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初冬季节，长沙秀丽的岳麓山枫叶由暗紫变成了一片深红。时值风云动荡之际，那红枫恰似一把炽烈的火炬，把祖国江南初冬的原野点缀得生机盎然。
文化书社坐落在长沙潮宗街，它的成立标志着湖南有了一个马列主义传播的基地。这是毛泽东一年前的杰作，如今已是湖南医科大学校址。文化书社是租佃的一栋旧公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正中有一巨匾，黑漆金字，上书“文化书社”；落款乃赫赫有名的前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正是因为有谭延闿的“招牌”，才使军阀、政客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见此打道回府。进门是一青砖铺地的院落，院北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文化书社的营业铺面。院东有个长方形厅堂，这里曾是毛泽东经常会客的地方。当年新民学会成立，何叔衡、谢觉哉、周世钊都是在这里入的会。
这几天文化书社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马林是化名，他的真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生于荷兰鹿特丹。他30多岁，长得一表人才，谈吐彬彬有礼，举止文雅，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出身。此人早年在荷京大学读书，后来参加工人运动，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党员，曾去荷属爪哇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1920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委。1921年6月绕道欧洲辗转来到上海，帮助筹组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2楼认识了毛泽东，对毛泽东在湖南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大量销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进步书刊、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早期组织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活动赞不绝口，并说好要来湖南专程拜访。凑巧，经李大钊介绍，由张太雷陪同，马林准备去广西桂林大元帅府会见孙中山，假道长沙时作短暂停留，这才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另一位是马林的助手兼翻译张太雷，20多岁，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他英俊潇洒，聪明机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英语水平也不低，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刚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被选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
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的客厅里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贵宾，他们彻夜长谈，一见如故。当时湖南的共产主义活动方兴未艾。毛泽东刚刚送走了从法国勤工俭学被迫遣送回国的李立三，安排他到安源煤矿去找蒋先云；继而又介绍湖南劳工会发起人、中国工运先驱黄爱、庞人铨与马林见面。一年前，他两人在长沙省教育会前坪召开近千人的大会，正式成立“湖南劳工会”。当时，参加工会的有22个行业，劳工会的办公地点设在长沙市皇仓街唯楚化学社内，黄爱任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出版部主任。马林对中国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尤加赞赏，毛泽东也认为这是反抗资本家和军阀最有效的手段，他自己曾亲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当马林对黄爱鼓励有加的时候，黄爱谦逊地说：“润之大智若愚，我则锋芒毕露，润之是将才，我不过是个过河的卒子而已！”不想马林与他们的头一次见面竟成了永别。黄爱、庞人铨于1922年1月因工潮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的铁桥边。当时下着大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黄爱时年25岁，庞人铨仅24岁。
毛泽东送马林、张太雷上车南下时，意味深长地祝他俩马到成功，千万不要忘记请孙中山考虑创建革命的军官学校，建立革命的武装组织。这就是后来孙中山在广东创立黄埔军校的最早契机。如果说马林是黄埔军校成立的最早倡议人，还不如说毛泽东也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因为他们这一建议，对孙中山有决定性的影响。
马林、张太雷日夜兼程来到广西桂林，在独秀峰下的原清桂王府见到了他们景仰的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重新建立军政府，准备举兵北伐。同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广西桂林，在此设立北伐大本营。马林、张太雷12月23日来到这里，孙中山专为马林发了参字第189号特别出入证。马林，这位西装革履，留着两撇八字胡的外国客人，引起了不少官兵的注意。由于语言不通，许崇智、胡汉民只打个招呼，而宋庆龄、陈友仁却可用英语与马林随便交谈。马林是位有识之士，在临来中国之前，就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刊，对孙中山的革命传奇经历略知一二。他知道孙中山确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也了解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从莫斯科动身前来中国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再三叮嘱他不仅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而且要团结中国国民党左派，尤其要争取孙逸仙向共产国际靠拢，以便将来壮大共产党队伍。
孙中山与马林经过三次畅谈，双方非常融洽，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最后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共同革命，铲除军阀，尤其要依靠广大工人群众；二是谋求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三是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孙中山表示接受建议。这次会晤，首次将黄埔军校的孕育和诞生提到革命议事日程上。
早在1903年8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青山就建立过革命党人第一所秘密军事学校。那次经日本友人犬养毅介绍，聘请日本现役军人野熊藏少佐任校长，地址设在东京牛道区。学校招收了14名革命党人秘密学习兵器学、战术学等。开学一个月后，孙中山因事前往檀香山，临走前曾以校事委托冯自由（冯懋龙）管理。数月后，因校中意见分歧，最后不得已只好宣布解散。孙中山回想自己从反清、讨袁、护法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感到革命征程总是遍布着坎坷与荆棘。后来他把希望寄托在会党与新军运动，但终被军阀利用。他气极时破口大骂：“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办军官学校之事，孙中山时刻记在心间，只是忙于北伐，还抽不出时间来认真研究。马林、张太雷在会晤孙中山之后，也顾不得游山玩水，连阳朔那处胜景也没有去，就日夜兼程赴广州办事去了。
且说孙中山来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民众十里长街夹道欢迎的动人场面使他彻夜难眠。他一心以武力统一中国，谁知他“借别人的窝，孵自己的蛋”，却又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原来他所信任的心腹爱将陈炯明与他貌合神离，在马林、张太雷走后不到半年，陈在广州兵围白云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的北伐又成泡影。
陈炯明何许人也？原来也是个大军阀。他是清末秀才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都督，护法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后，仍任命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军政大权在握。陈炯明虽有野心，但他仅满足于在两广称王而已。他不理解孙中山北伐拯救全中国的远大抱负，因此不断抬出“联省自治”的招牌反对孙中山“统一中国”。陈炯明刁难阻挠北伐的活动变本加厉，先是不给军政府一粮一粟，后是于1922年3月21日指使人在广州沙头广九车站杀害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粤军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在孙中山4月21日撤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及内务总长之职后，仍保留他陆军总长之职，希望他回头，以大局为是。但陈炯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与孙中山撕破了脸皮，于6月16日炮轰总统府。当时孙中山几乎只身逃难，登上永丰舰；宋庆龄在危急中由卫士护送幸免罹难，也上了永丰舰。叶剑英在护送宋庆龄时立下汗马功劳，可惜宋庆龄唯一怀下的孩子在危难中流产，使她终身留下遗憾。
孙中山牢记这6月16日蒙难的日子，以后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就定为6月16日。孙中山经过这一次创伤，对寻求苏联的帮助，建立自己的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就更感到迫不及待了。这是孙中山陷入绝境后的正确抉择。
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二女，长女名娫，早年病逝；次女名婉，与戴恩赛先生结婚后生了一子一女。孙婉之女诞生时，适值孙中山在桂林北伐，殷望一举成功，故孙中山特为外孙女取名“成功”。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坐镇永丰舰讨伐叛军。适于此时，孙婉的儿子出生，孙中山遂为其取名“永丰”，以资纪念。
孙中山在永丰舰与陈炯明相持了50多天，由于北伐军胡汉民在韶关一战失利，北伐军全线退却。1922年8月6日胡汉民部分别向江西、湖南转移，北伐军首尾被截成数段，彼此中断联络，无法集中兵力回师广州讨伐陈炯明。8月9日，孙中山决心暂时离开广州，借蒋介石、陈策等人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经香港，于16日抵达上海，并立即发表宣言，向全国公布陈炯明祸国殃民、作乱纵兵的滔天罪行。第二次护法运动又遭到沉重打击，孙中山大声疾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从此，孙中山加快了联俄的步伐。8月25日，他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自己的寓所会见了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的称谓。“南陈”指陈独秀，“北李”就是指的李大钊。孙中山对李大钊的多次单独拜访与诚挚帮助十分感谢，并提出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中共主要负责人，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持，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举措，缘于一个多月前，即1922年7月16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上的决议；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二大决议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并由李大钊和马林向孙中山说明了党中央的主张，孙中山欣然表示同意，所以才有国、共两党跨党籍的由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为9月4日改组国民党的准备会议奠定了基础。
且说孙中山联俄联共心切，1922年9月下旬，他又令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离沪赴日本。这次赴日，表面上是去参加北京政府驻日本代公使廖恩焘家兄弟六女承麓与许崇清即将在10月东京举行的婚礼，但其真实意图是与苏俄代表越飞及其随员谈判中俄合作，并与东京的国民党人联络一系列重大使命。廖仲恺夫妇因越飞的代表未去日本，未达目的而返。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南下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并于26日发表了《孙中山越飞宣言》，次日离上海经日本回国。廖仲恺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受孙中山委托，以带女儿廖梦醒赴日治病为由，与越飞诸人同乘亚洲皇后号客轮于2月1日扺达东京。由于越飞病重，廖仲恺多与其秘书谢瓦尔沙龙等继续会谈，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苏联政府对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态度及政策，探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异同，中苏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帮助在中国建立军官学校，援助军械，打倒军阀，完成中国统一大业。同时苏联废除以前沙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孙越宣言》的进一步具体实施的方案。《孙越宣言》的公开发表，宣布“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这意味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孙中山为中国进行“根本之改造”，还亲拟电稿致苏联政府，表示愿意赴俄国考察。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始有由蒋介石代表孙逸仙博士赴俄考察的事。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陈独秀在批评怀疑国共合作的“左”的倾向时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于1923年1月被派往海参崴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马林在1924年4月回到荷兰，积极参加荷兰共产党的活动。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他的故乡，马林又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1942年3月6日，马林不幸落入法西斯匪徒手中，他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在法庭审讯时，他怒斥法西斯暴行。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和女婿桑顿写了诀别书。4月14日马林视死如归，倒在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4岁。马林是向孙中山建议创立黄埔军校的外国朋友，但他却难以想到黄埔军校竟会成为中国将帅成长的摇篮。他的功劳，改写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历史。
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一个商人家庭，本名阿道夫·亚伯拉莫维奇，19世纪从事俄国社会主义运动。1908年，25岁的越飞跟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度过了5年的流亡岁月。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再次跟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并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苏俄驻德国大使，1922年8月作为苏俄特使来北京，与北洋政府洽谈建交等问题。1923年1月下旬他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26日发表《孙中山越飞宣言》，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越飞返回苏联后，很快被卷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纷争，越飞因与托洛茨基的见解相近，一直得不到重用，甚至被完全停止政治活动。越飞因此身体日渐衰弱，1927年9月，医生建议他赴西欧疗养，但联共（布）中央只同意支付他1000美元的医疗费，无法遂愿，在国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当时，国外有人以两万美元巨款为诱饵，建议越飞撰写出版他的自传，越飞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拒绝了这一要求。1927年11月初，越飞终因神经剧痛而卧床不起，11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他决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宝贵生命。临终前，他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很长的诀别信。信中说：“我屡次亲耳听见列宁讲，1905年不是他，而是你才正确。临死之前，我决不撒谎，现在我特地把此事告诉你。”这封绝命书，1928年2月1日曾发表于美国纽约的报刊《民族》（Nation），同年又被译成中文，登载于上海嘤嘤书屋出版的《当代》杂志第一卷第二编。越飞自杀时，年仅44岁。越飞帮助孙中山彻底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幻想，正式确定联俄联共政策，对国共第一次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首批8000支步枪，就是越飞回国后说服列宁等而运抵黄埔港的，他的功劳应当在校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提起国共第一次合作，不能忘记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的牵线人孙洪伊。孙洪伊乃天津人氏，生于1872年，字伯兰，1920年11月被孙中山聘任为广东政府高等顾问。孙洪伊一生中最闪光之处，是他为李大钊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原来，孙中山、李大钊都与孙洪伊交谊颇深。李大钊因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文章《大哀篇》，袁世凯指使其部下准备暗害他。孙洪伊获知后，立即召李大钊到孙家暂时避居，不久资助李大钊赴日本留学，以逃避袁世凯的暗算。孙洪伊在北京任内务总长时，又聘请李大钊等代拟有关《地方自治法规》。1921年10月，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筹划国共合作，致函国民党上海支部：“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922年8月中旬，李大钊离京赴沪。一是参加中央全会，二是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李大钊来上海后就住在孙洪伊的寓所。8月20日至22日，李大钊在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便去上海拜访孙中山，当时会谈的地点是孙洪伊的寓所。以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与孙中山接触，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孙洪伊在两党领导人中间牵线搭桥，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许多人弄不明白孙中山派出的代表团怎么叫“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呢？有的书中又称孙中山为孙文，还有的书称孙中山为中山樵。这里不妨将孙中山的家世简单介绍一下。
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珠海两市和斗门县一部分）翠亨村人。孙中山的先祖是由东莞县上沙乡迁来香山定居的，幼名帝象，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来因为日新的粤语谐音，改号逸仙。1897年，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化名中山樵，简称中山，辛亥革命后，人们便称他孙中山。据广东省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伯新等人反复考察，证明孙氏祖先不是来自紫金县的公馆背村，而是来自东莞县的上沙乡。人们在位于翠亨村东北方两公里处的孙氏祖基，找到了孙氏11世祖孙瑞英，12世祖孙琏昌，13世祖孙迥干的墓。从墓碑提供的史实，说明孙中山的先祖从明代开始即已定居香山县，加上《孙氏家谱》《孙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叔父孙学成、孙观成批垦祖先荒地的契据》等提供的资料，以及1912年5月11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先生恳亲大会纪念》的相片，都证明孙中山祖籍原在东莞市长安上沙乡。当年参加恳亲会的10多名代表之一的孙同发的儿子孙衍佳将照片保存了下来。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哲嗣孙科即为卢氏夫人所生，后与陈淑英女士结婚，生有两子：治平、治强。长孙治平生于1913年，适逢民国初建，中山先生殷望国治民安，期臻太平盛世境域，乃为他取名“治平”；次孙治强生于1915年，时值袁世凯酝酿帝制渐趋表面化，孙中山有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为其取名“治强”。原配夫人还生有二女，一名娫，一名婉。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孙科夫妇对宋庆龄非常尊敬，称呼“婆婆”；宋氏夫人则用英语称孙科为MisterFoo（粤语“科”发Foo音）。孙中山夫妇对两个孙儿极其喜爱，每有美味佳肴，必定留给孙儿。孙中山的家庭一向和美，堪称中国家庭之楷模。孙中山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历经险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信迷信，爱书如命，轻淡名利，勇于解剖自己，不断校正革命的航向，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使革命事业绝处逢生，焕发出青春的朝气，表现出一位成熟者的睿智和长者的辉煌。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