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芬
每当回忆40年前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战斗生活，我总想起那次探亲归队时搭错了军车的事，越想越有意思，越想越感到，这车其实并没搭错，因为它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
那是1972年2月，春节刚过，我的15天回家探亲假期也到了。兵团是准军事化管理，纪律很严格，必须按时归队。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含泪的亲人，离开大地返绿天气温暖的江南家乡，与同住乐成北大街的战友陈贤芬一起，肩背手提大包小包本地土特产，急急往黄沙飞扬天寒地冻的北国边陲赶。汽车，轮船，火车，整整坐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个晚上到了杭锦后旗，离我们的二连还有20多里。团部在旗里有个招待所，尽管已经人满为患，但勉强也还挤得下，何况当时能有个地方挤一挤也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却想早点回到连队，早点看到3年多朝夕相处的战友，于是就打听有没便车去连队方向，有个小毛驴车也好，能连夜赶回去。
巧在这时有辆部队的解放牌大卡车，要往阴山的边防哨所开，我们连队就在阴山脚下，正好顺路。可是这黑灯瞎火的冬夜里，开车的军人司机未经上级许可，哪敢私自带两个大姑娘上路。但经不起能说会道的陈贤芬再三恳求，只得同意捎上我们。我们连忙爬上后车厢。车子一开动，呼呼的北风直往脖子里袖口中灌，我们穿的还是南方带来的小棉袄，那经得起北方寒风刺骨，没一会就冻得手脚麻木，腰背疼痛。司机只听说我们连队在边防哨所附近，一到哨所就要我们下车。可这黑夜里我们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哪知道连队有多远该往哪里走，于是赖在车上不想下来。正僵持不下，碰巧前方又来了一辆军车，司机一问是去杭锦后旗的，就对我们说，我是往哨所送物资的，也不知你们连队具体位置，哨所小也住不下女同志，你门索性再回杭后吧！我们无奈爬上那辆车回到杭后招待所，硬敲开一女同志住的房间，在炕上挤下来，这时已是下半夜。我在下车时还不小心滚到一条沟渠里，脑袋被摔得痛了好长时间。
几年之后，我们都从内蒙返乡了。想起这黑夜搭车，好像是自己乘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代列车的一个缩影。
首先都是出于对解放军的无比崇敬和信任才下的决心。我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曾是解放军军官，从小向往闪闪发光的红领章红帽徽，穿上绿军装，当一个解放军战士曾是少女时期甜蜜的梦。1969年6月，刚刚15岁的弟弟当上海军，才过16岁的我看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来接知青的都是现役军人，又给发军装，就不顾家庭亲人反对，自己去报了名。接兵的嫌我个头小：给你开机器怕你够不着！我说垫个凳子呗！最最疼我的姐姐哭着说，你这一去怕就回不来了！我用刚学来的几句豪言壮语回她：好女儿志在四方，何处黄土不活人。临行在欢送的锣鼓声中，不少人抹眼泪，我的心情却只有激动，没有悲伤。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碰上解放军，我肯定不会到兵团，也不敢黑夜搭陌生车往荒野里去。
从江南水乡小城到北国荒漠，从吃大米饭到啃玉米面窝窝头，从住小楼到自己动手垒土坯房，从没干过农活到挖渠挑土山沟里背柴，我们渡过一个个难关，确实吃了不少苦，但就像这黑夜搭车挨冻，无悔无怨。记得一次在挖渠时，突然刮起了沙风暴。黄沙铺天盖地，一下子淹没了我们，睁不开眼，看不清人。我和几个女同学摸索着手扣住手，抱在一起，才没被刮远，当时真有末日来临生死相依的感觉。有的同学被刮到好几里外的沟壑中、抽水机房里。第二天风过后才找到。大家眼睛鼻孔耳朵嘴巴全身都沾满泥沙，一个个活像泥猴，见到后如隔世重逢，相互庆幸没被沙埋掉，拣回一条命。这样的风刮沙打是几年兵团生活的家常便饭，但这些我从不写信给父母说，怕他们担心。
再就是，我们原来是带着扎根边疆、屯垦戍边的理想去内蒙的，可是七八年后我们又纷纷回来了，就像那天黑夜搭车，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但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这一趟没有白走。因为它使我经受了艰难困苦的磨砺，锻炼了坚强的意志，此后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与兵团比起来，都不在话下。何况，40年前城乡是那么闭塞，如果不是去支边，我们哪有如此开阔眼界广交四方朋友的机会。我的普通话讲得比较地道，就是跟同连的北京战友学的。尤其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在支撑着，我们的团队充满着友谊和欢乐。我年少个子小，周莉莉等战友和连队那些军人首长都像姐姐哥哥一样关心照顾我，这些我一生都不会忘怀，它也使我日后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会多想着别人一点，宽容大度一些。兵团生活给予我们的人生财富实在丰硕。因此，我既深深感到，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调整了知识上山下乡的政策非常英明正确，同时又觉得自己人生能搭上那趟时代列车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作者原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