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幽默感交到了许多好朋友，并且相当受欢迎。作为一个平凡、拘谨又没有其他特别爱好的小东西，擅长说格言的性格是必备的，这让我能够在人群中发光。我在学校期间的密友是卡拉和贝思。我们会做所有十来岁的孩子会做的事：去蹦迪，崇拜奥斯蒙德演唱组合，有时候因为偷偷抽烟屁股被呛着。尽可能多地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是逃避我那不开心的家庭生活的办法。
我妈妈仍旧一有机会就抱怨我爸爸。一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到家，而且醉得无法站立。他们开始争论，而且吵得越来越响。我把手捂在耳朵上好把这吵架的声响隔绝在外。
这时，妈妈来到我身边对我说，“你那个混账爸爸刚刚打了我。”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听见她这么说。我相信了妈妈，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她撒谎的本领。我已经受够了他们凶暴的争吵，我看着两个吓坏了的妹妹挤在角落，抱成一团。我因愤怒而盲目，一步步地走下楼梯，告诉了我爸爸我是怎么看待他的。他走进了厨房，喃喃低语，我就跟在他后面。
“你根本什么也不清楚是不是？”他绝望地问。
“你不应该打她，”我叫道。我抓起一个牛奶瓶，在怒气中把它砸碎。
“她是个撒谎的人，她扭曲了一切。”他抗辩道。
我记得我抓着碎牛奶瓶靠近他的脸，他的表情几乎让我心碎。牛奶瓶从我手里掉落，摔进洗碗池里，悲伤和羞愧感抓住了我。当我想起这事时，我仍感到不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我希望不是。
不管何时我与朋友一起出行，我总是兴奋到不行，难以自抑。有时我们一整天坐着地铁在伦敦游玩。我的伙伴们总是有很多零花钱，而我有车票钱就已经足够幸运了。我常常带上一个夹着甜菜根或者糖的三明治。我们会做一些傻事，比如一边坐着下降的自动扶梯，一边唱“食物，光荣的食物”。我总是那个声音最响的，并且所有的过路人都会瞪着我们。事实上，我想我们发明了快闪行动！
有一天在学校里，我在厕所里用我最新潮的卡带录音机录下了一个人撒尿的声音。晚些时候，我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教室里重播了它，每个人都笑起来！她是学校里不守规矩的坏孩子，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老师抓住我正在嚼口香糖，她会说，“吐到垃圾箱里，小姐，”理所当然地，我会走过去然后站到垃圾箱里。
我记得我有一天试图逃学。操场的篱笆上有一个洞，通往小巷。我决定要逃离，去更有意思的地方。当我爬过缺口时，一双脚冲我打招呼。它们属于一位脾气极为暴躁的打字老师，她正以环抱双臂的姿势站着。
“你觉得你要去哪里呢，年轻的小姐？”她问。
“我有一个牙医预约，奥格雷迪小姐，”我回答——四肢着地，看上去完成是一副滑稽样。
“哦我明白了，”她说，“那么告诉我，你是要一路爬过去吗？”
圣诞节前后的一天夜里，我计划和朋友们一起去迪厅。妈妈一般都喜欢让我出去，所以我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我的姑妈正在造访我家，妈妈说，“凯瑟琳，你必须呆在家里。你年纪太小，不能这么晚出去。”
这只不过是想给我的姑妈留下好印象，扮演那个很爱女儿的妈妈。对我的妈妈来说，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给别人看；她没有一点真诚，对事情的真相总是避而不谈。我表现得情绪极为糟糕，这让我看起来像是那个坏人，对她而言事情反倒方便了。我所有的伙伴都玩得很开心，跳着斯莱德乐队的“就是现在，圣诞快乐”，而我不得不呆在家里。
当夜晚逐渐过去，楼下开始有越来越多醉酒之后无谓的争吵。我想我的父母亲已经忘了我还在这里。我发现我的镊子在床边的桌子上。我抓起镊子，想也没有想就开始戳自己前臂的内侧。我疼到不行，但是感觉像一种释放。出了很多血，在睡觉之前我用纸巾擦干净。接下来的几天，我穿长袖的衣服，骗自己说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但它还是反复发生了，在我的整个青春期，每一次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
另一个晚上，我正在去迪厅的路上，妈妈在我身后的街道上大声喊，“别脱裤子，凯西！”
大概她认为这很有趣，但她不会比一个让人恶心的老太婆好到哪里去。十五岁仍旧是处子之身，这让我感到骄傲。
在整个70年代早期，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奥斯蒙德组合的热忱粉丝。我们有他们所有唱片，会去他们大多数的音乐会。我们去过几次希思罗机场，去看他们巡回表演的飞机降落。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们到他们住的旅馆，兴奋地上蹿下跳，不顾一切地想要看上他们一眼。我钟爱唐尼，并且记得那时个我想，他是多么幸运，被千百万人喜爱，而我仅仅是被容忍着，因为我是一个小丑。
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我自己对名望和荣耀的强迫症式的追求。周围有许多戏剧学院和模特机构。我已成长为一个挺漂亮的年轻女孩儿，并且很快学会了怎样用化妆品让自己看起来是最美的样子。我成为一名戴假睫毛的好手，可以让自己的眼睛看起来非常大。人们会说我有可爱的丰满嘴唇，所以用深色的唇膏会加强它们的视觉效果。有一次在我们看完《男朋友》之后，朋友告诉我，我看起来像崔姬。这绝对令人振奋，因为突然之间，瘦骨嶙峋成了流行的身材。
我的父母亲对我的雄心壮志一点也不支持，并且认为很可笑。我没有因他们的冷漠态度动摇，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我的计划是等我再长大一点，我要自己来做这件事。我想成为一个特别的人，每一个都喜欢的人。所以在我十五岁离开学校以后，我成名的热望依然没有消退。
仅仅几天以后，我为自己在绿盾邮票找到了一份喜爱的工作。办公室里全都是漂亮的女孩，而我也很好地融入其中。最初我很紧张，但学校使我具备了一些秘书技能。责任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过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享受它了。现在我有了一个成年人的社交生活，并且开始接触到酒精。首先，我认为它尝起来很糟糕，但绝对喜欢它给我的感受。
我的表演野心仍然在心中，但如果没有金钱在身后支持，它是不可能的实现的。我花了几乎一年时间来找到一位代理人，最终离开了我的工作。为绿盾邮票工作非常美好，离开让我觉得很难过。我的妈妈讨厌我要离开的主意，并且告诉我不要这样做。她认为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会让我冷静下来，遇见一个好男人，并且结婚。但当然我没有听她的话。
差不多马上我就得到了一些在电影中客串的角色。首先是《瓦伦蒂诺》，主演是鲁道夫·努里耶夫。片场有一位中年男演员，扮演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刚开始看上去很愉快。我常常和他聊天，并且认为他是个很好的长辈。他看起来异常憔悴，皮肤很不好，并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我信任了他，并且不知道他当时有多么著名。
有一天排练时，他认为可以摸一摸我的胸部。我正在谈论工作的事情，突然他的手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很用力地捏我的胸部。然后他给了我一个下流的眼神，意思是让我快点去洗手间。我被这个肮脏的老混蛋的做法彻底震惊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说。我没有证人，所以我想避开他是明智的做法。他炙手可热，而我是一个无名小辈，抱怨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我的第二部电影是《怪物俱乐部》，和可爱的文森特·普莱斯一起，我在里面有一句台词——事实上是一个字！参加拍摄这部电影十分有趣，我得打扮得像个吸血鬼，而且要跳一小段舞，虽然我从来都不是特别擅长跳舞。
接下来，我在伦敦的一个舞蹈大厅参演了《四重人格》。也非常有意思，并且我们没有想到它会演化为有组织的小团体。在拍摄过程中的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卡拉正坐在挨着厕所的一间绿色房间里。有许多艺术家正在休息，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两个人正带有敌意地瞪着我们。有一个像是摇滚乐手，她用力瞪着看我们，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听见她对她的朋友说，“我们还要多花点功夫应付这些蠢货吗？”
“她他妈的认为她是谁？”我悄声对卡拉说，卡拉同样难以置信地耸了耸肩。
那个女孩当时几乎默默无闻，并且看上去很粗鲁。在我最初的不屑之后，我记得我对着自己笑起来，因为她有语言障碍并且费了好大劲才说出屁股这个词。当她的唾沫喷到绿色房间和厕所里时候，她听起来很滑稽。与那时相比，她现在已经变得高雅多了，我相信她已经成长了。顺带一提，她的朋友后来也成名了，特别是她的嘴唇已经有了它们自己的事业！卡拉的成名在于在《青葱》开场中那一双跳舞的脚。小团体的追随者仍然在索要她的签名。然而我的舞蹈技巧从来没有被展示过，因为，它真的是太糟了！
另一次，我与杰克·尼科尔森合作《闪灵》。他当时有一些名声，而我真的很喜欢他。据说他是个喜欢讨女性喜欢的男人，但我觉得他有一点厚脸皮。他总是很亲切友好而迷人。一天早晨我们正在餐车前为早餐排队，我站在他后面。我要了一个培根三明治，杰克就从柜台那里递了一些番茄酱给我。
“你想要番茄酱吗，亲爱的？”他问，脸上带着他特有的胜利微笑。
“哦，请给我一些，”我急切地回答说，虽然其实我更想要棕酱。
在那以后，很快我就在谢伯顿电影制片厂参加《S.O.S泰坦尼克》的拍摄，我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爱尔兰裔的生还者。这部片子的场景布置极其宏大，气氛毛骨悚然，害怕和恐慌的情绪很自然就会出现。影片由很红的几名演员担纲，包括大卫·沃纳，大卫·简森，伊安·霍姆，以及苏珊·圣·詹姆斯。在一次下午的休息时间，我几乎丢掉了性命，直到今天这件事还缠绕在我心头。
当一座升降机从立架上掉下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外面的太阳底下。突然间这一切就发生了。我对此毫无知觉，还在继续大嚼着我的三明治，它就向我砸过来。幸运的是一个男人及时把我推到了一旁。我跌坐在地，被食物呛着了，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到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就哭开了。这其中有震惊，释然和意识到本来可能发生的更可怕的事。只差了几秒钟，它就会击中我的头部。然而摄制组的成员都不是很在意，只是给了我一片扑热息痛。
1970年代有许多工作空缺。这份工作的收入不错，并且在那个时代也令人尊敬。现在再一次地，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去酒吧吃午饭。我有一两次在片场因为微醉被警告，但我每次出去和大家一起的时候都会喝酒。那时没有健康和安全的顾虑，生活更为放松，并且也没有人因此死去。
电影业为我提供了许多新朋友，同时我也与老朋友保持联系。虽然我的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可是我的内心却在与压抑和害怕作斗争。它会毫无预兆地袭来，即便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我也会觉得是孤身一人。我大多数朋友都喜欢喝一杯，并且我们时不时地喝醉。他们觉得很开心，而我使用酒精来扼杀永不消散的不安全感和压抑感。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有了认真交往的第一个男友，詹姆斯。这段关系始终曲曲折折，主要是因为我太需要无条件的爱了。我简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的。我毫无与人交往的技巧，大多数时候表现得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要记住，他也不是一个圣人。我继续在电影行业里工作，当没有活的时候，我就做临时的接待员或秘书。
我在刚满十六岁时就离开了家。我的父母亲不断烦扰我，那真的是一段痛苦的时光。当詹姆斯应门的时候他看上去吓坏了。我急匆匆地走过他身边，带着行李和我的玩具尖鼻怪，保加利亚大叔，无论在哪里它都跟我在一起。
“你不介意我搬来和你一起住吧？”我问。“我爸妈快他妈地把我逼疯了，所以我决定离开我家！”
“嗯，可以啊，”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打算住多久？”我只能认为他实在不好意思说不。
“不知道，可能几周吧，”我回答，一边费力地提着我的东西上楼一边对自己笑了。我就是要留在这里！
起初的一段时间，詹姆斯看上去很乐意让我留下来，可能是因为我做了所有无聊的家务活。对我而言，离开父母亲得到的自由简直太棒了，可对詹姆斯来说，情况却不是如此。
“我爱你像从这里到月球然后再回来那么多，”我会说。
“我也爱你，凯西，”他总是回答，听起来不太情愿。
“你有多爱我，詹姆斯？”
“无限的无限次方。”他会加上，“就是永远的意思懂不？”我认为他觉得我超级笨！
他大概只是觉得有义务这样回答。我们的关系非常单向，我总是害怕失去他。然而，我继续装作一切都至善至美。然后在我十九岁的一天，我发现我怀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