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继增
凡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对红卫兵这个字眼都不会陌生。因为，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直接推动了它的发生和发展，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支持。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平均12天一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1300多万红卫兵大军。
我当时作为一名外地中学生，竟赶上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共两次的接见机会，给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本来是去北京玩，却听到个意外的消息
“文革”前夕我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那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高考，志愿都填了，报艺术和体育的都开始专业考试了。不曾想，1966年6月2日，却突然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立刻全国哗然，打碎了人们的升学美梦。
于是停课闹革命，唱着“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批判“三家村”，到处破“四旧”。
折腾到8月份，一个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他姑姑在外交学院上学，咱们到北京去玩吧。我们就到了北京，住在外交学院。
在北京，一切消息来得很快，刚来就报道了毛泽东发表的最新指示：8月10日，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来到中央“文革”群众接待站，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号召力，许多人抛弃“私心杂念”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他们还不十分理解的“文革”洪流。当天，外交学院和大街上的人们敲锣打鼓游行，热烈庆祝这一重要指示的发表。
我发现，北京的群众包括来北京的外地群众，大概是在毛主席身边的缘故吧，人们的革命觉悟都高得可以：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在公共汽车上，不管什么人，只要有人起个头，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唱一句语录歌，全车互不认识的革命群众立马会豪情满怀地唱诵起来。有一次乘车，我也想表现一下对毛主席的忠心，就起了一个头：“世界是你们的……”人们朝我看看，就张开喉咙响亮地唱起来了。我顿时觉得陶冶在革命熔炉中。
那天晚上外交学院操场上放电视，有弹唱《老两口儿学毛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电视。同学姑姑悄悄告诉我们“明天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这个消息犹如石破天惊，把我们震得跳了老高。一个外地学生能赶上这样的机会，见到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但上面要求按单位组成方队。于是凌晨3点，我俩就混入外交学院队伍里一起摸黑朝天安门集结。
天蒙蒙亮时来到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等待接见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集聚在广场和长安街。天还早，人们就一支接一支地唱革命歌曲或朗诵毛主席语录。高音喇叭播放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整个空气里都包裹着革命气氛。
没想到，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7点半钟，伴随着初升的太阳，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响起，这是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毛主席万岁”的喊声、欢呼声立刻响了起来。山呼海啸。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开始，接着林彪讲话，他特有的拉长的音调在空气中回荡。从这以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就成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前面的固定词语。
本来毛泽东打算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云集到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因为第二天要在广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但考虑到等待接见的人数太多，就决定干脆与群众合起来一起检阅。他老人家自己也没想到，8月18日顺理成章地完成了8次检阅红卫兵的第一次。
林彪讲话后，游行队伍开始向西移动。巨大的声浪淹没了一切，人人都在喊口号，但谁也听不清喊什么。“红旗如海歌如潮，胳膊如林冲九霄”。
最显眼的莫过于北京大学的方阵，他们站在毛泽东视野最能看到的地方。除了高举校牌外，他们还扛着一块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的巨大模型，木框上装饰着红绸绣球。这张抨击领导干部的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出现后，学生们辩论激烈，中央看法也很不一致，是康生6月1日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看的，看后当即决定第二天向全国广播。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20世纪的“北京宣言”。
透过密不透风的飞速挥动“红语录”的手臂，我看见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带着亲切的微笑，神采奕奕地朝下挥动军帽，并且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而在东西观礼台上的几万名红卫兵，也随着巨手的挥动像潮水样地起伏。
平时都是在报纸上或电影里看这位伟人，现在却近距离地直接凝视他的容貌和动作，真像做梦一样，甚至想这是不是毛泽东真人。千万颗心飞向毛主席，千万双手高举红宝书，千万个喉咙同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时你才知道什么叫“惊天动地”和“震耳欲聋”。毛泽东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就在这天，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了象征直接掌握军队的绿军装；更出人意料的是，还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大家顿时觉得毛主席和我们贴得是那样近，成了我们最高的红司令，欢呼声立刻达到了白热化。
这个有标志意义的红袖章，是有幸和毛泽东及众多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给他戴上的。她叫宋彬彬，是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这个当时穿着旧军装的女孩在天安门城楼上突发奇想：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于是她对大会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工作人员就痛快地把她带到领袖身边。当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泽东说：“要武嘛。”于是，她便改名为“宋要武”了。这位“宋要武”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述献袖章的经过，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小将在成长。”
这张献袖章的照片和这篇文章迅速传遍全国，使红卫兵一下子名声大振，尤其是对女红卫兵鼓舞更大，不少女中改为“要武战校”了。从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成燎原之势。连年龄小的儿童们也不甘示弱，也戴着“红小兵”袖章遍地开花。激昂的《红卫兵之歌》也应运而生：“红卫兵，红卫兵，文化革命当尖兵，紧紧跟着毛主席，革命万里向前进……”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非常辛苦的。这天，73岁的老人在城楼上站了6个小时。早晨5点多钟，老人家在登上天安门城楼前，还走到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和红卫兵见面，同大家热情握手。有个南方小姑娘正好上厕所，当她回来听说毛主席来过了而自己没赶上，当场晕了过去。
这天人们还注意到，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林彪、周恩来等都戴上了红袖章，而首先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他们在城楼上偶尔露一下面，也没有像别人那样挥手。此时的他们正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因为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承担了派工作组的责任。他们的地位形同虚设，岌岌可危。直到11月3日，他们硬着头皮参加完毛泽东这天的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后才不再露面。权威报纸登载了这天的一张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走在一起的意味深长的巨幅照片。
串联到了上海，又传来毛泽东接见的消息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短短几天，便把学校的“斗、批、改”引向社会，大家都“杀”到各地“煽风点火”。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于是很快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报道了大连海运学院15个学生历时1个月、行程2万里从大连徒步到北京的事迹，指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红卫兵“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把人们激荡得热血沸腾。
这期间，毛泽东又几次检阅了红卫兵。北京的大检阅与全国的大串联，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两股汹涌澎湃的红卫兵大潮。
那时串联，除了到高校看大字报，到革命圣地参观，就是游山玩水。集体活动较少，大部分“单溜”，闯到哪算哪。一个同学竟跑到西双版纳边界，在澜沧江里漂流，差点到了老挝，让边防军给截了回来。在乡间的小路上，常可以看到几个打着小红旗、背着背包的红卫兵“长征队”，他们艰难地向着遥远的心中的圣地跋涉，嘴里喃喃嘟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不想这样的体验，我从家乡坐火车蒙头到了徐州。车站一片混乱，也不知道哪趟火车去哪个地方，反正见车就上。车门根本不开，都是从窗户往里爬。车厢里根本不能走动，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全都是人。
就这样又从徐州到了南京。南京大学的造反派起劲儿地“炮轰”校长匡亚明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把学校的档案室也砸了，还在门口贴出一诗——《大斧赞》。
几天后的半夜三更，又到了武汉。我们便下了车，被引领到一处地方，大通铺，倒头便睡。第二天却发现和不认识的女生挨着。但大家忙于串联，便各奔东西。后来才知道，我住的地方是湖北大学的教室。那时串联全部是免费。我们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当时武大斗争的对象是校长李达和湖北省长张体学。中午吃饭的时候，每人供应一碗砂锅米饭，没有第二碗。大家哪怕饿着肚子也不会再要。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上海。赶上北京来的聂元梓等人在人民广场召开批斗市长曹荻秋、书记陈丕显大会。我们住在精明的上海人打理得干干净净的街道接待站，但我仅有的一双尼龙袜子洗好后晒在外边却不翼而飞。此时传来消息，毛泽东将要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环城接见，难忘匆匆一瞥
我记得我是连滚带爬上了火车。我出来的时候是9月，穿的单衣，而眼下已是11月底的隆冬。我坐在北去的火车上，外面的雪花在飞舞，没穿袜子的脚冻得瑟瑟发抖。
解放军把我们安排在朝阳区的一座小学校里。睡的稻草，吃的馒头白菜汤。每天军训，走队列，等待接见。那几天北京天气出奇地冷。没办法，老百姓和百货公司捐献冬衣。我领了一套绒衣绒裤和一件黑色老羊皮袄，还被嘱咐穿回家后寄回。
11月25日一早，解放军带着大家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
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有250万人。
毛泽东11月11日第七次接见完后，曾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所以，大家特别庆幸能够赶上这最后一次。
长安街已是人山人海。不过，这次接见和以往有些不同——乘车环城接见。几乎北京城的老百姓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具体时间，人们在街上唱着歌儿，念着语录，冒着零度左右的严寒。25日的接见车队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26日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好不容易，车队才开来。只见最前面有摩托车开道，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双手扶着护栏。
车开得很快，直觉得一阵风呼地过去。
但排山倒海般的学生和市民呼啦站起来，没命地朝前挤，人们喊破嗓子，有的还泪流满面。
此刻，你觉得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树叶，身体飘飘的，头脑晕晕的，荡来荡去，拼命挣扎。既紧张又兴奋，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见到心中的红太阳更幸福，更具有吸引力了。喇叭里使劲播着：“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在剧烈的喧闹和拥挤中，我身上那件本来就破旧的老羊皮袄眼瞅着被撕掉半边，于是，就干脆全扔了。事后，我见到环卫工人打扫大街，被挤掉的鞋子、衣服、手表、钱包、语录本等东西堆成了几座小山。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接着兴起。
当记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必须以当时所具有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再现当时真实的场景，把所见所闻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在回忆这些场景的时候，我又感到那个年代的所作所为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滑稽可笑——我怎么会那样？
如今，泥沙俱下的大潮早已退去。当年血气方刚的红卫兵大多年过半百。当他们站在湿漉漉的沙滩上，回望如海的烟尘，只能一声叹息。因为，他们曾经为之骄傲自豪的东西已被彻底否定，曾经满腔热情推波助澜的那场浩劫也使自己在劫难逃，并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但叹息之余，又似乎有些自我安慰。不管怎么说，在他们青春的岁月里毕竟曾经听从召唤，真诚地付出过。简单的思维，幼稚的冲动，狂热的崇拜，火热的理想……形成了那个年代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场悲剧连同他们个人的经历，不仅化作了值得咀嚼一生的记忆，而且还以多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给社会提供了一份沉甸甸的财富——永记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