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M分手之后我又遇到过几个男人。有两三个跟他的年纪都差不多，但还是年轻一些。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九年过去之后，我现在也已经三十三岁，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曾经只有二十四岁这件事。女人老去只要几年时间，有时候简直是一刹那的事情，男人变老却是一个相当缓慢而且无法控制的过程。他很瘦，脸颊下陷，不显年轻，也不显老，每天穿牛仔裤和T恤，系一条棕色皮带，身体老了，表情却不懂事也不圆滑，经常露出一种嘲笑的表情，但也不见笑容。渐渐明白了一些事理之后，我开始竭力避免想起他，但人们喜欢讨论怪人，好像可以通过讨论搞清楚点事情，或者稀释并抵制他。而他不断地消失更加剧了某种好奇心：他们简直不明白这样的人究竟要怎么生活下去，并从他身上一次又一次地确认自己是个幸存者。
他独身很久了，而且离婚很费了些力气，但当时离婚的原因——某个谈不上美貌但颇有气质的成熟女人——早已经离他而去。前妻做生意很成功，带着儿子住在城市的另一边，见面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他们不经常见面并非因为距离，而是三个当事人均觉得毫无必要。据说小孩的眼睛有点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我们不怎么谈论他的真实生活，却也同居了一段时间。他一个人住在市中心，有套房子，一百多平米，一点都没有装修过，好像随时准备搬走。事实上他在里面住了很多年。水泥地、白墙，卧室里放着一张最简单的木床，对着一台电视和DVD：看电影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我们当时办了一张碟片租借卡，每天至少要看一部。厨房地上随便扔着一只电饭煲，旧的，偶尔用来熬粥也有点勉强。抽水马桶是随便装上去的劣质货。一种几乎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现实生活。《搏击俱乐部》的平静版本。有一次他出差时，我的一个朋友从其他城市来玩，就留住在那里，她喝多了酒（那时候我们总是喝多酒），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不小心就把马桶圈坐坏了。对此他很狐疑，总觉得有更大的隐情。但他对自己的猜疑闭口不提，也就让我无从解释。
除了年轻之外，我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优点可以用在两性关系中。而他认识的那些女人，则无一例外地老了。这种勉强为之的平衡，总要被打破：一方面我不相信自己仅有这个优点；另一方面我也慢慢不够年轻了。
最后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喊上了当时一个朋友薇薇。她精神不太稳定，喜欢戏剧性地描绘自己的人生。但在她挽起袖子露出那段伤疤之前我还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伤疤大概五厘米长，看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事件导致的结果。她声称是自己的父亲一次醉酒后从厨房拿出刀想杀死她，而她拼命挣扎逃跑最后划伤了手臂。M极具耐心地坐在对面，仿佛真的相信她，并且为她的遭遇痛心疾首。我这才明白过来：他好像已经做好准备接受这个深受童年创伤折磨的年轻女孩。从一个毫无过渡地直接迈向另一个。但我没有显露出任何不合时宜的表情，不断地为他们俩加酒，冰凉的啤酒瓶一次又一次被我捏在手心。与此同时，一个跟我同龄的小律师，正在咖啡厅里等着我，虽然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吃完之后我让他送薇薇回家，他立刻答应了，事实上如果我不这么要求，他也会这么做的。我看着他们俩上了出租车，一起挤在后座上，还情不自禁对着远去的车子充满感情地挥了挥手。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
但总是有人提起他。有一天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同事小川。一个冗长乏味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他把摄像机放在一边，跟我抱怨：“这种破会一天要参加好几个。”我问他：“你不是拍纪录片的吗？”他看了我一眼：“M已经大半年不见人影，部门也解散了。我一脚就被踢到新闻部。这还算好的。”
“他怎么啦？”
“没人知道。我们这种单位也不会开除他，每个月基本工资发到他的卡上，挺少的，不知道他靠什么活下去。几乎没人见过他了。”过了会儿他问我：“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惊惧于他竟然真的直接开口问这个问题，连忙拼命摇头。
他对我的态度有点别扭，这是自然的。我们两个人灰头土脸地从会议室里挤出来，跟他一起来的记者早就溜走了。
“到底他们都在说什么啊？”我问。
“大意是要整治烧烤摊和违章街边洗车吧。我又得深更半夜跟着城管到处跑了。他妈的。只能坐在他们的卡车后面，风吹得冷死了，”他把机器放到车上，“你去哪儿啊，要不我送你吧？”
我跟他说不必了，然后在路边装模作样地站了一会儿，眺望经过的出租车。最后还是他的破车停了下来。
老男人已经让我厌倦了。一旦你曾经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过，身上就会被沾染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会吸引更多的老男人前来。他们闻到了可能性。知道你缺乏界限感，茫然无措，又别无他求。他们对你的渴求并不是在床上，却表现得好像如此。他们已经没有感情可以付出了，却总是认为你会爱上他。我遇到的最后一个老男人是个广东人，普通话不太好。在没什么内容可聊的时候，我看着《康熙来了》随口问他：“你喜欢小S吗？”他镇定地看着我，讲了一大通世界的阴暗面，是多么不适合一个孩子的成长。我满腹狐疑地听他讲完，又莫名其妙地跟他道别。过了很久之后，我正走在路上，却灵光一闪，这才明白原来他以为我问的是：“你喜欢小孩子吗？”当时，他一定是被吓得很厉害。
就此我决定要跟同龄人交往，相差最好不要超过五岁。刚开始的时候我浑然搞不清楚年轻男人们都在想什么，需要什么。M的欲望又轻又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深不可测。他从不说出他希望你怎么做，也不会给你机会说出你想要怎么样。他有什么就给你什么，也希望你给什么就拿什么。到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时，被深深地伤害了。但当小川在床上不停问我“这样吗？”或者“好吗？”的时候，我倒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比较熟悉之后，也就是睡了三次以上，小川才终于问我，而这显然已经是他耐心的极限。他说：“M很厉害吗？”
我当时肯定在盘算什么事，有点搞不清楚：“啊？什么？”
“他肯定很厉害。我们专门讨论过……”
“什么呀？你们是谁呀？”
“他到处都能泡到女人，而且都很年轻。那次在云南……”
“哪次啊？”
“去年年初吧，我们去大理拍片，他把接待我们的一个女孩搞到手了。两个人在宾馆里白天都不出门，后来片子也没有拍成。”
更令我惊诧的是地点而非人物。“那他可能还在大理喽？”我问他。
“不知道啊。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回来。”他心神不宁地看着我，好像还有什么重大的秘密需要他忍受。一会儿他问：“你没有不高兴吧？是不是不该告诉你呀？”
为了表明确实对此毫不在意，我们在他那乱七八糟还翻出一个打火机的床上滚来滚去。事后我们俩躺着抽烟，他身上发出的，是一个吸烟的男孩的气息，跟吸烟的中年人有着各种不同之处。我觉得这一切又新鲜又美。但一段时间沉默地自我挣扎之后，他又绕了回去：“那个女孩还是个年轻妈妈。他到底有什么魅力呢？能让一个女人扔下刚出生的孩子不管。”
我立刻害臊了起来，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年轻妈妈，好像有人需要我立刻表示羞耻，以至于不能理直气壮地反问他：“能有什么魅力？”年轻男人不知道有时候仅仅是某种耐心，也可能是某种鲁莽，某种不计后果，事情就成了。M在中年性焦虑的道路上狂奔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而我作为起点，总觉得好像要承担什么责任似的。
然后就到了二十七岁，一个关卡。聪明的女人这个时候都开始嫁人了。我也去参加了薇薇的婚礼。她穿了一件长袖婚纱，整个过程中高兴得不得了。散的时候她在门口送宾客，将我拽到一边。
“有没遇到靠谱的男人？别再跟什么老男人混在一起啦。”她变成了一个精神非常稳定的正常人，还能确切地给予别人生活上的指导。
“哦哦哦。”我这才意识到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她了。
“你以前那个，就是好几年前一起吃过饭的。他当时竟然骚扰我。”她以需要保密的姿势朝我凑过来，但声音并没有因此降低。
“哎，好久之前的事情了。”我躲闪着。
“我只是向他借了一次钱，他就以为可以跟我上床。”她靠得更近了，语气那么惊讶，表情倒挺平常的。
“哎，他是有点……”我好不容易挤出四个字，“搞不清楚。”
“你才搞不清楚呢，”她露出不可思议的笑容，对我说，“你要是再碰到他，跟他说我会把钱还给他的。”
她捏了捏我的手，像是一个保证，然后她后退了几步，没有给我机会强调我不会再见到他，就转身走向了新郎，一个三十多岁的胖男人，正张开双腿擦着汗。
年轻时我们一起混着的这帮人，后来也就慢慢不再联系了。说到底都是一群神经病。无所事事，社会败类。整天泡在咖啡馆里，在大排档喝酒，说各种不靠谱的话。这都是表面，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总觉得自己异于常人，并且觉得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而奇迹在下一秒就会出现。还没到可以随便喝冰啤酒的时候，我们坐在一家烧烤店里，就已经醉得差不多了。那天正巧碰到一个同行，另一个报社的记者，他对我招手：“过来呀，过来喝一杯。”我走过去，两个老男人面对面枯坐在那里，好像已经山穷水尽了。对面那个男人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说：“喝呀喝呀。”他举起杯子，“哐当”一声就喝完了。临走的时候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跟他说：“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M还是一个正常的中年男人，正在努力度过中年危机：离开了家庭之后，他对工作也已经厌倦之极。毫无疑问，每个单位主要都是由各种蠢货构成的，而偏偏他还要在其中索取点什么。他没能成为一个体制内的成功者，也没能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真正的导演。他主要给各个单位、地方政府拍宣传片，这一点越来越侮辱他。他去参加了一次竞岗，写了很长很长的竞岗报告，却在提问环节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纪录片如何市场化？”
“市场化？你说这种宣传片怎么市场化？！”他反问我。
我怎么知道。
所有这一切都在丢我的脸。不体面的失败者。毫无方法的中年唐璜。我倒宁可他变得更狡猾。笨拙的欲望让人难堪。好在时间逐步减少记忆，人们渐渐忘记他，连我也慢慢忘记了。
* * *
那个女人挑面包的样子好像她一向有大把的时间做任何事情，而旁边空无一人。事实上，队伍排得很长，宜家每到打折季最挤的地方就是餐厅。我跟在她后面，咳嗽了几声，她不为所动，后面的人则顺理成章开始推我。我转过头去瞪了一眼，没有人显得愧疚或者躲闪，我只好往别处张望了一下，看不见张浩，他去找位子了。
我让他们给意面上多浇点酱汁，拿着勺子的那个人微笑着看着我，但什么都没有做。结账的时候我还在四处张望，依然不见张浩的身影。
等我终于端着两碟意面、两对鸡翅、一块提拉米苏，餐盘上还放着两个咖啡杯，转了几圈之后找到他时，他正在逗邻座一个小女孩，大概三岁多，脸颊鼓鼓的，眼神看上去却机灵得很，她正用这种机灵的眼神疑惑地看着他。我把餐盘重重地扔在桌上，虚张声势地说：“也不来帮我拿。”
“要占位子呀，”他把东西从餐盘里拿出来，用勺子挖了一点点提拉米苏讨好地递到那女孩的嘴边，“吃这个吗？”
“吃这个牙齿会掉的。”那女孩严肃地看着他，往后面躲了躲。她妈妈一只手拽着她，正埋头在沙拉以及与丈夫的争执中。
被拒绝之后，他终于转过来脸来对着我，开始用叉子卷面条。我抱怨，当然是有理由的：“生日竟然吃这种东西。”
“三十多岁的女人还过什么生日。”他把卷好的面条塞进嘴里。我们这才想起来还没有去弄咖啡，咖啡机旁边也排满了人。他打量了一下我，评估我是否在发怒的边缘，然后，似乎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纷争，他站起来，拿着杯子走了过去。
仅仅是为了买一个刨刀而已，“或许也再看看别的。”新家里空空荡荡，却又好像一样也不少。准确地说我们俩都搞不清楚搬到这个房子里共同生活究竟需要准备些什么。但等我们走进宜家时，又觉得什么都缺。最后转了一圈，还是决定先吃饭再说。
我们都知道要跟对方过一辈子了，这一点让我们同时放松了下来，甚至因此有点瞧不起对方。我远远看着他排在一群人后面，有那么一阵子我无法把他从那群人中辨认出来，反而盯着那个正在偷糖包的大妈看了很久，怎么说呢，里面有一种迷人的技巧性的东西。
我又转头看着巨大的落地窗外，树叶正在阴谋般悄悄转黄，进入最丑陋的斑驳时刻，离金黄色还得静待时间，像是每个人都不得不忍受的尴尬，谁也不能例外。等我把目光收回，在周围漫无目的地徘徊的时候，“家庭”这个词语像是人群自动提炼出来端到面前的：一个家庭。一男一女，有时还有一个孩子，有时还有一个老人。各种各样的搭配：一个胖而高的男人和一个瘦小的女人，女人什么都不吃只是不停地说着什么，脸上充满了感情，而男人的背部显出一种丝毫没有被感染的坚不可摧，他埋头使劲吃着盘子里的东西。还有那对笑容几乎一模一样的夫妻，他们的孩子好像是第三个他们，一种复制体系。一群孩子在游乐区跳来跳去，家长们站在外面无助地伸着手，希望能够随时接住他们，不管他们离自己有多远。这一切让我觉得有点头晕。
然后。有根钉子钉住了我的目光。一个熟悉的身影，本不该如此熟悉，很多年了。但他的形象过于突兀：还是精瘦精瘦，两鬓夹杂着一点白发，牛仔裤和T恤，从侧面看去他像个毫不躲闪的问号。在由家庭组成的人群中，他是一个孤独的黑洞：没人靠近他独自占用着的那张桌子。他聚精会神又满怀忍耐地吃着盘子里的东西，不像在等任何人。
有那么一刻我几乎魂飞魄散，坐在椅子上一动不能动。他就那样坐在不远处，显得我现在的日子都像假的。我把头低一低，怕他看到我，不管他看到我之后持何种态度都会伤害我：他掉头就走显得对我很失望；或者好像他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更大的可能是他会走过来嘲笑我，他会看着我说：“哈。”虽然我没法具体想象他会说出些什么，但任何一句我一定都承受不起。
我隐隐觉得他肯定变成了一个无法与之对抗的人。
一时间所有的场景都回来了。他略微坍塌的身体，做爱仿佛是互相自慰的过程；他对食物毫无耐心，也无向往；所有消费主义在他看来都是骗局，一进商场就不由自主感到恼怒；朋友是一种虚构，亲密关系更是；看电影时他大量抽烟，并发出像鸟一样的笑声；“别装了”他总是这么对我说；当他发现我对这段关系有一种幼稚的认真时，他不鼓励也不阻止而是静待其结束。然后一切都结束了：他变成了那样，我变成了这样。如果有人此时来问我衰老究竟是什么，我什么也不会说。
张浩拿着两杯咖啡回来了，他坐下来之后我们之间的那种松弛气息简直惨不忍睹。他把少一点的那杯推到我面前：“少喝点咖啡，找个时间来我们医院做个身体检查。”
“公司刚组织做过体检，不是都挺好？”
“那些太简单。你们那种公司能安排什么像样的东西。”然后，他用一种似乎已经暗中考虑了很多遍、终于下定决心的口气跟我说：“我希望生个女儿。”
我喝了一口咖啡，又苦又涩，真不值得排那么久的队。我把咖啡杯推远了一点，想了想又拿了回来，似乎手上握着点什么才能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生孩子的？”
“要不然呢？”他镇定地看着我。
如果不是此时，这段对话也不至于让我觉得这么羞耻。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时候比此刻更加确切了。但我却好像刚刚才明白似的。我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那个方向。他能听见我们在讲什么吗？
“或许等到明年吧。”我努力保持着一种女性在谈论此类问题上的矜持和权威。
“也不是想怀就能怀上。从现在开始准备，真的要生，确实要到明年了。”他用一种“别搞笑了”的表情看着我。时不时露出来的医生本色总让我觉得有点畏惧。所以我没再说什么。跟一个年龄相仿又“大有前途”的外科医生结婚后，“运气真好”的眼光围绕着我，顺带着好像我之前所有事情都做对了：包括换工作、单身很久、脸上总是带着焦虑的表情。没人发现这是一个多么疲惫的决定，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羞耻感，跟现在的又不太一样：那个已经彻底投奔失败的人，在距离我三米的地方，毫不留情地仅仅用他的侧面就让我觉得无地自容。
跟M即将分手的那一段时间内，我多半在外面瞎混，有次她们撺掇我跟在场的一个男人回家去。这时手机响了。M说他又把钥匙落在办公室了，让我回家开门，这已经是那个月第五次。我只好回去，他站在门口，脸上带着一种极其羞恼的表情。过了好几年，其实就是现在，我才意识到：一个人不会那么频繁地把钥匙落在办公室。他曾经做过一点毫无意义的尝试想挽留点什么，后来他再也不那么做了。也就是在想到这些的同时，我忽然明白现在那个坐在不远处的人绝对不可能是M。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而我看见的毫无疑问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跟当年的M很像，因此绝对不可能是他。往昔的岁月在我脑海中奔腾了好一阵子，直到所有的感受都慢慢退去，我终于嘟囔了一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