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
毛泽东与胡志明之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战友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位主席经常就越南的建设、革命和战争等全局问题交换意见，或是通过频繁的文电往来，或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见，共同商讨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毛主席坦诚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供胡主席参考并作出决定。两位主席交谈的话题有时是轻松和随意的，从历史掌故、哲学观点、形势动态到个人的生活、思想、活动，等等。我作为翻译或记录人员，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三次会见。
第一次会见：最终确定了中国抗美援越过程中最大的行动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归来，途中患病，在长沙休息。这时，已是古稀之年的胡志明，从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抽空到我国休假一个月。此前，他在河内观看了我国的纪录片《黄山》，特别喜欢那里的高峰峻岭、奇松峭石、清洌山泉，觉得到此地既能漫步登山，又可疗养腿疾，便选中黄山作为这次度假的目的地。
自从毛泽东明确提出不给领导人祝寿，胡志明心有灵犀。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每逢自己的生辰——5月19日，他都离开越南到我国休假，借以避开祝寿。那时，我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自1961年到1967年，胡志明每次到我国度假或治病，都由我陪同做翻译和联络。当时中苏严重对立，而越南公开表示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他每年来华休假都是“既不公开，又不秘密”，实际上是在感情上对华友好的特殊表示，并借此机会与我国领导人接触，商讨和解决重大问题。他此次准备好一项有关援越的重大问题文本，相机向我国领导人提出。但途经长沙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已在那里。
毛泽东得知胡志明到了长沙，虽然病体尚未恢复，仍决定立即会见。陪同去黄山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伍修权转达了毛主席的邀约，胡志明特别高兴。
我陪同胡老驱车到达毛主席的寓所，主席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已在楼道迎候，胡老一见到毛主席，立即快步上前同他拥抱并互相问好。他发现，毛泽东嗓音沙哑。
“毛同志，你病了吗？”
“我患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请你少讲话。”
“没关系，我能讲。”
“那么我多讲，你少讲，多听。”
毛主席携着胡志明的手走进小会客厅，请他在自己的右侧就座。会客厅很小，只摆了几张沙发和茶几，气氛亲切、自然。
“先谈一谈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胡志明深知毛泽东对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了如指掌，介绍的情况简明扼要，重点在于当面向毛主席提出有关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入越的请求。说完，他把一张预定修建从越南腹地通向中国边境的几条公路的略图交给了毛泽东。
毛主席仔细观看略图。其实，越南要求中国出动工程部队帮助越南修建道路、机场和工事的事，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的委托，在4月份已到北京向中国提出过，中国方面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同武元甲就一些问题进行过会谈，双方还作了一些安排。对胡老提出的要求，毛主席已胸有成竹。
“我看可以。”毛泽东当即回答：“你们可以派人来同我们有关方面商讨具体解决。”
“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中国的援助。”
“我们尽点后方的义务嘛。”
中国援越抗美过程中最大的行动，就这样最后确定了。
毛主席邀请胡志明到小饭厅共用午餐，陶铸陪同。入席后，胡老问毛主席是否还在继续用药。
“我就不爱吃药。”毛主席用筷子指着饭菜说：“胡志明同志，这就是最好的药。我对医生说过，我不找你，就是你的工作做好了。不发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这次是找了。”
“我也不爱吃药。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服务员端上一盆红烧肘子，毛主席夹了一大块放到胡老的盘子里，又给自己夹了同样的一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吃肉，就要有肥有瘦。猪身上长的肉本来就有肥有瘦嘛，他们只让吃瘦的，不让吃肥的，我也有个办法，就是放着不吃。”毛主席风趣而严肃地说。
胡老点头称是，却吃得不多，原来他喜食清淡，食量也不大。平常用饭时，他常对同桌的工作人员说：“以前能吃，是因没有吃的。现在有了吃的却吃不下了。”
毛主席很殷勤，不停地把大块香酥鸡、红焖鸭和烧鲤鱼送到胡老的盘子里，胡老接下后又转送到我的盘子里，小声说：“老弟，你代劳吧，不吃就浪费了。”
胡老的汉语水平是很高的，但不大听得准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嗓音沙哑就更难分辨。为了使两位主席谈笑自如，我努力把双方每句话包括语气都尽量翻译出来，除非胡老说他听清了才略停一停，陪同吃饭就显得更加紧张。毛主席见我不下箸，便说：“你怎么不吃啊？”于是我乘谈话的空隙加速执行为胡老代劳的任务。
毛主席胃口很好，兴致也高，虽嗓音不济，仍谈古论今。在讲到我国国内情况时，他多少流露出对现状并不满意的情绪。讲到稿酬，他说：“他们给我那么多稿费，我不用，存起来。有需要帮助的，给一点。”
胡老接上去：“在越南，他们也给我不少稿费。同你一样，也是存起来，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席间，胡老谈了一些越南南方人民采用巧妙的土办法打击美伪军的事例，如用陷阱、钉板、毒蜂等等。毛主席听了说：“你们打得好。有人害怕哟。”
毛主席见胡老停箸，请他再吃一点。胡老说：“已经很饱了。”
回到小客厅稍事休息，胡老便起身告辞，再次希望毛主席保重身体，请他休息，不要送出去。握别后，毛主席仍坚持送到楼道口。
在回程的车上，胡老对我说：“毛同志的食量比我大得多。”以后在杭州的两次会见，都是谈话后各自回住地吃饭。胡老说：“毛同志喜欢吃辣的、咸的，我喜欢吃清淡的，我们还是各吃各的方便。”
第二次会见：哲学问题成了开场白
与毛主席在长沙会见后，胡志明主席即去黄山，在董必武的陪同下休假18天，然后到杭州。毛主席正好也在那里，他们再次会见。这次，分别不久的两位主席一见面仍如久别重逢。胡老上前同毛主席拥抱后就问：“毛同志，你的病全好了吗？”
“完全好了。”毛主席声音洪亮，精神也与上次见面大不相同。这时，原先所商谈的重大问题已经解决，于是进行无主题交谈。
毛主席谈锋很健，主要谈哲学问题。他说：“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矛盾统一，我们叫做‘一分为二’。不能说有三个基本规律，为什么会有质量互变，还不是矛盾斗争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否定之否定，也是由于矛盾统一嘛。斯大林加了一条各种事物互相联系，也不是最基本的。只能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律，这就是矛盾统一，或‘一分为二’。要是把两个、三个、四个规律并列，都是最基本的，那就成了二元论或几元论，不是辩证唯物论。否定之否定这个提法也不完整，应当是否定之否定，同时又是新的肯定。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谈到这里，他突然说：“胡志明同志，你是主张‘合二而一’的吧？”
“我也是赞成‘一分为二’，矛盾统一。”胡志明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完全理解毛主席问话的含义，并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越南正在抗美救国，主张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实现国家的统一。
“我们就在杭州开个万人大会，两三万人，欢迎你，声援越南。我们两人都参加。有西方报纸说，我已经死了。病了，是真的。可没有死。露一露面，对我也有必要。”毛泽东说。
“我对我们党中央说过，我到中国度假，不是公开访问，不便出席群众大会。”
“胡志明同志不同意，会就开不成了。”接着毛主席问道：“胡志明同志，听说你也反对个人崇拜？”
“我不赞成个人崇拜。”胡志明十分爽快地回答。
“在你们越南南方，要是人们不崇拜你一点，能这样听你的话起来斗争吗？”
“越南南方有位画家，刺破了自己的指头，用血画了一幅我的素描，从敌后送出来给我。”
“美国飞机天天在你们那里狂轰滥炸，你们打下来很多飞机。我想到越南去看看美国飞机的轰炸。怎么样？胡志明同志。”
“美国飞机轰炸的地方，你不能去。连我，他们也不让去呢。”
“不要紧，我秘密去好了，不公开。在越南不是有很多中国专家吗？我化装成中国专家就是了。”
“不行啊，不管你到哪里，每个越南人都认得出你来的。等我们胜利了，就请你去。”
“胡志明同志不让去，我就没办法了。”
毛主席一直记得，1961年胡志明专程访问过韶山冲，他说：“胡志明同志，你去过我的老家，可我还没去过你的老家呢。”
“现在，越南正处于战争时期，等将来胜利后，一定要请你到我的老家去。”
“其实，韶山没有什么看头。不过到乡下去走走也好。”
胡志明说：“在黄山休息得不错，黄山风景好，可惜没有登上山顶，听说那里风景更好。”
“黄山，我没有去过，但我不相信就那么好。”
当时，有些亚非国家正在酝酿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胡志明询问有关情况和中国对此有何意见。毛主席回答：“这事是恩来他们在管，请他们来同你谈。”
第二天，周总理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来到杭州，同胡志明主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毛主席送胡主席走出客厅，手里拄着一根齐肩的竹竿。他用竹竿在地上捅了捅，风趣地说：“胡志明同志，这是我讨饭用的打狗棍。”
“我也有一根棍子，是方竹手杖，韦国清同志送的。一般竹子是圆的，广西却有方的竹子。”胡志明说。“哦！”
胡志明再三劝阻，毛主席才停步在连接客厅和门口的过廊上。
第三次会见：毛泽东提醒胡志明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一年过去了。1966年5月，胡志明又到我国度假，仍是我陪同。他自己选定这次度假旅行的最后目的地是延安。途经杭州时，正是《五·一六通知》公布后几天，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主席正在杭州，两位主席再次在杭州会晤。
胡志明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已站在楼道里迎接，由康生陪同。胡志明同毛主席拥抱后同康生打招呼，毛主席携着胡志明的手进入会客厅。客厅相当大，没有任何陈设，在靠内窗和外沿的犄角，放着几把旧式沙发，呈马蹄形，留下的空间占大半间房。宾主就座寒暄。
胡志明扼要介绍了一年来越南抗美斗争的情况：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对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升级，南方军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北方军民击落了1000多架美机。中国工程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还打下了许多敌机，并且努力帮助驻地群众，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毛主席插话：“这就好。”
胡志明强调了他在1965年12月8日文告中所说的话：“我国人民决心坚持战斗，忍受牺牲，不管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毛主席说：“好！好！好！”
接着，毛主席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他从春秋时期孔夫子杀少正卯谈起。他说：“孔子讲学，少正卯也讲学，孔子的学生都跑到少正卯那里去了。孔子当了大司寇，就把少正卯杀了。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说‘山沟沟里哪里会出马克思主义’？夺了我的权，说我当个师长还可以，连我自己的部队都反对我，倒是林彪带来的部队支持了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几任总书记都不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向忠发，叛变了。国际上出了修正主义，说帝国主义本性变了。胡志明同志，变了没有，你很清楚嘛。”
“当然没有变。我们党的态度很明确，既反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国内有的当权派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文化教育界问题大。所以中共中央5月16日发了一个通知，要放手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杭州已经开始了。胡志明同志也可以到浙江大学看看大字报。”
“我一定去。”胡志明说。“越南不是没有问题，但目前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还要搞‘武化’大革命。”
“是的，越南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肃地说。
毛主席的谈话涉及面很广，谈得也很多。我感到，他的话中常常带着论辩和批判的语调。胡志明听得认真，似乎是在努力捕捉对方谈话的脉搏，考虑适当地应对。
谈了两个小时左右，胡志明建议休息一下，吃点点心。休息时，胡志明方便去了，我留在客厅里。只见毛主席一直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抬起双臂做扩胸运动。这时，我真想问问他对我们在越南的工作有何指示，但又感到他仿佛正在思考问题，终于没有开口打扰。等大家回来坐下，服务员送上点心。毛主席请大家随意，但自己只喝茶。胡志明喝牛奶，吃点心，反过来让毛主席。
毛主席端起茶杯说：“我吃这个。一天两餐饭，除此之外，我不吃东西。”
胡志明问江青可好。毛主席说：“她也在这里。”随即回头向服务员示意。不一会儿，江青从客厅另一头的房间里出来，穿着一身旧干部服。胡老起身同她打招呼，问好，她只坐下同客人寒暄几句就告退了。
闲谈中，胡老说，他看了几部中国新拍的影片，如《舞台姐妹》。
毛主席说：“我就不看电影。”
胡老似乎没有理解他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文艺界的。
这次会见，有外交部的梁枫担任翻译，我只管记录。谈话开始不久，伍修权向毛主席介绍我在越南工作了许多年，顾问团到越南以前就在那里，以后到顾问团，再到大使馆。毛主席叫我把名字写下来给他，我把名字写得大大的递过去。看后，他风趣而认真地对我说：“我看，你就留在越南当越南干部得了。好不好？”
这问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以很不肯定的语气低声说：“好。”
他转过头去：“胡志明同志，你要不要？”
“就是现在这样好。他在我们的中间。”胡老用汉语回答。我松了一口气。
在回程的车上，胡老对我说：“今天，毛同志谈得很多，没有固定的主题。”
“我感到，在两位伯伯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我回答。
第二天，天蒙蒙亮，胡老就乘车到浙江大学看大字报。由于时间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满院挂着大字报，内容都是批判文化、教育、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本校负责人和某几位教师的。胡老浏览了一阵，校园里开始有人活动，他就上车离开了。在车上，他沉默了许久才对我说：“受到公开点名批评的人，肯定会很难过。”
毛主席同胡志明见面，除了在公开访问的场合保持一定的外交礼节外，在内部接触时，完全没有那种两国、两党领导人会见的正规气氛，而是像两位老战友，说得更准确些，像两位老朋友相聚那么亲切、自然。胡志明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他特别赞赏毛主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曾亲自把毛泽东的《实践论》译成越文在党报上全文发表，还依据《整风文献》的精神写了《改进工作作风》一书。
毛主席十分尊重胡志明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在为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制定的顾问团守则的第一条中亲笔加上了“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一段。向胡志明和越劳中央提出有关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意见时，他总要说：“越南的情况你们比我们了解，你们自己做出决定，我们的意见只供参考。”
1967年到1968年，胡志明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两年中，他前后有9个月在中国治疗和休养。在毛主席的关怀和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国派出最好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他每次都是病情稳定后才返回越南。
1969年，他的心脏病日趋严重。根据他本人的愿望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请求，中国先后派遣四批医务人员到越南为他治疗和护理，直到他于9月2日逝世时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参与我国医护组的一位负责同志告知，弥留时，他曾清醒过来，要中国护士为他喝一支歌，两位护士为他唱了一支《社会主义好》，在颂歌声中，他露出了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