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祖父张维祯，根据《东昌张氏宗谱书》中对他的记载——“公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盛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可知，他少时习过孔孟之道，家业隆盛时放弃举业，随父兄学习经营家族生意。但性格温厚闲散的张维祯对经商之道一无天分二无兴趣，分家时也只分到了呼兰的部分住房、菜地和油坊等产业，于是他从阿城福昌号屯老家迁到呼兰，靠祖传的几十垧土地和房屋，维持着安闲的日子。
张维祯与夫人范氏共育有三女一子，小儿子不幸夭折，为延续香火，夫妇二人便过继了堂弟张维岳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为嗣子，等到张廷举长大成家生儿育女时，张维祯已是六旬老翁，对萧红的降生，他可能是全家唯一真正感到欢喜的人，因为孙女驱走了他的暮年寂寞，他对萧红不是疼爱，是溺爱。据张家族人回忆，萧红童年时十分调皮，常常爬树上房掏鸟窝，和邻居家的孩子跑出去玩，因此免不了遭到母亲姜玉兰的责骂，而祖父张维祯则永远是宠溺着她安抚着她。[14]
萧红一成年就离家，对她来说半生漂泊遭尽白眼冷遇，只有关于童年和祖父的记忆是一簇生命的暖光，因此流离中的她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重造了一个故乡和一个家。小说的前两章里，“呼兰河”这座小城的一切，寒冷、泥土、喧嚣、荒凉、愚昧、轮回、挣扎等等，如在一幅缓缓打开的画卷上逐一呈现，而第一个进入读者视线的具体人物便是“我”的祖父，“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是小说第三章的第一句话。
《呼兰河传》里祖父和我，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萧红记忆中的张维祯和自己：“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我”的祖父也是个善良温厚的老人，他“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而且，他也是爱好闲散的人，“祖父不怎样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和“我”，整天都在后花园里，“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大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是的，回忆是多多少少会篡改、美化过去的经历的，但1940年萧红写作《呼兰河传》中下面这段文字时，她的快乐一定是真实的：
“后花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针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我跑得很远地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这段祖父的故事是整部《呼兰河传》中阳光最明媚、色彩最鲜艳、气息最清冽的文字，读过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忘记祖父的憨厚、孙女的调皮和五月玫瑰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