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样的文学状态，是长时间的、持续的、渐进的过程。作家被引领和进入这样的状态，也是始终一贯的、不间断的过程。几乎所有的作家（也许少数或极少数例外）都无法适应这样一种被指令的状态。他们被要求不断进行自我改造，自我改造的前提是自我批判，而自我批判的核心则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文学界弥漫着惶惑的气氛。张天翼用不确定的第三人称的语气表达他的忐忑：“他自以为是站在劳动大众立场，并为他们而写，究竟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多少？他的没有做到或做得远不够，或自命做到而实际没有做到，这除开怪那时的政治环境而外，就没有一点主观方面的原因么？”（《张天翼选集·自序》，上海，开明书店，1951。）巴金也对自己以前的创作加以否定：“很早我就说过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二十三年中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愧怵。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样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失色！”（《巴金选集·自序》，上海，开明书店，1952。）
回望新文学走过的路径，它的一切辉煌和曲折使人深省。新文学虽然饱经沧桑，但依然成绩斐然。它出现过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作家，也出现过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至今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态。这是一种令人有点沮丧的判断，但事实确乎如此。这是由于，迄今为止它还不能在影响新文学发展的若干重大的问题上，如传统与现代、社会与个人、政治与艺术、思想与审美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给自己定位。文学非常容易受它的环境所左右而产生摇摆和动荡，它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在“五四”之后的一些文学阶段里，原先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作家，可以认为是大师的作家，都在这种摇摆和动荡中黯然失色。20世纪50年代以后茅盾、郭沫若、巴金、曹禺（一篇谈论曹禺创作的文章谈到，黄永玉曾说曹禺“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再也不容易找回来了”，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这个比喻说的是曹禺特有的思想才能和艺术才能，他对现实生活和戏剧艺术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悟性，能够看穿人的灵魂，了解人的性格与命运”。见甘竞存：《戏剧大师曹禺的“悟”》，载《雨花》，1998（4）。）都没有写出超过《子夜》、《女神》、《家》和《日出》那样的作品。老舍也只有《茶馆》差强人意，除此之外，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
造成这样的事实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一开始就对文学的期望过高。由于期望过高，急切中使文学由倾向进步转而倾向激进诚然，终于因靠拢政治而最后陷入政治。这种陷入对文学的打击是致命的。文学可以对社会人生起作用，但把天下兴亡盛衰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文学，造成文学不堪重负的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错失。从道理上讲，文学可以是药，但也可能是茶或酒，甚至可能是软饮料。文学可以改变社会人生，但却远非是即效的，而是一个缓慢浸润的过程。
新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注意的中心投放于思想和内容的革新上。对白话诗而言，为了“白话”而忘了“诗”，对新文学而言，为了“新”而忘了“文学”的现象，那时就存在。在新文学的建设中，由于急切地要使文学进入社会人心的改革，它的注意力一开始就集中在对于文学的思想内容方面。从它诞生的时候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来就存在着为思想而轻忽艺术，为革命而轻忽文学的弊端。
40年代初那篇重要的讲话发表，更为文学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针。其实作为文学艺术来说，艺术性是决定性的，也从来就是第一性的。这是它的应有之理。在它所涉及的一切方面，无论是政治，还是别的意识形态，都只能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它的意图和价值。一旦离开了这个前提，那就不是艺术。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却长期受到人为的曲解。我们面对的事实从来都是：政治对艺术的强暴，思想对审美的侵略。为革命而放逐抒情，为思想而放弃艺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中国新文学在它漫长的发展途中，一直为自己的合理生存而抗争。它面临着艰难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切矛盾在它的面前变得完全的对立化，它一直走着一条极端的险径和窄径。这就使新文学被置于永远“不成熟”的位置上。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时段，中国文学的处境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来受到严格的政治制约的文学终于有了空前的松动。中国的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经济由计划走向市场，舆论由控制走向民主，文学终于也由禁锢走向自由。这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划时代的巨变。
要是从19世纪末叶算起，直至当前，中国新文学从它的酝酿到建立，经历了跨越三个世纪，两个世纪末的沧桑巨变。中国新文学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狂风急雨，走过了充满泥泞和荆棘之路。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上一个世纪末，文学做着强国新民之梦，经历着弃旧图新的痛苦。随后是无边无际的政治对于文学的挤压，有一段时间（例如“文革”）文学在这样的挤压下，只剩下一具空壳。一面是文学，一面是政治，就这样翻烙饼似的玩弄着钱币的两面。文学有着不堪承受之重！这可以说是社会强加的，但更可以认为是文学自取的。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这个世纪末，中国新文学在时代的新生中也获得了文学的新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文学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政治关于文学的限制逐渐淡化，束缚作家创作的条规已经消除，新时代给予作家的创作自由度是空前的。新时期文学的蜜月期过去以后，文学享受着市场化经济给予的恩惠，中国作家享有了几代人梦想了几代的：（“基本上”、或者是“有一定限度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充分的自由。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局面。
70年代后期出现的转机，是由于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善。继“五四”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带动了文艺思想的解放，这就是前边说到的“文学新时期”或者叫“新时期文学”。这里所谓的“新”，当然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的“新”，有不尽相同的含义。可以理解为，这里所谓的“新”，是对于文艺的地位和价值的重新体认，是重新调整文艺和政治、文艺和大众以及文艺和社会诸关系的历史新时期。这种调整是要把文艺从从属政治、直接为政治服务的阴影里解放出来。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缓慢的，但却是非常伟大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转换的艰难险阻，也可以感受到文学的积重。《班主任》、《伤痕》都有政治代言的余绪。那时人们依然迷恋于“写什么”，而并不重视“怎么写”。值得充分重视的是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散文《拣麦穗》，这些作品体现了巨大的跨越，即从政治到艺术、社会到个人的跨越。也可以说是回归。不论是跨越，还是回归，都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家终于可以轻松地写作仅仅属于自己、并仅仅是使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了。
20世纪80年代短暂的文学狂欢节落幕以后，严重的缺失随之而来。在普遍地重视趣味、愉悦和享乐的同时，人们也普遍地感到了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失重。无思想、平面化、无深度、零度情感正在成为时尚。文学是非常地轻松了，轻松得让人不安，甚至让人“怀旧”。相当的一部分文学正在成为自私的事业，它与社会、甚至与读者都没有关联。及目所见，充耳所闻，四围弥漫着的尽是让人漂浮的东西。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新的灾难--那就是挣脱了政治束缚之后，文学正重新经受着欲望时代的裹胁。我们正在承受着同样不堪承受的“文学之轻”。
谢冕
2003年6月21日，完稿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作者附志：本文原系2002年5月13日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学术讲词。当时只有一个提纲。我久疏懒，历时一年有余，不能将讲稿整理成文。此次蒙陈平原先生催促有加，始克完成。匆忙甚，粗疏之处乞谅！本文原载《现代中国》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