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和蒋介石相识很早，本是拜把子的盟兄弟，并在经济拮据时曾经共同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但在蒋介石发迹之后，二人的关系却出现裂痕，渐行渐远。个中缘由何在？除了“时位之移人也”的古训在起作用外，也与蒋、张二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习惯不同密切相关。
一、共谋财路，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大概是在1916年，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具呈向北京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区域内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个呈文是朱执信写的），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资金总额定为国币五百万元。农商部当时只有“证券交易所法”可资依据，依照该法规定，证券和物品不能同时交易，因此对孙中山先生的呈文未予批准。这件案子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先生也未再继续进行。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他们正在积极筹备之际，事为南通张謇所悉，通电反对。
张謇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均采一区一所制，政府若准许虞等创办在先，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尤其是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岂肯任人支配。他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即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很难批准他的申请。实际上这是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争权夺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日商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同时，沪海道尹某也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说，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使日商取得专利云云。事实上，虞洽卿也把交易所“先行交易”起来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54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交易所的资金来源，据协进社社员说，当时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交易所资金确定为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每股五十元，用有限公司方式募集，如募不足额，可照票面向日商抵借款项，但以十分之七（即不超过七万股，三百五十万元）为限。交易所开办时，先收四分之一，即日方担任八十七万五千元，华方三万股担任三十七万五千元，共计一百二十五万元。协进社方面拿不出三十七万五千元的巨款，怎么办呢？有人代为设计：“日商八十七万五千元股款势必分存于华商银行钱庄，我们可先向这些行庄协商做三万股押股，如不接受此项条件，则日商的股款即不向他们的行庄存放。”这是以交易所名义的存款来做交易所股票的押款的办法。钱庄唯利是图，双方一拍即合。这样，交易所的十万股的股款，七万股系日商代缴，三万股系华商行庄代缴。对外来说，交易所五百万元资本的四分之一，即一百二十五万元，都已全数缴足，分存于华商行庄。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因此，交易所在开业以后，居然信用大著，营业一天好似一天，市场内人山人海，拥挤万分。
协进社为了使物品交易所成为合法经营的事业，于1920年年初派社员洪承祁来邀我同虞洽卿赴京向农商部交涉，质问为什么日商可以在上海办取引所，而中国人反不能在上海办交易所。洪承祁对我说，协进社在三万股股票中分给我一千股，原须缴股款一万两千五百元，因恐我一时不便，已代做押款一万元，现在只缴两千五百元即可；如果不愿做股东，可将股票卖出，立可得价一万七千五百元，获净利五千元。此外，再送我旅费五千元，要我同虞洽卿赴京一行。我研究了日本的取引所法后，同虞到京，经过努力，农商部始制定了“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施行。这个条例使虞洽卿主张的多种经营和张謇主张的单种经营的矛盾统一起来，就是说，虞、张所主张的两种交易所都可以办，使它们各得其所。政府方面也有利可图，即条例规定每个交易所应缴资本总额三分之一为保证金，并得向经纪人所做每一交易按照规定征收费用。交易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时交易营业额颇佳，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在三十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拍到每股五十多元；及至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八十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一百二十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四分之三，即三十七万五千元，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五百万元。协进社所有的三万股，据我所知，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一万五千股（包括我的一千股在内），其余所存一万五千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七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三万股，这样加前存一万五千股共四万五千股，以每股平均获利六十元计算，共可获利二百七十万元。除去日商押款八十七万五千元，还有四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三十七元五角，共需一百五十万元，两共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元，尚余三十二万五千元，当然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所得。至于已缴足五十元的四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一百二十元，共值四百八十万元，也为戴、张、蒋等所有了。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
当时我们几个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洪承祁首先组织八百万元资金的中易信托公司，盛丕华代表张澹如去汉口组织武埠地产公司（准备适应建筑粤汉铁路的投机）。又听说北京证券交易所资本仅十万元，尽可扩充，结果扩充资本为六十万元，上海方面参加三十万元。我自己则向农商部呈准在宁波开办证券花纱交易所，资本为一百二十万元。正在各谋发展的时候，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一百二十元市价的四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1921年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一百二十元抬高至一百五六十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二百数十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交易所原来订有一百二十余条的营业细则（经理事会通过，农商部核准），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但这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了。我所经营的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也受上海交易所倒闭的影响而倒闭，牵涉较广，我为理债而来上海，寓白克路（现名凤阳路）一号。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两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一百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是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挽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二十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两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一千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作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七八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一百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六十元给庄，蒋介石再给一百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五千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以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四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乘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上面所讲的事情，一晃已经四十多年了。不久以前，我碰到当时在大东旅馆当茶房头目的阿春，他还谈起此事，好像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由此不禁引起我的回忆和深思，并且使我感到无限内疚。
（魏伯桢）
二、蒋介石、张静江关系的演变
张静江是浙江的盐商、财阀和早期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曾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其后的大革命时期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前一阶段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把这一国民党右翼人物中部分经历和事迹记述下来，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资料。
家世、出身
张静江原名人杰，静江是其字，浙江吴兴南浔镇人。父张定甫，元配生五子（继侧室所生子女甚多，不殚述）。静江排行第二，故乡里间及张氏亲友熟人都称之为老二先生。张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号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前清时先以丝、盐起家，持有巨额盐引票，在浙江、江苏盐区设有盐公堂和盐廒，控制食盐运销；并将吴兴特产辑里细丝贩运出口，销售国际市场。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均设有通运公司分公司，除经营生丝出口外，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成为当时最早沟通国际资本主义进行通商贸易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一。
张幼年虽亦延师攻读诗书，但出身豪富家庭，娇生惯养成性，及长，功名一无成就。年二十左右，由父做主与苏州姚姓联姻。姚为苏州道员，虽慕张氏富有，但嫌其无功名而感美中不足，示意张父为子捐一官衔借使双方门第相称。张父遂以银两十万为其捐了二品道衔，和姚氏成婚。
张所捐的官衔是“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原来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张的母舅庞元济（字莱臣）早已捐过同样的二品道衔，候了多年，也从未补上实缺。因此，张姚成婚以后也未获得实缺；却因富有，照旧往来于乡里、上海、苏州等地，过着享乐游荡生活。
张早年即成跛足，不良于行，人称“张跷子”。据吴兴南浔等地人说，张早年在南浔镇上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市房，亲率救火队（张家房产多，有消防设备组成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而成残疾。上海有人说张救火伤足，尚能勉强行走，由于居留法国巴黎期间，生活放浪，沾染花柳病，治疗不慎，伤中坐骨神经，遂成瘫痪痼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夤缘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之随员出国。当时张以这个差使，可以借佛游春，到国外游历，增长些见闻，颇为称心合意，就此欣然登程。
张在随孙出国赴欧轮中邂逅孙中山先生。孙见张尚在青年，官职不高，认为可以通过说服使其脱离清廷参加革命，遂以真名实姓和进行革命推翻清廷等主张相告。张和清廷原无密切关系，也看到当时慈禧太后擅权的腐败情形，对孙主张革命认为有成功希望。张心机一动，觉得此时对孙进行联络，参加孙之组织，一旦革命成功，就可位列显要，遂向孙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孙之组织，并殷切询问，此去何往，作何计划？孙当告以将经由欧洲再到美国等地向华侨宣传进行募捐，以供国内建立革命武装和活动之用。张即向孙表示愿先以白银三万两助孙，当即写亲笔信给美国纽约通运公司经理姚叔兰（张妻舅），凭信一次照付。信交孙中山后，张并密告孙中山，钦差大臣孙宝琦亦同轮赴法，请孙注意，谨慎行事。孙中山对张益觉忠诚可贵，约定日后行踪可由纽约通运公司探询而别。
孙中山到了美国，果然凭信在纽约通运公司取到白银三万两，对张萍水相逢竟能如此热心，颇有好感。
孙宝琦不久回国，张推说巴黎、纽约私人营业要往料理，事毕再回国相从。孙宝琦原知张不过一富家子弟，在幕中无足轻重，亦不坚留，张遂不再回国。由于有纽约通运公司的线索，张不久便找到孙中山先生。孙相见之下，慰勉备至。张亦向孙表示，除效忠于孙之革命外，并愿继续输财相助。孙中山遂即委张负责筹划和掌管同盟会基金事宜，给予财政部长名义。当时孙中山在海外行动地区较为广泛而流动，亦较秘密，嘱张选择一固定地点以资联系，张就选定法国巴黎。
张在法居留期间，和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过从甚密，和李石曾共同在巴黎开了一个豆腐公司作为掩护。在此时期，张在国内收买了不少宝贵的古董书画和珍宝运到国外盗卖，获取暴利（张胞兄弁群，原已在通运公司兼营古玩书画珍宝输往美国等地有年），过着荒淫享乐生活，且曾娶一法国女子为妻，元配姚氏以此抑郁病瘵而死。孙中山以张原属豪富出身，不疑有他，党中财务，一任张之所为。
辛亥革命后张曾一度回国，仍以同盟会财政部长名义掌管基金收付事宜，并未担任政府职务。辛亥革命失败后，往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居住。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粤，张又回国居住上海，挂着中山老友的招牌，经商牟利。1920年张擅自动用国民党大宗基金和虞洽卿等在上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是中国头一个交易所）进行投机买卖。孙中山事后得知，亦无可奈何。张弟澹如、姻亲周佩箴充当了交易所常务理事。张自己当了监事。陈果夫做了交易所的经纪人。蒋介石、戴季陶那时是依靠领国民党津贴度日的，只附名在陈果夫户名下做投机买卖，将上海的日本取引所的大赌博场面转到英美系买办资产阶级这边来。
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过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等。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通过中共介绍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见，决意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那时张静江态度极为冷淡，并多次在人们面前以讥讽口吻肆意诬蔑说：“孙先生要联俄联共，我没有意见，但共产如其可以共妻，这我倒极为赞成！”每次言罢，必附以哈哈大笑。
1924年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粤改组国民党，召开改组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中委名单，由孙中山提名，张亦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列入主席团，而张竟不到会出席。当时颇有一些出席代表在会上提出责难，以张一直留居海外和上海，从来没有参加孙中山实际革命工作，今竟提为中委并列入主席团，令人不解。经孙中山反复解说之后，张仍当选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大革命时期
张静江出身盐商、财阀家庭，又是早期和帝国主义进行通商贸易的大资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对于推翻清朝统治，虽能接受，对于民主革命已属勉强，对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当然不感兴趣。这是他的阶级本质使然，原是毫不足怪的。因此，他虽然当选为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却居留上海，不问党事。
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医院病危之时，张也从上海赶到北京探望孙病。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张和谢持、邹鲁、张继、居正、戴季陶等参加北京西山灵前会议，通电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恢复国民党原来组织，和共产党分裂，时称“西山会议派”。
当谢持、邹鲁、居正等到上海环龙路44号成立国民党伪中央与广东国共合作的中央对抗时，张既不赴粤，亦不参加环龙路组织，留在上海观望。
不久，蒋介石既逐渐攫取了两广实权，为了更进一步抓权植势、排除异己巩固自己地位起见，将留在上海交易所的伙伴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电召去粤。蒋介石不但在上海和张静江做过交易所的伙伴，又曾向张领过津贴和活动费，且曾和粤系军阀许崇智及戴季陶等拜把结为弟兄（许老大，张老二，蒋老三，戴老四）。蒋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也是张所介绍。后来孙中山委蒋为黄埔军官学校副校长，张和戴季陶极力向孙说情，张并为此事亲自赶到广州向孙中山力争，蒋遂被任为黄埔校长。张、蒋关系相当深切，因此张接蒋电后毫不犹豫，欣然赴粤。
张静江因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曾有资助关系，一向傲慢自恃，以国民党功臣自居。这次到粤又经蒋多次电邀而来，更觉得和孙中山在日不同，到处摆老资格。蒋原是一个惯于玩弄权术的野心家，觉得张的倚老卖老，这时正可供他利用，做他的挡箭牌，遂对张假意推崇，恭而敬之，称张为“党国元老”，提议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政会是国民党的决策机构，国民政府一切军政设施组织、人事更动和任免，均须提经中政会通过决定。张任中政会主席，正好充当蒋之傀儡。
张静江当了中政会主席，以姻亲周觉为秘书长，事事听命蒋介石，以蒋的意见为意见，甘心为蒋所利用。如1926年3月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张静江就是完全参与其事的。1926年7月开始北伐，张又代理了国民政府主席。（在北伐誓师典礼的摄影上，张坐在正中藤椅上，蒋介石则戎装和妻陈洁如一起站在张后。）北伐开始，张亦以主席身份，随蒋一起北上，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获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纷纷溃败。蒋介石亦乘机推进，攫取不少新地盘。当时蒋的总司令部组织异常庞大，总司令统揽一切，每到一地，时常出现一些拥蒋标语，如：“军权高于一切”、“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等等，对张静江只字不提，国府主席成为总司令的随员。及1927年春蒋介石到达上海，发动了罪恶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反共。适谭延闿脱离武汉附蒋，蒋即推谭继任国府主席，将张降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
张静江由中政会主席而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后又降为浙江省主席，心有未甘。张对新职，初则迟迟不到，由蔡元培代理；后虽到任，但仍恋栈中枢，企图搞一个全国性的经建机构。不久蒋介石又以“军政时期”（实即蒋反叛革命后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时期）浙省地位重要，调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浙江省主席，何常住南京。由何之参谋长蒋伯诚代理。
1928年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所谓五院制国民政府时，张初以为可以元老身份争取监察院长一席。当时也颇有一些以元老派自居的分子如李石曾、丁惟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张捧场，但蒋终不同意，而以于右任当监察院长。
张在五院落空后，遂争逐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在李、蔡、丁、吴等元老派竭力支持下，总算当上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在争逐时，张曾声嘶力竭地露骨表示：“建设非争不可，谁不同意，就是有意破坏建设！”又说：“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唯恐蒋介石再不同意，几次弄到面红耳赤为止。当时五院各有部会外，建设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都是直属国民政府的。但是后来又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宋子文充任，建设委员会就形同虚设了。
起初，张对建设委员会原有大欲存焉。他一向倾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三井、三菱、大仓等财阀垄断各种工矿企业的事迹，当了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就将所有新建、扩建的工矿、交通、运输，电气事业，一律划归建设委员会职权范围。在扩建范围之内的有淮南煤矿、南京首都电厂和常州戚墅堰电厂。在筹建范围之内的有南京到芜湖和杭州到江山的铁路，南京到上海的公路（京沪公路），南京到杭州的公路（京杭国道），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此外，国内国际无线电广播事业和全国民营电气事业，也统归建设委员会掌管。还创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后归农林部接管）及建设银公司（后由宋子文私人接管）。
其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独占资本，正在大肆搜刮，与张矛盾很大，逐渐形成正面冲突。由于蒋宋孔陈同时把持党政军大权，对张施以压力，张自难抗衡。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时，就通过一项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建设委员会原来是实业、农林、交通、铁道、财政等部以外的一个机构，在初是包罗万象，大有高于各部的神气，几乎事事都管，而今一经移交，又成无事可管状态。又因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职掌和建设委员会相仿，权力却大大超过，因此建设委员会将各项事业交与各部掌管之后，成了一虚空衙门，只有计划，没有实务。
这时，张静江才知道四大家族的厉害，遂将南京首都电厂、常州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改为民营，以商股形式，组织公司接管；南京到芜湖的铁路改为江南铁路公司；南京市内汽车和南京到杭州的公路（京杭国道）成立江南汽车公司，争取专营权，也组织商股公司接管；浙赣铁路杭州至江山一段划归浙江省办理（当时浙江省建设厅长程振钧是张的亲信），借以保留部分权力。此外，还和李石曾等集资创设中国农工银行，张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上海设总行，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设分行。那时，张在上海、浙江财阀集团方面尚能辗转裕如，南浔巨富在上海的房地产抵押亦可利用，还有浙江兴业等银行的支助，胞弟张澹如、张让之，母舅庞莱臣、庞赞臣等为其张罗，仍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明争暗斗不休，结果是到处碰壁。这使张不得不力求向地方撤退，遂于1928年秋第二次回任浙江省主席。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由中央执行委员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是陈果夫在蒋授意下造成的。因张个性很强，调为中央监委以后，不能再在中央执委会上行使表决权。中监会很少开会，而且只有党内重大事件才须召开执监联席会议，监委无实权，等于对张一个警告处分，暗示他谨守范围不要再和四大家族争权夺利。
借口建设，滥征苛捐杂税
在张静江第二次任浙江省主席宣誓就职典礼上，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前来监誓的是吴稚晖。吴极力称赞张在建设方面的成就，为张捧场。张的答词，由他的干儿子曾养甫代表（曾当时为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并非浙江省府成员，为张代表致答词，实在有些不伦不类）。曾代张表示，将以浙江为实验省，全力搞建设。
张在浙江借口搞建设，首先就是增加苛捐杂税，有所谓“建设特捐”、“建设附捐”、“水利费”、“土地测绘费”等名目，一律在原有田赋项下附加征收。同时发行公债，并向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银钱业举行抵押借款，以供需应。所增苛捐杂税之中，以“建设特捐”一项最重，按田赋正税每元附加一元四角，附税超过了正税。后来又增一“积谷”项目，按亩征谷二升。商人积谷则在营业税项下附征。国民党政府曾在裁撤厘金改征营业税时，声明营业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张却违例强征。国民党财政部为此一再令张停收，张置之不理。后来又有“教育经费”、“军事特捐”等名目，亦在田赋附加。当时有人估计，田赋正税每元附征税在二元以上，每亩正附税合计达到一元二角至一元七八角左右。农民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张在浙江还发行公路公债，分次向银钱业借款，一律以赋税作抵，部分以企业财产作抵，利息有高至月息一分一厘者，实际是为财阀集团开辟利源（当时上海银行贷放工商业抵押借款，一般年息一分，至多年息一分一厘，而张则承受月息一分至一分一厘）。张从1928年秋到任至1930年冬交卸，二年多时间，除苛捐杂税之外，仅公债和借款即达两千余万元，张交卸时没有偿清。
张静江原是市侩人物，专以营利为目的，他的所谓建设计划，是以牟取高额利润和早些出本放在第一位。蒋介石原来计划以路矿权利向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借款，从浙江杭州建造浙赣铁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轨。而张则坚主先造杭州至江山一段，称杭江铁路，由他向银钱业借款建造轻轨。至于由江山到南昌，轻轨重轨，由蒋去办，张可不问。张认为杭州至江山一段，建造轻轨成本低，而客货运费收入，短期内即可将借款偿清。他计划以商股形式，组织杭江铁路公司和已经组织成立的两大公司——江南铁路公司及江南汽车公司，联成一气，列入他的私人企业集团之内。此项办法，蒋大为不满。而张一意孤行，造成两年之后被蒋免职因素之一。
张的建设浙江公路也不能和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蒋当时以“南昌行营”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限期完成，甚至有“不得贻误军机”等字句。而张则着眼于利润，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肖绍公路），成为全省唯一有盈余的公路。建成后，又经由公路局长陈体诚、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吴琢之与绍兴商人徐叔荪、金汤侯等勾结，由徐等组织公司，享专营权三十年。张出售肖绍公路后，将肖绍路从绍兴延伸至嵊县、新昌；又分一路至曹娥江百官对岸，与百官至宁波铁路（属沪杭甬铁路一段）连接，称上嵊新公路。
杭江铁路，在张离浙后不久，亦由蒋命铁道部接管，并换重轨与浙赣铁路贯通，几乎全部返工，损失亦巨。
措施不当，人民遭殃
张静江在第二次浙江省主席任内，以建设为名倒行逆施，人民大遭其殃，兹择要记述于次：
一、蚕桑统制。张到任后，以改良浙省特产丝绸为名，实施蚕桑统制，成立浙江省蚕桑改良场和杭州丝厂，严禁农民饲育土种蚕和缫制土丝，必须全部出卖鲜茧。张氏集团乘此机会压低茧价丝价。农民育蚕无利，相率砍伐桑树，另种庄稼。民营丝厂，制丝赔本，先后倒闭。当时杭州最大的丝厂纬成公司（在嘉兴、上海均有分厂）无法开工，而由张为之发行公司债二百万元，以该公司全部财产作为偿债准备（估计全部财产值五百万元以上），由浙江兴业等银行承借，勉强维持开工。其尤甚者，当时蚕种必须经过建设厅蚕桑改良场检验合格之后，方准发售。制种场粗制滥造的产品，只要有相当贿赂，就能检验合格；否则即系上品，亦要挑剔留难。蚕种发到农民手中，一经饲育，颇多病害，费工赔本，怨声载道。
二、盲目推销外国化肥。当时张任内的建设厅（厅长程振钧），为了贪图回佣厚利，向英商卜内门和德商礼和洋行大量购买肥田粉，大力推销，强迫农民施用。农民因不知施用方法，许多地方，施用肥田粉之后，表土硬结，庄稼枯萎而死。
三、硬性推广稻麦棉种，造成严重减产。张一到任，就要实行农业品种改良。当时建设厅稻麦改良场场长莫某就说该场已经育成几种稻麦改良品种，产量比土种高多少。棉种改良场也说已经育成“百万棉”良种，纤维比土种长一倍多，可纺细纱等等。张就叫建设厅大力推广。建设厅就以命令方式通令各县遵行。结果那年（1930年）百万棉种在萧山、余姚、绍兴等产棉地区推广以后，造成严重减产。同时稻种推广亦因不问耕作习惯和土壤性质，而以强制命令进行，也造成严重减产。
四、举办博览会，乘机敛财。张静江于1929年10月间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事前张以发展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为理由，获得国民党中央核准。张原来设计规模极为宏大，经费预算编列达三百万元左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张原已极不相容，加以经费数额过巨，因此，案虽核准，经费分文不给。而张则在案经核准之后即着手筹备，并在省款项下陆续动支各项费用，势难中途停顿。至此，只得想出急救办法，发售“奖券”，以收入的三分之二充经费，三分之一充奖金。券额每张十元，头奖十万元，发售总额三百万元。由于这一生财有道的办法，博览会的办事人员，上自厅处长，下至科长科员事务员，调用期间均支双薪。建设厅有关部门，都大忙特忙，忙于乘机大做生意。各公路长途汽车，开游览专车，增收票价；市内汽车则发售长期票月季票。从钱塘门博览会进口处到灵隐寺，沿湖边山脚建成临时商店街道。临时商店房屋由营造厂包建，每间七元（全部木制，会期三个月后，材料仍归承建营造厂拆回）。商人租用是项房屋，须一次缴付房地租费九十元，还得到处请托，暗中纳小费。杭州市府还乘机征收开进会场各项车辆牌照捐。原领一般牌照，只能在市区通行，不能进入博览会会场。因此，除了省市机关公用车外，几乎全部汽车、人力车、脚踏车都得加领一次牌照。尤其人力车在那时的生意，都要进入博览会会场，其他生意很少。湖上游艇也同样加领临时牌照。零售小贩，除了购买入场券之外，还得向市府领取牌照，佩戴符号臂章，始能在会场内售卖各种物品。叫卖香烟糖果报纸的孩童也不能例外。
这次博览会耗资巨万，除了张和他的僚属乘机敛财，大做生意获利之外，只供资产阶级分子游乐一番而已。对工农业生产毫无利益可言。
五、虚设机构安插私人。张到浙江后首先收买了杭州民营大有利电灯厂，改为省营杭州电气厂。为此，成立了一个浙江省电气局，委潘铭新为局长兼电厂厂长。大有利厂址在良山门，原有发电能力一千五百千瓦。张欲扩建为一万五千千瓦，厂址迁至江干闸口，后因省款无着，另行组织公司接办。但电气局仍由潘任局长，却无事可做，形同虚设，月支行政经费数千元。此外，张还设立浙江省土地局、浙江省电话局、浙江省无线电广播电台、浙江省水利局等机构安插私人。以上各局，都冠以“浙江省”头衔，意思是在县市以上的省属机关。实际上，电话局只是一个杭州市的电话局，电台只是省政府的一个广播电台，水利局只在杭州江干三廊庙造了半条挑水坝。但是当时各局均置有自备汽车，局长俨然大官一般。以上各局，根本无须设置。所以张静江交卸后，继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乃将各局一律裁撤。
张和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几次冲突
张在浙江省主席任内曾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过几次冲突：
一、逮捕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杭州《民国日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前身）社长胡健中。张静江原是浙江大资产买办阶级代表之一，是个坚决反共反人民的老顽固，可是他和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不同，他对戴从理论方面歪曲孙中山的主义、陈果夫把持党务等，认为多余。张认为中国只要走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发展资本，保障资本家权利，则国民党的统治同样可以巩固（这是张经常在谈话中透露的）。因此，对陈果夫标榜的所谓“合作运动”、“二五减租运动”反对甚力。张觉得陈的合作运动和他的发展财阀资本有矛盾，二五减租徒然引起佃农和业主间的纠纷，这些都是他不止一次公开吐露过的。陈果夫发动国民党省党部大搞“合作”和“二五减租”运动在浙江一筹莫展。1928年冬嘉兴中国银行被劫，国民党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社论对张静江大肆攻击。报上有“嘉兴中行被劫是省府当局不执行二五减租之结果”等语。张阅后大为震怒，立即下手谕给保安处长竺鸣涛，将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民国日报》社长胡健中逮捕，指胡反动。事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立即召开省执监联席会议，分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控诉。翌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均有电令命张将胡立即释放，斥张违反“党纪”，给予警告处分，并严令今后对党部负责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逮捕，必须先行报请中央核准，再行处理。张只得将胡释放。释放之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所谓“各人民团体学校代表”游行示威，将胡接到省党部开欢迎大会，并在报上将国民党中央斥责张电予以发表，使张极为难堪。
二、和黄郛争吵。张静江在莫干山建有别墅，称静逸别墅（张妻朱逸民，用夫妻名中各一字），在主席任内，经常住莫干山。而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和上海市长的黄郛，亦常住莫干山。张欲将莫干山建成一个繁荣热闹的避暑区，委姻亲周湘舲之婿俞则民为莫干山管理所所长。为了吸引游客，张计划在莫干山建造四座电力上山机，由山脚到避暑区几分钟可达。经过建设厅有关部门设计，和德国西门子、美国慎昌洋行接洽，四座电机约需七十万元。当时，莫干山在盛夏期间，星期六、星期日从上海等地前往的游客经常在万人以上，而山上常住避暑居户达三万人左右。估计四座电机平均每日收费两三千元，一个月七八万元，暑期三个月即可收回成本三分之一；如将票价改为四角，亦仅轿价十分之一，一年之间可将投资全部收回。张见有利可图，决定举办。黄郛和张意见不同。黄在莫干山居住，愿意静养，一向反对莫干山繁荣热闹，对张的用生意眼设立莫干山管理所，分置民、财、建、教各科及警察所、卫生院等机构已感多余，认为添置电机更无需要。黄时常对人说：“避暑原来是有钱人的事。大好避暑胜地，弄得猫狗都来！现在上海的‘印度阿三’，每礼拜也来凑热闹了，还有什么意思！静江还要造电机，势非变成一个‘大世界’不可。我坚决反对！”但张却不顾黄之反对，于1929年秋冬间开始施工。黄一看势在必行，已非言辞所能奏效，遂即联合当地一批土豪，鼓动山下附近以抬轿为生的农民数千人，由黄亲自带领，将施工人员全部驱逐出境，工程和机件全部打毁。黄当众声言，打出事来，由他担当。那时莫干山管理所在山脚（庾村）原驻有警察一棚十余人，见黄亲自出马，亦不敢过问。事后，张虽极为愤怒，终因黄有蒋为后台，无可奈何，建造电缆机，只得作罢。
三、和朱家骅决裂。朱家骅原是张一手提拔的亲信人，在广东时就结为儿女亲家。张在没有回任浙江省主席时，就先将朱安插在浙江当民政厅长，作为他回任的先行官。可是张回任以后，就和朱处处发生争权夺利的事。1930年夏初，朱家骅为了充实警校武力，向希特勒法西斯德国购买步枪三千支、子弹数百万发，运到杭州存放警校。张得悉以后，立即密派保安处长朱世明将警校武装全部缴械，并说朱要造反，将其免职，声言要将朱绑送南京法办。张将朱免职后，报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另派民政厅长，南京无复电，张遂自派建设厅长程振钧兼代民政厅长。
四、辞浙江省主席职。张静江在浙江二年多，事事独断独行，早为蒋介石所不满。及至1930年先后将沈士远、朱家骅免职，蒋亲信陈布雷亦有求去之意，蒋益不能忍，叫戴季陶转告张自动辞职以免难堪。张竟恼羞成怒说：“我偏不辞职，叫他（指蒋）免我的职就是了。”戴只得再叫陈立夫向张劝说。陈到杭劝张亲自到河南前线（当时正值蒋与阎、冯在中原大战，蒋在前线督师）见蒋解释误会。张由陈陪同到了蒋的行辕。经过侍卫传达回话说，只叫陈一人进去，张暂在客室等候。陈去了好久，才出来对张说，经他再三向蒋好说，总算答应出来见面，劝张要忍耐一些。又等了好久，蒋才出来。甫进客室，张一见之下，怒不可抑，就对蒋说：“你现在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长久！”蒋亦勃然大怒说：“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言毕转身即去。陈立夫见状，知已无可挽回，只得和张同回南京。张则转回杭州，立即吩咐秘书长刘石心拟一电稿辞职。张辞职照准后，浙江省府改组，由张难先继任省主席。南京、上海各报同时公布此项消息，盖蒋已早有准备和布置。
吃素念佛，收拾残局
张辞职后，意态消沉，吃素念佛，表示不问政治，不和人争权力，回到上海马斯南路家中，杜门谢客。他后来看到年轻的僚属、亲友，逢人便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张原来的空虚衙门建设委员会总算还给他保留，刘石心调到建委会当秘书长，浙江省府调下来的僚属也有不少安插到建委会。我也调去当设计委员，实则拿点薪水并无实际工作。据我所知，原先属于建委会的淮南煤矿、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和南京至上海公路均先后交出；建设银公司由宋子文私人接盘，张只保留了江南铁路公司、江南汽车公司和中国农工银行等三个企业。
南京市内的公共汽车，向由张的江南汽车公司和华侨汽车公司两家行驶。江南汽车公司车辆较多，资力较厚，早想一家独占专营。1934年张氏集团利用华侨汽车公司汽车和江南公司汽车碰撞事故，对华侨汽车公司大肆攻击。江南公司车务处长吴琢之（原任张部下浙江省公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是吴稚晖之侄）发表谈话说：“世界各国都市市内公共汽车无不归一家行驶，因而能保安全。南京应由江南汽车公司独家专营，华侨公司应该归并。”争持数月，终为江南汽车公司取得独家专营权。同时张在上海成立了龙章造纸厂，并企图兼并刘柏森的天章纸厂（后以抗日战起不及收买）。张的吃素念经原来不过做给四大家族看，向其乞怜而已。对于一般资本家他非但不让步，相反，还要仗势欺压。
此外，张又在“元老派”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一个“革命偿债委员会”，由他当主任委员，说要清理孙中山革命时期的债务。张自己成为主要的债权人，要由国库为他偿债，充其私囊。
琐事点滴
张静江事迹除以上所述外，尚有一些琐事点滴，就个人所知略述于此：
一、张在杭州西湖葛岭山、武康莫干山、南京汤山、香港坚道，均置有别墅。上海住宅在原法租界马斯南路。莫干山的别墅连走廊也全部装置纱窗纱门，既纳凉又避蚊。葛岭别墅采中西宫殿混合式。汤山别墅有温泉浴室，家中平日兼备中西饭菜。上海住宅，西餐厅在二楼，中餐厅在楼下。此外，张还在南京建设委员会设一招待所，亦备有中西菜和相当讲究的卧室、会客室，供接近的亲友僚属居住，费用由公家开支。吴稚晖、张继等到南京，都住在张的招待所。
二、张早年跛足，后成瘫痪，不能行动，家中备有活动坐车，只能在平地行动，上下楼或出外上下舟车则用一小帆布椅由四个侍卫架抬。张躯体矮小，骨瘦如柴，重不过六七十斤，人谓一人就足应付，何须四人，分明摆阔而已。
三、张早年曾攻书画，附庸风雅。辛亥以后，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向其求书画者日多。据上海方面人说，他的行书草书，比于右任写得多写得早。
四、浙江省政府在何应钦兼任主席时，因何常住南京，难得几次到省府视事。因此，每逢何从南京来杭到省府时，省府守卫郑重其事，除全部（约三十余人）分列两行肃立恭迎外，并由号兵吹奏军号三番（据说是上将礼节）以示隆重。代理主席蒋伯诚到省府，则无此礼节。张继何任，承袭此例，每到省府号兵亦吹军号三番。
五、张第一次任浙江主席在省府大礼堂举行总理纪念周时，秘书长许宝驹和土地厅长李伯勤，一个头向左侧，一个头向右侧，又都是屈背，张跷子自己居中坐在帆布椅上，当司仪喊到“全体肃立”时，张竭力勉强扶椅起立，许李两旁扶住，真是一幅“十不全”图景（当时省府职员通语）。张第二次任浙江主席时，兼保安司令，保安司令为中将或上将衔。当时省府职员颇多戏言，谓江苏主席陈果夫、浙江主席张静江，如果都穿起戎装一起拍个照片，才真好看（陈张都形同骷髅），并说送到国外去展览，一定可以吸引观众。
六、张女儿独多，长女嫁给宁波商人莫某，次女嫁给同乡周君梅，三女不嫁宋子文，情愿嫁给电影明星陈寿荫，四女（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张荔英和陈谈恋爱，写信给张征同意，张告亲友：“陈年仅小我一岁，她要嫁个老头儿，我也没有意见。”张还把女儿给他信中所说“陈友仁是最可爱的”公开告诉大家，引起听者发笑。还有一个送给朱家骅做女儿，另一庶出的嫁给汪伪粮食部长顾某，还有很多女儿，后来如何不详。
七、1927年张随同北伐军到沪，住大庆里，一时车马盈门，我三兄思诚（时在上海《时事新报》任编辑）往访，见面张大骂《时事新报》报屁股青光副刊上挖苦他“瘸脚主席”，张说不要以为我可以不计较，我可以封他们的门。实际当时权在租界当局，张不过空言恫吓而已。
八、1928年张任浙江主席后，住湖滨“来音小筑”，一天和他的姻亲周觉言语冲突，相互拍案大骂，说：“大家都是阊门（苏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是亮见亮！”当时省府厅、处长、秘书、科长很多在场，都觉得不好意思听下去，只得纷纷不辞而出。
抗战开始，张携眷始走汉口，继逃香港，后逃美国。1950年病殁于法国巴黎。
（何祖培）
三、张静江与蒋介石感情破裂的内情
关于张静江的历史，前面何祖培所写的文章，叙述颇详。我在此只打算写出所知的一些政治上较大的事情，作为何文的补充。
张静江是浙江吴兴县富家之子，为人原是一个市侩本质。他之所以能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国民党元老，完全是由于清末在他赴欧洲的轮船上认识了中山先生，资助了几万两白银，奠定了孙中山对他的好感。此事对于当时革命是不无功勋的。因此，他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后来孙中山即责成他掌理国民党的财务。在工作中，张在巴黎同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交好甚厚，李石曾又同他在法国开豆腐公司，作为帮助孙中山革命的掩护。张又在巴黎开中国古董店，用种种手法赚了不少钱。平心而论，在当时，张以商人之子敢于结识革命领袖，并且帮助相当大数目的款子，是难能可贵的。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前，张特从上海到京探视。中山先生得知张亲来，曾流露出十分感人的情形（时我已认识了邓家彦，从邓口里知道关于中山先生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张在中山先生在世时，只对国民党尽了力量，没有做过中山先生部下的官职，所以说他是中山先生老友，那是并不虚假的。
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静江住在上海，过的是寓公生活。他同上海的买办阶级人物虞洽卿、叶琢堂等人合资创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进行投机买卖，贻祸上海社会不小。蒋介石、陈果夫等在此时经常出入于张宅，成为张家的门客。张对于蒋的经济颇有资助，甚至于蒋的妾氏之一，也是由张夫妇一手帮他弄到手的。张还在孙中山面前，不断地推荐蒋。因此，从个人的关系讲，张、蒋后来闹翻，张是有理由骂蒋忘恩负义的。
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受尽了挫折，因而决心“以俄为师”，本革命的三大政策彻底改组国民党。张静江的头脑，至多只懂得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对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山先生念张对革命不无功勋，所以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仍旧摆上他的名字。可是在张方面，对于国民党的向左转，完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案以前，曾特意把张请到广州，同他密议一切。张做了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之后，广州的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在刊物上及口头上时常挖苦张是“老朽昏庸”。他也因此更恨进步的力量，在蒋旁边加紧策动反动路线。张并不是西山会议派人物，但当初反对三大政策，思想上同邹鲁、谢持、戴季陶等人是共鸣的。
蒋介石到了上海，背叛三大政策以后，同宋美龄结婚。蒋、宋的这种婚姻，可谓政治婚姻，蒋因此成为孙中山的连襟，又同宋子文成为至亲。由宋子文来抓住东南买办财阀，勾结帝国主义，蒋是放心的。张静江夫妇事先坚决反对这个婚姻，与蒋发生了初步的裂痕。本来，张一心打算抓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大权，蒋重用及信任宋子文，张的野心落空了。因此，张只得退而求其次，竭力会同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向蒋介石施加政治上的压力，让张做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目的是想在建设的大招牌之下，垄断各种大工矿企业。后蒋、宋又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分建设委员会的权。因此，张的许多大计划行不通，只得再退而求其次，只经营江南汽车公司、杭江铁路以及几个发电厂与矿厂。于是凡不属宋子文嫡系的人，纷纷设法钻到张的旁边，利用他的元老地位来争取官僚资本企业中的一席。宋子文处处不买张的账，张为此常常向蒋力争，弄得蒋十分不耐烦。蒋背后指责张是“以耳代目”（张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半残废人），被人包围，提出的计划都是有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张一方面在中央做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方面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不少具体问题上同蒋发生冲突，两个人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恶化。张背后骂蒋忘恩负义。蒋背后骂张倚老卖老，为小人包围，不知自爱，不配当元老。这种情形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由于国民政府在蒋的掌心之中，张只得狼狈地辞去一切职务，时间是1930年秋季。
张下台以后，在上海做了寓公，意态消沉，见人就骂蒋。后来他又携眷去美国长住，宣称将老死于异邦。大约是1950年光景，那时我在香港，报上刊载了张逝世的消息（我记得张是死在美国的，何文说他死在法国，不知有什么根据）。后来我又在报上见到钮永建从台北乘飞机赴美国，有张群等人在机场送行。钮在那时是政治上失势的人，似乎没有资格去美国做寓公，于是发生钮为什么去美国的疑问。不久以后，朋友们辗转传说，钮是蒋特派去美国见张的妻子，去劝她不可宣布张的遗书或遗嘱的。
最后，我记起了关于张的一个可笑的故事。蒋介石同宋美龄在1927年结婚。结婚之前，蒋发表谈话，宣称他同妻子毛氏早已脱离关系，其他二氏，本无婚约云云（二氏大概是陈氏及姚氏两个女人。蒋虽娶了她们，但确是没有什么婚约的）。张静江当时的妻子某，据说是青楼出身，同张也没有什么婚约的。她看了蒋的谈话，发生不安，乃想出了一个主意。有一天，她事先也不同张商量，便用张同她两人名义发请帖，请谭延闿到上海他们家里吃饭。谭应约而至。在饭桌上，张妻忽然说，今天我约谭吃饭，为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请谭先生帮忙的。谭、张两人都莫名其妙，忙问什么事。张妻即拿出事先预备好的结婚证书一份，宣布同张结婚并请谭做证婚人。谭笑着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张妻郑重地说：“你们这群人，随随便便可以娶妻，又可以随时发表谈话，说什么其他二氏，本无婚约。我同张先生也是没有婚约的，因此不免引起自危之感，所以今天特别补行结婚手续，而且还一定要有正式婚书，觉得这样才有保证啊。”谭同张两人都大笑起来，结果谭欣然在婚书上签字盖章，结束了这一幕戏。
（周一志）
四、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
何祖培先生的文章中，曾述及张静江于1920年擅自动用国民党大宗基金，和虞洽卿等在上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张自己当了监事，陈果夫做了交易所经纪人，蒋介石、戴季陶那时是依靠国民党津贴度日，只附名在陈果夫户名下做投机买卖。关于张、蒋、陈、戴等人做交易所投机生意，据我所得的资料，与其他一般所写的有点相异，特为补充，以供参考。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在1920年2月1日开成立会（据《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许念晖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概况》所说，是1919年由虞洽卿、闻兰亭等发起组织的），7月1日开业。资金总额为五百万元，全数缴足。交易物品原定七种，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但未全上市。1929年10月3日《交易所法》颁布以后，它便依法将物品中的棉纱交易并入纱布交易所；证券部分于1933年夏秋间并入证券交易所，标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这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从创立至结束的概略。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所谓经纪人，就是某一家交易所直接做投机买卖的牌号。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当的佣金。每一家交易所的经纪人，多寡不同，有的数十个，有的一百多个。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卖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1952年春间，有一天我到前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经理张秉三家谈天，扯到蒋介石当年做交易所抢帽子的事。张即在书箱里捡出他们当年合伙组织恒泰号的合同原件给我看。我觉得这些文件就是蒋介石做交易所投机勾当的物证，就商得张的同意借了回来，把它摄了影，并保存了一份底片。
张、蒋、陈、戴等人合伙经营的恒泰号的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资本总额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分为三十五股。股东十七人，多不用真名。股东和所占的股份是：吴俊记一股，吴子记三股，吴吉记一股，孙棣记二股，王慎记一股，王朴记一股，蒋伟记四股，小恒记二股，吟香记一股，陈明记一股，邱成记一股，刘俨记三股，朱守记一股，张弁记一股，张静记五股，张莹记三股，张秉记四股。
股东中的“蒋伟记”就是蒋介石；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的名字。小恒记是戴季陶的化名，至于吟香记是周佩箴的化名，陈明记是陈果夫的化名。张静记是张静江，张弁记是张静江的哥哥（张乃燕的父亲）。张秉记是张秉三，名有伦，是张静江的侄子，早年与于右任在上海震旦书院同学，后来当监察院参事十多年，现在住在上海。朱守记是朱守梅，吴俊记是吴俊之，吴子记是吴嘉谟，吴吉记是吴沽忱，孙棣记是孙棣三，王朴记是王子新，王慎记是王子恒，邱成记是邱成铎，刘俨记是刘俨廷，张莹记是张望徵。这一班人多是江浙资产阶级、买办、地主和流氓之流。股东中以张家的叔侄兄弟占的股份最多，共有十三股，为恒泰号全部股本三分之一强，尤其是张静江名下占股最多。张秉三之所以当经理，和张家所占的股份比重是分不开的。据说蒋介石本来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他的四千元股本，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企图趁此机缘，让他捞回一把，以免他经常做伸手将军来借钱。后来蒋介石与张静江在政治场中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和这次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以及张静江所投的四千元政治资本，是有密切关联的。
多少年来，关于蒋介石等做交易所经纪人抢帽子的事情，早已声名远播，中外周知的了。但是当时他们合伙的合同和有哪些伙伴，是言人人殊的。
（陆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