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留给我的记忆是模糊的、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已成了遥远的追忆和无法拼凑起来的历史碎片。若想回忆已逝去半个多世纪的童年，还要从我的家族身世说起。
祖辈的足迹
据我父亲讲，我们韩氏家族的祖籍本在河北省唐山市东南部的乐亭县。该县北仰燕山，南望齐鲁，东连秦榆，北眺京津，濒海傍河，地势显要，资源丰富。我的祖上或是靠近海边的渔民，或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农夫，或为官，或为民，他们又是缘何离开这富饶的“燕东天府”之地，现在已无人知晓。家谱中记载：我的太爷爷叫韩文喜，膝下有四子，我的爷爷身为长子，名叫韩福，另三子依次唤作韩禄、韩祯、韩祥。这“福禄祯祥”代表“四大瑞兽”，分别为麒麟、凤凰、龟和龙。能叫出如此吉祥和高深莫测的名字，足见我的祖上识文断字，并且是个大户人家。按照阶级成分划分，我的祖上即使不是地主，至少也是个破落地主或者富农。这一大户人家是在什么时间家道中落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了。据说是到了我太祖父这辈，全家由关内辗转迁徙，一路向北，出了山海关，过了奉天（沈阳）和新京（长春），最后来到了当时隶属于滨江省的五常县。太爷爷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了几天，见没有落脚之处，无奈全家只好出了五常县的东门，沿途过了宋乡屯、草庙，来到了傅家屯的岔路口上。太爷爷站在路口左看右望，思忖了片刻，最终选择了往左拐的线路，直奔诚信（现志广乡）而来。待走出林粉坊屯，正北方约四五里路远，稀稀落落的有十几户人家的屯落映入眼帘。太爷爷手搭凉棚四下一望，见周边大片大片的荒郊野地尚未开垦，心中大喜，不觉得陡然来了精神，就见他弯下腰身抓起一把黑土，放在口鼻间贪婪地闻着，连说：“好土、好地！”然后挺直腰板用手指向那屯，对家人高声叫道：“看见了吗！那！就是我们要落脚的新家！”言罢，带了全家人直奔那屯落而来。这个屯落就是现在的志广乡东兴旺村，彼时叫孙家油坊。
落脚孙家油坊后，我的祖辈们在太爷爷的统领下，起五更爬半夜地辛勤劳作，面朝黑土背朝天地不断开垦，经过若干年的艰苦打拼，家里逐渐拥有了可供自己口粮食用的土地，并且还备有了车马和简单的生产农具。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住在一个院落里，每天男耕女织，昼出耘田夜绩麻，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彼此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勤俭度日，逐步成为了孙家油坊为数不多的大户人家。
我的父亲韩喜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孙家油坊出生。接着，我的二叔韩喜奎（父亲的亲兄弟）、三叔韩喜财（三爷独子）、四叔韩喜杰（四爷独子）相继问世。由于我二爷膝下无子，故将二叔过继给了二爷。这样，韩氏家族在我爷爷那辈是亲弟兄四人，到了我父亲这辈，仍然是弟兄四人，虽不是一母所生，但仍亲如一奶同胞。我的太爷爷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过世。我的爷爷韩福因是长兄，被推举为家中新的“掌门”人。日子在困苦中继续艰难前行……在我父亲八岁那年（一九四三年），我爷爷也一病不起，家里不惜卖掉车马求医治病，可仍未能挽留住爷爷的生命。爷爷在弥留之际，将家中“掌柜”一职交给了四爷韩祥，并一再叮嘱：四子中若有肯求学上进者，当不惜一切代价供其读书。言罢，撒手西去。四爷主事后，家境日渐衰落，最凄惨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家族中竟有三位亲人因患伤寒病相继离世。正可谓屋漏又遭连夜雨，旧伤疤上又添新伤痕。眼见韩氏家族在饥寒交迫中摇摇欲坠，四爷在我奶奶和三爷的鼎力支撑下，没有让这一大家人散伙儿，全家人咬紧牙关挺过了这一艰难困苦的时期。家境稍事好转后，四爷并未忘记爷爷的嘱托，忽一日，将父亲和二叔叫到面前，不无感慨地说道：“想你二人也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但以咱们家目前的境况，也只能供起一人上学，你们俩儿看谁更愿意去读书呢？”二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的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小时曾跟着读过私塾的爷爷读书学字、练写书法，对笔墨纸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八岁前已能半生不熟地读写《百家姓》和《三字经》了，唯独对庄稼院里的农活表现出极大的排斥。即便如此，父亲还是率先打破了沉默，懂事地向前推了一把二叔，说道：“还是让二弟去读书吧！我在家里帮着大人们干活儿。”而此时尚不谙世事的二叔却拼命地摇头，连说：“我不读书！我不愿意读书！”四爷见状瞪着眼问二叔：“那你愿意干什么？”二叔把手里拿着的小马鞭甩得啪啪作响，态度坚决地回答：“赶车！”就这样，二叔留在家里赶车种地，父亲被送到五常县城里的实验小学开始读书，一直读到高小毕业。此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正值国家急需教育人才之际，父亲本想继续升入五常一中深造，然后报考师范学院。当他兴冲冲地回到乡下，把高小毕业证递到四爷手里，说出想要继续学习深造的想法后，就见四爷手拿着毕业证却面露难色，然后低下头只是吧嗒吧嗒抽着烟袋不吱声。此时我的奶奶已过世，父亲身上的三个姐姐均已出嫁，家中急需劳力下田种地。父亲见四爷愁容满面，只好舍弃读中学深造的机会，直接报考了黑龙江省阿城中等师范专业学校（一年简师班）。虽然师范专业学习只有一年，但父亲学习刻苦，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九五一年初，怀揣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发的第一批中专简师学业证书，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原籍五常县，被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三区政府的诚信乡李家街屯学校任教。从此，父亲走上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吃国家粮、拿政府工资的教师岗位。那一年父亲刚年满十七周岁。
父亲任教的李家街小学（后来改称团结大队），是周边屯落的一所中心校，离当时我母亲家住的八道岗屯不足三四里路远，由此也就引发出了与我母亲的相识，而我的大舅张海臣、二姨卢英华竟成为了我父亲的学生。当他们回到家中对我姥姥学说新来的年轻老师讲课如何声情并茂、神采飞扬时，我的母亲在三区政府诚信乡所属的林粉房供销社上班已有一年之久了。
我的母亲卢淑华原本姓张，一九三四年八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市区的北门外，是外祖父母迎来世上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太外祖父的原籍在哪里，又是何时“闯关东”的，别说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外祖母也不曾谈起过，所以也就无从考证。据我母亲回忆说，我的外祖父在家排行第六，大号叫张友轩，早年上过私塾，识文断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精明能干，曾当过教师，后改行做小本生意，开一小杂货铺养家糊口，经常往来于开原、沈阳之间采购货物。从母亲口中获知，尽管那时我的大舅、二姨也已出生，但母亲幼年时曾随家人逛过庙会、游过白塔，还被外祖父利用进货之便，带着去过开原和沈阳，甚至还游览过当地的著名景地龙首山和悲清寺，并且还被送去学校读书。由此可见那一时期外祖父的家境还算殷实。
但好景不长，由于伪满洲国和日本人的长期统治，百姓生活朝不保夕，生灵涂炭。外祖父的家境也每况愈下，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走投无路之时，一九四一年的深秋，在母亲上学还没有读完一年的时候，外祖父携妻带子，一家五口沿着京哈铁路线，也是一直向北，过了四平街（四平）奔新京（长春），再到哈尔滨稍事停留，然后直奔西南方向一百多公里的五常县而来。此时，外祖母的弟弟刘永全在五常县铁路的住宅系就职（相当于现在的房产段），又因其懂日文，偶尔兼做日语翻译，因此在当时日本人管制的铁路上混得不错。外祖父在内弟刘永全的帮助下，在铁路工务段谋得了一出苦力的差事，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地干活儿，全家人仅靠外祖父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此时，还不到十岁的母亲带着七岁的大舅，开始到车站候车室和往来的火车上卖水，到铁道线上捡拾煤核儿以贴补家用。日子虽然过得很苦，但我的舅姥爷刘永全还是说服外祖父，把母亲送去学校继续读书。当年被舅父带着去入学的情景，母亲仍历历在目。母亲在学校里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曾代表五常县小学生到哈尔滨参加过日语比赛，并获过奖。
到了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本宣布投降，东北解放战争也随之打响。此时，在铁路上已干了四五年的外祖父，因有文化，头脑灵活，干活儿肯出力，又写得一手好字，遂被调到铁路庶务股（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办）做内勤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逐步有所改观。就在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东北解放的前夕，母亲的家里却接二连三地遭遇变故。先是在光复后不久的某一天，住在母亲家（李元屯）后院的一个叫王庆云的伪满铁路警察（后被镇压），酒后失态，发泄对政府的不满，竟手握匣子枪，站在铁路站台上胡乱放枪，刚好外祖父下班横过铁路，不幸被打中，子弹从左腿穿过，又射进右腿……但老天保佑，子弹并没有伤及筋骨，治疗几天见无大碍，在子弹不曾取出的情况下，外祖父就拖着伤腿继续上班了。可祸不单行，此事发生还没过去一年，就在一九四六年秋，外祖父刚过完四十四岁生日没几天，在上班的路上又突发急性肠道疾病（据我外祖母讲叫“绞肠痧”），被紧急送往铁路医院就治。尽管中医、西医治遍，但仍未能挽回外祖父的生命，他撇下了年仅三十四岁的外祖母和尚在腹中的二舅，还有三个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撒手人寰。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二十一天。霎时间天塌地陷，全家人围着躺在屋地门板上一动不动的外祖父，看着他至死也难以瞑目的双眼而痛哭失声……这一凄惨的场面，给母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外祖母刘桂珍是一位深明大义、心地善良、性情刚毅的女人。就在外祖父去世后的第五天，我的二舅来到世上（俗称“梦生”）。从此，外祖母拉扯着四个孩子艰苦度日……此时，我后来的姥爷（母亲的继父）卢凤山因家境贫寒，年过四旬仍孤身一人，无处栖身，长年寄住在五常一石姓拜把兄弟家中，靠给人种地、打零工为生。住在母亲家西院的一位袁姓老太太，见外祖母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袁老太太心软，跑到石家去给外祖母提亲，不到抽袋烟的工夫，领来了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卢凤山。外祖母见来人面相朴实厚道，身体健壮，再看一眼怀中嗷嗷待哺的二舅和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无奈只好点了头……从此，我的外祖母带着母亲姐弟四人改嫁到卢家，并且婚前有约，除大舅一人保留张姓外，其余三人均随为卢姓。故而大舅叫张海臣，母亲、二姨、二舅分别叫作卢淑华、卢英华、卢振华。同时，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就有了我三舅、三姨、老姨、老舅的相继降生。
我母亲的家境并未因卢姓姥爷的到来而有所改善。尽管他信心满满，立志要改变家中一穷二白的面貌，可惜力不从心，几经努力，收效甚微。用我母亲的话讲：我的张姓姥爷聪明能干、勤俭持家、烟酒不沾，但脾气火暴、沾火就着、伸手就打。我的这位卢姓姥爷则是老实忠厚、心地善良、和蔼可亲，但头脑简单、四体不勤、烟酒均沾。他先是与人合伙跑到离家二十多里路远的安家镇屠宰生猪赔了钱，后又因在五常县里常年无职无业，而不幸列入迁民行列被驱逐出城。在离开县城前，外祖母眼见拖儿带女的一大家人，恐到乡下生存难以为继，无奈与卢姓姥爷商议，决定将刚满两岁的二舅送给邻居一无儿无女的周姓人家添继。正当母亲含泪帮着外祖母整理二舅的小衣物，准备隔天连人带物一起送人时，卢姓姥爷住在乡下的兄长卢凤财获知了此事，当即风风火火地赶到县城，进门对卢姓姥爷劈头就是一顿训斥：“想你也是堂堂一五尺汉子，顶门养家过日子，难道就多了这一张嘴不成？我卢家香火本不兴旺，送上门的男丁岂有送与他人之理！”说得卢姓姥爷羞愧难当，遂打消了将二舅送人的念头。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数九寒天下大雪，一家人坐着到县城送粮返程的马爬犁，顶风冒雪地出了县城东门。也是过了宋乡屯和草庙，来到了傅家屯的岔路口，但此时外祖母一家坐的马爬犁选择了往右拐，一直奔石庙子驶去。可跑了不到半程，那马爬犁又左拐下了公路，天黑之前来到了一个叫大粮户的屯子，停在了屯中卢姓姥爷的哥哥卢凤财家的当院。外祖母一家本想落户到这有地有粮的大粮户屯，可那屯长一看拖家带口的一下子来了五六口人，恐人多地少百姓有意见，说什么也不敢收留。无奈，全家人只好在大粮户屯借宿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坐着马爬犁，又顶风冒雪地向着大粮户屯西南方向的那个叫八道岗的屯子驶去……不知通过何种关系和费了多少口舌，终于，母亲一家在当时隶属三区政府诚信乡的八道岗屯安了家。
在八道岗屯，年满十五岁的母亲结识了当时担任李家街妇女主任、家住八道岗屯的袁淑琴（杨占波母亲）。那袁淑琴虽不识字，但因在土改工作中表现积极，被发展为党员，每天往来于各村屯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减租减息，工作热情十分高涨。特别是在镇压伪满政府杨区长的行刑大会上，当时规定哪个村屯代表开枪行刑，即可获得分配那伪区长的“浮财”配额。为了能给李家街等屯户多争到一些“浮财”，妇女主任袁淑琴毅然决然地手握匣子枪，向跪在不足五米开外的伪区长打响了行刑第一枪。就听砰的一声，可能是因为平生第一次打枪，也可能女性天生胆怯，这一枪并没有打中，而是从那伪区长的耳边擦过。那杨区长听到砰的一声枪响，自己却毫发无损，不觉下意识地回过头来，眼露凶光，定睛仔细地看了一眼这打枪的究竟是何人，仿佛要把这打枪人的长相牢牢地印在脑海中。这回头一望不要紧，竟令从未打过枪的袁淑琴不寒而栗，举枪的手竟再也扣不动扳机。站在旁边的区民兵队长一把夺过匣子枪，砰砰两枪将那伪区长打倒在地，立刻血浆四溅。虽然那杨区长不是死于袁淑琴的枪下，但她仍为李家街争得了荣誉和部分“浮财”。而我的母亲对袁淑琴的英勇壮举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跟在梳着短发、腰扎皮带的袁淑琴屁股后边颠颠跑，走村串户贴标语，召集开会做记录，忙得不亦乐乎，俨然也成了妇救会的成员。转过一年，全国解放。到了一九五〇年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具有初小文化程度且聪明伶俐的母亲，被当时在三区政府工作、经常下乡包队的区干部齐国卿发现。他一纸推介信将母亲介绍到了林粉坊供销社上班。从此，母亲也成为了吃供应粮、拿国家工资的供销社职员。那一年，母亲的年龄也刚满十七周岁。
前面说了，母亲家住的八道岗屯，离父亲上班的李家街学校不到四里地，李家街学校是母亲去林粉坊供销社上班的必经之路。每逢周日或节假日，母亲会往返于两地之间。偶尔在学校门前经过时，被父亲的同事曹孝先、姜玉堂、马祯等人发现，忙叫来年轻的父亲隔窗远看。姜玉堂鼓动道：“喜堂老弟，你看那走过去的女子如何？人长得端庄秀丽，举止又沉稳大方，给你介绍对象怎样？”站在一旁的曹孝先手里一边卷着纸烟，一边不无羡慕地插话道：“关键是人家既有文化又有工作，现在上班的女子可不多。我们都早已有家室，否则……”“否则什么？莫不是你要给娶了去不成？”姜玉堂白了曹孝先一眼。父亲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则连连摇头：“不行，恐怕不行，我的家境实在困难，人家不会相中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提倡婚姻自由，提一嘴试试呗！说不定人家同意了呢！”伸着脖子望着窗外的马祯老师边看边说道。在几个同事七嘴八舌的鼓噪之下，父亲被说得有些蠢蠢欲动了。又过了几天，那姜玉堂和曹孝先竟通过林粉坊学校的于永祥老师，将此话捎到了母亲那里。最初母亲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外祖母对父亲的家境也的确颇有微词。直到有一天，母亲在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书信后才有所心动。这完全要得益于父亲从小练就的一手漂亮潇洒的毛笔字，母亲相信“字如其人”。又过了几日，父亲怀着忐忑的心情，与母亲在林粉坊供销社屋里那个光线灰暗的柜台前见了面……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在介绍人曹孝先、姜玉堂的见证下，由于永祥、马祯在一块一尺见方的红布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父母亲的《婚约》。那《婚约》不知由谁执笔，读来语法用词显然不通，其中写道：“韩喜堂与卢淑华在思想上、精神上、工作上经长期的酝酿，为了便利于双方思想、文化、工作逐步的进展起见，更加正确地拥护和适应新《婚姻法》之规定，为广大有志男女青年们提供争取自由和独立之良机，……二人决心在新式家庭的互相努力下，积极地燃烧起红红的火焰，做到人财两旺，蒸蒸日上，过上美满幸福的新生活……”云云。现在读来虽有些令人捧腹和匪夷所思，但我的父母亲的确没有到所谓的区乡一级政府登记备案，就是凭着这一尺红布上所书写的《婚约》而成了亲。那一年，我的父母亲分别是年满十七和十八周岁的青年。
我的父母亲成家后，二人的所谓新房就安在林粉坊于永祥老师家不足两平方米的北炕上，说是新房，不过是在炕沿上挂上一个幔帐（布帘）。尽管家徒四壁，生活艰苦，日子过得很是清贫，但二人在那里还是度过了三年艰辛而又美好的幸福时光。这期间，我的大舅张海臣在李家街读完小学后，于一九五二年也到林粉坊供销社参加了工作，又于一九五四年应征入伍，兵种为沈阳军区空军地勤。后又考入军事院校，毕业分配到兰州军区导弹部队提职提干，一步一个脚印干到了正师职。也就是从那时起，家住八道岗屯姥姥家的房门上，挂起了令全屯人都羡慕不已的“光荣军属”的木牌。同是在一九五四年，我的父亲在全区教师考核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被一纸调令调到区政府的光辉中心小学校任教。母亲的工作也随之一同迁往当时的三区政府所在地的光辉供销社。
父亲在举家迁往三区政府（光辉）前，带着二叔、三叔和老叔，再次来到祖坟前祭拜先祖。我家的坟茔地在孙家油坊东南方向约三四里地远的刘家屯西侧，据说是请了当时住在光辉新华屯、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左贵在夜半三更时节亲临此处，发现该地雾气缭绕，四门环山，藏风纳水，风水极佳，最终将韩氏宗族坟茔位置确立在此。该茔地坐北朝南，背靠牤牛河支流，面向三合顶山脉，屈曲蜿蜒，明堂开阔，当属风水宝地。此时，我的太爷爷、爷爷、二爷等先辈已长眠于地下。父亲等一行人在坟地烧过纸钱后，回到孙家油坊四爷家落座，四爷备了简单酒菜，众人举起酒盅刚要下咽，忽见一算命先生由院外走进屋来。但见来人有六十余岁，松形鹤骨，器宇不凡。来人与众人打了个招呼，劈头问道：“刚才我在路上行走，见东南方向烟气缭绕，灵雾升腾，可是你等在茔地焚烧纸钱？”众人应了一声是。那人又道：“我本是一占卜之人，寻到你家自是缘分，算上一卦不必付钱，只消讨得一杯酒吃即可。”众人齐说：“也好，也好！”那算命先生将众人逐一打量一番后，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之乎者也地说了一通众人听不懂的话。突然，那人睁开双目，将目光停在父亲脸上，口中叫一声：“怪哉！你家祖上两代四支单传，到了你们这一代已是第三代了。此代四支虽然多子，人丁兴旺，可就日后前程所测，单单是你这长门家族一枝独秀。”那人又转向二叔：“你二人虽是一母所生，但皆因你已过继他人，其运势远不及你的家兄，此乃天意。”众人见他如此神机妙算，不由得惊恐万状，均不敢作声。那人回头仔细端详了父亲片刻，又言道：“你本是一善良孝敬有福之人，心地坦荡，口无遮拦，常言道‘祸从口出’，正可谓成也在口，败也在口。你一生自然是命运坎坷，多灾多难，但其后人命中自有贵人相助，帮你解围，使你能遇难呈祥，苦尽甘来。有道是前人栽树，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人不等众人搭话，兀自抓起酒杯，一饮而尽，转身跨出房门，来到院中，仰天叹道：“虽有贵人相助，但机不逢时，难享富贵，反倒成为无福之人，只有后人乘凉，惜哉！惜哉！”言罢，扬长而去。众人见状皆愕然，只有面面相觑，待回过神来向外张望，哪里还有算命人的踪影？
父亲并未将此事挂在心上，而是很快张罗着将家搬至光辉街里居住。时隔不久，我的那位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求知欲极强的二姨卢英华，也来到了当时号称教学条件及师资力量最好的区政府中心校就读。更为神奇的是，在一九五六年二姨报考五常一中时，父亲根据自己教授语文的经验和对时政形势的研判，在考试的前一天尝试着将作文进行模拟押题，并亲自撰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作文，让二姨当晚反复温习牢记。待第二天参加考试时，作文题果然被父亲所押中。二姨以超常记忆，竟连标点符号都一字不差地答完了考卷，以作文满分的优异成绩被五常县一中录取。当时能被五常县一中录取，意味着敲开了到大、中专学校继续深造的理想之门。接下来，二姨果然不负众望，又考取了校址设在省城三棵树的哈尔滨石油中等专业学校（东北石油学院前身），毕业后分配到大庆油田工作。从此，二姨的人生轨迹被改写。同时，也就有了前面算命先生所言的贵人相助，有了后来我们卢、韩两个家族成员的门庭改换和命运改写。此为后话。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三年间，对于我们家来讲，可谓好事连连：先是大舅应征入伍，紧接着父母亲的工作从乡下的屯子调到了区政府所在地，再以后是二姨考取了五常县一中。这期间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坎坷已无关紧要了。最大的喜事是一九五五年六月，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韩氏家族第四代的长门长孙、我的哥哥韩明（乳名寒冰）呱呱坠地了。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又有我们兄妹四人陆续来到了人世间。从此，开启了我们多舛人生的艰苦体验。
苦涩的童年
我生于公元一九五八年农历正月三十凌晨三四点钟的寅时。出生地在光辉街里南趟街路西一个邹姓人家的租住房里，接生婆为家住街里路南的老庞太太，因其嫁给了一个长年烂红眼边子、外号叫“庞二瞎”的老头，大家又习惯称其为“老庞二奶”，但绝非现在流行的“二奶”。据母亲讲，我们兄妹五人都是“老庞二奶”所接生。那时接生一个孩子费用是人民币五元钱，五个孩子刚好二十五元。若与现在到医院生小孩儿的费用动辄几千元、要么上万元相比，真乃天壤之别。而这“老庞二奶”在光辉街里接生孩子无数，自己膝下却无儿无女，你道奇是不奇！
据讲，我出生时天空并无异常征兆，既没有雷鸣电闪（笑话，大正月里哪儿来的雷电），也无祥云飘过，倒是迎来了一场漫天飞舞的雪花。所以我父亲先前给我起的大号叫韩霜（谐音寒霜）。我的属相是狗，而且是黄狗，后来我们家还真养了一条黄狗。按照生辰八字测算，我是船底木命。这个属相的人为人率直，天性厚道，诚实仗义，热心助人，聪明勤奋，志向高远。如有贵人相助，日后定是骑马坐轿之人，可堪大任，前程看好。但缺点也尤为明显，主要表现是缺耐心，少毅力，恐吃苦，好争强，多自傲，善言辩，易冲动，坦荡有余，防戒不足。由此看来，纵然日后我就是使出浑身解数，苦苦奋斗，拼命挣扎，我的人生轨迹和最终结局也已是昭然若揭了。
我的姑家表哥张子平，家住志广公社宝香屯，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我开始装模作样地看小人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看司马迁的《史记》和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了。按照我的生辰八字，他曾在卦书上查出了我的十二字命运秘诀。但见那卦书上赫然写着：“一条大路，直达青天；半途而废，令人可叹！”记得表哥看后不禁扼腕叹息，连呼：“可惜！可惜！”我对测字算卦从来就不屑一顾，但时至今日回顾近大半生的经历，细细品来不由得暗自称奇，直呼那算命的卦书所算还真准。
时间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九五七年，我虽然尚未出生，但后来听大人们讲，此时，共和国很快就要迎来建国十周年的大庆，新生政权的缔造者们，尤其是革命领袖毛泽东，面对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他既乐观自信而又高瞻远瞩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旋即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
与此同时，执政的共产党又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此举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知识分子们深感党的英明伟大。此时，我的父亲刚调来区中心校不久，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年轻人的血气方刚，竟怀着一腔坦荡，对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学校领导直抒己见……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一场以文化教育领域为重点的反“右”派运动全面爆发了。这场运动来得突然，并被人为地加以逐级扩大化。以我父亲的坦诚直率和口无遮拦，必然遭到时任学校领导的反感和打击报复。为此，父亲毫无悬念地被扩大成了“右派分子”，罪名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年，父亲刚年满二十四岁。紧接着，父亲又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与全县三百多名“右派分子”被统一发配到牤牛河对岸的胜利公社双山大队进行劳动改造（相当于现在的劳动教养）。
父亲这一去就是三年零八个月，其间停发工资，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隔半年可回家探亲一次。此时三弟韩亮已出生，另有家中雇用的保姆老孟奶。一家老少五口人的生活，仅靠母亲不到三十元的工资来维持。其间因生活窘迫无力支付工钱，母亲曾打算辞掉保姆老孟奶，可看到老孟奶孤苦伶仃一人，无依无靠，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无奈地对老孟奶说：“大娘，从此以后咱们祖孙三代就要相依为命了，我不能保证按月发你工钱，但只要有我们吃的，就少不了你一口。”老孟奶则连连摆手：“可别这么说，我不要工钱了，不要啦！只要能收留我，给口饭吃，让我每天能和这几个孩子在一起，我就知足了。”那时雇用老孟奶一个月的工钱是十块钱。后来据母亲讲，那几年对老孟奶的工钱虽时有拖欠，但最终还是都给补上了。
受全国“困难时期”大气候和父亲“右”派劳动改造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吃粮陷入了艰难困境，吃糠咽菜已成家常便饭，吞食野菜野果也屡见不鲜。记得在我四五岁时，由于长期服食糠米糟粮、菜叶和豆腐渣，形成大肠干燥，每次排便既痛苦又恐惧。一次，我与弟弟同时排不下便来，憋得喘着粗气，握着拳头，喊着口号，满地打转，足有一刻钟仍排泄不出，真是苦不堪言。俗话说：“拉屎攥拳头——有劲使不上。”此话一点不假。母亲见我们小脸憋得通红，痛苦异常，终于下了决心将家中瓶子里已剩不多的一点蜂蜜（解决大肠干燥的专用药）慷慨地给我和弟弟各吃上了一小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暂时大肠干燥的痛苦解除了，旋即发生的则是继续的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由于吃糠咽菜，营养不良，加上受农村环境和饭前便后不讲卫生等恶习的影响，多数家庭的孩子都患有蛔虫病，一个个被蛔虫折磨得面黄肌瘦。那时有一种叫宝塔糖的驱虫药，吃起来很甜，但很快肛门就开始发痒，蛔虫开始向外蠕动，排泄出的几乎全是足有半尺多长，并且还在不停蠕动的一团蛔虫，看着实在令人作呕。我的大妹妹就因误将粉条当成蛔虫，而至今仍拒吃粉条。想想那时吃到肚里的食物本无多少营养，还要供养这些腹中的寄生虫，足见当时的生存是何等艰难。
可能是因为东北地区寒冷，也可能是从小营养不良所致，我打小就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每年入冬和开春季节，此病必犯无疑。从我记事开始，哮喘病始终折磨着我，每次犯病都要持续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我记得经常给我看病的是家住北门外路西的张在光医生。张大夫留给我的印象是待人和善，医术精湛，外出时肩上永远都挎着医药箱，头上还戴着苏联时期比较时髦的坦克帽，见到患者脸上永远都堆着笑容。另一个印象是若干年后，当我坐着由五常开往光辉的客车从张大夫家路过时，我已不再注意张大夫是否还背着医药箱了，而是从车窗里伸长脖子，贪婪地看着他家果园里树上挂满的已熟透了的沙果和李子，并不停地咽着从嗓子眼儿里冒出来的酸水。此外，还有公社卫生院的于海荣大夫也给我看过病。此人戴一副宽边眼镜，还镶着几颗金牙，人送外号“于大眼镜”，其医术在当时的公社卫生院数一数二，他给我看病的时候不多。再有就是中医大夫张文生，由于他与我父母亲是至交，我们称其为张大爷。张大爷的中医技术在光辉远近闻名，且为人慈善，医德高尚。他有边给人号脉边与患者唠嗑儿的本事，天南海北东长西短地能扯半个钟头，言语间带着韵律且有板有眼，最终还能准确地说出你的病症，真乃神医。可以说，尽管条件有限，但我周围已会集了当时光辉街里的顶级医生。那时吃的药主要有扩充气管的氨茶碱和消炎类的四环素片，打针则主要是青霉素和链霉素。我因长期服用四环素，所以形成了一口很不雅观的四环素牙，使我苦恼至今。
记得有一年刚开春，天上还飘着小清雪，正是冬去春来的交换季节，也是我哮喘病发作的时段。我已又连续病了几日不见好转，母亲只好把“于大眼镜”请来家中，彼时我蜷缩成一团，小脸烧得通红，嗓子喘得有如拉起一扇风箱，只有上气没有下气。于大夫见状不禁失声叫道：“哎呀！这孩子病了几天了，咋成这样啦！这不眼看着要完了吗！”慌得母亲赶紧说：“已经病了有四五天了，一直在吃药，可就是不见好，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光是吃药是不行了，还是打针来得快，我先给他打上一针，若还不见好转，那可就得往县医院送了。”于大夫边安慰着母亲边打开药箱拿出针管。这是我第一次打针，看见那又细又长的针头，我已吓得顾不上喘气了，哭着喊着直劲往炕梢里躲。可那于大夫却根本不理会我的哭喊，一把抓过我来，按住小屁股蛋，一针青霉素油（不用试敏）麻利痛快地扎了下去，疼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早已没有了哭叫和反抗的力量。必须承认，那时青霉素的药效真是非同小可，针打下去不一会儿，我的喘息就平复了许多。那于大夫临走时摸了一下我尖尖的下颌，说：“这孩子缺乏营养，抵抗力差，会经常感冒发烧引发哮喘，得想办法给他补充点营养，弄点好吃的吧！”母亲听罢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说：“上哪儿弄好吃的？家家粮食都不够吃，他爸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外加一个老太太，只能是硬撑着往下熬啦！”于大夫见状只好同情地拍了拍我的头，背了药箱踏着路上的清雪径自回公社卫生院了。
母亲这里正在为给孩子们补充营养的事发愁，冥冥中仿佛是心有灵犀，此刻在牤牛河对岸四里界屯的父亲左手拎着平日里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十多斤苞米（左米右查）子，右手提了一条“右派”同事送给他的足有五六斤重的大鲶鱼，正在急匆匆地往家赶。这一天是父亲获准回家探亲的日子，同行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劳动改造的另一名“右派”分子，家住光辉公社的朝鲜族学校校长全东元（朝鲜族）。二人来到牤牛河畔时天色已晚，但见河面上冰冻三尺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大块大块断裂的冰排浮在水面，正顺着河流缓慢地向下游移动，河面上不时地传来冰排撞击声和冰层的断裂声，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二人见状不觉大失所望。全校长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喃喃自语道：“我上个礼拜从这儿走还不曾见到冰排，这才过了几日，竟然开河了。”父亲眼望着不到百米之遥的河对岸却无法逾越，更是心急如火。透过冰面上升腾起的团团雾气和天空飞舞的清雪，他仿佛看到了家里昏暗的灯光，看见了灯光下孩子们渴望见到父亲的期盼眼神，更看见了孩子们因食不果腹而面黄肌瘦的面容。他突然蹲下将棉裤脚挽了起来，一手握紧米袋，一手提了大鱼，大步流星地往河面走去。“韩老师！你要干什么？难道你要从冰排上走过去不成？这可太危险了。”全校长见状不由大喊起来。父亲又拿出了他血气方刚的气概，嘴里喊了声：“孩子们还等着我回去吃鱼呢！”就头也不回地走下了河岸。其实父亲本不识水性，牤牛河水深处可达几米，走在漂浮的冰排上，倘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可此时的父亲不知从哪儿鼓起了一股勇气，竟身轻如燕地跳到了尚在移动的冰排上，待在这块冰排上稍事站稳后，又抬脚跳到另一块冰排上。随着他前脚跳起，后脚就传出冰排断裂的声响，这令站在岸上的全校长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只有不停地大喊：“韩老师！不行啊！危险，快回来！”也可能是天助神勇，随着父亲的健步如飞和脚下冰排传出的咔咔声响，他竟奇迹般地从牤牛河的冰排上一路涉险过关，毫发无损地跑到了对岸。在双脚落地的一瞬间，高度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父亲这才感觉到早已出了一身冷汗。待平复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后，父亲想起了被丢在对岸的全校长，便隔岸高声喊话：“全校长，你可千万不能过来呀！太危险啦！今晚先到四里界住一宿，明早从石庙子绕道回来吧！”那全校长应了一声“知道了”，口中则仍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自言自语道：“我可没有你那个胆儿，敢从冰排上跑过河去。”说完转身投奔四里界去了。
傍晚时分，当看到身披一层雪花的父亲提着大鱼推开房门时，我们小哥仨发出一阵欢呼。母亲惊喜地问：“都说已经开河跑冰排了，你是怎么过来的？”又见到父亲手中提的大鱼：“刚才于大夫还说得给小霜子吃点好的补充营养，你这就拿回鱼来了，真是及时。”父亲则摆摆手说：“先不忙着说怎么过的河，老孟大娘，赶紧把这条鱼炖上，多放点油，给我的儿子们解解馋。”老孟奶手脚麻利，很快就把炖好的鲶鱼端到桌上。父亲盘腿上炕，端起酒盅，意味深长地呷了一小口小烧后，才开始像讲神话般地叙述他这次有惊无险的过河经历。而我对父亲眉飞色舞地讲他如何跑冰排、战冰河的英雄壮举丝毫不感兴趣，只是闷声不响地低头把鱼肉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生怕动作慢了吃得比别人少。由于吃得性急，一不留神鱼刺扎在了喉咙里……从此竟再不敢食鱼。而多年以后，每每当父亲讲起横跨牤牛河的壮举时，仍然是神采飞扬。
我的父亲在“右派”改造期间，由于对所犯错误认识深刻，劳动改造表现积极，在临近解除改造的最后一年，被派到胜利公社双山大队所属的四方地生产队下放包队。这一年，因受涝灾，收成不好，农民拼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去掉应上交的公粮，各家各户连口粮都没混上。待到年底上级催交公粮时，全屯六十多户近三百多号人的口粮成了队干部的难题。寒冬腊月里，大雪封门，家家户户躲在屋里猫冬，可生产队长老刘和队里的几名干部却坐在队部里低头抽着旱烟愁眉不展。沉默了好一会儿，刘队长掐灭了手中的旱烟，站起来坚决地说：“这事成不成就看韩老师一句话了，一会儿他从公社回来我们就挑明了说，以韩老师的品行为人我看他能答应。”大家纷纷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话音未落，随着一阵风响，门被打开，我的父亲一身雪花进了屋。刘队长赶紧迎上前去，帮着拍打父亲身上的雪花，其他人也一边让座一边倒水……待父亲坐到火炉前，刘队长开口了：“韩老师，这一年来和我们屯里人摸爬滚打地吃住在一起，你觉得大家伙儿和你处得怎么样？”父亲喝了一口水，爽快地说：“没说的，这里的老百姓淳朴厚道，对我也很照顾。老刘，看你们今天这阵势是不是有什么事呀？”刘队长上前一把抓住父亲的手，语气深沉而凝重地说：“韩老师，咱们明人不做暗事，你也知道今年的收成如何，若交了公粮群众连吃的口粮都没有了。我们合计了一下，只有你能救这一屯子的百姓了。”父亲吃了一惊：“难道你们想让我做‘瞒产私分’的事不成？”“正是如此。”刘队长接过话头，加重了语气说道：“我们知道这样做对你来说要承担风险，你虽是下放包队之人，但也是‘右派’改造之人，一旦被上边知道了，你定要罪加一等，恐怕要坐大牢了。可这一屯子人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吧！”几名队干部也齐刷刷地站在父亲面前，异口同声地说：“韩老师，你就帮了这个忙吧！全屯子人都感激你！”此刻，门呼的一声又被打开了，呼啦啦地从外拥进来半屋人，父亲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庄稼人，看着他们满眼乞悯告怜的目光，鼻子一酸，五尺高的汉子眼泪差点儿没掉下来。父亲本是淳朴的性情中人，心地善良，从小吃苦受罪，知道饥肠辘辘挨饿的滋味。父亲低头沉吟了片刻，霍地站起来，一拍桌子叫道：“好！就这样定了。由我来给上级打报告，这个‘瞒产私分’的责任由我来承担。”此刻，父亲仿佛觉得自己突然变得伟岸高大起来，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正确的决定。一屋人被父亲的英勇壮举感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救命之恩，永生难忘！”那一年，虽然全县的农业粮食都在减产，挨饿要饭的现象随处可见，可四方地屯的百姓却家家囤积了富足的口粮，顺利地度过了最为困难的一九六一年。
事情过去了若干年，父亲早已解除劳动改造返回光辉中心校上班，早将此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一九六五年的冬天，数九寒冬，西北风刮着“大烟炮”漫天飞舞，家中父母亲正在为冬季取暖拉柴火犯愁。这一天大清早，忽听院外人喊马叫，继而房门呼的一声被推开，只见四方地屯的刘队长眉毛胡子挂满了霜花，粗门大嗓边进屋边喊道：“韩老师，我们来给你们家送柴火来啦！”父亲跑到院外一看，齐刷刷的四挂马车停在院外，车上装满了圆木烧柴。他感动地拉着老刘的手一个劲地摇，连说：“老刘哇！你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呀！让我怎么感谢你们才好呢！”老刘则说：“不谈感谢，你留下的一片恩情全屯子的人都没有忘记，好人总会有好报的。”父亲赶紧让母亲和老孟奶烧火做饭，可卸完车后，老刘他们屋都没进，就打马返程了。父母亲呆呆地站在路边，望着远去的马车背影，站了许久。母亲不无感伤地喃喃自语道：“多实在的人啊！可他们连口水都没喝……”那年的冬天，我家的火炕烧得特别热。后来，父亲还曾被四方地屯的百姓接去，老百姓杀鸡宰鸭，全屯挨家挨户地请吃饭。父亲在盛情难却之下，连着喝了三天大酒，直喝得酩酊大醉。第四天一大早，父亲强撑着爬起来，未敢和众人打一声招呼，就悄悄地逃离了四方地屯。
我的幼年和童年一直和饥肠辘辘与艰难困苦相随，直到一九六二年，国家进入了为期五年的经济调整期。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五月，父亲被解除了劳动改造，头上却戴着“摘帽右派”的“光环”而重新回到学校任教，我们的日子也开始一点点有了好转。
快乐的童年
我的童年不单单只有苦涩，有时也有快乐！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十年间，我们家在光辉街里前后共搬了七次家。最早住在北趟街老鞠家（供销社鞠占先家）的西里屋，我哥韩明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在这里出生。出生后不久，搬到了与供销社一墙之隔的隔壁。然而，当年供销社的一场大火，使我家横遭株连。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父亲讲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当时正值盛夏，父亲从学校打完球回来，吃过晚饭后打开书本准备复习备考哈师院的资料，母亲则去了隔壁供销社开会。突然，就听得有人在窗外惊恐万状地呼喊：“不好啦！着火了！供销社失火了！”父亲慌忙朝窗外看去，就见通红的火光已照到窗前，火光中隐约可见供销社女职员张桂琴披头散发地在窗外拼命地大喊：“不好啦！快来人哪！供销社着火啦！”父亲赶紧让老孟奶先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哥哥快离开，自己则抓了几件被褥及衣物跑出屋外，此刻火苗已从窗户蹿进了屋里，烧得窗框噼啪作响。等父亲拼命再要折返时，屋内早已成了一片火海……老孟奶抱着哥哥，迈着裹足小脚，踉踉跄跄地来到西院老庞二奶家，慌乱中将哥哥放在炕沿边，然后又迈着小脚折回失火的现场，妄想能再抢些东西出来。而此时供销社的火势越来越大，人们已无法近前。无奈，老孟奶只好夹了父亲给她的一个小包裹，又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老庞二奶家。此刻，老孟奶连吓带累早已发蒙，进屋忘了哥哥放在了哪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就听哇的一声哭叫。原来这一屁股刚好坐在横放在炕沿边上哥哥的身上，险些没把刚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哥哥坐得背过气去，吓得老孟奶“哎呀”一声慌忙站起，抱起哥哥连哄带叫地说：“别哭！别哭！该死，奶奶真是该死！”……这场大火将我家的大部分物品，连同父亲备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复习资料全都付之一炬，父亲幻想考入省高等学府、携全家闯进省城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后来得知，当年与父亲在阿城师范就读的同学，有相当一部分考进了哈师院，其中就包括与父亲住同一宿舍的同窗好友尹成恕（我们称之为尹伯父），他毕业后被留在了哈师院任教，从此变成了省城人。七十年代初，曾与我们多有来往。倘若健在，他应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
这场大火后，我们举家迁到南趟街路东老蒿家（蒿敏家）的北屋暂避一时。后又搬到了路西老邹家西屋居住，我于一九五八年正月在这里降生；到了一九六〇年的四月，我弟韩亮也在这里出生。一九六一年从老邹家迁出后，我们又搬到了朝鲜族学校紧靠操场的北趟街东头，与老周家住对屋。住不到一年，花三百元买下了操场西头紧靠路边老郭家的一间半房。我的大妹妹韩梅于一九六二年腊月出生在这里。到了一九六五年，父母亲以三百元的相同价格将此房卖掉，又加了三百元，以六百元的高价买下了小学校路东、当时在光辉街里颇有名气的“东大瓦房”把西山墙的两大间。我的小妹妹韩菊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在此出生。至此，一直到我十七岁离家，中间除因家里拆盖新房，临时借住在小学校路东老国家西屋（国永良家）外，再也没有搬过家。那年月家里清贫，除了有限的穿着被褥、锅碗瓢勺，再有母亲结婚时陪嫁的一对画有鸳鸯的红松木箱，加上火灾后父亲抢出来的仅有书籍，余下还有点烧柴，其他再无可搬之物，用手推车拉上几趟也就把家搬完了。十年中，我们在光辉街里这一弹丸之地，不厌其烦地搬了七次家，从最初的租住一小间屋到住一间半屋，再到买下“东大瓦房”的两间房产，最后独立自主地盖起了三间“一面青”的草房，从中折射出父母亲带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和向往，从另一个侧面也反衬出了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缓慢，但仍然在步履蹒跚地艰难向前发展。
我自幼顽皮，生性爱动，求知欲、好奇心极强，属于不让大人省心那种类型的淘气孩子。凡是大人不让做的事，我则偏要去尝试。听大人讲，在我三岁时，个人家里没有收音机，每天早午晚由公社广播放大站定时播放半小时节目。具体都广播些什么内容我全然不知，只是记得每次广播前的开始曲，既不是《东方红》，也不是现在的《歌唱祖国》，而是广东民乐《步步高》。声音就从挂在离炕一米多高房梁上的小广播喇叭里发出来。当时我曾天真地认为，那喇叭里一定有房子，并且还住着人，因此也就经常缠着父母亲问：“那里边住了多少人？里边的人怎么不出来呢？”最初大人们还能耐着性子敷衍几句说：“那里面的人没下班呢！等下班出来时你已经睡觉了，所以就看不到。”后来被问得不耐烦了，干脆说：“你自己去问问吧！”打那以后，常常是广播响起，我就会站在炕头儿，仰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喇叭看，生怕那里的人突然出来，不打招呼就跑掉了。在久等无果的情况下，终于有一天，我耐不住好奇要自己问问了，伸手抓住广播线，一把将喇叭扯了下来，结果是喇叭掉下来了，广播线也扯断了，声音也停止了。接下来的故事不用讲大家也能猜到了，我被大人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再也不问那广播喇叭里的人到哪儿去了。
我的顽皮还表现在胆大和争强好胜上。五岁时（一九六三年），母亲工作的供销社在十字街路南失火后的废墟上盖房子，当时已建到房梁，开始起屋脊。离地三米多高搭着脚手架，斜搭在脚手架上的梯子则用来往屋顶上运送泥瓦料。我见那泥瓦工在梯子上，手提泥草（土筐）上下行走自如，不觉羡慕不已，便也想尝试，于是脚踩梯磴一节一节地向上攀爬，不一会儿就爬到了梯子的顶部。这一幕，刚好被路过此地的供销社的胡学成主任看到了。他慌忙将我母亲叫来，并悄声说：“上去容易下来难，这么高的梯子大人下来都要费点劲儿，别说一个刚五岁的孩子，要小声哄着，让他慢慢下来才成。”于是，我在母亲的小声哄骗下（好像说下来给我糖吃），一磴一磴地又回到了地面。胡主任摸着我的头说：“这小子！胆儿真大，日后定是块敢爬高的料。”夸我胆大属实，但夸我敢爬高有点过奖了。后来我确实爬过树，上过房，蹬上过篮球架子，还钻进过小学校的棚顶。再后来，反而患上了恐高症。参加工作后，一九八六年出差上北京颐和园的万寿山，下来时是被人搀扶着的。看来那胡主任说话有点不靠谱。
当年我们家住在朝鲜族学校操场北趟街时，我已五岁，已经有了儿时的小伙伴，年龄相仿的有住在一趟街上的供销社胡主任家的儿子老二胡宝友、老三胡宝森（小名胡二郎、胡三儿），还有刘木匠家的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儿叫艳秋和艳洁的，再有就是卫生院孙会计的孙子小名叫大义的。另外还有后趟街的几个孩子，具体名字叫不上来了。当时和我玩得最好的当属胡二郎。二郎比我大一岁，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凡事都谦让着我。那个年代小孩儿玩耍没有什么玩具，无非是摔泥泡、拉马掌钉、打冰尜、玩沙包等。
夏季来临，我们会结伴出行北门外，到离家二里路远的路北稻田地里抓青蛙，或到路边的水泡子里洗澡。那水泡子面积不足三十平方米，水深不过齐腰，充其量就是个臭水坑。由于水底是黄土（挖土和泥留下的水坑），所以水质呈黄色，且散发着腥臭味，引来许多蚊虫飞舞。我们却不管这许多，只管脱光了跳到水坑里尽情地嬉戏（有点像猪在泥里打滚）。待玩够了爬出水坑，每人身上像刷了一层黄泥。那一年的夏天，我和胡二郎一帮小伙伴，几乎天天都要去水泡子里洗澡。每次回到家里，总少不了挨大人的骂。记得有一次我们玩得正高兴，忽见哥哥兴冲冲地跑来叫我回到街里去照相。我浑身湿漉漉地跟着哥哥来到街里的小照相馆，但见父亲和弟弟小三早已等在那里。待摆好姿势准备拍照时，才发现我的额头被蚊虫叮了一个大包。只听相机快门咔嚓一声，留下了一张我脑门上带着叮包的韩氏三兄弟的童年合影。
我们在北门外水泡子玩耍的那个地方，离公路约二百米处，有一个不足一米高的小庙。据大人讲，那庙里供奉的是一个姓戴的“老道”，谁要是对他不恭敬，将招来灾祸。我们既害怕又好奇，几次来到离那小庙还有二三十米远处即止步，远远地围着小庙打转却不敢近前。那小庙是用青砖砌起，庙顶则是青瓦，正面是个空门，从远处看，里面黑洞洞的。庙的周围长满了蒿草，一经微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胡二郎小声对我说：“我听大人讲过，里面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就是戴老道。每天都有人给他送东西，全是好吃的。”我听后摇头不信。二郎怂恿我：“不信你去看看！”我则说：“我看你也要看。”二郎当即应允。于是我们几个小孩儿，小心翼翼地向前靠拢，待靠近空门前，只见门前有烧过的纸灰，并没见有什么好吃的供品摆放。伸头向里张望，也不见有白胡子老头，倒是有个木牌立在中间，上边还写有字，可惜那时还不识字，并不知道上面写的啥。正想看个究竟，不知谁喊了一声：“哎呀！不好！戴老道出来了！”大家吃了一惊，吓得立刻四散奔逃。我们一口气跑到公路上，仍止不住心惊肉跳，不敢回头看那小庙。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敢接近那座小庙。后来那个小庙被破“四旧”给扒掉了。
朝鲜族学校操场紧挨着公路，在操场的斜对面，住着外号叫“吴六子”的一家人。那“吴六子”本是一介平民，但他家有三件事，在光辉街里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是当各家还停留在用家用大锅炒苞米花时，他家已成为光辉街里唯一可以对玉米进行深加工——用手摇的黑锅爆苞米花的小业主了。二是“吴六子”因患喉病（可能是喉癌）被切开了喉管。在切开的喉咙处，安装了一个塑料管子，每次说话须用手堵住管口方能发出声音，其发出的沙哑声音很奇特。这使我们这些小孩子听起来感到很恐怖。三是“吴六子”的大儿子吴宝成，因书写反动标语，被捕入狱。这三件事，在当时的光辉公社都开了先河。基于此，应该说“吴六子”在光辉早已是声名大噪。
当时，我感兴趣的不是听那“吴六子”如何用手按住喉管所发出的沙哑声音，而是看他如何拖着病体咬牙坚持爆苞米花。尤其是一大碗苞米（分黏苞米、笨苞米两种）竟能爆出半口袋苞米花来，且吃起来香脆无比，这使我们感到十分神奇。每当听到从“吴六子”家院里传出来的嘭嘭声，我们这些小孩儿便会从四面八方向“吴六子”家云集。到那里不仅仅是为了看热闹，而是运气好了能吃上几口新爆出来的苞米花。由于操作和口袋封闭不严的原因，那“吴六子”每次爆出来的苞米花，都会有相当一部分飞出口袋外，散落在当院里。此时恰是我们这些小孩儿伸展拳脚的好机会。但见一股黑烟冒出，随着嘭的一声巨响，白生生的苞米花散落院中，早已等在院里的小孩儿发出嗷的一声欢呼，同时弯下腰去，争先恐后地去捡那苞米花。边捡边往嘴巴里塞，此时就看谁手急嘴快了，慌忙中也有把鸡屎（呈白色，冬天一冻和苞米花一模一样）塞进嘴里的，但发现时已晩，一半的鸡屎早已下肚。说起来悲哀，那个年代能吃上点苞米花已属“上好佳”的儿童食品了。记得爆一炉苞米花须支付给“吴六子”加工费一角钱。尽管便宜，我们又爱吃，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从来没有在“吴六子”那儿爆过苞米花。可能是我家没有苞米，也可能是勤俭的母亲嫌那一角钱太贵，也有可能是……
现在，我当年洗澡的水泡子和“戴老道”的小庙，早已被改成了片片稻田。朝鲜族学校也早已荡然无存，偌大的操场盖起了一排排房舍。“吴六子”一家也不知去了哪里，儿时的小伙伴们也都不知去向，只听说胡二郎后来参军了，复员回来后先被安排在光辉乡派出所工作，后来又调到了小山子镇派出所，但家始终安在光辉街里没有动。他娶了我们的同届同学胡荣秋为妻，一个性情温顺、勤俭持家的女子。其内弟胡荣军从乡助理一路走来，几经努力，由副乡长干到龙凤山乡乡长；干到五十岁时，终于实现了仕途所求，成为了五常市较偏远地区兴盛乡的“封疆大吏”，出任乡党委书记至今。他是光辉地界土生土长闯入乡镇书记职务中为数不多的几人之一。另外，还有光辉本土产生的干部郑永生和张民继，都曾出任过光辉公社党委书记，王兴曾任冲河公社党委书记，石国章曾任拉林镇党委书记。更有官至副县级的刘玉国、刘亮等。还有号称“光辉十大杰出青年”的官至宁夏交通厅副厅长的魏品三（曾是我父亲的挚友）、大连航艇学院大校旅长骆再春、总后勤部团职干部姜治国，以及韩明（中国石化作家协会副主席）、沈阳、李国志等。这几位在光辉公社土生土长的、在家乡被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所谓精英，虽然所经历的时代和年龄参差不齐，且缺乏评价的权威性和广泛的代表性，但每个人都有一番追逐个人仕途的成长奋斗史。至于提拔到科局级岗位上的本土干部，则更是不胜枚举，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童年历险记
我叛逆的性格决定了我的童年不单有苦涩和快乐，也必定有险象环生的惊人之举。这期间有三次历险值得一书：
第一次是在我三岁时，我已能蹒跚走路，整天跟在老孟奶的屁股后边，不厌其烦地、屋里屋外地转。我家当时好像是租住在邹姓人家的西屋。在一个比较炎热的夏天，有一次老孟奶去茅楼解手。那时的农村户外厕所俗称茅楼，都是用木板搭就，厕所底部是挖的约有一米深的茅坑。由于长久无人清理，粪便早已溢出坑外，可谓臭气熏天。这边老孟奶刚踏上茅楼木板，那边就听见我嘴里一边喊着“奶奶”一边从羊肠小道蹒跚着跟了上来。老孟奶赶紧大声吆喝：“小霜子，别过来！可别过来！”未等老孟奶喊出下一句，我已来到了茅坑边，左脚还没站稳，右脚已踏进了粪坑，眼瞅着向那粪坑中央深处滑去。见此情景，老孟奶着实吓得不轻，早已顾不上解手。说时迟，那时快，她一把抓住我的小胳膊，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将我提溜出了粪坑。此刻的我从屁股往下已沾满了粪便，老孟奶抓着我的一只胳膊，一口气将我提溜到当院。她嘴里一边骂着：“你这个小瘪犊子，就这一会儿工夫都不能等，我要是手慢一点非掉进茅坑淹死不可。”一边顾不了许多，三下五除二脱去我沾满粪便的衣裤，端了一盆水将我从头浇到脚，如此反复冲洗了无数遍。即便如此，弥漫在我家院里的臭味仍久久不散。多年以后，每每提及此次遇险，老孟奶仍心有余悸，总会絮絮叨叨地说我的小命是从臭粪坑里捡来的。
第二次遇险，是在我家搬到小学校路东的“东大瓦房”以后，此时我已六岁。当时收成不好，人畜吃不饱，老鼠又横行天下，泛滥成灾，人鼠间展开了夺粮大战。无论是田野，还是房前房后，包括屋里屋外，到处都有老鼠流窜的身影。我家屋内老鼠几乎已成“精”，夜里它们集体行动，肆无忌惮地跑出来“打情骂俏”；白天则在人们面前大摇大摆地散步。在这场人鼠大战中，人几乎招架不了，险些败下阵来。为防鼠患，父母亲在我家屋内多角落投放了鼠药，但小孩子并不知道。一日，我百无聊赖地来到家里的北屋仓房，随便地扫了一眼堆满杂物的仓房，突然眼前一亮，我发现在一块木板上铺着牛皮包装纸，上面竟散落着我平素最爱吃的“炉果”（类似饼干的一种点心）渣子。我不由心中窃喜：“如此好吃的东西，哥哥和弟弟竟浑然不知。”要知道，那个年代不要说吃“炉果”了，就是见到也是难乎其难。我当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来就往嘴里塞。第一口除了香酥脆甜并无其他感觉，待吃第二口时，已有些发苦了。暗自思忖这“炉果”为何发苦。仍不甘心，待第三口吃下，早已是苦不堪言。当即丢下那“炉果”渣子，慌忙跑到外屋。刚好母亲下班回来，见我不停地从嘴里向外吐着什么，便问：“你吃什么了？”我不敢撒谎，只好如实倒出吃“炉果”渣子的实情。母亲听后大惊，忙说：“那是用炉果渣儿拌的耗子药，你怎么也敢吃？真是馋得不要命了，快点往外吐！快去漱口！”打那以后，我家的鼠药再不敢明目张胆地放在明处，后来父母干脆用养家猫来代替投放鼠药。那时猫的伙食虽然不好，待遇也不高，但肯卖力气捉老鼠，工作起来尽职尽责，所以效果奇佳。我则庆幸那“炉果”渣子吃得少，否则极有可能和老鼠同归于尽了。
第三次遭遇险情，仍发生在“东大瓦房”，我的年龄应该是在七岁左右。那一日，我闲来无事，又信步来到了北屋（奇怪，北屋似乎对我有魔力）。我四下张望，北屋的隔断是用木窗隔开的，那木窗上糊着的窗纸本无特别之处，我却突发奇想：这窗纸若用火点一下会如何？（看到此处，谁都会认为我不是个傻子就是个疯子）我寻来火柴，刺啦一声划着，只轻轻往那窗纸上一碰，就听呼的一声火起，窗纸被点燃了，并迅速蔓延，前后不到两三秒钟，窗纸就烧没了，开始烧到木框。我被眼前的情形吓得不知所措，待回过神来，慌忙用手拍打。可刚拍打了两下，手就被火烧着了，疼得我“嗷”的一声怪叫跳到了外屋。那天，刚好父亲在家，见我面如土色地从北屋跑出来，立马猜到我可能又闯祸了。父亲三步并作两步跨进里屋看个究竟。此时，里屋已冒出黑烟。父亲又快速跑出来，端了一盆水向那着火处泼去……火被水浇灭了。我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等着父亲的“胖揍”。可那一次不知为什么，父亲却没有打我，甚至连骂我一句都没有，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我还在纠结此事，得出的结论是：可能当时父亲也吓蒙了，甚至连打我都忘记了。说实话，这一次闯的祸非同小可，一旦燃烧起来，火势失控，整座“东大瓦房”将化为灰烬，甚至整趟街都会被殃及，其后果可用“火烧连营”来形容。
以上是凭着记忆努力回想起来的童年时期的部分掠影，这期间可能还有令人回味的故事和插曲，只是没有在脑海里做片刻停留。随着我一天天长大，童年的时光也与我渐行渐远。到了一九六六年，我开始上学了，我的童年也随之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