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解放斗争很大障碍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是准备主义，一个是等待主义。
准备主义的说法是主张中国要在军事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抗敌救亡。全国民众的唯一要求是能拯救危亡日迫的国家，倘准备而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当然愿意领教的。但是准备有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便是至少敌人的侵略有个暂停的阶段，现在我们的民族敌人对于我们的侵略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换句话说，是在猛进不止的得寸进尺呢，还是有个暂停的阶段？准备主义者喜欢引证一八七一年法败于德，曾割两省的地方以求和，后来准备复仇，终究达到了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德国割取了法国的两省地方以后，对于法国并没继续不断地干涉内政，作不断的侵略。准备主义者又喜欢引证一九一九年德国败于协约国所订的《凡尔赛和约》。但是我们要知道德国后来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继续不断的什么《上海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现在又有所谓《防共协定》。姑无论法国和德国都是在积极抗战以后签约，和不抵抗主义者不同，现在我们的民族敌人非使整个中国成为奴国不肯甘休，这形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现在的形势下，无限止的继续投降，徒然帮助敌人准备罢了。敌人得到了东三省，准备再进侵略我们，地盘扩大一次；得到了热河，准备再进侵略我们的地盘又扩大一次；得到了察绥，准备再进侵略我们的地盘又扩大一次。现在华北又全然成为他们再进侵略的最好的准备根据地了。他们在一天天扩大的地盘内积极做再进侵略的准备工夫，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尽量采取战争的资源，一方面是利用汉奸傀儡政权。在这样的实际状况下面，他们的准备的地盘一天天扩大，我们的民族生命所靠托的区域一天天缩小，可见所谓准备主义，与其说是我国准备，不如说是协助敌人准备！汉奸傀儡的出卖民族，固然是极可痛恨的，但是汉奸傀儡所以敢横行无忌，是靠着我们民族敌人的保镳。在整个民族抗敌战争发动后，制裁汉奸的力量便可自然地坚强，也就是消灭敌人利用汉奸傀儡的机会。所以汉奸傀儡在实际上也是准备主义所带来的产物。
其实以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多，是最具备民族解放游击抗战的条件。（阿比西尼亚在军事上的失败，未能尽量注意游击抗战的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必说什么打胜仗，就是坚决采用大规模的游击战，已足使我们的民族的敌人疲于奔命，无法支持。现在我们在准备主义者的烟幕弹下，继续不断地把一大块一大块的土地奉送给敌人，听任无数的人民宛转哀呼于敌人铁蹄之下，便无异自己消灭所最具备的民族解放游击抗战的力量，这是最可痛心的铁一般的事实。
和准备主义相辅而行的是等待主义。等待主义者认为中国目前应尽量屈服，等待到日苏战争发生或世界大战发生，然后利用机会，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没有想到，也许明明知道，日本在进攻苏联之前，必须先把整个中国置在日本统治之下，也就是先灭亡整个的中国，然后才对苏联进攻。这原是略有常识者所能了解，尤其是中国步步退让，任人宰割的情况下，日本为什么不先把不抵抗的中国任意宰割，而反先去进攻必然要作坚决抗战的苏联？（史太林曾经公开宣言，谁敢犯苏联一寸土的，必坚决抗战。）所以等待日苏战争的说法，便是直截了当地坐待亡国！
其次谈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如发生于欧洲，那末各国忙于对付欧洲的局面，日本更有机会对中国，作更迅速激进的侵略，同时苏联因有事于西欧，在远东更只有保守的态度。所以只有发动于远东的大战，也许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有多少裨益。但是远东的重要角色日苏英美，美国向取静观态度，英国忙于欧洲问题，且重在保守现状，不愿轻启战端，苏联注重新社会的建设，除中国自动抗战以促进远东局势的突变外，绝对没有希望。从反面看，中国如果自动抗战，使远东局势发生突变，在远东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反而有卷入漩涡的可能，国际形势反而可以变成有利中国的民族斗争的方面。所以就是要利用新的国际形势，也只有出于自动的抗战，而不能采用等待主义。
等待主义者又喜欢引证一九一八年苏联对德所订的《布列斯特条约》。当时列宁看准德国革命的必将发生，条约订于一九一八年的三月，同年十一月德国即发生内乱，威廉二世退位，这个条约等于废纸。现在谁能预计我们的民族敌人何时将发生有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突变局势？而且当时德国对于苏联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民族敌人非灭亡整个中华民族不止，并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个一个的亡国协定如联珠式的出来。他们当时看准了国际形势，等待几个月，现在我们在继续不断的丧权失地中等待五六年了。这两方面的事实可以相提并论吗？有人高唱到堪察加去，我们要沈痛地指出，当时的俄国有堪察加可去，现在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堪察加”可去！
所以依客观的分析研究，所谓准备，所谓等待，只是准备亡国，等待亡国！这是全中国不愿做奴隶的民众所不能容许的，所不应容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