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萧军在为萧红写给他的书信做注释时，爆出了一个关于萧红身世的惊人秘密，引发了学界关于萧红身世问题的长期争论和考证。
据萧军回忆，四十年代末他在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的楼上，与萧红胞弟、当时因病在家休养并准备退伍的人民解放军军人张秀珂有过一次谈话。张秀珂告诉萧军，自己心中一直有个猜想——张廷举（字选三）并非他和萧红的亲生父亲，他们真正的父亲可能是贫雇农成分，他们的母亲因为与张廷举有了奸情而将他谋害，然后带着年幼的他们嫁进了张家。[7]萧军听后想了又想，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声称自己“有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为根据”。萧军所说的根据，指的是1933年他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连载的中篇小说《涓涓》，内容全部来自萧红的亲口讲述，而其中一部分正是“（萧红的）父亲张选三对于她曾经表现出过企图乱伦的丑恶行径”，萧红告诉他，就是希望他给予揭露和打击。因此，萧军断定“张秀珂疑心张选三不是他们的生父——也可能就是谋害他们亲父的仇人！——是有根据的”。这番言论一经发表，就如一枚巨石投向了湖面，围绕着它，有关萧红身世的说法如涟漪扩散，持不同观点的人分化成了“养女说”和“亲女说”两派。
由于萧军的信息来源是张秀珂，加上他与萧红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他的观点被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如1979年，萧红生前的友人蒋锡金发表《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一文，就这样介绍萧红：
“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原名‘张乃莹’，这只是她随她母亲到了老张家之后随了张家的姓和取了的名字。她原有自己的父亲，他姓什么，也许姓张，也许不姓张，我不知道；萧红本人生前大约也不知道，能够知道的人很少，能知道而现在还在世者恐怕也不多了……”[8]
蒋锡金，以及持“养女说”观点的人，没能得到更多更切实关于萧红生父的资料，支撑他们的观点的，一是萧军，二是这样的两个疑点：首先，呼兰距离哈尔滨不过二十余公里，萧红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走投无路时，张廷举不可能对她的境况毫不知情，而他竟然见死不救，任由萧红自生自灭；其次，萧红在香港去世，张廷举得知消息毫无反应[9]。可想而知，仅凭这两个疑点，远不能得出萧红非张廷举亲生的结论。
持“亲女说”的一派，则找到了相对有力的物证和人证。早在1979年，萧红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秀琢就批驳过“养女说”荒谬可笑[10]，张秀珂的儿子、萧红的侄子张抗也写过《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引用张家宗谱中有关萧红生母姜玉兰的记载，证明她是张廷举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其实，用常理来推论，张家在呼兰算殷实之家，张廷举是地主家的独子，又上过学堂，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他也不可能娶一个谋杀过丈夫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如果说族谱有为张廷举和姜玉兰粉饰遮掩的嫌疑，那么，姜玉兰的妹妹姜玉凤对当年张廷举与姜玉兰相亲、结婚过程的回忆，则因为细节的丰富而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据姜玉凤说，姜玉兰是张廷举的母亲范氏到亲戚家喝喜酒时相中的，之后姜玉兰的父亲和叔父也到卜奎[11]去相看过在那里念书的张廷举，只是没见着人，就看了照片，两家把婚事订下来了，第二年八月姜玉兰嫁到张家那天，姜玉凤还记得“下大雨，送亲去了二十多人，我也去了，坐了满满两大车，车上用席子搭的篷”[12]。而张家族人也记得张廷举结婚时排场很大，张家在院子里搭了席棚，还打发了人赶车去哈尔滨买了结婚礼品，呼兰北烧锅（酒厂）那天淌的二锅头酒也都让张家拉过来了，阿城张家也有几个兄弟赶来贺喜，看热闹的小孩都有糖块吃。但是，老人的回忆仍没能平息“亲女”还是“养女”的争议。
1984年成立的“呼兰河萧红研究会”[13]，成立之初就开始对萧红的身世进行调查考证，工作人员走访了在世的相关知情人，得到了更多解开这个谜题的线索：萧红家的老邻居梁洪玉和阿忠恩记得1908年萧红的祖父为儿子结婚，从4月开始盖房，先盖了五间正房，媳妇娶进门后，这五间新房的东间外屋就是洞房，三年后萧红出生在东间外屋的南炕上；姜玉兰的堂妹姜玉昆对“抢妻”之说非常愤慨，她说如果张廷举真的杀过长工抢过人家妻儿，土改时就不会被轻易放过了；而同乡李德祥则证实屯子里确实发生过一起害夫夺妻案，受害人李德珍是他的哥哥，但与李德珍的妻子郭氏勾搭成奸并谋害人命的人叫冯振国，事发后，郭氏嫁到了江北一个崔姓人家，这是举村皆知的事，与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毫无关系。
那么，张秀珂为什么要怀疑张廷举不是他和萧红的亲生父亲呢？据张抗说，他母亲也就是张秀珂的妻子曾听丈夫提及此事，他自幼得不到父母关爱，母亲过世继母进门后，还被打发到下屋去和老厨子一起睡，盖的是冰凉滑腻黑得发亮的被子，老厨子对他感叹说你命苦啊，没有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话的原意可能是说张廷举待儿子不像亲生子，落到张秀珂的耳朵里却是怀疑的开始。后来萧红离家出走，张廷举严禁家人与她往来，还警告张秀珂说如果发现他私自同她联系，也将要逐他出家门。父亲对姐弟俩如此绝情，张秀珂的怀疑又加深了一层。到了四十年代，已是解放军一员的张秀珂回呼兰家中养病，偶见到父亲与继母窃窃私语，看到他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笑脸，张秀珂心里疑窦再生。后来土改，张秀珂决定返回部队，整理行装时发现父亲和继母私藏财产，就把他们塞在马褡子里的金银绸缎都上交给了土改工作队，父亲和继母极为不满，又说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张秀珂听了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想，在和萧军会面时就说了出来。他后来才知道，张廷举与梁氏背着他窃窃私语，一是得知要土改，商量着多藏一些浮财，二是想设法把他留在家中，保住这个地主家庭。他们没想到张秀珂会产生那样的误会，当然更想不到会引发多年后学术界关于萧红身世的长久争论和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张秀珂怀疑张廷举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进而将可能是从流言蜚语中得知的害夫夺妻案移植到自己父母身上，固然是各种误会所致，特殊时代背景下阶级血统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也是一个不能否认的因素，地主家庭的出身在当时就如古代被实施黥刑的犯人脸上留下的刺青，象征着有罪和耻辱，难以洗脱，何况张廷举还曾出任过伪满协和会会长，这更是“罪加一等”，张秀珂厌恶这样的出身，产生“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的成分”的幻觉，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