，又让人难以尽述诸种感觉，那些可对别的作品擘肌分理的批评概念与语言，在这里不是显得文不对题，就是显得苍白无力。藏族作者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上发表于《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第2辑，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置于我的正是这样一种境地。
《尘埃落定》写的是解放前夕藏族土司制度解体时代的故事，作者虽然也描述了藏民社会的风土人情、土司制度的森严等级，但此类在别的作品里屡见不鲜的生活事象，作者阿来并没有去刻意玩味，他更感兴趣的是这种氛围里的人与人性，并通过麦其土司的傻子二少爷，把这一切都别具手眼地揭示了出来。
作品中麦其土司的二儿子“我”，时而呆傻，时而聪明，他那凭直觉行事、依本性处世的生活方式，使他常常绕开聪明人多把事情复杂化的繁文缚节直奔主题，每每在关键时节出奇制胜。在土司父亲拿不定种罂粟还是种麦子的时候，他出了种麦子的主意，使麦其土司成为最富有的土司；他与哥哥同受父亲之命去北南边界镇守粮仓，争强好胜的哥哥与别的土司苦苦争斗，直至自己受伤染病，而他则利用粮食使两家土司互相倾轧，自己还得到了茸贡土司高傲而美丽的女儿塔娜；他在心里极想当土司但表面又与世无争，聪明的哥哥用尽心机使父亲逊位尔后又被仇人刺死，结果他成了土司父亲无可选择的继承人。在权力使亲情变味，使人性变异的时候，活得更接近于本原的人更显得难能可贵。事实上，头脑又傻又灵，为人不热不冷的二少爷，也似乎比谁都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切都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与其费心箅计，不如本色为人。
《尘埃落定》不属于宏大叙事的长篇巨制，它讲求细节描写的朴茂、具象，乃至感觉表述淋漓酣畅，语言运用的精到、隽永，由这种可触可感的表现形式，铢积寸累地展开对人在严酷生活里的情性与灵性，人对自身的认识与估判，最终形成具有寓言意蕴的云烟氤氲的艺术效果。苦烈的画面与浪漫的思绪、特异的题材与普遍的主题，就是如此巧妙而浑然地融为一体，使《尘埃落定》以其特有的丰厚、深刻与混沌，让你感觉新奇又难以描述。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尘埃落定》很可能是50年代《白鹿原》以降屈指可数的长篇杰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