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认为人类的福祉在于令人极为反感的事物中，在于单调、强制性的工厂劳作中，尽管这种论断明显地不对，科学家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引导着作出了这一明显不对的论断，就像古老的神学家们不可避免地被引导着作出了“奴隶及其主人生而不同种，今生今世他们地位的不平等会在来世得到补偿”这一同样明显不对的论断一样。
出现这种不公正论断的原因是，那些总结了以及正在总结科学规律的人属于小康阶层、富人群体，早已习惯了对他们自身、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极为有利的条件，他们不接受社会还能在其它条件下存在这一思想，因为那会限制他们的财富，令他们不再优越。
富裕阶层的人们所习惯的生活条件是多种多样的物品能大量生产，这是他们的舒适和享乐所不可或缺的，而这些东西多亏了目前现有的工厂和工作的存在才能获得。因此，在讨论改善工人地位时，属于富裕阶层的科学工作者总是只看到这样的改进，即不废除这种工厂生产制度，保留他们所能获得的、能使自己受益的各种便利。
即使是最高级的经济学家——主张工人完全占有生产工具的社会主义者——也期望生产跟现在生产的物品一样的或者几乎一样的东西，期望目前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分工能够在现在的工厂或者相似的工厂里继续下去。
所不同的只是，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在将来不止他们自己，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现在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便利。他们朦胧地设想，随着生产工具的公有化，他们这些科学工作者自己以及统治阶级大体上也会做一些工作，但主要是作为管理者、设计师、科学家或艺术家。对于“谁会戴上口罩生产铅白？谁来当司炉？谁来当矿工？谁来清洗化粪池？”这些问题，他们要么沉默，要么预言道这一切都将大大改善，哪怕是化粪池清洗以及在地面以下工作也都将会是令人愉快的职业。在贝拉米等人的乌托邦作品以及科学著作中，他们正是这样描述未来的经济状况的。
按照他们的理论，工人们都将加入工会和协会，通过工会、罢工以及参与议会在内部加强团结，直到他们实现对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土地的占有。到彼时，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在假期里享受各种娱乐，就会倾向于砖瓦建筑中以及冒烟烟囱下的城市生活而非面对植物和家畜的自由生活，会倾向于单调的、靠时钟调节的机器工作而非多样化的、健康自由的农业劳动。
虽然这种愿景就跟神学家所设想的可以作为对辛勤劳作的回报来让工人们享乐的天堂一样虚无缥缈，我们社会中这些博学的、受过教育的人还是会相信这种奇怪的教条，正如以前聪明博学的人相信工人们来世会步入天堂一样。
博学的人以及他们的门徒这些富人阶层的人之所以这样相信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相信。摆在他们眼前的是这种两难境地：要么他们得明白，他们生活中用到的一切，从铁路到火柴和香烟，代表着耗费了他们许多同胞生命的辛劳，而他们没有分担辛劳却在利用这种辛劳，所以他们是很不光彩的人，要么他们必须相信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发生的，与经济科学不可改变的规律是一致的。这反映出是哪种内在的心理原因在驱使着这些科学工作者——聪明、受过教育但不够开明的人——去积极肯定、顽固坚持这一明显的错误，即，认为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小康，应当放弃与大自然接触的健康幸福的生活，转而在工厂和作坊里毁掉自己的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