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兵团篇
吕正新
一、围困纪事
1968年，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春节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跃进钢铁厂两派的武斗“骤然升级”，武斗的工具由木棒、长矛升级到土制手枪、手榴弹；许多连队停工停产。我所在的连队叫运行连（跃钢自备发电厂）只带平常一半的负荷在运行。
运行连大部分人员属于“红二司”，被称为跃钢“红二司堡垒”；少数持“红三司”观点的人员便退出电厂，进入总厂大楼；其他连队持“红二司”观点的人员也退出其连队而进入电厂。电厂周围拉起铁丝网，晚上通上电成电网。这样，开始形成两个对峙的“阵地”。
退入电厂的人员都是其他连队“红二司”的骨干、头头，有写文章的“秀才”，有造土枪、手榴弹的高级技工。但是，与有总厂武装值班连队支持的“红三司”相比，则处于劣势。
每天天未亮，双方安在屋顶上的高音喇叭都一律放“东方红”歌曲，然后是毛主席语录，接下去便是攻击对方的文章。后来升级到打冷枪。
一天，我正值班。锅炉车间的一个电动给水泵出现故障，需要停机检修，临时起动蒸汽水泵。操作完毕，我们就靠在旁边的工具箱休息。当时，谁也不知道，危险正向我们袭来。工具箱内存放的几个手榴弹和一些火药的半成品硝化棉，350度高温汽缸的热能很快辐射传导到铁皮工具箱内，引燃了硝化棉。大家的反应也是极快，几乎是同时往门外跑，当我跑出门外往右的一瞬间，只听到“轰”的一声，第一颗手榴弹引爆了。我当时只感到左腰一麻，赶紧蹲下，手捂着腰。等几个手榴弹炸完，我想站起来，不对劲，受伤了。接下被同事抬上担架赶紧往医院送，缝了几针。医生说幸好跑出门口往右拐，避开了正面被击中的危险。伤疤至今可见，使我终生难忘。
当时受伤的还有一位水处理的女化验员，当时她从锅炉上取水样下来。弹片飞来击中楼梯的角钢护栏而改变方向，再击中她的臀部。由于她穿着棉裤，伤口无大碍。
二、参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9月份，消息传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跃钢”要派代表去乌鲁木齐参加成立大会，但没有“红二司”的代表。“红二司”的几个头头经紧急磋商决定自己派代表徒步走到乌鲁木齐参加大会。后峡距乌鲁木齐76公里。经筛选，派代表约三四十人（具体日期和人数已记不起），我也在其中。为防止对方干扰，半夜起程，每人轻装整队出发。几十人很快在夜幕中消失。行军速度非常快。我现在都清晰地记起第一个10公里仅用了1个小时，那里是一个边防部队的驻地。接下去的路由于山沟狭窄，视线受到影响，行军速度慢了下来。天亮后，我们走出山沟。由于前半路程行军速度没有控制好、体力消耗过大，到了中午才到永丰公社，距乌鲁木齐还有20多公里。这时刚好有一辆乌鲁木齐到永丰公社的班车（那时的班车极少）要返回乌市。大家欢呼着挤上车。到了乌市又向跃钢驻乌市采购站奔去。采购站几位人员见来了那么多人，赶紧为我们安排住宿。有几个同事体力差，刚刚还拿着馒头吃着，头一歪，睡着了。在高原环境中（后峡海拔2000米）走这段高强度、长距离的急行军，我平生就是这一次。
到了乌市第二天，我们到广场参加了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大会。
三、天山野趣
跃进钢铁厂地处天山北麓，乌鲁木齐河的数条支流就在这段河床汇集向北奔流。向南看，远处的雪峰终年不化，峰峦层叠、山谷幽深、林木葱郁、花草满坡，景色优美迷人，是新疆的主要牧场之一。牧民主要是哈萨克族。每年五月，跃钢旁边的公路，成群结队的哈萨克牧民骑着马、赶着羊群；妇女、小孩们则坐在木轱辘车奔向天山牧场。
夏季的牧场非常美，蓝天，白云，远处天山顶上皑皑的白雪；羊群，牛群，牧民那豪放的歌声，美得就像一幅油画。我想，现在无论是谁置身这种环境，肯定会情不自禁地在草地上打滚，对着蓝天高歌。
夏天，我们常常上山采蘑菇。山坡树林里、草地上蘑菇很多、很大。我们有时带瓶生活连队自制的白酒到哈萨克牧民帐房里做客，喝一碗他们自酿的酸奶茶。然后再去采蘑菇、挖党参，不然的话牧民是不让挖的。他们那时已经知道植被保护的重要性。有一次我同瑞安的胡松焕挖到一株党参有白萝卜般大，在小溪里洗干净，掰成两段吃掉了。
山地森林中偶然会遇到黄羊、马鹿，保护动物不能打，敢打也打不住。这类偶蹄类哺乳动物在山地草原上跑得飞快，眨眼工夫钻进森林里。旱獭可以打，原因是在草原上到处挖洞穴，破坏了草原植被。我们利用土制枪打过，吃起来味道不好，也就不再打了。
后来，厂里有了照相机，我们就上山照相留影，现在保存下来的那几张，就是那段时间拍的，时间约1971年1972年。
四、军人、厂长孙学乃
时间跨入20世纪70年代。新疆建设兵团对各团场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跃钢新调来的领导，政委贾佩赞、厂长孙学乃，两位都是现役军人（正师级）。
两位军人对发电厂十分关心，尤其是孙厂长多次来到电厂听取各方面反映和建议，重组电厂领导班子。他还经常到车间与工人拉家常、谈心，到后来工人们看到孙厂长来，就亲热地向孙厂长打招呼，感情非常融洽。他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做出尽快安装三台苏联机组的决定，以提高发电能力。原来，孙厂长来跃钢后经过调研，发现跃钢的两座高炉年生产能力只有三万吨；另一产品焦炭产值也不高。他采纳了厂部的建议，利用当地丰富的石灰石和煤炭资源生产电石。生产电石耗电很大，现有的发电能力不够，故扩建电厂的任务十分紧迫。本厂的技术人员不足，调进乌鲁木齐电厂工程师。在他的过问下，安装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半年时间，三台苏联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跃钢从此逐步跃上自1958年建厂以来的巅峰时期。孙厂长赢得了广大工人、干部的尊重和爱戴。
五、孙学乃老首长来乐清看望乐清支疆知青
1996年9月30日，原新疆兵团跃钢厂长、后调任浙江军区台州军分区司令员（其时已离休）孙学乃老首长偕夫人王洁武医生专程从杭州赶来参加乐清支边青年纪念支疆三十周年活动。
宾馆会议大厅里，充满欢乐的气氛。女同胞围着王医生“王阿姨”叫个不停；男知青们则对跃钢的现状表示深深的担忧，与孙学乃老首长共同探索跃钢的发展之路。
会上，由我宣读跃进钢铁厂寄来的贺信。
那天，我幸亏带来照相机，拍下一个个欢乐的镜头。
第二天国庆节。我们同孙厂长与夫人一起，在市府大楼前留下一幅珍贵的镜头。
当晚，我写了一首诗《忆边疆》寄给孙学乃老首长：
离别二十载，喜逢在今朝。
追忆戍边疆，心潮逐浪高。
天山寒峡谷，早春更料峭。
风沙拌馒头，衣襟白絮飘。
汽笛震谷响，电流熔钢花。
数千男儿志，精神永不忘。
江南好气象，更忆是边疆。
欢读鸿雁书，祝愿发展好。
后来，我收到老首长的回信，他在信里说：“……充分表达了你们恋念边疆的情谊，我除留下一份外，原稿寄到厂里，以使许多想念你们的老战友共慰及思念之情。”
老首长，我们想念你，祝你健康！
六、我的“值长”王昌乐
每当我拿起王昌乐的全家福照片时，我就会回忆起那支边年代的点点往事。
乐清、瑞安、洞头三个县支边青年中有二十多人分配到运行连（电厂）。经过短期学习，我被分配到第三值锅炉车间上班。王昌乐是我们的值长，值长就是锅炉、汽轮机、电气三个车间的当班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不仅熟悉了锅炉运行的操作，而且能将中学学到的物理、化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久，我被值长提名报连部任司炉。从此之后，我开始了同他至今已有40多年的友情。
他爱人在跃钢医院工作，是个护士长。他们一家住在医院宿舍，离电厂有一里多路。我们支边青年都住在集体宿舍，离厂房不到一百米距离。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连队食堂的饭厅里等我们，大家到齐后整队进车间。我们那时候都是小青年，很能睡，常常在上大夜班前睡着了，高分贝的交接班汽笛声都不能吵醒我们。这时候他就会到宿舍去叫醒我们，从来不见他发火。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对我特别关心，我们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对工作、学习的认真态度和严肃的作风，正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1969年，我荣获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颁发的“五好职工”荣誉称号后，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请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那个年代入党必须经家乡调函。不久调函回复说我的爷爷土改时定为富农。他侧面地告诉我不能入党的理由。我说：“没关系，谢谢你。”但当夜，我站在奔腾流淌的乌鲁木齐河边，面对天山，仰头痛哭了一场。事后，我们关系依旧，直到现在。每逢春节我们都相互通话问候。
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革”浩劫结束。我也随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回到家乡。
七、连长胡儒林
在欢迎支边青年的晚会上，连长胡儒林、指导员胡靖文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俩一个又高又大，一个又矮又小，我们背后都分别称呼他们俩为大胡、小胡。
大约到了1967年，大胡、小胡都“靠边站”，而且是变相管制劳动。大胡同我住一个房间上一个班，但他干的是输煤工，劳动强度非常大，煤粉尘很大，工作环境很差，就是戴了口罩，一班下来鼻孔也都是黑黑的，像个“卖炭翁”。我有时上锅炉二层去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记录运行数据时，远远看到他站在翻斗车上卸煤的背影，心中总有一种无奈的惆怅。
锅炉车间工作环境较差，大家下班都要从车间挑水回去擦洗。大胡他总是提前把热水接满，等我与下一班交接完毕，他已经把热水挑回宿舍。我说：“老胡啊！你别挑了，让年纪大的挑水，我让别人笑话的。”“没事，没事。”他总是这句话。时间一长，我们俩配合默契起来，当他在忙碌时，我就提早回宿舍拿空桶到车间接热水先挑回去。我们俩成了一老一少的朋友。
后来，我慢慢地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的老家在河北保定。初中毕业后考入国民党保定步兵学校。毕业后担任汽车连连长。后来部队调防到新疆。新疆和平解放后，部队改编为解放军。不久部队成建制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去年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就是反映新疆建设兵团那段历史）。
前几天，我在写这篇回忆录时，有些细节记不起来，同王昌乐通电话，他说：“文革”结束后，跃钢电厂的机构和人事有了很大的变动。汽轮机车间与电气车间合并为电气分厂，锅炉车间改为锅炉分厂；他自己担任锅炉分厂厂长，胡儒林担任锅炉分厂支部书记。我们俩配合很好，可惜他退休后没几年，于1986年因病去世。
八、边关峰火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同年六月新疆的中苏边境也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跃钢的两个武装连队日夜操练，我们生产连队也下发武器，空班到山上实弹打靶演习。
一天，我值大夜班，在换岗休息时，感到十分疲乏，就到外面走走。这时天刚蒙蒙亮。我无意中抬头朝河对面的山上望去，看到一个圆球在空间飘移。我就站着仔细看个究竟，只见这球越飘越近，已经很清楚看到球体下面还吊着一个东西。不对，我赶紧跑回车间向值长汇报，值长马上向总厂汇报，并命令我们带枪往山上冲去。等我们跑过桥，爬上山沟，接近球体时，看见这个气球又重新上升飘走。后来，听说这是个苏联的无人操纵间谍气球，在距边境66公里的我国空域被我部队击落。
国际形势的紧张，对当时国内因“文革”派性造成的隔阂的消除起了一定作用。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强盛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忧患意识不能削弱。
九、翻越天山
有一次，我接受连队交给我的一项任务，到南疆巴轮台办点事。巴轮台离后峡约二百公里。厂里派了一辆苏联产的嘎斯车，有前加力挡，爬坡性能强。次日大清早，我同驾驶员带上羊皮大衣就早早上了路。
9月的天山，公路两旁的山坡上密密的白桦树叶已被秋天染红；高耸的天山松依然挺拔着它们浓浓的绿；远处的高山依然是座座圣洁的雪峰，好一派壮丽的北国风光。
到了半山腰，我们要在这里的兵站吃饭、加油，还要把汽车轮胎打上链条防止轮胎打滑。接下去，汽车在四周一片白茫茫中艰难地爬行着，时速不到20公里。
到了一个山坳，公路稍许平坦些。我对驾驶员说：“我们下来休息一会吧。”他摇摇头说不行，现在海拔高度在四千米以上，停车后就很难发动起来。汽车继续在千里冰封的群山中逶迤爬行。这时我感觉头有点胀。我心里明白，高山反应来了。还好，没多久汽车开始下坡了。
天山南坡与北坡的自然环境截然不同。南坡雪线下的山坡没有像北坡那样高大茂密的树林和翠绿的草地，而是光秃秃的；只有一簇簇一人多高名叫芨芨草的植物在风中摇曳。半干旱气候的巴轮台到了，南疆到了！
今年中央一台播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讲述一批边防战士在喀拉昆轮山守边疆那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他们也是那个时代我们的同龄人，相比之下，他们边防军要比我们知青艰苦得多。
（作者原为新疆支边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