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置身于特殊的人文环境中
中国当代文学是研究者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一个指称。把文学以50年代为界线予以阶段性的划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其动因首先是由于这时期中国社会体制有重大的变动。当然文学新质的产生也为这种划分提供了根据。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它受到始于1919年的新文学革命确立的目标的规约。它使新文学的精神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延展和扩大。中国当代文学持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即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当代文学继续扩大白话对文言的战果，它使中国文学在语言运载上更为接近中国当代人的习惯。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激烈的动荡、矛盾和纷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更为具体也更为深广的描绘和记载。尽管这阶段文学在个性化和传达心理情感方面有了某些退化，但文学所记述的范围、场景和层面较之“五四”时期却有了长足的扩展。这种扩展特别是在表现普通农民的痛苦和欢乐，以及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的奋斗上，比以往更为切实也更为深入。这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多变，某个时期（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甚至表现为全社会的激动和癫狂。受到社会影响的文学创作虽然保留了当日的歧误和偏见，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却可以从它的异常和失态中看到关于文学的真实印象：它是这一阶段社会和文学的复杂性的最好印证。而且，单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也是无可替代的。
因为持续不断的关于及时反映当前生活状况的强调和号召，使这阶段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与当代文学命名的联结，更强化了这一学科的独立性色彩。但显然“文革”结束后当代文学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断裂的修复，以及越来越紧密地与这一传统的认同，加上无限延伸的“当代”，导致对这一学科的命名新的质疑。也许这阶段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性质应当重新加以规约，也许对已成为历史的无限的“当代”应予以相对的节制，但人们普遍不怀疑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限的这种文学划分的必要性。
社会环境的改变为这一文学划分提供了崭新的空间。它成为20世纪后半叶文学发展的广阔背景，由此生发出强大的驱动力，它造成并证实文学在此期间种种变异的必然。论及文学环境的改变，首先的一个事实是，根源于同一文化母体的统一的中国文学开始以台湾海峡为地域的划分，而分别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当然也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迥异的社会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从社会制度看，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台湾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提供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社会体制的不同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深刻地制约和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从总体上塑造着各自的文学形象。
自然环境的不同，也给予隔离的文学以一定的影响。中国大陆文学厚重之中透出的悲怆，传达着深远的历史回声。内陆型的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沉积，但又具有明显自我封闭的文化心理承担。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首先受到中国大陆总体地形的影响。在这片广袤的大地，它的北部和西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沙漠。它的西部和西南部有莽苍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三面密不透风的墙围困着这片古大陆。只有东北和东南部面对海洋有一个出口，但在50年代那片海洋却被人为地封锁着。台湾则是一座岛屿。它隔着台湾海峡背倚大陆，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华夏体系的第一隆起带。也许在某一次地壳运动中，它的断裂和崛起都在地缘上和华夏古大陆保持着最深沉的联结。这个岛北临东海，南濒南海，面对着浩渺的太平洋，终年被温暖的海水所包围。亚热带温暖的气候使这里成为被葱郁森林覆盖的绿翡翠，这里在文化上充盈着南方的灵动秀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使这里与世界建立了较为广泛的交流，使这里的人文环境具有海洋文化的洒脱飘逸。当然，由于置身于无涯围困中的岛屿的境遇--地域狭小，与祖国隔绝--缺乏的是那种雄浑和博大，而多了些迷茫中的孤独。
中国幅员广大，不论是自然环境、水脉山势、雨雪阴晴，南北差异都甚大。从文化上看，北方雄健，南方柔婉；北方刚烈，南方温情。但这一切差异，在历史上均是以交错和综合的统一文化的形态出现。也许公元420-589年间的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特例，将近两百年的战乱和南北对峙，加上不同民族的交汇和冲撞，造成风格各异的南北文学。除此而外，文学史上共同母体的文学分流，当以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这一次最为突出。共同根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传统，而又长期相互隔绝的各自环境中的发展，直至世纪末的猝然相遇，竟发现有如此大的惊人差异。
这种差异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均有表现。从历时性的差异看，由于政局流变各有其道，受制约的文学表现为盛衰进退的不平衡状态。从局部看某些严重的缺失，在整体格局中却往往奇妙地表现出丰盈与贫瘠互补的奇观。从共时性看，中国文学从这种差异中得到的益处更为显着，文学在各自的自我审视中的不足和匮乏，而在综合的效果上都是意外地丰裕和赅备。长久的国土分裂、同胞离散是近世以来民族的最大悲剧，而在文化和文学上，这种悲剧的遭遇却酝酿着一场经疏离、隔膜、冲突最后达到互补性的空前的文化综合，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繁荣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
二、时代颂歌与民族悲歌
距今一百多年前，亦即公元1896年5月5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春愁》：
春愁难道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诗指的是公元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予日本。这就是近代以来民族隔绝的大悲剧的肇始。后来几十年的离乱是这个大悲剧的延续及其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在当代的人为切割，产生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但中国当代人所蒙受的巨大苦痛，他们对于苦痛的切肤的感受，却直接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同胞离异和隔离的悲情。
这种悲情在台湾50年代的文学中有比较充分的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结束对台湾长达50年的占领，而后就是以1949年为界的民族隔绝。这个隔绝以200万大陆人员的渡海漂泊为标志，这些人中有当时的作家和日后成为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记载了台湾本地居民和“外省人”失去家园的飘零心态和怀乡忆旧的苦情。司马中原的《野烟》以伤感而凄凉的调子记述母亲祭奠野魂的故事。小说在充满乡俗和人情的抒情里，传达那一缕剪不断的乡愁：“离家时，正是荒乱备来的日子，也在秋天，大白果树上成熟的白果再没人收了……但我心头总飘着野烟和红火，它那样安慰着一些乱世漂泊的灵魂。”琦君的《长沟流月去无声》写的是“一线几乎完全断绝的希望”，小说流淌着失去过去也未卜将来的哀伤，西湖孤山放鹤亭的默然相对，以及西泠印社仲夏傍晚的邂逅，如今都成了依稀旧梦。“在台湾将是月明处处，我们会相见的”，却不幸成为一语空言。这些失落感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表现为对旧日繁华的追寻。在他的笔下，一曲《游园惊梦》，传达了多少往昔不堪回首的伤情，而他如歌如泣的“尹雪艳”却有着“永远”的哀愁。在余光中的诗中则是对故园风物的伤怀。一韵《乡愁》，被“一湾浅浅的海峡”隔着，于是再而三，而有《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是“乡愁的烧痛”，这是歌，是吟，然而，更是哭。
在台湾海峡的那一岸，那里的当代文学承继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悲凉气氛。它把旧日戍边羁旅的情怀具体化为表现离乱中的乡愁主题。在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那里的文学充盈着一种秋风萧瑟、家园何处的乱世飘零情怀。“他们全患了思乡‘病’，他们渴望有一天回‘家’”（聂华苓《台湾轶事·前言》），一位羁旅海外的女作家这样写道。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民族离散的大悲剧，由这种大悲剧引出的大悲情，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个部分里得到非常真实也非常丰富的表现。这是当代文学对于诞生它的多灾难的时代的一个回报。
在中国大陆，文学展示了另一种气氛和情调。随着40年代的结束，长期弥漫于中国上空的战云硝烟终于消失，仿佛是黑夜达到了尽头，历经苦难的民众普遍获得解放感。与海峡对岸那种悲秋伤乱的情绪迥异，这里充溢着早春的欢乐和喜悦。对于幸福的期待，对于现实的满足，使文学充满憧憬和激情。“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严阵：《外两首》，载《诗刊》，1957（1）。）这诗句能够概括当日的文学氛围。
中国社会历经了近百年的战乱，民众对和平安定的时局有一种普遍的祈愿。随着抗日和国内战事的结束，人们自然尽洗愁颜，满心喜悦地迎接他们日夜冀盼的黎明春天。这种文学的早春情调，是当代中国人心理的一个真实侧面，它表达了民众善良心灵对和顺安乐的祝祷，他们的信念即使在异常艰难的年代也不曾泯灭。尽管有时，这种信念表现出它的轻信和天真。
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欢乐精神，直接受到20世纪重大的社会转型这一事件的鼓舞。当然，当代作家也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态度获得心理承传。中国旧时文人的兼济精神以及他们对世情民情的关怀，使他们对现世充满热爱和信心，这导致此一时期大陆文学随处可见的那种对于困苦的漠视和对于未来的坚信。这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奇特的一种品质。当无情的海浪无休止地扑向礁石：“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而且微笑着面向肆虐的海洋。”（艾青：《礁石》，见《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这种精神存活在50年代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何其芳：《回答》，载《人民文学》，1954（10）。）那时的作家都不乏这种即使受到磨难，甚至被鄙弃和被愚弄也依然坚定前行的自我约束的品格。
大陆当代文学欢乐感的形成，也受当时推行的文学指导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鼓励文学家不仅投入现实的生活过程，而且以积极的姿态肯定现有的秩序。这种态度最后导致当代文学在大陆盛行的“颂歌”形态的出现。这种形态由于渗入了意识形态化的功利动机，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乐观”的无限膨胀助长了文学的某些虚幻性。人们在假想中把生活美化，从而认定那就是生活本身。文学由欢乐、希望而对生活持肯定、积极和进取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们生存状态有益，但这绝非文学应当唯一遵奉的原则或精神，特别不应是强予实行的排他的策略。中国当代文学为此经受了苦难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学对于哀愁和疾苦的关怀被一时矫作的欢愉所掩盖，虚妄的“向上乐观”取代了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这导致某一阶段的文学流于轻浅乃至浮华的倾向。所幸此种状况终于被灾难时代的反思所唤醒。“文化大革命”动乱刚刚结束，小说《班主任》率先展示了“向亿万群众灵魂上泼去的无形污秽”。这是一幅让人心惊的精神沦落的画面。在时隔数十年后，作者发出了几乎是与当年《狂人日记》完全相同的呼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出现稍晚些，它第一次向人们揭示异常年代留在普通母女（应该是全社会的人）心灵深处的“伤痕”。以巴金《随想录》为代表的一批反思动乱年代的散文，一批“归来”的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上空刮起了悲恸的旋风。在以往被“富有”所迷惑并满足的地方，人们发现了缺失与贫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大陆文学，一批又一批以往用鲜花和礼赞装扮生活的作家，或从梦魇中醒来，或从他们被监禁和流放的地方返回，于是被称为“归来者”或“幸存者”。尽管这批受到积极的人生观教育和影响的作家身处艰难困苦依然不失信念，但他们无法不看到发生于他们周围和他们自身的苦难。泥淖和陷阱，危机和恐惧，让人心悸的噩梦和悲伤，化为他们的诗句和文学主题。寻找失落的青春，追忆劫前的家园，呼吁泯灭的人性，一时间，文学呈现的是泪水和血水浸泡的沉重。当日大陆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是《人到中年》，从小说到电影，医生陆文婷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朋友的境遇和命运，引发出全社会的哀叹。然而在这些“伤痕”文学潮流所凸显的与过去的欢乐感不同的悲怆伤痛的背后，是不易觉察的现实批判精神。这是当代文学对于夭折于50年代中期“干预生活”思潮的隐约接续。当然，它对中国文学的忧患传统是更具深刻性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从50年代到80年代，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以文学的方式追溯中国当代人的欢乐与苦难，方始有了全面的涵括。文学对于苦难的描写，开始把中国的百年忧患放置在个人与社会的综合层面上，这就使文学传导的悲剧性具有了更厚重的社会学和人性的深度。古人讲“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要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即文学若是面对人生最真实的和最本质的苦难，则它仿佛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臻于完好的助力，而若是抒写欢乐则需要执意强为，那当然意味着颇大的难度。已经去世的路遥在谈到他的《人生》时说过一段关于创作痛苦的话：“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光彩。”（路遥：《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载《文学报》，1983-08-25。）诗人总与悲愤和苦难为邻，而悲愤往往是成功的第一线光明。
三、功利性与目的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