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等一位访客。或许，是多年来的第一位。我早已记不清了。鉴于这么重要的场合，我来了一场大扫除——丢掉旧报纸，本该几周前，要么就是几个月前早该扔了的；刷厕所；推着吸尘器四处吸一吸。一点零五分，门铃响了。他迟到了五分钟。并不是我要责怪他——在毗邻瑞士的边界线，在穷乡僻壤的法国小镇上，要想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绝非易事。而且他是远道而来——从五百公里外的巴黎一路风尘仆仆。
几天前他给我打过电话。他叫亨利·鲍恩，一个有着英国人名字的法国人，供职于某家全国发行的报社的记者，至于哪家我现在忘了。他说他在写一篇文章，是关于那些在60年代曾轰动一时，而后却逐渐销声匿迹的人们。大致就是那种“他们去哪了？”风格的报道。我当时有些犹豫，告诉他我会考虑之后给他回电话。我确实思考了——事实上，我整天满脑子都是这事。我的兴趣被勾起来了，那是肯定的；它契合了我的虚荣心，我以为多年前早已被压抑下去的那种感觉。显然并没有。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十分爱慕虚荣的人。不过自我感觉还好——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中成为标杆性的人物，一定程度的虚荣心是必要的。但是自从我许多年前开始走下坡路，不，还是称之为退休吧，我便甘于这种隐居状态。我希望被人们记起吗？我当然想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转天，我就拿起电话打给这位鲍恩先生，我就知道我会的，我告诉他可以，很高兴能够接受采访。他听上去也心情不错。
而现在他就在这儿，坐在我的客厅里，闻上去尽是空气清新剂的味儿。这家伙外形不错，背头，惹眼，高大，肤白，身着笔挺的米色西装，握手力度不重不轻。“很高兴见到您，大师。”
“哦拜托，鲍恩先生，已经不是什么大师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并且欣然如此。”
他婉拒了我提议的茶点，在我的邀请下，他坐在了我家那条长沙发上，一屁股陷了进去，样子多少有些滑稽。他四周打量了一下，而我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努力打扫过了，但我仍旧感到一阵羞愧的刺痛。没什么好否认的——我就是住在这样一个接地气的地方。印花地毯，蓝绿色窗帘，软趴趴的沙发，老式收音机——这些没什么不对，然而在像亨利·鲍恩这样有冲劲儿的年轻人看来的确太普通了。基于我之前的名气，基于我曾经受到的尊重，他一定有着远比这更多的期待。我看得出他的心里话全写在脸上——“巨石是如何陨落的”。他竭尽全力掩饰内心的尴尬。“我父母收藏了您所有的唱片，”他近乎迫不及待地说道，“每一张他们都喜欢。我想那张理查德·施特劳斯是他们的最爱。”
我在他对面坐下，跷起腿。“你父母很有品位，鲍恩先生。”
他礼貌地笑了笑。“对他们来说，只要唱片上有您的名字，他们便认为好。”如此一来，什么情况？他没有直说——但从他的神情来看，不言而喻。“您收藏自己的唱片吗？”
“没有。”他的反应迫使我继续解释，“一个人的音乐方向始终在变化。二十年前我认为对的东西，于如今的我而言会有些畏缩。随着年华老去，我回首当初自己的目空一切和鲁莽冒失，啊，这感觉若称不上窘迫，也至少有些许羞愧。我恐怕年轻时的自己是自信心爆棚，自以为比他正试图阐释的作曲家更懂音乐。”
“您现在还经常听音乐吗？”
“不，不经常听了。如今我更偏爱摩洛哥音乐。”
“这我可没想到。您介意我做个记录吗？”
“你随意。不过鲍恩先生，我虽不介意，但仍想知道这次采访要进行多久？只是每天下午三点钟，我习惯出去拜访一位年长的邻居。我总是喜欢确认他们一切安好。”
“时间很充裕。”
他一边在公文包里翻来找去，备好纸笔，一边提起了一位摄影师。“只需要几分钟的工夫，”他说道，“她很靠谱，就住在本地。我会让她给您打个电话。”
“过去我一天要拍很多次照片。这次会是近些年来的第一次。”我不确定自己内心的感受。一部分的我，当然是欣喜若狂的，然而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作为现如今的模样，一个落寞的自己，这个想法使我心神不宁。
“您本人和照片上看起来不太一样。”
“我们都会老的，鲍恩先生。”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您的鼻子不太一样。抱歉，这话有些鲁莽了。”
“说来话长。”
“您介意我吸烟吗？”
“我会介意的。”
这个小插曲丝毫没有妨碍他继续。“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您的报道。我知道在您成为出色的指挥家之前，您曾是抵抗运动[2]中的一名英雄。”
“英雄？我当初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了。”我一边在膝盖上敲击着手指，一边尽力解释道，“‘抵抗运动’和‘英雄’这两个词经常被混为一谈，就好像只要你参与了抵抗运动，自然而然就成了英雄。没错，我当初是参加了抵抗运动，正如你所知，但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英勇事迹可言。”鲍恩想要接话。我一挥手打断了他。“是啊，如果我当初被捕了，那就会很不幸，可我是个，现在你们怎么说来着，小人物。我不在任何名单上；我什么也不知道。偶尔我会接到一项跑腿的差事，或许有点儿危险系数，但仅此而已。我完成我的任务，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然后回家。”
“是的，您说的我都看过。话虽如此，也一定有比较艰难的时期。”
“哦，是啊。那时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一直以来我都想从事乐队指挥的工作。战前，我已经被一所音乐院校录取了，然而还没等我入校，德国人就入侵了。那之后……唉。”我双手在空中一挥，他便懂了。“取而代之地，我被迫只能对着空气指挥想象出来的管弦乐团，用我父亲的留声机播放着维瓦尔第[3]、埃尔加[4]，或是随便什么‘一周最爱’之类的。开战前，我们全家一起收听广播里的音乐会，可后来德国人接管了我们的地盘，广播就被明令禁止了。”
“防止你们收听BBC，或是其他类似的电台。”
“一点没错。我们被迫交出收音机。那天对我来说糟透了。不过，说真的，鲍恩先生，打仗那几年，我还真说不出什么你感兴趣的。除了，或许……”
他身体前倾，手中的笔在纸上时刻准备着。“接着说。”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女士。”他扬起一边的眉毛，那种男人间的心照不宣。“不，不，不是那样的。”我暗自窃笑，心想，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然而并非如此，这个女人随后给我生活带来的影响远非一位妻子或情妇所能及。
“啊，对了，是火车上的那位女士吧。当然，这就是我们的读者想要了解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现在的感受如何？”
“多不可思议啊，不是吗，一次无关痛痒的邂逅，在时隔多年后的今天，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带来了如此的结局。有一点，她比我大很多。那是1942年的夏天，我当时只有20岁。虽然在年龄上还只是个大男孩，可那时我已经以男子汉自居了。”我停顿了一下。
“您还好吗，先生？”
“没事。给我点儿时间就好。”
他向后靠在了沙发上，注视着我装裱在墙上的那些风景画，佯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都是些过了气的画家不值钱的廉价货。我将手指肚按在太阳穴上，努力思考着。我真心想要分享这个故事吗，这可是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拥有海量读者，当真？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仅存的就剩这点儿骄傲了，而如今似乎也要守不住了。我知道对于许多我这一辈的人来说，我就是那种“无论遇到什么事……”的性格。维持原样不好吗？让我之前的种种成就依然算数？我会后悔的，我知道我会的，可那爱慕虚荣的本性难以抗拒。我早已经历过聚光灯下的生活，而后又有更多默默无闻的日子。我以为自己够老了，够成熟了，内心不会再因“名”的诱惑而泛起涟漪了。我能抵挡住这最后一次转瞬即逝的机会吗？让我站在风口浪尖上，让自己的名字时刻挂在人们的嘴边？不，遗憾的是我不能；这是我最后一次饮鸩止渴了。
“鲍恩先生？”
“大师？”他坐直身子，没能掩饰住兴奋。
“你说的没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一生就那样被她改变了，就是你口中的她，那个火车上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