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还不晓得祖父是属于太平天国而外祖母属于大清帝国少宰之家庭。身体的遗传有红绿色神的异常和轻度鱼鳞症，祖母以为我诞生在冬至前后，被脚炉烘干皮肤之故，色神的异常是后来大学生的时候在生理学研究室发现的，精神的遗传不能简单记录，太平天国和大清帝国的相克在血管之中。使得不会勇敢而也不会走官邪之道，也使得人成为神经质的，不过这种怯懦同时成为感受性的发达。
营养的不平均和感受性的锐敏使得小儿成为身体薄弱，祖母的爱情给一个玩耍的小儿，不曝着太阳，不住吃高级食品，当然要成病弱，这个病弱一直没有改进，终于一世吃苦。祖母为要保存一个长发乱贼之子孙，尽量隐蔽，还去弄门阀人像我母亲似忠厚小姐来，但她的苦心真可钦佩。
五六岁的时候，大雨，庭中砖地上积着水约一寸，做竹叶之船玩，庭旁有秋海棠开着花，这是我最初的记忆，同时我记得海棠小花和叶子很美。
同时在一个厅上，有一方桌，向南坐着一个先生，大小几个学生坐着，我也进去坐过一坐，这是父亲为我们请来的先生。
再同时，厅上中央有祖母的黑漆大棺，父亲在地上铺着一张席，自己在棺下仰着把棺底漆，这也意识清楚后的记忆。
再同时，附近有惠山，坐船去上坟，从山上回来时，带回小稚松，这是我所亲着的自然惊异再也是在那个时候，听见说外面有乡会，因此跑出门去看，人山人海，乡人的会过去，结果什么都不见，只听铜锣声。
七八岁，意志力薄弱的性格成立，入二三小学。父亲为舌祸，被捉去入狱约月余。
十岁，随父到日本，不久全家也到日本东京，小学二三年后入中学，在中国读过一二年小学，因此所得的根底上生有爱乡心，观察外国又得爱国心，再和当时日本人之小资产性融合，成立自我中心的憧憬主义，彷徨在实现与理想中间，这种性格在那时候成立。
民国前的十月，那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留学生开许多自己以为很有道理，其实都是随便想到的各种集会，有一次去闹大清公使馆，见馆员已不在，黄龙旗被弄下来，大家在一个大客室内演说，一大盏电灯已打下来，意大利人建筑的这个公馆的跳舞地板上有人穿五毫钱的日本旧军靴，滑跌倒地。正像历史课所读的法国革命。
因为要去弄热闹，在中学请假早退，学生监督原是军人，他说又到公使馆去听训了么，我想，那是公使听我们之训罢了，不过现在想想，我的考虑诚是中国的考虑过程，我国人畏上面有权之人，而同时心中又反抗思想，那么随着大势，就能出来雷同或反抗，如过力弱而他反攻过来，那么逃走都快。
原来我国，富有现实，所以可产生理想，譬如因为满清统治，就要民族革命，等到理想达到之后，忘去再来讨检，藉以丰富其理想。现实找理想，理想要再建于确实现实之上，可是我国人不做第二步的工作，腐败打倒了，可是自己又来腐败。我不久就悲观革命的前途。
中学三年，恋爱着高等工业某教授的小姐。是吾初恋。德文课读哥德魔王之类。罗曼主义的性格在此时成立。爱席勒的“手套”。校友有大官贵族，同至咖啡馆，见文人，羡慕其生活。
中学之年，回家乡，诣祖母坟，随父游杭州，父亲挂律师牌子。没有生意。
中学三年，与某子爵的儿子相爱，时期虽短，罗曼的苦闷和憧憬此时最大。
中学已完，入高等学校，有许多中国学生在内，有各地方的口音，很难听清，很觉得我能和本国人同学而觉亲爱，不过有一个同学骂我日本风，我想，他不过在看别人的举动而下判断，我是中国理想之代表，可是我又想，举止皮相很重要，我不吐沫手揩鼻涕，挥手谈官话罢了。他却是一个怕盖着虎皮者，此人有支离灭裂的爱国心，后来弄政治，混入外交，今已怀柔了。
高等学校三年，入福冈九州帝大，属于医科，住箱崎，步行到大学，听讲解剖学，这个科学不很有趣，不过我很用功，如第四脑神经有神经纤维四千五百条等，别人谁都不知道者都记忆之。
入某教授组织之大学管弦乐，担任大提琴，同时很努力弹钢琴，夏天穿骑马的长靴弹琴，以防蚊子。这个管弦乐为当地的音乐最高把握机关，所以从此很知道日本中央音乐界的事体。
二年听病理学，没有引起很多兴趣，对于生理学很高兴探索。三年听临床讲义，课程仿德国，除去讲过总论之外，全不讲一个一个疾病之各论，走进讲堂只见有一个病人，教授来讲他的病症的一切，研究他是属于哪一种疾病，有许多稀有的毛病，如白血病等，学用患者连年养在医院中，那么罹病频度多的毛病，听讲频度也多。我国医学院不能到这种程度，很可悲。
福冈市滨海岸，海岸为元寇故迹，郭沫若也学医学，住在海滨，我住在街上，屋前一株大橘树，结着蜜橘无数，沫若爱南国，见橘树念起迷娘之歌来了，我不十分感觉。
书肆仅有丸善书店，但是读古典已经够了，我的遗传着的反抗精神到处作梗，对于这个城市不很有趣，等到最后一个考试，耳鼻科的考试时候，考试材料为一个美女子，见其扁桃腺真可爱，把这扁桃腺图画在正在手中之一本《独逸浪漫主义戏曲》上。毕业的翌天早晨，已坐在火车中，到日本之东北去。
到东北仙台市，开始医学研究，同时，听些哥德Wilhelm Meister的讨论，不过觉得不很有趣。听物理学的讲义，参加其至难的考试，比弄文学批评有趣。
仙台大学生的管弦乐不及九州大学的壮大，任其指挥连续两年，自由研究交响音乐很有益，坐火车到东京去学习钢琴，冬期练骑马，不很进步。这时期在上海正是创造季刊改为周刊创造日等等热闹之时，我在那儿度恋爱生活。
三年之后，不做博士论文，到东京，入帝大附属之慈善医院，隶外科，第一天，把已经消毒之手用毛巾揩，看护不交器械，我不一刻想到，大家大笑，我们不像我国之爱着相互看不起，我国医院人在枝叶末节嗤笑别人，气量之小诚可怜。
因为我们是大学毕业生，不久要成干部的，看护们明明晓得我们的工作不巧，但也不开口，我在手术室照教授的指示割了一个痔，以后天天换纱布，等到一星期后，应该好了，可是她生着一个和以前完全一样的新痔了。为一个人修胫骨，正在旁有人在切断了一只脚，要想问他要一些骨头，看护长轻轻对我说，那个人有梅毒的。有一个儿子，吃了铜板，替他从肛门牵出。有一次有个手术，肚皮内忘去钳子，也替她牵出。有一个女子腕上生一个肉肿，她说死也不情愿做不具之人，因此骗她说：“给我试一试光割瘤，如果办不成功，那么牺牲一只手，或许办得成功，说不定办不成功。”等到上了麻醉药，急急把手割去了，等到夕刻，去看患者，我说“瘤已取去了，手真可惜”她就落泪如雨，我爱她有delicacy所以她的那一只手的皮，就送给我纪念，我就把它制成一本簿子，后来她穿美衣来谢我，她已经很明白，同庆祝她的生命之欢乐。
初级的手术都会了，肝，胃，子宫等手术还不会做，初次剔出一个胃，过了一天死了，割了一个皮肤癌，死了，割了一个直肠癌，死了，教授交给我一个重症Bacedow病的美丽少女，等不到手术，死了。
医学实习一年，够了。时代略为变化，坐轮船回到家乡，再到上海，郁达夫脱下来他的《大众文艺》给我，编了六期，连创造社，艺术剧社，一同送丧。
一九三〇年，得一个研究室，想可以做一套研究工作。至今共十三年了，还不能报告我的学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