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题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现实观察认识的过程。所以，作家若是没有开阔的视野和对社会人生真切的观察与感受，是不可能捕捉到那些连着社会生活神经的题材的。若没有了这一点，那么作品的社会人生作用，也可以说是作品的社会效应首先就极大地减弱或消失了。我们时常看到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若就其形态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在表现手段上作者也还尽力；可是，读它的时候却总也引不起冲动或共鸣，引不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究其原因，大都是因为题材本身缺乏必要的社会效应。报告文学不是工作总结，不是好人好事的记述，也不是简单的宣传工具。它应当是对真实社会人生现实的一种文学式的辨识。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时常是从那些关联着社会神经的人物、事件或矛盾冲突入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例如，当人们在陈景润和他的科研活动面前还不知如何进行评价时，徐迟鲜明热情地赞美了陈景润的攻关精神和超人的意志力量，批驳了那种从政治上把他视为“只专不红”而加以贬损排斥的认识和行为。这样，徐迟对陈景润科研活动的态度的作用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了题材对象的范围，而具有对当时那种错误政治思潮的批判和对许多人错误认的纠正作用。《哥德巴赫猜想》中存在的这种具体性（题材对象）和社会性的统一，使它刚一出现就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从题材对象来讲，陈景润是一个具体的人，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陈景润的身上包容着许多社会性的内容。而正是这后一点，使得陈景润具备了报告的可能和必要，成为一个极好的题材对象。涵逸从大量的独生子女正被长辈们溺爱的诸多现象中意识到这样发展下去的严重社会性，从而以其为题材写出了《中国的小“皇帝”》；马役军有感于我国土地的严重流失，而人们又对土地认识浅薄、掌管运用土地的手段方式简单鲁莽的现象，写出了《黄土地黑土地》，从而成为社会强音，备受重视。这些作品都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是不可忽视的；假若忽视它，事实上就等于作家放弃了报告文学有效的社会人生功能。
报告文学的题材并不以其外在的形态表示其轻重、优劣。是大人物、大事件，不一定就是好题材，就一定值得作家去报告；是平常人、平凡事，亦不见得一定就是小题材，不值得作家去报告。许多大人物、大题材只具备外在的形态，并无多少社会人生的内涵，写了也一定是大而无当，空洞无物，表面上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内在的积淀。（如大兴安岭灭火是个大事件，有不少作品报告了这个事件，却未能出现一部为大家称道的优秀作品。当然，也许是作家未能深入、只停留在表面所致。可是，夏衍的《包身工》报告了一群生活在下层环境中的童工命运及生活现状，深刻地揭露了剥削压榨的残酷。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记下了自己当时在太原城生活的感受见闻，有力地揭露了阎锡山统治太原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惶惶不安的情形。理由的《中年颂》报告了一位普通纺织女工几年间的生活经历和工作状况，用有力的事实向社会、向人们提出了中年人的负担及其对社会、对家庭的巨大贡献。所以，对于题材的认识和选择必须着眼于社会人生的全局，设法去寻找和接触那些沟通着社会矛盾和人生忧患的对象，而不要轻易地被外在的人和事所左右。缺乏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意识，在认识和判断生活时理性分析能力的贫弱，无力跳出具体对象使眼光更开阔和具有整体全局性等，都将根本性地影响对题材的选择。
真实性原则是报告文学的铁则，它使报告文学具有其它可虚构文学形式所无法产生的作用。可是，这种原则又使报告文学的具体写作变得很受限制，缺少许多机动灵活性。有人说，报告文学创作是“带着镣铐跳舞”，这个“镣铐”就是指它的真实性。但是，任何文学艺术形式都是有其限制的，如韵律节奏之于诗，空间之于舞台剧，时间之于电影，画面之于绘画等，都是一种要求和限制。歌德说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在限制中见出高手”。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亦是一种法则，但它却可以在聪明的作家驾驭下变得自如顺从，有许多灵动感人的表现。
面对大量采访得来的真实材料，对于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使它发挥社会和文学的双重效用。这种处理的工作时常被人们称之为结构一结构材料。好的结构可以使材料更富有表现力，变得容易使读者理解和接受。这确实是一种艺术，它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有不少作者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法则面前表现得十分紧张，拘谨得厉害，生怕违背了真实而受到责备。结果，真实的材料确实就像一根绳索死死地把他拴住，使他缺少基本的灵活性，一切都变得呆板、机械，没有了生气。像许多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流水帐式的写实叙述，那种平铺直叙地写人状物，那种干巴巴地把大量的采访素材堆砌出来的等等现象，都分明表明着作者在艺术结构力量上的贫弱。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要求并不是一定就让作者机械地、一成不变地照搬生活。在忠实于生活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作家完全有权利对大量真实的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性的提炼加工，进行必要的调动安排，使其在整体结构上富有起伏和相应的艺术性。在某些作家笔下，真实的人物事件之所以引人入胜甚至达到了典型性的程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在结构上具备了不同凡响的才能，掌握了怎样才是艺术的叙述方式的答案。
艺术的叙述报告就不能是机械的报道，它必须讲究结构，讲究具体生动而又富有起伏变化的表述方法。这就是说，面对一大堆素材，要动脑子想，从哪个角度切入，从哪个地方开始，先报告什么，后报告什么，哪些需要倒叙，哪些必须先行交待等等，工作是很多的，变化也是多端的。结构工作往往因人而异，因题材对象而异，绝没有一个定式，没有一个死的写作叙述方法可以依循。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报告击剑运动员栾菊杰在世界女子花剑比赛中夺得银牌及她的奋斗历程，弘扬了一种奋进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但作品却从栾菊杰比赛时耒然受伤被送往医院写起，然后才娓娓地叙述出事情的前因后果，有悬念，有情节，有环境描写，读来生动、完整，起伏多变。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巧妙地把作者童年的农村生活与今天农村生活的新景象交叉对比着描写，把历史与现实的两幅农村画形象生动地提示到读者面前，让读者在这巨大差异变化中看到现实的生活面貌。黄宗英的作品初看起来似乎随意自然，不着痕迹。其实，她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更自如的结构方式，这就是往往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事件之中，以自己的耳闻目睹观察感受对象，然后又似不经意地表述出一种态度和结论。她作品的结构就是以情感为线、以释疑为诱导的内在结构方式。《大雁情》、《小木屋》等优秀作品全都如此。但这样的结构方式需要作者有那种易于进入角色的本事和语言的才情。结构作品的过程看似一个叙述方法问题，其实它与作品表达主题和深化题材内容等都很有关系。好的结构叙述方法可以把题材所包容的社会人生内容充分地展露出来，使作品主题更深刻和分明。不讲究结构叙述的作品多见材料，少见内在的思想情感成份，时常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思索。可以说，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重要方面就是作者要创造出一种便于、易于为读者接受那些真实的、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生活原生现象的方法来，使原本也许缺乏吸引力的生活现象变得富有诱惑力，富有情感和理性，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结构手段的运用。现在，有些作者不认真地分析题材对象和自己掌握的材料及驾驭的能力，一味地追求宏大结构、全景观照的方式，结果不仅使作品显得空荡，不凝炼，同时也让人感到作者故作深沉大气，其实虚飘无力。这是一种不应肯定的创作苗头和倾向。
报告文学写作绝不能忽略对细节的运用。在不少的时候，报告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成也细节，败也细节。细节可以让人感到作品的真实力量，又可以让人感到作品失实的病恶。因之，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从一开始采访起，作者就要随时注意观察和收集那些有内容、有典型性的细节，千万不要视其微小就轻易放过。细节可以使作品充实，有血肉；细节也可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思想力。好的细节运用胜过作者许多的交待述说或议论，对于鲜明作品倾向性和人物性格极有作用。理由在《她有多少孩子》中有这样的描写：一位家境富裕、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妇人极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她有习惯流产的毛病，怀了几次孩子都未成功生产。后来，在又一次怀孕后特地找到林巧稚大夫，请她帮助保胎。经过多时细心保胎临近生产时，为防万一，还是住进医院来。即是这样，还是早产了。好在有林巧稚大夫悉心照料，孩子安全生产。为了这个产妇和孩子，林巧稚长时间劳累。到了夜间，护士小姐看无什么异常，就请仍在产房的林大夫回去休息，由她们照顾产妇。可林巧稚不出声，只是向她们摆摆手，让她们离去，自己依然坐在婴儿的小床边。过了好久，她才出来。护士小姐有些抱怨地说她不爱惜自己。林巧稚笑笑说，你们刚才可能没看见，你们叫我时，那小婴儿的小手正握着我的手指睡着了。这里写的就是一个细节，它把林巧稚那美好的心灵，把林巧稚对产妇的理解、对小生命的爱惜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把林巧稚对工作的尽心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表现得极为充分。这个细节所起的作用是许多别的议论文字所无法替代的。另外，也有不少作品或因细节的巧妙运用而增色，或因对细节的忽略而引起争议麻烦。所以，很好地掌握细节是报吿文学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另外，还有语言的提炼、运用，还有精彩的议论手段的介入等，都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关系极大，这里也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198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