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一百年前发明电话的那人，什么不好姓，偏偏姓“铃”（AlexanderBell），真是一大巧合。电话之来，总是从颤颤的一串铃声开始，那高调，那频率，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叠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最吓人的，该是深夜空宅，万籁齐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际，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像恐怖电影里那样。旧小说的所谓“催魂铃”，想来也不过如此了。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清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无已时。古典诗人常爱夸张杜鹃的鸣声与猿啼之类，说得能催人老。于今猿鸟去人日远，倒是格凛凛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把现代人给催老了。
古人鱼雁往返，今人铃声相迫。鱼来雁去，一个回合短则旬月，长则经年，那天地似乎广阔许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那时如果已有电话，一个电话刘十九就来了，结果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样的佳句。至于“断无消息石榴红”，那种天长地久的等待，当然更有诗意。据说阿根廷有一位邮差，生就拉丁民族的洒脱不羁，常把一袋袋的邮件倒在海里，多少叮咛与嘱咐，就此付给了鱼虾。后来这家伙自然吃定了官司。我国早有一位殷洪乔，把人家托带的百多封信全投在江中，还祝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这位逍遥殷公，自己不甘随俗浮沉，却任可怜的函书随波浮沉，结果非但逍遥法外，还上了《世说新语》，成了任诞趣谭。如果他生在现代，就不能这么任他逍遥，因为现代的大城市里，电话机之多，分布之广，就像工业文明派到家家户户去卧底的奸细，催魂的铃声一响，没有人不条件反射地一弹而起，赶快去接，要是不接，它就跟你没了没完，那高亢而密集的声浪，锲而不舍，就像一排排嚣张的惊叹号一样，滔滔向你卷来。我不相信魏晋名士乍闻电话铃声能不心跳。
至少我就不能。我家的电话，像一切深入敌阵患在心腹的奸细，竟装在我家文化中心的书房里，注定我一夕数惊，不，数十惊。
四个女儿全长大了，连“最小偏怜”的一个竟也超过了《边城》里翠翠的年龄。每天晚上，热门的电话节目过后，进入书房，面对书桌，正要开始我的文化活动，她们的男友们（？）也纷纷出动了。我用问号，是表示存疑，因为人数太多，讲的又全是广东话，我凭什么分别来者是男友还是天真的男同学呢？总之我一生没有听过这么多陌生男子的声音。电话就在我背后响起，当然由我推椅跳接，问明来由，便扬声传呼，辗转召来“他”要找的那个女儿。铃声算是镇下去了，继之而起的却是人声的哼哼唧唧，喃喃喋喋。被铃声惊碎的静谧，一片片又拼了拢来，却夹上这么一股昵昵尔汝、不听不行、听又不清的涓涓细流，再也拼不完整。世界上最令人分心的声音，还是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家人的语声。开会时主席滔滔的报告，演讲时名人侃侃的大言，都可以充耳不闻，别有用心，更勿论公车上渡轮上不相干的人声鼎沸，惟有这家人耳熟的声音，尤其是向着听筒的切切私语、叨叨独白，欲盖弥彰，似抑实扬，却又间歇不定，笑嗔无常，最能乱人心意。你当然不会认真听下去，可是家人的声音，无论是音色和音调，太亲切了，不听也自入耳，待要听时，却轮到那头说话了，这头只剩下了唯唯诺诺。有意无意之间，一通电话，你听到的只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片面之词”，在朦胧的听觉上，有一种半盲的幻觉。
好不容易等到叮咛一声挂回听筒，还我寂静，正待接上断绪，重新投入工作，铃声响处，第二个电话又来了。四个女儿加上一个太太，每人晚上四五个电话，催魂铃声便不绝于耳了。像一个现代的殷洪乔，我成了五个女人的接线生。有时也想回对方一句“她不在”，或者干脆把电话挂断，又怕侵犯了人权，何况还是女权，在一票对五票的劣势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绝望之余，不禁悠然怀古，想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世界多么单纯，家庭生活又多么安静，至少房门一关，外面的世界就闯不进来了，哪像现代人的家里，肘边永远伏着这么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那时候，要通消息，写信便是。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星期三有没有空？”“那么，星期四行不行？”这种事情必须当机立断，沉吟不得，否则对方会认为你有意推托。相比之下，书信往还，中间有绿衣人或蓝衣人作为缓冲，又有洪乔之误周末之阻等等的借口，可以慢慢考虑，转肘的空间宽得多了。书信之来，及门而止，然后便安详地躺在信箱里等你去取，哪像电话来时，登堂入室，直捣你的心脏，真是迅铃不及掩耳。一日二十四小时，除了更残漏断、英文所谓“小小时辰”之外，谁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铃武断而坚持的命令，无论你正做着什么，都得立刻放下来，向它“交耳”。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是为接天下之贤士，我们呢，是为接电话。谁没有从浴室里气急败坏地裸奔出来，一手提裤，一手去抢听筒呢？岂料一听之下，对方满口日文，竟是错了号码。
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便见君子之风。我觉得还是老派的书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优雅形象不用说了，就连现代通信所见的邮差、邮筒、邮票、邮戳之类，也都有情有韵，动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里，书信成了绝佳的作品，进则可以辉照一代文坛，退则可以怡悦二三知已，所以中国人说它是“心声之献酬”，西洋人说它是“最温柔的艺术”。但自电话普及之后，朋友之间要互酬心声，久已勤于动口而懒于动手，眼看这种温柔的艺术已经日渐没落了。其实现代人写的书信，甚至出于名家笔下的，也没有多少够得上“温柔”两字。
也许有人不服，认为现代人虽爱通话，却也未必疏于通信，耶诞新年期间，人满邮局信满邮袋的景象，便是一大例证。其实这景象并不乐观，因为年底的函件十之八九都不是写信，只是在印好的贺节词下签名而已。通信“现代化”之后，岂但过年过节，就连贺人结婚、生辰、生子，慰人入院、出院、丧亲之类的场合也都有印好的公式卡片任你“填表”。“听说你离婚了，是吗？不要灰心，再接再厉，下一个一定美满！”总有一天会出售这样的慰问明信片的。所谓“最温柔的艺术”，在电话普及、社交卡片泛滥的美国，是注定要没落的了。
甚至连情书，“最温柔的艺术”里原应最温柔的一种，怕也温柔不起来了。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情人们只有在不能喁喁私语时才要写信。情书是一种紧急救济。”他没有料到电话愈来愈发达，情人情急的时候是打电话，不是写情书，即使山长水远，也可以两头相思一线贯通。以前的情人总不免“肠断萧娘一纸书”，若是“玉珰缄札何由达”，就更加可怜了。现代的情人只拨那小小的转盘，不再向尺素之上去娓娓倾诉，麦克鲁恒说得好：“消息端从媒介来”，现代情人的口头盟誓，在十孔盘里转来转去，铃声叮咛一响，便已消失在虚空里，怎能转出伟大的爱情来呢？电话来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后世，向一代代的痴顽去求印证，我想情书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不要提亚伯拉德和哀绿绮思，即使近如徐志摩和郁达夫的多情，恐也难再。
有人会说：“电话难道就一无好处吗？至少即发即至，随问随答，比通信快得多啊！遇到急事，一通电话可以立刻解决，何必劳动邮差摇其鹅步，延误时机呢？”这我当然承认，可是我也要问，现代生活的节奏调得这么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用电话去救人，匪徒也可以用电话去害人，大家都快了，快，又有什么意义？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在节奏舒缓的年代，一切都那么天长地久，耿耿不灭，爱情如此，一纸痴昧的情书，贴身3年，也是如此。在高速紧张的年代，一切都即生即灭，随荣随枯，爱情和友情，一切的区区与耿耿，都被机器吞进又吐出，成了车载斗量的消耗品了。电话和电视的恢恢天网，使五洲七海千城万邑缩小成一个“地球村”，40亿兆民都迫到你肘边成了近邻。人类愈“进步”，这大千世界便愈加缩小。英国记者魏克说，孟买人口号称600万，但是你在孟买的街头行走时，好像那六百万人全在你身边。据说有一天附带电视的电话机也将流行，那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2001年：太空放逐记》的作者克拉克曾说：到1986年我们就可以跟火星上的朋友通话，可惜时差是3分钟，不能“对答如流”。我的天，“地球村”还不够，竟要去开发“太阳系村”吗？
野心勃勃的科学家认为，有一天我们甚至可能探访太阳以外的太阳。但人类太空之旅的速限是光速，一位太空人从25岁便出发去织女星，长征归来，至少是77岁了，即使在途中他能因“冻眠”而不老，世上的亲友只怕也半为鬼了。“空间的代价是时间”，一点也不错。我是一个太空片迷，但我的心情颇为矛盾。从《2001年》到《第三类接触》，一切太空片都那么美丽、恐怖而又寂寞，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尤其是寂寞，唉，太寂寞了。人类即使能征服星空，也不过是君临沙漠而已。
长空万古，渺渺星辉，让一切都保持点距离和神秘，可望而不可即，不是更有情吗？留一点余地给神话和迷信吧，何必赶得素娥青女都走投无路，“逼神太甚”呢？宁愿我渺小而宇宙伟大，一切的江河不朽，也不愿进步到无远弗届，把宇宙缩小得不成气象。
对无远弗届的电话与关山阻隔的书信，我的选择也是如此。
在英文里，叫朋友打个电话来，是“给我一声铃”。催魂铃吗，不必了。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
1980年愚人节。
余光中的《催魂铃》是一篇杰出的幽默散文。
台湾的幽默散文所继承的中国现代幽默散文传统主要不是那种社会批判锋芒甚强的“硬幽默”，而是以调侃性、戏谑性为特点的“软幽默”。余光中在《幽默的境界》中就说过：“幽默，可以说是一个敏锐的心灵，在精神饱满生趣洋溢时的自然流露。”“真正幽默的心灵，绝不抱定一个角度去看人或看自己，他不但会幽默人，也会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会释然自嘲，泰然自贬，甚至会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中，像钱默存所说的那样，欣然独笑。”《催魂铃》，因表现的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电话带给人种种烦恼而使人不自觉地怀念起“温柔”的书信这样一个主旨，因而写得轻松幽默，诙谐洒脱，情趣盎然。
余光中善于把古色古香、温柔浪漫的诗词人物同急躁乏味的现时现世糅合在一起，时空压缩不仅造成鲜明的意象，还因距离的消失反射出幽默的光芒。如将殷洪乔的魏晋风度置于电话的滔滔声浪中，让人不禁莞尔一笑；第六段“周公”被作者信手俏皮地改造一下，紧锣密鼓的节奏在“错了号码”的惊愕中戛然而止。这种糅合来得机智、自然，一点也不生涩。总体上看，典故总是处于与电话对立的位置，两者一来一往，更显现出作者对文字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书信所蕴含的诗情画意在“工业文明”的“奸细”的打探中彻底失败的怅惘。文字和书信所代表的舒缓、永恒、距离、神秘和想像的空间，被紧张、暂时、无间、直白取代，在古今、书信和电话节奏的快慢对比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作者在幽默诙谐中流露出的古典情怀。
作者对古文、成语的仿用、改造，也很成功。“逼神太甚”的仿造，有点幽默，也有些对素娥青女的悲悯，还有对神秘感消失的遗憾；“古人鱼雁往返，今人铃声相迫”，不仅因对仗而文句流畅，而且突出古与今、鱼雁与铃声的对比，总领了全文的写作意图；“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更见君子之风”，是暗用“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反其意而用之，更见写信之古典浪漫的君子之风。
余光中散文的句式特别丰富，柯灵先生尝谓余光中的句法灵活多变，神而化之，声色光影，纵横交织，“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得是别辟一境”。《催魂铃》中多是铺陈之句，如文章开头便以四个小句，醒目地写出铃声之催魂，形成稠密的文字、繁复的意象，造成聒噪之势。一连四个去声字的收尾，让读者似闻一浪高过一浪、一波紧似一波的铃声。文中的长句，强调了丰富的意象，且与作者心绪相吻合，或写出紧张，或道明舒缓。排偶、长短句的有机搭配，则产生了不同的情调、疾徐有致的节奏和情感。此外，叠词的运用最能衬托气氛。写电话铃声时用“格凛凛”、“滔滔”之类速度快、音调高的词，写家人声音时则用“哼哼唧唧，喃喃喋喋”之类轻柔的词，不仅摹声，还能写意，或是铃声之刺耳、烦人，或是听觉的朦胧、幻觉的半盲，这就带来了情感流向的殊异。
余光中散文的语言特别丰富，不但有现代白话书面语言，而且非常自然地杂以文言，甚至骈文赋体的四六对仗句法也适当运用，有时还故意以政治军事术语与生活琐事作无类比附，构成谐趣。如电话像“一切深入敌阵患在心腹的奸细”，像“一枚不定时的炸弹”，等等，突破人们日常的语言习惯，让读者在大的落差中会心一笑。（袁勇麟章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