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得以结识黄金荣，实属偶然，纯粹是因虞洽卿和黄金荣的算计之心使然。黄金荣万万没有想到，他不经意间给落魄中的蒋介石的那一次慷慨解囊，居然成为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绝佳机缘。当然，蒋介石对他的特殊眷顾，除了这一份师徒情谊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蒋介石与黄金荣的“师徒缘分”
约在1919年间，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充当经纪人。他在从事投机失败之后，确实弄得非常狼狈，欠了一身债务，被债权人逼得无路可走，生活也受到严重威胁，在上海无法立足。于是他想到广州避债，并投奔孙中山先生进行政治投机，但旅费缺乏，结果去找“海上闻人”虞洽卿商量办法。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虽然很有地位，却是一个买空卖空的“空壳老板”、“欠债大王”，不肯做这件赔本钱的事情，就代蒋介石出主意，介绍他去投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可以利用黄金荣的牌子去对付债权人，二可以向黄商借旅费。蒋、虞二人统一意见以后，先由虞洽卿去黄金荣处约好日期之后，再行陪蒋介石前去举行拜帖仪式。
这里得来一个说明：按照“安清帮”投师拜祖的常规，一般的压帖贽敬，从几十元至几百元，最起码的亦需五元至十元。若照当时黄金荣、杜月笙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甚至有几千元的。贽敬越多，越受老头子的看重。1928年，我投拜黄金荣为师的时候，就曾花费贽敬二百元，捐助造“四教厅”款项五百元，门房、茶房以及其他小账三百多元，共计千元以上。拜师之前，要填具门帖，经黄金荣允准方可。这门帖是由黄金荣的账房间印就的，里面印着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介绍人等，左角上还要贴上二寸的照片。门帖由黄金荣的秘书骆振忠管理。骆是上海人，经常办公的地方在账房间里，门帖也保管在账房间橱内。还有一本名册，经常可以查考。这是一般情况。但是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商界地位高、势力大，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虞洽卿因为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蒋介石的原名）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敬。但因为黄金荣事先从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处境和拜师的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二百元，并鼓励他去广州。分别以后，互不通讯，以后也就事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1927年北伐时，蒋介石第一次回到上海，住在贾尔业爱路（今改东平路），成为名震全国的北伐军总司令。一天，唐嘉鹏陪了北伐军某路司令王柏龄去拜会黄金荣（王柏龄，扬州人，与唐嘉鹏是拜把兄弟，与蒋介石很投契，我曾亲眼看到他与孙中山、蒋介石三人在肇和兵舰上合摄的照片）。黄金荣因此知道蒋介石就是当年的蒋志清，认为既是自己的门徒，又曾经有恩于他，飘飘然引为自得，以为可以光耀黄家的门楣了。这时唐、王二人向黄金荣提醒说，蒋介石如今是北伐军总司令、中国的第一个大人物，如果说开去曾经拜黄为老头子，于他面子有关，一定会触怒蒋介石，倒不如顺水推舟，反正蒋介石过去用的是蒋志清名字，又未举行过正式仪式，也未曾拉过场（帮会规矩，凡是录收新门生或徒弟时，设宴邀请同门师兄弟及有地位的帮会中人，互相介绍关系，称为“拉场”），外面无人知道。两人就教黄金荣隐没这段师徒关系，将门生帖子亲自送还给蒋，说明过去只凭虞洽卿一人自说自话，并未接受过拜师收徒之仪，只是以朋友看待，今后仍希望蒋介石只承认黄金荣是他的朋友，这样定会使蒋感激，将来可以受用不尽。黄金荣听之有理，就依计而行。
当时黄就托王柏龄代为向蒋介石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前去晋见。他又关照账房老骆（即是笔者拜老头子时黄金荣的秘书骆振忠的父亲，大家叫他老骆，名字已经忘记），将当初蒋志清的门生帖子拣出来备用。王柏龄辞行后，当日下午即打电话给黄金荣，说是已与蒋总司令约好，准定次日上午11点钟恭候大驾。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王柏龄即到黄金荣家里，宾主在鸦片烟铺上共吸上等烟土达两小时，将近11点钟方才由王柏龄陪同黄金荣，到贾尔业爱路去拜会蒋介石。黄将门生帖子送还，并说了唐、王二人教唆他的一番话，希望蒋介石见谅海涵。当时蒋介石对黄金荣的这种诚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声声称他“黄老先生”，并留他吃便饭。蒋介石对黄金荣的热情招待，被黄认为是毕生第一光荣；而蒋介石对黄金荣也是别有用心，企图利用黄金荣的帮会势力为他的反革命“大业”效劳。至于这一次唐嘉鹏、王柏龄教黄金荣送还帖子，究竟是出于蒋介石的暗示，抑或是唐、王二人的主张，当时黄金荣未曾明言，但是从经过情况看来，很可能是蒋介石本人的意图。
黄金荣自从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以后，对于这件事就矢口不谈，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蒋介石派遣陈群、杨虎二人到上海，首先与黄金荣联系，要黄联合其他上海帮会头子，组织大规模的反革命势力。于是由黄金荣邀请帮会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共同策划，以“中华共进会”名义登报公告，号召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帮助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员和进步分子。据亲自参加这次反革命事变的董明德（镇海人，黄门弟子之一，与我是拜把兄弟，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分队长）告诉我，当时参加反革命事变的帮会各路人马是这样分配的：
属于黄金荣门下的有唐嘉鹏一路、丁永昌一路。再由唐嘉鹏的门徒王文奎、樊良伯分成两路，另外有金廷荪、马祥生各一路（金、马不是黄金荣门徒，算是客卿）。
属于杜月笙门下的除了杜门徒之外，还有顾嘉棠（他是杜的大帮凶，并且与杜是同参弟兄）一路、芮庆荣（又名小阿荣，是上海八股党之一，是季荣应的徒弟）一路、孙嘉福一路、荣炳根（烂脚炳根）一路、袁珊宾一路、胡阿炳（又名胡志芳）一路，这些都是杜月笙一党，而不是杜的门徒。
张啸林的门下，情况不清楚，但是人数不多。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因为参加这一次蒋介石反革命政变非常卖力，成为上海“三大亨”，格外得到蒋介石的青睐。杜月笙更是从此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流氓政客，又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结为生死之交。黄金荣则坐地分赃，成为“老太爷”。从此上海封建帮会与蒋介石反革命组织打成一片。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有婚丧祭祀，就一定有蒋介石的轴幛悬挂中堂，来装点他们的门楣。另外，在黄家花园（今改桂林公园）的四教厅前面，就竖立着一块高达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是“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首是“蒋中正赠”。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蒋介石与上海帮会的密切关系。约在1937年，黄金荣到奉化雪窦寺访蒋介石后回到上海，他得意扬扬地对我说：“蒋委员长对我特别客气，留我同桌吃饭，问我在上海是否与从前一样受到别人尊敬，叫我外事可以少管，年纪大了，主要是保重身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个流氓头子黄金荣，仍旧有着师徒的一般情谊。
（黄振世）
二、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家庭
上海最大的青帮头子黄金荣（锦镛），生于186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自幼生长在上海漕河泾。黄“发迹”之后，就将父母墓地周围的土地买下来，起造黄家花园，里面还有一个黄氏家祠，因此有人说他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原籍并不是上海。据汇中银行经理黄雨斋说，黄金荣是余姚人。老大房食品店主人陈汉勤却说他是崇明人。但黄本人每次对我谈起，总说他的祖籍是苏州。他只有两个胞妹，长妹住漕河泾，除了婚丧大事，平时很少来往。次妹嫁给邹姓，丈夫早死，一直寄居在黄宅。
黄金荣自双亲去世后，就被叶姓招为上门女婿。元配叶桂生，后来也是一个出名的女流氓。曾生一子，领有童养媳李志清。此子扶养到十七岁就去世了。李志清一直守寡未嫁。叶桂生自与黄结婚后，因黄在外面与盛家七姨太有染，又与京剧名伶露兰春私通，夫妻间感情渐有裂痕。1930年，黄在父母坟墓周围起造黄家花园，依照叶桂生的意思，认为黄是叶姓的上门女婿，要定名为叶家花园，黄坚决不肯，两人从此闹翻分居。黄宅当家大权就付之其媳李志清。外间纷传黄与李志清有暧昧之事，黄宅佣人背后对我也作如此说。但黄在门生面前，对李志清强作大方，若无其事。
黄金荣开设共舞台，长期聘露兰春挂正牌。当时正是时装剧盛行之时，露擅长演时装戏，共舞台营业因而大盛。黄见露色艺双绝，即以暴力占露为妾。但两人相处不久，露也继叶桂生下堂求去，嫁给唱老生的安舒元。
此后，黄就与盛家七姨太同居于吕宋路10号，成为公开的秘密。抗战胜利后，黄授意于邱子嘉，拟由门生发起，将盛家七姨太扶正。酝酿多时，卒以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扶正一事拖延未决。后来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黄有领子名源涛，小名叫做连弟，原是大舞台一个武行的儿子。源涛长大后，充当大世界里面高峰舞厅的经理。他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也收了一二百个门生。抗战胜利后，又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戚再玉等相勾结，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义务稽查大队长，收罗了一批投机商人和帮会分子，充作爪牙，帮助稽查处当眼线。黄金荣的外孙邹政之就是在源涛负责的一个义务稽查大队里当稽查员。
李志清自丈夫去世后，先后领养了两个儿子，大的叫成法，小的叫成德。解放后成法与养母住在香港，成德留在大陆，是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的女婿。另外还领了一个养女，也带往香港。李志清因为多年主持家政，搜刮了不少私蓄。去港时，把所有现款首饰，全部席卷而去。
学徒、捕快到探目
1880年，黄十四岁，由熟人介绍到上海邑庙九曲桥得意楼旁一家叫凌云阁的裱画店当学徒。据黄自己跟我说：这种小店里的学徒，除照顾店务外，附带充作淘米、煮饭的伙夫，根本没有工资。老板每月只给他五十文月规钱。剃头、洗澡而外，就所剩无几了。他认为干这一行没有出息，想找门路改换职业。那时的上海，游艺场还没有兴起，要算城隍庙一带最热闹。得意楼茶馆里每天有人在这里吃讲茶，摆龙门阵，成为流氓出入聚会的处所。1883年，黄金荣学徒满师，有了九千六百文一年的工资。他就不时上得意楼吃茶，挤入流氓队伍里鬼混，渐渐结识了上海县衙门里一班六房书吏、捕快差役等人。大约在1886年前后，经过多次请客送礼，终于被他谋到一个上海县值堂的差役，不久又充作捕快。
那时，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他每天要送公文到松江府去，往来一百五十多华里。经常穿了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从清晨三四点钟起程出发，要到深夜八九点钟才能回到衙门。日子久了，他感到这种差使虽能仗势欺人，找些外快，但毕竟要起早落夜，风来雨去，太辛苦了，于是又想另找出路。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法帝国主义者第二次扩充上海法租界，设总巡捕房于公馆马路大自鸣钟（今为金陵东路老北门）。由于辖区扩大，法捕房公开招考华捕，黄金荣也去报名应考，但没有考取。后经挽人向主考者送礼行贿，才录取为一名三等华捕。
处世手腕和对帮会的影响
青洪帮流氓集团发展到清末民初，它的恶势力越来越大，成为旧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产生了像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所谓“大亨”，其中固然包含着许多根源，而租界的存在却是一个主因。
黄金荣是怎样利用帮会分子起家的？
黄金荣知道当一个洋奴，要向上爬，必须博取法国主子对他的信任。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等，他收买了一班惯窃惯盗，充作眼线，利用他们去破获另一批窃盗集团所犯下的案件。有时还和眼线讲通，保证被捕后可以保释。由眼线纠集了一批人到“界”内去进行抢劫，黄则密报法国主子，法国主子派出探捕，化装埋伏，果然将盗匪一网打尽。如此连续破了几次盗案，法国主子认为他干练有能力，对之另眼相待。
为了造就自己的势力，他又唆使一班小流氓，向当地商店、居民和殷实富户去寻衅取闹，自己则紧跟在后面大做好人。法捕房向有便衣巡捕配合包探巡逻街头维持治安之举，黄金荣每次出巡，碰到流氓向商店拆梢这一类情事，他一定要对着拆梢的流氓“大摆华容道”，故示惩罚，而那个被打骂的流氓对黄金荣犹如老鼠见了猫，使得旁人看了，认为黄金荣真有一套。其实都是预先布置的假戏文。有时又运用了另一种手腕，提高自己的“威信”。如在法捕房对街的兴记咸货店，黄暗地里叫人去捣蛋，一面又指使门生对店主说：“这事只要托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店主托人请黄出场，果然不再有人到他店堂里去捣乱了。总之，黄金荣暗中制造了纷乱的不法情事，闹得租界内鸡犬不宁，而他自己又来亲自消灭这种纷乱的现象，这是他早期博得“声誉”的唯一手法。
到了后来，他在法捕房的地位巩固了，就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培养封建帮会势力。
举例来说：杭州阿法，就是由黄金荣一手扶植，成为民初出名的大流氓。太古、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鸦片提货装运，均归阿法为首的八股党独享全权，黄为其撑腰，坐地分赃。如果别人去提货，法捕房就要派出探捕，严加缉捕，归案法办。
杭州阿法又承包了法租界花捐，凡在法租界辖区内开设的三等妓院，都得依靠阿法牌头才能开业。这样，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仗恃黄金荣的恶势力，为非作歹，欺压商民，横行到了极点。阿法的徒子徒孙，经常在聚宝楼等处吃讲茶、打架，率众以利斧伤人。
法捕房的流氓班头目徐阿东对待流氓一向采取高压手段，流氓畏之如虎。黄金荣要提高“白相人”的地位，压制徐阿东，颇费苦心。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以后，黄金荣因“维持”法租界治安有“功”，法帝加聘他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徐阿东当然也想往上爬，于是便向黄金荣请求提名。黄叫他到新北门聚宝楼去找杜月笙，说这次提名升级的探捕，都归杜月笙拟订名册。徐阿东如约到聚宝楼去见杜月笙时，杜早已得黄金荣暗示，约好两租界以及闸北、南市地区的白相人，等候阿东到来。徐阿东对杜说明来意后，杜月笙立即拍胸担保，但说，今后在公事方面，要请徐先生对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另眼看待。徐只好一口应允。杜月笙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称：“徐先生和我们是一家人了，今后不走大家的样（就是殴打和逮捕，使流氓难堪的行动）。”徐阿东经过这一次事实教训，不敢再以硬派作风对待流氓。这事以后，英、法两租界捕房里的包探，不但不敢再开罪白相人，反而向大流氓门下投帖，认作门生（如英捕房督察长刘绍奎等拜在蔡洪生门下），流氓势力更加飞扬跋扈。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之前，白相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杜月笙的师父陈世昌，绰号签子福生，在天后宫一带用三根红木签子供游人用竹圈投掷，骗取学龄儿童的糖果钱。此外又强包附近居民婚丧喜事的仪仗队，称为吃“红白饭”等等。而陈世昌在早期白相人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头面角色。黄金荣利用帮会分子打天下，慢慢爬到法捕房华探督察长时，流氓势力就大为抬头，黄是他们可靠的后台老板。由黄金荣幕后操纵，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于是造就了像杜月笙、金廷荪、马祥生那样的大流氓。杜、金两人又从开赌台和包销鸦片烟得来的钱，经营工商事业。黄金荣自己经营了大世界、共舞台等游艺场。这样，白相人的生财之道，就从妓院、浴室、旅馆、饭店等类扩大而为工厂、银行、公司的老板，挤入“名流闻人”之列。
网罗羽翼和勾结军阀政客
黄金荣制造了法帝国主义，并在白相人中有了地位以后，进一步拉拢各种恶势力为自己服务，勾结官僚政客作为靠山。这样就使黄金荣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政客的混血儿，在社会上起到极大的影响。
黄金荣是怎样勾结官僚政客和拉拢各种恶势力的？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看中了共舞台坤角露兰春，接连几天到共舞台看戏捧露兰春的场。前已言之，露兰春早被黄金荣霸占为妾，黄看到卢小嘉所作所为，醋海生波，派他的门徒到共舞台将卢小嘉打了两下耳光。卢遭辱后，向乃父卢永祥哭诉。卢永祥闻言大怒，即命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卢的部下）设法将黄拘捕，押解至龙华，要置他于死地。何丰林的母亲信佛教，听到黄金荣常和丛林的当家和尚打交道，况且黄金荣又是法捕房督察长，有帝国主义当靠山，何母认为此人开罪不得，要何丰林释放他。何迫于母命，只得释放。这一场风波却使冤家结成亲家。黄感何母缓颊之恩，拜认他为寄母，这样，黄金荣与何丰林结为义兄弟。从此黄金荣不但有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也有中国军阀为靠山。黄何结义之后，进一步勾结当时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贩卖鸦片，从中牟利。造孽钱越来越多，恶势力越来越大。凡在上海租界地区干不正当行业的人，都得向他送礼行贿。后来，上海市面上一批闹事生非的白相人，均唯黄的“马首是瞻”。如瞎子黄清（施黄清）、红木阿胖（沈文元）、闹天官福生（徐福生）、卖鱼小顺（杨小顺）、松江老大（傅丰来）、歪头李德荣、三上吊长生、瞎子锦芳（朱锦芳）、阿四徒（浦金荣）、季云卿、烂脚炳根（荣炳根）、蔡和尚（蔡洪生）以及出道较晚的谢葆生、水果长赓（沈长赓）、水果荣生、唐嘉鹏（阿裕）、阔嘴巴亦生（张亦生）、杜月笙、金廷荪（阿三）、张啸林、马祥生、许宝福、顾竹轩等，莫不罗致于卵翼之下，集流氓势力之大成。
黄金荣勾结新旧军阀，另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势利眼光。如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曾派金廷荪等组织一批流氓去保驾。徐国梁当淞沪警察厅长时，黄就与徐国梁勾结起来，该厅侦缉队长赫仕林，成为黄门的常客。后期担任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的乔松生、卢英等，黄收罗他们充作门生。民初，袁世凯当政，袁党联络法捕房总巡在租界内逮捕国民党分子。有一次要到望志路去捉汪精卫与陈公博，黄金荣采用两面手法，他带领一批探捕出发之前，暗派门徒程子卿去通风报信，以留后路。在他一生中勾结官僚最得意的，是和当权者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初在陈英士部下，陈死后，蒋在政治上失去靠山，乃与戴季陶、陈果夫从事物品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因投机失败，处境十分狼狈。蒋乃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靠孙中山先生，进行政治投机。因逼于债务，又缺乏路费，由虞洽卿介绍他去投拜黄金荣为师。黄见此笔交易好做，不但不收蒋介石一笔压帖贽敬，而且送给蒋介石大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助其成行。1926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蒋介石当上北伐军总司令。这自然使黄感到无上荣耀。黄为讨蒋欢心，把蒋介石投递门生帖子悄悄送还，不以“师父”自居，给面子与蒋介石，使蒋黄之间始终维持密切关系，彼此利用。
黄金荣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又挖空心思用种种手法拉拢各方面的恶势力，对下层阶级，还施以小恩小惠来毒化麻痹。如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也肯接济一点。到了晚年退职闲居，每天上浙江南路逍遥池浴室洗澡，必带二三十元现钞银币，分赠地头上游乞，每人二角至一元，无日间断。乞丐队中视为惯例，等他的汽车停在逍遥池门口，就派代表去领受“赏赐”了。黄金荣对在内地犯案潜逃来沪的巨盗惯匪，也能网开一面，以留后路，而拉关系。特别对于到上海来的外埠帮会分子，更加沆瀣一气，只要引见有人，备了一份贿赂厚礼，就来者不拒，广事交结。这不仅因为他们臭味相投，更重要的是黄金荣想扩大他的影响面，将自己的恶势力发展到各地去。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黄金荣与外地帮会头子也渐渐交上朋友：如武汉的洪帮头子杨青山、向松坡，九江地界有名的鸦片贩子九江阿生，苏州的刘晋康，天津的潘子欣，扬州的曹幼珊，华北的高士奎以及宁波的俞康树等，凡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上海去活动时，黄对若辈均予便利行事，多方照顾。因此之故，黄的门徒到外地去干些走私贩毒之类的不法情事，当地帮会头子莫不“爱屋及乌”，大力帮助。
组织“中华共进会”，投入反革命政变
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夕，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租界当局借口保护租界安全，命令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纠察队，协助维持界内治安。法捕房仅有的十六辆坦克终日在公馆马路、霞飞路等热闹马路上往来巡逻，以防止法租界工人起来响应北伐军。实际上充当了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
黄金荣的早期门生，大都是两租界捕房的探目和军警人员：如法捕房的陈三林、金九龄、程子卿，英租界捕房的陆连奎、尚武、冯志铭等，以及南市公安局侦缉队的乔松生、卢英、张荣、董明德等。工商界的门生并不多。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当时是他手下得力的门生，唐徒王文奎、樊良伯各有一二千名徒弟。马祥生虽为陈世昌徒弟，但他早年在钧培里黄宅曾充厨司，是黄一手提拔起来的大流氓；其他如杜月笙、金廷荪以烟、赌起家，亦由黄所扶植。他以法捕房督察长身份组织起来的流氓武装队伍，人数达两三千以上。
蒋介石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一面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一面策动青洪帮集团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派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利用“中华共进会”名义，在申、新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据亲身参加这次反革命政变的董明德（董为镇海人，杭州阿法女婿，和我拜把兄弟）告诉我：他那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分队长，每天押解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从法租界押解到龙华司令部。马祥生和金廷荪在这次反革命血腥大屠杀中，都卖足了力气。金廷荪后来和我谈起这件事，常常以此自夸。说他一生中有几件自命不凡的事：一是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命他去保护；一是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押送李立三，驱逐出法租界。
“中华共进会”设办事处于爱多亚路安乐宫旅社内。黄金荣、杜月笙坐镇指挥。事先与第二师刘峙部阴谋劫取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由黄等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上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负责人不知是计，竟去赴约。他们将带去的枪械放下架好，准备观看第二师演出节目时，就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一次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奖励，并给以顾问、参议一类的名义。黄金荣晚年退隐家居，每逢黄宅有什么结婚、做寿一类的喜事，他必定将这些勋章挂在胸前，以此自耀。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勋章中，还有法租界当局和北京军阀政府颁发的。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了黄金荣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封建帮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代理人。
黄、杜矛盾与“忠信社”
自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杜月笙跃居为流氓政客。他的实力和地位超过了以“老太爷”自居的黄金荣。究其原因，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三个流氓头子是依靠黄金荣势力承包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起家的。黄金荣身为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只能在幕后操纵掌握，不能公开出面去经营烟馆和赌场。实权就落入杜月笙和金廷荪手中，黄只是坐地分赃，分尝一脔。杜、金两人从烟、赌中获得厚利，在有钱就有势的旧社会中，连法捕房里法籍捕头都见了眼红，甘愿投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如当时法捕房嵩山捕房捕头“鹅牌”、小东门捕房的捕东“马松”这两个人都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每月可向杜月笙赌场拿五百元俸禄。一班与杜地位相等的白相人，如顾嘉棠、芮庆荣、孙嘉福、荣炳根、袁珊宝等，甘为杜所利用，充实杜党势力。
第二，杜月笙与国民党反动派打成一片后，交结孔祥熙和宋子文，与特务头子戴笠结成生死之交。他又千方百计收罗国民党党政人员投拜门下，并以重金聘请“名士”幕僚，组成“智囊团”，助其定策设谋，扩大声势。这就促使杜月笙在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地位大为提高。黄金荣收录门生，只视作个人进益的一条途径。他的门生中只有唐嘉鹏、丁永昌辈替他奔走效劳，实力渐不如杜。
第三，杜月笙热衷于工商事业，开设银行、商店、工厂等等，影响越来越大；黄金荣故步自封，他从来不肯出资与他人合营企业。所以除了早期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经营的共舞台、大舞台、大世界等等以外，只有一些房地产。他在工商业的收益，反不如金廷荪。
杜有政治野心，肯花钱，手面阔，手段辣，能笼络别人，利用别人。黄满足现状，只肯花些小钱，不愿冒一点风险，所以他办的所谓“事业”都是些不会亏本的买卖。黄以敲诈勒索所得，购置房产，坐收房租，认为较投资于工商业牢靠稳妥，比将现金存在银行里还要保险。有人劝他加入股份合资开店，他害怕亏本连累，一概谢绝不干，终其一生，没有和人合营过一项企业。
杜月笙早年跟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私运鸦片，帮会中辈分极低。后得黄金荣撑腰，渐露头角，所以才有后来这样煊赫的反动地位。黄金荣六十岁做寿那年，曾与杜月笙、金廷荪结为换帖弟兄。杜、金两人尊黄为“大哥”，双方勾结甚密。但到了杜月笙势力达到登峰造极之后，黄、杜两人渐有裂痕，只保持表面上的合作了。
先是，黄的门生陈培德当英美烟厂工会主席，时在九一八之前。杜的门生陆京士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陆为打击黄门、扩充自己势力计，指陈有共产党嫌疑，拘捕关押，不肯释放。后经黄金荣亲自出马，向司令杨虎直接说情，陆才将陈放出。陈培德获释后，对陆怀恨在心，在黄金荣面前哭诉进谗，说陆心目中只知有杜月笙，不知有“老太爷”，矛盾误会，日益加深。我于1928年进入黄门后，因加入鱼市场筹建工作，被杜党排挤倾轧，心怀不满之后，也在黄前点火。那时正当杜月笙的“恒社”气焰极盛之时。1936年的夏天，黄默许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生矛盾，搞垮“恒社”。
“忠信社”命名的由来，取之于清河泾黄家花园走廊前面六角亭上蒋介石写的“文行忠信”石碑。黄即以其中“忠信”两字为名，组成社团。忠信社的社员在黄门子弟中也不是公开的。其中主要分子有邱子嘉、丁永昌、陈培德、张善琨、徐笠衫、姚松如、陈福康、鲁锦臣、潘瑞生、龚天健、胡憨珠、杭石君、吴玉荪和黄振世等，算是该社委员。社员则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黄金荣名为社长，但他只默许我等按其指示去搞，每次集会均不来参加。黄在组社之前，密召我们几个亲信门生说：“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我等得此要领，即着手组织“忠信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对策。后来感到杜党势大，乃联络杨虎的“兴中社”，结成联盟。大约在1936年夏秋之际，两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约到半淞园聚餐。双方凑满一桌圆台面，视为常例。当时所以择定半淞园聚餐，因黄、杨两人对杜尚保持虚假情面，不愿被外人侦知内情，半淞园地处南市郊区，可以避人耳目。当时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好由黄金荣去向蒋介石告御状。这样举行了六七次秘密会议，搞垮“恒社”的阴谋仍不能实现，而搜集杜月笙劣迹又查无实据。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忠信社”的秘密组织就在连天炮火声中趋于瘫痪，遂即销声匿迹，无形解体了。
退休以后的剥削生活
黄金荣在做过了六十岁寿以后，就辞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职，退休闲居。沈德福继其后任，继沈后任的是任水扬。这两个人皆因不趋奉黄金荣，为潜存在法捕房里黄金荣的恶势力所排挤而去职。继任后任的是金九龄，以及法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两人均出黄门。担任法捕房总巡多年的乔辨士、法驻沪领事杜来，在黄退休后，常到黄宅，商量有关法租界治安的事情。黄在幕后操纵法捕房警权，以维持其在帮会集团中的霸权。因此，黄的退休，是以退为进，将衣钵传之徒弟，自己以太上皇自居的一种做法。
这时，他的门生约有一千多人，每年都要向他送礼以示“孝敬”，加之他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受贿贪污之所得，经营了共舞台、大舞台和大世界，这是一项包赚钞票的生意，收入足够他挥霍一世。所以他到了晚年，就不问外事，在家纳福，过起荒淫无耻的剥削生活。
荣记共舞台是他最早经营的戏馆。当时京剧是男女分开的。女演员搭班演出的，称为髦儿戏。他在共舞台首倡男女合演，营业大盛。
一二八事变后，他将共舞台租给张善琨。其他如大舞台，最早租给沈长赓，后由范恒德长期租用经营。黄金大戏院则租给金廷荪。此外尚有大世界、荣金大戏院，则派其门生管理经营。
大世界初为黄楚九开设，黄金荣出资五十万盘下，改为荣记大世界。黄也有个打算：按照当时情况，将五十万元现钞存放银行，每年只得三千多元利息。大世界每天可出售门票五六千张，日得五六百元。除去各场开支，实际收入每天可得二三百元。星期例假及元旦、春节就有加倍的收益。一个月的收入约在七八千元以上。他认为这项买卖不会亏本，况又可安插大批徒子徒孙在那里混饭吃，乐于经营承盘。
钧培里黄宅内部的家务由寡媳李志清当家。全宅有男女佣工三十余人。账房（俞永刚）、秘书（骆振忠）、当差、装烟、门房、保镖、司机等等，各司其职。此外，有厨司三人及房里打杂的女佣五六人。黄息影家居，犹如下野官僚，每天交往访会的客人川流不息。门前车水马龙，迎来送往，户限为穿。这些客人中，有外省军政人员、当地富商缙绅、青洪帮流氓头子、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达官贵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全有。如有女宾，例由李志清出面接待。招待这些客人的方式，不是抽烟，就是赌博。黄公馆里的麻将，每天至少有四五桌。抽头所得的钱，由李志清分给内外仆役，作为赏赐。
黄以势利眼光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为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上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
他本人烟瘾很大。客人如有请托谋求之事，就在鸦片铺上商量解决。他经常用四五支名贵烟枪，轮流调换。所吸烟土，均为多年储藏的大土，和以上等沉香珠粉之类。所以他虽为瘾君子，而脸上毫无烟容。
国民党政客中，与黄金荣有过交往的，有宋子文、孔祥熙、王柏龄、杨虎、吴铁城、戴季陶、吴稚晖、于右任、蒋伯诚以及大汉奸褚民谊、陈群等人；上海工商界则有虞洽卿、王晓籁、俞佐庭、方椒伯、蒉延芳、袁履登、林康侯、秦润卿、闻兰亭、盛老三、盛老七、李思浩、李祖莱等。此外，如南市豪绅李平书、姚紫若，南市水电公司姚慕莲，救火会毛子坚，闸北王丙毅、顾馨一，与黄均互有勾搭。常到黄门做客“孝敬”的帮会分子，三教九流，无不齐全。我所接触过的，有大字辈高士奎、曹幼珊、张锦湖，也有北京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二。
黄自退隐闲居，不时到曹河泾黄家祠堂游憩。他的门人对他阿谀奉承，便建议将祠堂扩建为家园，得黄默许。于是由唐嘉鹏、冯志铭两人经营其事，在黄门子弟及其他帮会分子中普遍捐募。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最少的三四十元，多的千余元。我那时捐助五百元，唐嘉鹏出一千元，杜月笙与金廷荪大约捐出四千多元。这是一种变相的敲诈。捐募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有几万元余款。两位经手人由于手续不清，双方互相攻讦，闹出一场狗咬狗的丑剧。黄偏信唐嘉鹏，对冯志铭大为不满，竟加以驱逐。冯因此有一年多不到黄宅走动。
新建的黄家花园占地约六十亩，有一个很大的客厅，题名为“四教厅”。四壁悬挂黎元洪、徐世昌、曹琨等大军阀的匾额，是黄家祠堂的旧物。厅右一块“文行忠信”大石碑，是蒋介石送的。四教厅的建筑，仿造丛林的大雄宝殿。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中供福禄寿三星，两旁摆着十二把红木大座。封建色彩十分浓厚。四教厅后面是一列钢骨水泥二层洋房，一共有十几间，充作黄歇夏的别墅。
花园内假山亭池，曲径通幽，颇多名贵花木。如玉兰、黑松、大牡丹等，桂花则尤为普遍。
黄家花园落成之后，每星期日，一般黄门子弟，不邀而集都到漕河泾花园内聚会，中午就在那里聚餐，游玩到下午三四点才尽兴而散。黄本人每年过了立夏节，就迁至花园内歇夏，一直到八月秋凉后，再回钧培里本宅。手下一班游手好闲的门生，成天陪着他抽鸦片烟或赌博，消磨岁月，养尊处优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黄爱好挖花牌和碰铜旗两种赌博，龚天健、夜壶阿四、陈福康、鲁锦臣四个门生终日跟随为伴。偶然也到漕河泾附近小茶馆去摆测字摊（就是抱一壶茶闲聊），视作闲居一乐。
黄金荣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上海城隍庙每年一次的执香会，他是会长，他必率亲信子弟前往祭供叩拜，还叫些流氓装扮成判官、小鬼、阴皂棣，两个一对地搭成对子，面对面，在马路上表演。黄家花园内设有关帝庙，庙后土山上有观音堂，题名为“紫竹林”。每逢农历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日举行关帝会，黄门子弟每人出资十元，到花园内关帝庙聚餐，菜肴由黄宅厨房供给。多余的钱就作为黄家花园的内部开支。这又是借名敛钱的一套手法。他又乐于交结僧道，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及上海龙华寺的当家和尚常到钧培里化缘募捐。黄出手不大，最多几百元。而各院住持均以得黄题名为“荣”，多少在所不计。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若有所求，惯以小恩小惠来扩大影响，拉拢关系。对于各项社会救济事业，不肯做发起人。在情面难却时，敷衍一下就算了事。他在法租界八仙桥办了一所金荣小学，由黄门子弟流氓律师金立人任校长，算是他唯一赔钱的事业。
自从六十岁生辰后，他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和平素交往的人们敲一记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一百元礼金，多的往往送五百、一千元。杜月笙、金廷荪等辈，每年都送两三千元，视作常规。因他性好阿堵物，接近他的人摸透他的个性，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家都以现金捐赠，不送礼物。寿诞酒席，例由黄徒仇万荣所开的桃花宫（后改大利春）包办，有时归鸿运楼定席。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一二万元。
此外，黄门子弟一千余人，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如我这样，每节送门房二十元、茶包一百元、节礼一百元。一年之间要向钧培里黄公馆“孝敬”六百多元。黄金荣门生众多，加起来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我为什么心甘情愿向黄金荣按时“孝敬”这许多钱呢？在旧社会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我在没有拜黄金荣为师之前，只是个初露头角的生意白相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办法还不多。自从进入黄门之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抖起来了，担任了许多社会团体理事一类的职务，剥削的办法就更多了。归根结底是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才能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也就乐意从我的剥削收入中抽出一些钱来供应自己的老头子。封建帮会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黄时常去吃小馆子，小东门德兴馆是他当年当法捕房探目时常去的。此馆后来盘给唐嘉鹏的徒弟吴全贯。吴开设泰新旅馆，制造红丸，是黄的徒孙。抗日战争时期，德兴馆因地处华界边缘，法租界当局在界边设置铁门，若遇紧急情况，就要宣布断绝交通，德兴馆的生意因而十分清淡，顾客寥寥可数。吴全贵特地邀请黄金荣去该馆会宴，把他当做活广告，以便招徕顾客。黄素来爱吃重油厚味，对当年德兴馆的红烧桂鱼和狮子头砂锅犹有回味。于是在一天中午，由钧培里开出汽车两辆，到德兴馆小宴，当即引起一班好奇的小市民聚而围观，要看一看这个流氓头子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为德兴馆大做一番宣传广告。抗战胜利后，苏州木椟石家饭店老板如法炮制，也邀了黄金荣到那里去小吃，把他当做活招牌，吸引顾客。石家饭店老板是黄的门生，彼此利用，各得其所。
黄门子弟内讧纪实
黄金荣在晚年退居的最初十年中，不断收纳门生，视为一条进财的途径，有时往往闹出笑话。
安清帮师徒相承，最初以二十字定辈分，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二十个字。到了清朝末年，二十字辈用完了，又添上“大通悟觉”四字。民初辈分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青帮中称为空子。按照帮会组织规定，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所收的都是门生，门生是没有字辈的。只因他位高势大，不需要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他虽不是真正帮会中人，但在帮会组织中的地位，反比几个大字辈的流氓要吃得开。因此有人问他，他就开玩笑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画。”后来他的老朋友高士奎、曹幼珊、王德邻等大字辈都劝他认一个曾任海州镇守使的张锦瑚为老头子，他也不推不就。实际上仍未举行过仪式。
虽然如此，但在黄的门生中，为了培养自己手下一批小喽啰，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如我和卢英、董明德、何国梁等三十个黄门子弟，在八一三前，联合拜安清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堂收徒，继承封建帮会这份家业，收了许多徒弟徒孙。黄金荣晚年滥收门生，而这些门生中，有不少是我的徒弟徒孙，辗转挽人介绍，又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就和他们的原来老头子成为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名为“爬香头”，是一件令人头痛犯忌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在外面混混的门生，曾经劝黄停收门徒，他当面也认为应当如此，但不多几时，却又开门纳徒。这是与他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分不开的。
黄在法捕房所收的门生，除金九龄、陈三霖、程子卿等少数几个人外，后来比较接近的门生，大都是他成为大流氓头子后所收。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等各色人员全有。其中比例最大的当然是游手好闲的白相人。因为人数太多了，有的门生连黄本人也叫不出名字。我能记得起来的，就只有下列这一些人。
一、属于英法租界捕房、公安局等任职人员：陈三霖（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鲁锦臣（法捕房探目）、曾九如（绰号花魁，法租界强盗班探目）、陆连奎（英租界捕房督察长）、尚武（英捕房探长）、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马德荣（英捕房探目，抗战时充敌特高科探目）、乔松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抗战时投敌充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张荣（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副队长）、董明德（侦缉队分队长）、周相成（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秘书）、宋云涛（侦缉队指纹科）、曹安昌（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顾葆羽（北京军阀政府上海税务局长）、许宝铭（浦东保卫团团总）、张志清（伪公安分局长）、易缵仁（南市邑庙分局）、陈亚夫（敌伪时期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常务委员）、胡寿琪（汪伪上海市社会局主任秘书）。
二、封建流氓、把头等职业白相人：顾竹轩（大流氓，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谢彬衡（大包作头）、朱顾林（六国饭店、好莱坞等赌场老板）、刘怡章（汉口大流氓、烟土贩子）、闵采臣（大世界总管）、许福宝和金立人（流氓律师）、龚兆熊（绰号哑喉咙阿六，天天饭店老板）、顾玉书（徐家汇大流氓）、姚松如（沧州饭店老板）、颜伯颖（恩派亚大戏院及大陆饭店老板）、唐嘉鹏（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舒长泰（日新池老板）、杭州大流氓王五权、孟禄久、娄炳章、谌则高（星相霸头）、何国梁（招商局杨家渡码头包工头）。
三、属于工商界的所谓“生意白相人”：郑仁业（新北京轮买办，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王云浦（中兴轮船公司总船主）、陈翊庭（舟山同乡会会长）、邬信泰（顺大鱼行老板）、李云生（招商局码头买办）、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郑筱舟（国信银行行长）、吴小石（吴开照相馆老板）、朱文炜、郑慕周（以上二人为报关行老板）、周梦月（鱼行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四、属于报界及戏剧、医技等人员：吴玉荪（弹词）、王振川（西医内外科）、方慎盒（针灸医生）、方公博（推拿医生）、平襟亚（旧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新闻报编辑）、任矜苹、胡憨珠、杭石君（以上三人均为报社编辑）及科天影（原名鲍琴轩，魔术师）、刘亮馥（牙科医生）等。
上列名单中，经常出入黄公馆、与黄金荣勾结甚密的人，是唐嘉鹏、顾竹轩、陆连奎、卢英、金九龄、张善琨、丁永昌、陈培德、张子廉、邱子嘉、董明德和我等二三十人。有些人虽拜黄金荣为师，除了逢年过节去走动，平时就很少来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正当商人要在当时社会上发展事业，对于像黄金荣这样具有恶势力的流氓头子，是不能不敷衍一下的。
周信芳最初在丹桂第一台演出，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请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允。常乃提出辍演要求。顾暗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知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挽人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召顾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
顾竹轩在黄门子弟中是个以杀人著名的恶霸。他是苏北盐城人，小名顾四，绰号瘪嘴，帮会集团中都称他为“四老板”。原为人力车夫，后来考进英租界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开设车行，出租给贫苦的苏北同乡。他以巡捕身份，不怕车夫短欠税费。同时，又向各捕房站岗巡捕打招呼：凡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宽容放过。这样一来，他的车行生意大好。他见有利可图，干脆辞去巡捕之职，扩大车行业务，又开设天蟾舞台。后因永安公司串通英租界工部局，勒令顾竹轩将天蟾舞台迁址，改建为永安公司南部。他心有不甘，聘请了穆安素和甘维露两个外国律师，向工部局大打官司，一直上诉到英伦法院。结果，由英伦法院判决，工部局应赔偿天蟾舞台损失十万元。自此以后，顾在帮会中成为红角，苏北同乡等称他为“顾四太爷”。
顾与唐嘉鹏两人是黄门中两大台柱，各人都有一部分恶势力。后因大世界包场争利，相互仇杀，形成同室操戈。先是陈荣生，绰号水果荣生，当了大世界经理不久，就被人杀死。由唐嘉鹏继任为大世界经理后，各场包场，取决于唐一人。会有季云卿的徒弟许福宝，因为包不到大世界的场子，怀恨在心，蓄意将唐嘉鹏杀死雪恨。许与顾竹轩在东方饭店开301号长期房间。那天许对顾说：“唐嘉鹏这家伙不是东西，打死他怎样？”顾笑而不答。许乃乘机驱车至顾的徒弟苏北人王兴高家中，对王说：“顾四爷要你打死唐嘉鹏。”王信以为真，即备手枪至大世界门口等候。唐偕同说《描金凤》的吴玉荪从大世界出来，正欲上自备包车之时，被王兴高枪杀至死。此案发生后，黄金荣立即打电话给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坚主严缉凶犯。法捕房缉获了凶犯王兴高后，招出顾竹轩为幕后主使人，顾因此被扣，判处五年徒刑，关了两年就交保释放。黄照旧视顾为心腹，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师生关系。此案发生曾使金九龄非常为难，因为顾、金两人是儿女亲家，难以下手。
我在黄门中原为唐嘉鹏一党。唐被殂后，陈福康、邱子嘉、丁永昌和我各树一帜。其中邱子嘉以元老派自居，和我互有勾结。丁永昌只保持表面上的协作。陈福康一向管理黄宅房地产及大世界账目。龚天健、夜壶阿四、鲁锦臣等与陈结成一党，包围老头子黄金荣，过起帮凶分赃的寄生生活。唐嘉鹏的徒弟王文奎也加入一伙。每逢黄公馆过年过节或喜庆大事，他们都来吹拍奉承，是黄宅内部的一批群小，我与他们互不协作。有次为了黄的养子源涛之妻在南市某烟馆吸食白面，我在黄金荣面前提起此事，认为若不加以禁止，不但与黄面子有关，即在我们子弟面上也失去光彩。黄闻言勃然大怒，竟将源涛之妻赶出黄宅。因此之故，内宅群小对我虽话不投机，但怕我在“老太爷”面前直言不讳，大都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与我相处。不过在背后却与我为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是常有的事。一·二八后，杜月笙任上海市冰鲜鱼行业同业公会主席，我为该会总干事，与杜常有接触。陈福康就在黄金荣面前说我背黄联杜，要投拜杜门等话。黄金荣将信将疑，经我解释分辩后，才不置信。又在1937年初秋，我获得了一尾重达六千余斤的大鲨鱼，想到大世界去展览，门票所人四六拆账，并已向黄金荣谈妥。结果因未许陈党锡箔灰，即以有碍卫生、公董局卫生处不会许可为理由，阻止展出。我见此事不成，转向新世界尤阿根谈妥将大鲨鱼放在新世界展览。当时新世界营业不盛，游客寥寥可数，门可罗雀。经在报上吹嘘招徕，突然观众剧增。尤阿根大为高兴，我也因此赚得了三千元暴利。
抗战时期的苟安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守军后撤，两租界处在日寇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敌寇利用汉奸，成立维持会，帮会中的亡命之徒便乘机大肆活跃。一时群魔乱舞，比往时更为猖獗。这时，杜月笙、金廷荪已避走香港，日本特务机关一度看中黄金荣，要他出任维持会长。有一天，敌酋（名已忘）前来要挟。黄事前伪装瘫痪，由两个家人扶着他出来接谈，声称他有病在身，本人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不配当维持会长等语，被他逃过了这一关。
其后，帮会分子徐铁珊、金鼎勋投敌，日寇利用他们组织“黄道会”。徐、金劝他出面主持，黄又用同样方法婉言推辞。但他对来访的敌酋与落水的汉奸，从来都是以礼相待，不敢得罪他们。抗战八年中，日本特务机关时常有人到钧培里访谈，黄礼待有加。其中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来往黄宅尤勤，关系更加密切。
黄门子弟中，媚敌附逆的，颇不乏人。其中恶名昭著的，要算卢英了。卢在抗战前夕，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1938年冬，敌寇军部组织伪大道市政府，物色卢英出任伪警察局长，卢踌躇未决，与黄金荣商量。那时“租界”上日本人的势力还不能渗入，黄叫卢英不要落水。随着敌伪势力日益猖獗，租界当局处处向日寇让步。卢英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由南市警察局长而跃升为伪军委会参军长，成为“新贵”中的要角。卢再次到黄公馆探望他，黄把卢英当做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黄金荣不亲自下水当汉奸，并不是他有什么爱国之心，这从他对待汉奸徒弟的态度和与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所谓“沪上三老”下水后的友好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他曾对人说：做维持会长，怕别人暗杀。为的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这一时期，社团的活动是较为消沉的。杜月笙的“恒社”与杨虎的“兴中社”均迁往内地，“忠信社”因为失去了攻击的对象，无形趋于停顿。我于1935年就组织起来的“振社”票房乘机大肆活动，黄金荣时常到“振社”来闲坐，看到“振社”内部进进出出的社员甚多，当面对我赞许一番，认为是黄门中一件得意的事件。
他对各项社会活动，一概以“年老体弱”为名，谢绝不去。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浴室洗澡，视为常课。1941年夏天，帮会分子高兰生在丽都花园摆宴做五十岁生日，黄金荣前往祝贺。同座者有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尚武、刘绍奎、汤坚等诸人。忽然从外面走进沪西76号魔窟绰号“杀人太保”吴四保（吴四保为76号警卫大队长，吴妻余爱珍于1941年5月间乘车到公共租界烫发。西捕索阅派司，她的卫士不肯，西捕开枪打死卫士及车夫），当着黄金荣面，手指尚武、刘绍奎等一批捕房探长，指桑骂槐地说：“这批瘪三，现在寿世已满，再与老子为难，穷爷一个个都要打死他们！”极尽威吓谩骂之能事。黄金荣在旁噤若寒蝉，不做一声，真是深得“能屈能伸”之道。
“荣社”成立后的一些活动
1945年9月，杜月笙从上饶乘火车回到上海。因为是从后方来的，身价顿增十倍。他所主持的“恒社”重又活跃起来。此时杨虎担任了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的“兴中社”已改为“兴中学会”，吸收海员一万余人为社员。洪门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一万余人。黄金荣见而眼红，欲将停顿八年的“忠信社”恢复活动。后由我和邱子嘉建议，改名为“荣社”，采取公开形式办社，要与“恒社”互争千秋。黄同意我们的建议，即物色社址，拟订组织。会址设于嵩山路振声里隔壁前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中。1945年11月间，荣社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杜月笙、杨虎、王晓籁等均以来宾的身份前往观礼。当场选出“荣社”组织人员如下：
社长：黄金荣
常务理事：邱子嘉、黄振世、陈培德、杭石君、丁永昌
理事：姚松如、吴玉荪、龚天健、陈福康、鲁锦臣等十五人
监事：莫士爵、杨春华、张志清、陈菊生、张锦寿
黄金荣拙于辞令，那天社长致辞，他以家长身份说：“今天‘荣社’成立，大家聚集一堂，欢欢喜喜，我很高兴，今后大家更要团结……”不知所云地说了几句。
“荣社”成立后，除了举行多次不定期的聚餐外，一般说来，不如“恒社”活跃。我因为另有“振社”组织，对“荣社”活动不大热心。邱子嘉也不是一个有力的办社能手。兼之有些自称为社员而没有社员资格的人，如黄源涛的徒弟陈雄、汤雄及邹政之等，对外以“荣社”社员自居，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遂使我们这班中坚分子也大为泄气，不愿以全副精力发展所谓“社务”了。
有一次，黄金荣向我提出，说是“荣社”房子很大，可以将我的“振社”和我的门生周一星的“星社”都搬到“荣社”，合并起来，人多势众，也就更热闹了。而我呢，“振社”是我称霸仗雄的一块基地，一旦合并过来，上有黄金荣，中有黄家班的群小插手，我自然不愿将自己辛苦培植起来的小团体轻易放弃，便推说“振社”分子复杂，反而不好。因此作罢。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八十岁。若在往年，他要大办宴席，热闹一番的。这次忽然主张节约不铺张，只在玉佛寺办几席素菜。“荣社”子弟事前为他组织祝寿筹备的人员，聘请杜月笙为总理，杨虎为总招待，我担任了总务。那天上海市长吴国桢及各局局长均来拜寿。孔祥熙也来了。杜月笙、杨虎见孔驾到，即对我说：“我们去陪陪孔院长，这里就请你代劳了！”他们只捧孔祥熙，反把寿翁冷落了。
1948年8月，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身份在上海执行经营事务，口口声声要打几只大老虎，偶尔还微服出行，煞有介事地做一番。我那时被聘为评价委员，风闻杜月笙暗中策动徒众抢购物资，搞垮蒋经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打击杜党的好机会。于是由我向黄金荣献计，请蒋经国到“荣社”赴宴，劝他以后行动要谨慎些，以防有人对他有所不利。顺便告诉他杜月笙正在暗中煽动抢购物资的消息，叫他预做准备。黄金荣认为此举十分必要，当即由他备好一份请帖，叫我面邀蒋经国。我去见蒋时，他谦逊地说：“请老太爷不必费心！”经我再三邀请，才允赴约。谁知到了第二天，酒席已经摆好，蒋却派了吴绍澍、蒋恒祥两人为代表。这样一来，当然不便跟吴绍澍谈起关于杜月笙的话。我们的计划便全部破产。事后不久，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扣押。杜已风闻“荣社”宴请蒋经国的事件，认为是我暗中捣蛋。实际是有因无形。我们虽有倒杜的打算而没有成为事实。
向人民坦白交代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了黄宅所有金、钞、细软及钻石、珍宝，带领其养子成法及领女（忘其名）逃到香港亡命。闻名全国的大流氓头子黄金荣一生搜刮得来的人民脂膏，已十去其九。其时杜月笙、金廷荪等一批罪恶显著的流氓头子，均已逃往香港。有人劝黄也去港安身。黄说：“我年已八十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因此坚主不走。他本来思想顽固，晚年信赖潘七爷（子欣）和我，不时和我谈论大局，并和我说：“有事多和潘七爷商量。”1949年12月，我受宁波旅沪同乡会指派，去港为宁波筹救济款。临行前去见黄，他叫我见到杜月笙时，商借美元五万元。那时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均归职工管理，他无法再向人民进行剥削，而手头的现金又被他媳妇盗取一空，渐渐对这么一个开支浩大的黄公馆感到应付为难，所以叫我向杜借钱，可能是出于无奈。我到港后，即向杜月笙提起此事，杜当面表示十分抱歉，说此事且与黄家妹妹（即李志清）商量后再说。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去港前，得杨虎暗示，要我动员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返回大陆，政府一概不咎既往，希望他们回头是岸，向人民戴罪立功。王晓籁听了我的劝告后，当即表示愿回上海；杜、金及其他流亡的帮会分子不但坚决拒绝，反而劝我叫黄金荣速去香港，免得落入人民法网。我回沪后，对黄谈起杜、金诸人托我转达的话。黄沉思一会儿，问我道：“振世，你看怎么办？”我说：“还是不去的好。”黄默然无语。
1953年某月，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劝黄向军管会坦白交代。黄着龚天健草具自白书一份，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上海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当由首长粟裕、副市长盛丕华两位接见。据陈翊庭事后告诉我，黄于提呈自白书、交代历史罪恶后，与他一同步出首长办公室。两人方至楼下门口，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首长办公室，即叫黄在门口稍待，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事后知他恐生变故，迫不及待地独自一人回到黄宅去了。此后不久，黄偶然发热病倒，不数日，就不治身死。
（黄振世述 何国涛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