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玉
北京时间2015年7月23日，美国宇航员林格伦博士在华盛顿州宣布，中国作家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该奖项被认为是科学艺术界的“诺贝尔奖”，刘慈欣成为获得雨果奖的亚洲第一人。当国人沉浸在中国科幻小说走向世界的喜悦中时，我们不妨回溯一下科幻小说的源头。
科幻小说（Sci-Fi）全称是科学幻想小说（Science Fiction），产生于近代西方，属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主要描写想象的科学或技术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科幻小说是最受当代西方人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法国人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地心历险记》，英国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幻佳作。
一般来说，因其科学性，科幻小说创作往往被纳入男性的领地。然而，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却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她就是玛丽?雪莱——以《西风颂》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
玛丽?雪莱（1797—1851）出生于英国，父亲是政治家、哲学家，母亲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著有《女权的辩论户》（1792）一书。玛丽出生10天后母亲便因病离世，这件事成为玛丽一生的阴影。玛丽的教育基本在家庭完成。父亲为她请了一名家庭教师，为她讲授西方文学和诗歌，教她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阅读了诗人布莱克、塞缪尔、泰勒柯尔、查尔斯等人的大量作品，也包括她父母的作品。大约16岁时，玛丽和已经成家的诗人雪莱相恋。1816年，他们正式结婚。1822年，雪莱意外溺亡。此后，玛丽定居英国，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作家，并致力于整理出版雪莱的遗作。1851年，玛丽逝世于伦敦家中。
《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出版，全名是《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又译为《科学怪人》。故事缘起于一次文学游戏。1816年夏天，玛丽经常同丈夫雪莱、拜伦等在日内瓦郊外聚会，大家提议每人写一篇恐怖故事，结果只有玛丽认真完成，这就是《弗兰肯斯坦》的雏形。
《弗兰肯斯坦》讲述的是年轻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渴求知识和荣誉，发现了起死回生、创造人的技术。他从停尸房等地取得不同的人体器官和组织，拼成一个人体，并利用雷电使之拥有了生命。巨人天性善良，向往美好，渴望获得爱情和友谊，但是由于面貌丑陋，被当作怪物，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遭到摈弃。巨人请求弗兰肯斯坦为其制造一个配偶，答应他事成后便与配偶远离尘世。弗兰肯斯坦最初同意了，但在女怪物即将制成时，他担心怪物种族可能会危害社会，便销毁了女怪物。巨人失望之余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使弗兰肯斯坦家破人亡。被逼无奈的弗兰肯斯坦发誓要亲手毁掉自己的作品。他追踪怪物到了北极，受尽折磨后病死，巨人最后也纵身跳入茫茫海浪之中。
小说是玛丽依据科学理论想象出来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风貌的反映。作家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社会经历深刻的历史变化，工业革命在英、法、美等国相继完成，科学技术文明空前发达，天文、地理、物理、生物等学科飞速发展。人们痴迷科学、理性，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科学无所不能，法力无边。而作家思考的却是人类应该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弗兰肯斯坦的悲剧根源在于他近乎病态的个人主义。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人类应该如何使用科学技术？弗兰肯斯坦的悲剧给出了答案：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也能威胁人类。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保持敬畏之心，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不能不加限制，否则就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可怕后果。
科幻小说和人类远古神话传说一脉相承，表明人类渴望了解宇宙、关注自身命运的诉求。玛丽首次将文学与科技结合在一起，开创了新的文学类别，对世界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弗兰肯斯坦》采用书信体形式，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在风格和主题上具有“哥特小说”的特点，充斥恐怖、暴力、神怪。小说具有鲜明的怪诞风格，弗兰肯斯坦与巨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影射出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强烈错位。小说既有丰富的浪漫主义元素，也包含现实主义元素，突破了传统哥特式小说的叙事模式。
自1818年面世以来，《弗兰肯斯坦》已经被翻译成100多种语言。时至今日，这部小说依然是英美文化中的一个热点，根据它改编的舞台剧和电影多达几十个版本。1910年第一部弗兰肯斯坦电影《科学怪人》诞生，迄今已有近40部关于弗兰肯斯坦的影片上映。
《弗兰肯斯坦》还为英语词典添加了一个新单词Frankenstein，一个最终毁掉其创造者的东西。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另一个英语单词Pygmalion（皮格马利翁），一个执着追求艺术并最终获得艺术感应的人。弗兰肯斯坦的不幸源自于他对科学不加道德约束的偏执冒险，而皮格马利翁的幸运在于他对艺术的追求神圣而虔诚，因而得到神佑，最终与自己的创造物幸福结合。
两个虚构人物的不同际遇，恰好昭示了人类社会借以前行的基本元素——科学、艺术与人性的微妙关系。科学植根于人的理性，艺术关乎人的情性，二者共同作用于人性。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更多地得益于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比如当年的蒸汽机、电灯电话，今天的信息技术、互联网。但是，科学、艺术的走向如果偏离、背离人性，灾难性的后果便难以避免，比如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核威慑。
在这样的语境中，重读《弗兰肯斯坦》便有了当下的现实意义。玛丽?雪莱早在近200年前就预言了科学与人性的悖论；今天，我们更有理由促成科学与人性的握手言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