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有意让一些人把他人据为己有这一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人信服。尽管如此，这一理论通过为残忍辩护，引起了残忍，也招来了抵抗，使得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理论的真实性。
现在有了新的理论，即，遵循必然规律的经济进化正在进行中，所以，有些人要募集资本，而其他人要终身劳动来增加这些资本，同时为说好了的生产手段公有化做准备；这一理论导致一些人对其他人更为残忍，也开始——尤其是在没有因科学而惊呆了的普通人中间——引起了一定的质疑。
例如，我们看到因连续工作三十七小时而毁了健康的货物搬运工，以及工厂的女工，以及洗衣工，以及排字工人，以及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因为单调、让人麻木、奴隶般的辛劳而过着艰苦的、违背人性生活的人们，我们自然会问：“是什么让这些人陷入了这样的状态？他们怎样才能从中解脱呢？”科学回应道，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处境，是因为铁路属于铁道公司，丝织厂是那位绅士的，所有的钢铁厂、工厂、印刷作坊以及洗衣房都是资本家的；这种情况可以匡正，只要工人们成立工会和合作社、罢工、参与政府，经常地影响老板们和政府，直到工人们获得优先权、缩短的工作时间安排以及工资增长，乃至最终所有的生产工具都掌握在他们手中；然后，一切都会变好。同时，一切都是它们应有的状态，也无需改变什么。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对我们的俄国大众来说，这个答案一定非常令人惊讶。首先，无论是对货物搬运工和工厂女工而言，还是对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忍受繁重的、有损健康的、让人麻木的劳动的劳动者而言，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都解释不了什么。那些现在在铁路上工作的工人们，他们的农业生产工具并没有被资本家占有；他们有土地、马匹、犁、耙以及耕种土地所需的一切；而且，工厂的女工不但不是因为生产工具被剥夺而被迫到工厂工作的，而且相反，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了家中长者的期盼离家工作的，而家里的工作更需要她们，而且她们在家里是拥有生产工具的。
俄国以及其他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有着相似的处境。因此，造成工人们悲惨处境的原因不能归于资本家对生产工具的占有。原因必然在于是什么驱使着他们离开了村庄。这是首要的。其次，要让工人们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即使是到了科学承诺说会给他们自由的那遥远的未来——也是既不可能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增加工资来实现，又不能通过承诺好的生产手段公有化来实现。
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因为劳动者的悲惨，比如铁路工人的、丝织厂工人的以及所有其他工厂或作坊工人的，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农民们有时一天工作十八小时，甚至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而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也不在于工资水平低，也不在于铁路和工厂不是他们的；而在于他们不得不在有害的、有悖人性的条件下——而且往往是危险的、有损于生命的——工作，在于他们不得不在城镇里过着兵营般的集体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充斥着诱惑和不道德，在于他们不得不按照他人的要求从事强制劳动。
近来，劳动时间减少了，工资水平提高了；但是劳动时间的减少和工资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处境，如果我们考量的不是他们奢侈的嗜好——比如带链的手表、丝帕、香烟、伏特加酒、牛肉、啤酒等，而是考量他们真正的福利，比如健康、品德，而且更主要的——自由。
二十年前，在我熟悉的那家纺织厂，工作主要由男人来完成，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平均每月挣十五卢布，多半是把钱寄回乡下老家。现在，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妇女完成的，她们工作十一个小时，其中一些人每月收入最高可达二十五卢布，平均收入超过十五卢布，而且多半是不把钱寄回家里，而是把她们挣的钱全部花在这里，主要是花在衣服、酗酒以及恶习上。工作时间的减少仅仅是增加了她们在酒馆待的时间。
同样的事情或多或少地也出现在所有的工厂里和工作上。到处都是，尽管劳动时间减少、工资增加，工作人员的健康比乡村工人的更糟，平均寿命更短，品德也被抛弃，一旦人们被迫离开最有助于保持品德的环境——家庭生活以及自由、健康、多样、易懂的农务，品德就会被抛弃。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断言，随着各种工厂劳动时间的缩短、工资的增加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工人们的健康和品德状况与以前工厂工人们的情况相比有所改善，很可能确实如此。近来，在一些地方，很可能工厂工人的处境在表面上看起来比农村人口的情况要好。但，这只是因为现在——而且只是在一些地方——受科学论断的影响，政府和社会在尽一切可能以农村人口为代价，来改善工厂工人们的境遇。
如果工厂工人们的处境在一些地方——虽然只是在表面上——优于农村人口，那只表明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限制，在本应该是最好的外部条件下使生活苦不堪言；而且没有比人们在这种条件下待上好几代却不能很好地适应更不自然、更为糟糕的了。
工厂工人——主要是城镇工人——处境的悲惨，不在于他工作时间长、报酬低，而在于他被剥夺了与大自然接触的天然的生活环境，被剥夺了自由，被迫遵从他人的意愿来从事强制性的、单调的苦活。
因此，对“为什么工厂和城镇的工人过得悲惨”以及“如何改善他们的境遇”这类问题的回答不能够是，这是因为资本家自己拥有着生产工具，工人们的处境可以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报酬以及生产工具公有化来得到改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在于指出是什么剥夺了工人们与大自然接触的天然的生活环境，是什么驱使着他们走进工厂、被束缚起来，在于指出如何让工人们不必再放弃自由的乡村生活、不必再前往工厂为奴。
因此，为什么城镇工人会处境悲惨这个问题首先包含了是什么原因让工人们离开了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生活过的、可能还会继续生活下去的村庄（在俄国，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仍然生活在村庄里），以及是什么驱使着并且继续驱使这些工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前去工厂、前去上班这个问题。
虽然有工人，比如英国的、比利时的或者德国的，已经是几代人靠在工厂工作为生，即使他们过这样的生活不是凭了自己的意志，而是因为当初他们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在某种程度上被迫放弃了他们喜爱的农业生活，开启对他们而言很艰辛的城镇生活、工厂生活，最早，这些乡民们是被人以暴力夺走了土地，如卡尔·马克思所言，是被驱逐、被迫流浪了，而后，根据残酷的法律，有人用钳子、用烧红的烙铁折磨他们，鞭打他们，让他们屈从成为雇工。因此，人们会想，如何让工人们摆脱悲惨的处境这一问题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如何消灭那些已经迫使一些农民——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迫使或者很有可能即将迫使剩下的农民——远离他们过去以为而且现在依然以为不错的生活环境的因素、消灭那些已经迫使他们陷入或者正在迫使他们陷入他们认为有害的生活环境的因素这一问题。
经济科学虽然指出了是什么将农民驱离了村庄，其本身并不关注如何消除背后的根由这一问题，而是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改善工人们在现有工厂和工作岗位的待遇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以为工人们在这些工厂和作坊的境遇是不可改变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那些已经在工厂的工人们的处境，必须让那些尚未离开村庄或放弃农业劳动的人们也达到这样的处境。
此外，经济科学是如此相信所有农民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城镇的工厂工人，以至于尽管世上所有的智者和诗人都把人类幸福的理想置于农业劳动的环境下，尽管所有还没有转变生活习惯的工人们往往喜欢农业劳动胜过其他劳动，尽管工厂的工作往往是有损健康的、单调的，而农业是最健康的、多样的，尽管农业劳动是自由的[8]，也就是说，农民根据自己的意志交替劳逸，而工厂的工作——哪怕工厂属于工人——总是强制性的，依赖着机器，尽管工厂的工作是衍生的，而农业劳动是基本的，没有了农业，工厂就不可能存在，经济科学却依然认定，所有的农民不仅不会在从农村向城镇的过渡中受到伤害，而且他们自己也向往着它，努力地迈向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