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爱国组织
1919年4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蛮横欺压中国，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等正义要求。中国为战胜国之一，而所得结果与战败国无异。消息传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痛打了卖国贼驻日本公使章宗祥，火烧了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从而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炬。接着这一斗争发展到全国范围。沉闷的唐山小镇，立刻沸腾起来，也牵动了祖国赤子邓培的心。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首先起来响应。该校创建于1896年，初名山海关北洋官学堂，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工业专科学校之一。1914年改名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后来的交通部唐山大学，解放后改名唐山铁道学院，1972年内迁四川，现名西南交通大学）。1919年时该校有学生200多人，富有爱国热情。他们举行集会，成立救国团，发行《救国报》，四处奔走呼号。并推派代表分赴天津、北京参加学生会议。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负责人黄日葵等人认为，唐山的学生虽然不如北京多，但唐山有几万产业工人，是一支重要的斗争力量。他们在李大钊提出的“把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的思想影响下，建议唐山学生与唐山工人结合起来开展爱国运动。唐山工专的学生返唐后，就与邓培建立了联系，和他一起讨论了如何组织唐山爱国运动的问题，得到了邓培的热情支持。
5月24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邓培也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工人中酝酿着斗争。他在工人中散发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编印的《救国报》，集合工人一起阅读。该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报道各地救国壮举，文字浅显易懂，工人很受教育。邓培又经常在下工前，登上工厂北机器房的打磨台，满腔义愤地向工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拒不交还我国山东权利的强盗行为和卖国的“二十一条”对国家民族的危害。他大声疾呼：“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真是太痛苦了。‘二十一条’要叫咱们亡国灭种，咱们工人不能不管！”他又说：“大家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7]邓培的话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工人三五成群，议论纷纷，要求洗雪国耻。有许多工人团结在邓培的周围。
为了领导全厂的爱国运动，邓培于6月上旬在唐山制造厂发起建立了同人联合会（又称职工同人会）。原唐山制造厂工人张云汉对于同人联合会的成立经过，曾有如下回忆：
“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春天的事，记得唐山的运动是先从学生中起来的，工人是后来才动起来的。开始听到些舆论，什么‘和会不合理’，‘二十一条是卖国的’，但是谁也不太注意。后来，见到报纸上刊登这方面的消息很多，在南厂的青年职工中引起议论纷纷，有几个青年还经常凑到一起谈论：‘日本硬要我国承认二十一条，也太欺侮人了，要求政府不承认亡国的二十一条’。就这样，人们经常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凑到一起谈论着。一来二去，思想酝酿接近成熟。有一天，我和邓培、梁鹏万、邓开泰、周甸、郭东潮（另外有些人都记不清姓名了），凑在一起说：‘日本要我国承认二十一条，咱们要求政府不能承认’。怎样要求去呢？邓培和我们几个人酝酿一番，也花费些脑筋，终于研究出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同人联合会’，把各场的工人都团结在一起，就好向政府请愿和进行抵制日货的行动了。开始时，简单的筹备一下，拟定会章，各场选出代表参加成立会。”[8]
同人联合会是一个爱国的群众组织，工人是基本群众，也有员司（职员）和工头参加。同人联合会设总干事一人，负责领导工作。下分评议、总务两部。邓培被大家推为总干事，梁鹏万为评议部部长，张云汉为总务部会计。
在同人联合会领导下，邓培又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又称爱国十人团）。每10人编为一团，推一代表为“团代表”；10团公推一代表叫“十代表”。救国十人团以部门为单位组成，所以实际上有多于10人的，也有少于10人的。“救国十人团”的宗旨是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节省糜费，推进爱国事业。团员须誓守以下规约：⑴永远不卖日人货物；⑵终身不为日人服务；⑶不租房屋与日人居住；⑷住屋上不准日人张贴广告；⑸不准使用日人货币（已有者立即提现），并不得以银钱存于日人银行。“救国十人团”人人相约不用日货，并督率家庭及亲友遵守。唐山制造厂的“救国十人团”在邓培领导下，心气很胜。各场房工人纷纷主动捐钱，买纸笔写标语，宣传抵制日货。参加“救国十人团”的，多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邓培同时也团结工厂中的下级员司参加爱国运动。邓培要求既入十人团，要互相监督，互相联络，坚持到底，不得中途涣散。
邓中夏1930年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追忆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时说：“据我们所知道的，京奉铁路的唐山和京汉鉄路的长辛店工人是加入了的，他们不仅有过大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团体，当然还只限于爱国意义。”这里所说的唐山建立的爱国团体，就是邓培领导建立的唐山制造厂的“同人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
邓培领导下的唐山制造厂“救国十人团”，在爱国斗争中表现十分勇敢。工人么俊清回忆说：“那时，每天中午12点钟有从东来的一趟快车，每节车上常坐着不少外国人，我们就专门在这时候排着队到火车站上去，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给外国人听，向他们示威”。[9]唐山制造厂的“救国十人团”是唐山爱国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为以后唐山工人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干部。“同人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的建立，反映了工人阶级在反帝救国斗争中迫切要求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愿望，从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条件，为以后党领导创建革命工会打下了基础。
二、领导政治罢工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经过全国人民一个多月的坚决斗争，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消息传出，举国欢腾。为了庆祝这个重大胜利，进一步推动唐山爱国运动向前发展，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发起于6月12日召开全镇公民大会。事先，邓培积极发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参加，同时派人到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联络工人参加。
当天上午，开滦煤矿1000多工人，冲破英国矿师的阻挠，罢工参加大会。启新洋灰公司电灯厂的工人，也罢工参加了大会。由于唐山制造厂厂方的阻挠，邓培只组织该厂一部分工人组成工人团，罢工参加了大会。这是唐山工人的第一次政治罢工，大大壮大了唐山爱国运动的声势。工人和学生代表接连登台讲演，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贼祸国的罪行。最后大会一致议决，通电北京政府：（一）要求外交不让步；（二）保护学生，不加干涉；（三）惩办卖国贼。大会至下午3时结束。
唐山制造厂的大部分工人因受厂方阻挠，上午未能参加公民大会，工人非常愤怒。至下午4时工厂停工后，两三千人在邓培等先进分子的鼓动下，不顾饥饿与疲劳，一起赶赴火车站旁旷地会场。但是这时群众大会已经结束，邓培要求复开大会，于是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一起组织讲演。唐山资本家张佐廷闻讯后，向工人鼓吹“文明抵制”，“劝其暂勿罢工，致生乱事”，遭到邓培拒绝。邓培表示如果当局对爱国举动进行取缔，或唐山商界不能坚持到底，则必罢工。[10]表示了无产阶级要以独立的姿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心。在当时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三个亲日派卖国贼虽被免职，但山东问题还没有解决。巴黎和会规定6月28日为“和约”签字日期。在签字日期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签和约运动。唐山各界人民于6月24日在火车站旁旷地，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拒签“和约”。
邓培组织领导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举行罢工。当天中午12时许，北场房的工人在邓培率领下，南场房的工人在刘美智率领下，整队赴会。厂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京奉铁路机务处副处长兼唐山制造厂副总管（副厂长）孙鸿哲闻讯后，张皇失措，连忙带领一帮打手，赶到工厂门口进行阻挠。
英国监工罗威、富兰克林等人指手划脚，指责工人不该罢工参加大会。邓培挺身抗议说：“我们去开会，反对凡尔赛和约，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你们外国人不要管！”
孙鸿哲学着他主子的腔调，也责问工人说：“签订凡尔赛和约是国家大事，要由官家去办，你们工人管不了，干什么去？”
邓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工人是国民的一分子，不能袖手旁观！”
孙鸿哲又恐吓说：“你们去开会，我不给你们工钱！”
邓培严正地回答说：“工钱我们可以不要，但亡国灭种的大祸不能不管！”
工人群众一起呼喊：“我们工人要救国，不光要挣钱”！[11]
说着，邓培带领工人队伍涌出工厂，奔赴会场。孙鸿哲气急败坏，尾随工人队伍追至会场，竟然无耻地向组织大会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提出责问，遭到了学生的驳斥，仍然没有达到阻挡工人参加大会的目的。
下午1时，唐山制造厂工人参加了公民大会，受到与会群众热烈欢迎。邓培和参加大会的工人头戴“酱蓬斗”（一种用高粱杆皮编织的凉帽），上写“勿忘国耻”4个大字；手持白布旗子（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历次罢工中，群众皆打白旗，因为请愿罢工等事，都是悲愤之事），写着反帝口号。邓培作为工界代表和学、商、绅、教、农各界代表，登台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要求拒签“和约”。言词激昂慷慨，听者动容。邓培带领到会工人群众，不断振臂高呼：“千钧一发，勿忘国耻，睡狮苏醒，力争国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声势雄壮，气冲霄汉。大会一致通过三份电文；一份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和王正廷，一份致北京政府，一份致全国人民。三份电文皆表示反对签约的决心。最后有人提议效法津、沪等地，组织绅、商、学、工、农、教六界联合会，作为永久性爱国组织，邓培代表工界，表示赞同。这次大会参加群众超过4万人，至下午4时半散会。
京奉铁路机务处副处长兼唐山制造厂副总管孙鸿哲，阻挠工人参加爱国运动的行为，使唐山制造厂的工人非常愤怒，工人说：“看孙鸿哲的样子和曹汝霖差不多，非教训他一下不可！”事后，几个工人偷着烧了孙鸿哲的住房，大大出了一口气。
邓培领导唐山工人举行的政治罢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罢工与以往的经济罢工不同，完全是为了拯救濒临危亡的国家和民族，没有提出自身经济的要求；完全是出于工人的自愿，由工人独立发动起来的；这次罢工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行动和目标一致，是前所未有的。胡乔木写道：“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12]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伟大开篇，唐山工人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唐山工人阶级的光荣，也是邓培的光荣。
三、参加唐山各界联合会和抵制日货
由于全中国人民的斗争，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之后，爱国运动仍在全国延续，不断出现高潮。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的工人继续进行斗争。
6月29日，唐山绅、商、学、工、农、教六界代表，根据第二次公民大会的决议，在唐山永盛茶园召开会议，筹备建立唐山各界联合会。7月6日，各界代表115人，列席代表30余人，在广东会馆开会，正式成立了唐山各界联合会。邓培和梁鹏万作为工界代表，参加了6月29日的筹备会议和7月6日的成立大会。根据各界联合会会章，设总务和评议二部，成立大会上选举刘锡嘏为总务部长，张佐廷为副部长；郭友三为评议部长，刘硕忱为副部长。二部除设正副部长外，另设评议员24人，每界产生4人。邓培和梁鹏万作为工界代表，被公推担任了评议员，参加了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成立大会上，邓培和各界代表一致议决，通电巴黎中国专使：“拒绝签字，举国同钦，请坚持到底，勿为强大所怯，吾民愿为后盾。”[13]
在各界联合会的领导下，唐山人民把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七、八月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织了“唐山夏令学生救国团”，以“提醒真正民意，维持国货”为使命。岳各庄农民组织“乡农爱国会”，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养成爱国精神”为宗旨。邓培经常利用下工后和星期日时间，率领唐山制造厂的“救国十人团”，与“唐山夏令学生救国团”一起战斗。他们组成一个个小分队，打着白旗，冒着酷暑，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宣传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号召商人不卖日货，市民和村民不买日货，人人皆用国货。邓培对群众说：“日本侵略中国到了危险程度，大家起来抵制日货。”他领导的工人演讲队进行宣传时，不仅在大街小巷的墙上，各种运输车辆，乃至商号的柜台上都贴上了反帝救国的标语。传单更是飞向千家万户，有两份从京、津传来的传单内容在唐山流传很广。抄录如下：
其一、《爱国歌》
人人都晓爱国好，唯有卖国忘不了；卖国好处在何方，自己也为奴隶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唯有亲日忘不了；日本于我最阴毒，不久便成高丽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唯有仇货忘不了；外精内粗极恶劣，洋钱可是出去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唯买国货全忘了；仇货日多国货少，眼看神州沉没了。
人人都晓爱国好，唯有实践办不了；果能人人倡国货，中国不久富强了。
其二、《维持国货歌》
东邻既啼饥，西邻又号寒；为何苦饥寒，只因赚钱难。
中国人称四万万，工人居大半；人人尽用外国货，工人全赋闲；大利尽归外国去，钱由何处赚？
人人尽用本国货，工场多，闲人少，事事多，容易找。弟男子侄无闲人，求财借当用不着；盗贼无，乞丐少；平平安安过日子，大家想想好不好？
既是中国人，当用中国货；莫谓不干己，人人应尽责。君不见，街上走的外国人，通身哪有中国货？寄居中国尚如此，何况在本国！
演讲队每日出发，风雨无阻。几个月中在唐山的大街小巷和附近农村的田头，如西北井、张各庄、部家庄、东府庄、西府庄、大艾庄、稻地镇等地，留下了邓培和他的战友们辛勤的足迹和汗水。
邓培又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人和学生，一起组织了巡查队，到火车站流动巡查贩卖日货者，同时到各商店搜查日货，对私贩日货进行出售的奸商进行惩治。根据各界联合会发出的《惩办私购仇货通告书》规定的办法：第一次私购者，半数充公；二次重犯者，全数充公；科罚两次仍不悛改，敢为第三次者，则不分仇货与非仇货，商号内所有物品，全部充公。邓培的爱国立场鲜明，坚决执行各界联合会的规定，对不知亡国恨的奸商毫不手软，因而赢得爱国学生和广大市民群众的赞誉。
有一次，一户奸商经铁路从外地运来一批日货，不敢直运唐山，而在胥各庄卸站，然后转运唐山镇。此情况被铁路工人发觉，邓培当即派人报告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他们赶赴鸦鸿桥，堵住了这批日货，当场全部焚烧。对唐山的奸商震动很大。
由于工人和学生的努力奋斗，唐山抵制日货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天津《益世报》9月2日报道说：“该镇日货现在已肃清。”又说：“工界如开滦矿务局、铁路制造局，均异常热心，……对于提倡国货，更为各界所不及云。”
后来为了提倡国货，唐山绅商学工农教各界联合会，集股在粮市大街（今建国路）25号开设了国货公司，专售国货。唐山制造厂工人的工资尽管微薄，但在邓培等先进分子的带动下，依然踊跃入股。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派代表参加国货公司的管理，工人王彦文当了国货公司的货品推销员。国货公司开市以后，生意十分兴隆，五间门面，常常挤满了买东西的顾客。
四、声讨军阀马良祸鲁
1919年8月5日，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心腹、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在济南枪杀了主张抵制日货的爱国商人、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3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8月14日，唐山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将马良“免职查办，以谢天下”。直隶各县立即派代表赴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联合进行请愿斗争。
8月23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悍然下令拘禁了35名请愿代表，唐山代表张敬之也在其中。8月24日，唐山各界联合会加派部叔垣和郭友三2人赴京请愿。8月26日，唐山各界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推选高蔼轩、陆沉、吕亚侯、邓培4人为第三批赴京请愿代表。8月27日，唐山各界联合会接到在京第二批请愿代表快邮，声言请愿未遂。评议部当即议决第三批请愿代表立刻首途。邓培和吕亚侯2人，于8月28日凌晨3时，火速乘车赶赴北京。[14]
这时的北京，全城沸腾，反动政府逮捕请愿代表的罪行，激怒了北京人民和各地代表，决心与反动政府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8月26日，北京、天津的请愿代表，顶着暑天烈日，奔赴新华门请愿，大总统徐世昌仍拒不接见。8月27日，北京各校1000多名学生和从天津赶来的各界代表，又齐集新华门请愿。入夜后，代表们露宿于新华门前。邓培于8月28日中午赶到北京以后，当即奔赴新华门前，参加了直隶请愿队伍。他力主坚决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时北京政府决定强制解散请愿队伍。下午1时许，反动当局派出大队军警，将请愿代表从新华门强制押送天安门。邓培怒不可遏，对反动军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警察总监吴镜潭亲诣天安门前，迫令各代表散归。邓培和各地请愿代表，同仇敌忾，坚决不从，反动当局无可奈何。
至晚上8时许，有数千全副武装的军警开入天安门内，声言寻找马骏。马骏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斗争最为激烈。各地请愿代表当即将马骏团团围住，后又打算保护马骏突出重围，遭到反动军警镇压。代表们或受反动军警枪托撞击，或遭反动军警足踢手殴。受伤者号呼于拳足交加之中，女代表辗转于枪刃捶挞之下，耳不忍闻，目不忍睹。结果被殴打受伤者数百人，重伤十余人。邓培和唐山代表郭友三等人，面对强权，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全力掩护马骏，但马骏终于不幸被捕。各地学生被强令解散。邓培随着北京大学学生被押送到北大校园。因此他与北大一部分学生建立了联系。通过这次请愿活动，邓培受到了一次战斗洗礼，进一步认清了这些民国统治者的狰狞面目。
唐山请愿代表郭友三，名蛟，字文会，号友三。是唐山郭大里人。生于1893年。曾就学于永平府中学和天津成美中学，后因他需要照料祖母，辍学返唐，协助其父经营聚兴药店。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唐山商界代表，对爱国运动筹划颇多，被选为唐山各界联合会评议部长。郭友三在天安门前因掩护马骏，肋际被反动军警的枪柄打伤，加之多日劳累，又染重病，经医治无效，接回唐山，于9月10日牺牲。时年26岁。
郭友三的牺牲，是唐山爱国运动的一个损失。9月21日下午，唐山各界人民在东新街（今和平路）绅商国民学校举行追悼大会。邓培代表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敬献了花圈和挽联。邓培在追悼大会上，愤怒声讨马良祸鲁和北京军阀政府镇压群众的滔天罪行，表示了要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会后，邓培和与会群众抬着郭友三烈士的遗像游行，沿途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为了纪念死难烈士，唐山各界集资在陈谢庄南边坑沿上，建立了郭友三纪念碑，其凛然正气，一起激励着唐山人民。该纪念碑在日本侵略军进关以后被破坏，运到陈庄子东头大坑里（今风井东），后来大坑被填平盖上房子。[15]
五、支援“闽案”的集会游行
1919年11月16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的警察和侨居福州的日本浪人数十名，在福州持械寻衅，殴打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击伤学生多人，造成“福州惨案”。11月23日，日本政府又进一步派军舰运兵在福州登岸游行，进行讹诈。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爱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11月1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全国各团体、报馆，号召各界人民“一致奋起，亟图自救。”唐山各界联合会立即召集会议，议定致电北京政府，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要求惩办凶犯，赔偿损失；同时致电福州和全国各团体，表示唐山人民誓作福州人民坚强后盾。邓培代表工界，出席了唐山各界联合会会议，力主全力声援福州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随后，唐山又一次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热潮。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救国十人团”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继续组织宣传队和巡查队，四处奔走呐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到火车站和商家检查日货。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叶，采取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斗争方式，唐山人民也经常采取这种斗争方式。
12月23日，唐山各界联合会在火车站前旷地，召开了第三次全镇国民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暴行，要求政府严正处理福建问题。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再次举行罢工，参加国民大会。大会发表宣言说：“我神明之胄裔，终不忍坐沦于军国主义之下，此次集会聊示我辈之决心，藉得世人之同情，共祛除人道主义之蟊贼，以奠世界之和平。”又通电北京政府大总统，要求对外“严重交涉”，“此愤不伸，何以国为？倘有不虞，愿与同尽！”[16]会上，邓培代表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提议，将几个月来各界联合会所查获的日货全部烧掉，当即由大会主席提付表决，结果与会群众一致赞同。当即将大批日产花布、绸缎、毛巾、草帽、香烟和鸦片等运到火车站旁旷地，由大会主席刘锡嘏点火，顿时火光冲天。群众高呼“不卖日货”和“不买日货”的口号，拍手称快，整个会场沸腾起来。
会后，邓培率领工人队伍与各界群众一起举行了游行示威，浩浩荡荡地经过了唐山的几条主要街道：新立街、粮市街、广东街，到广东会馆门前，大家站住，高呼三声“中华民国”和三声“抵制日货”方散。
六、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
由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没有签字，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未得到合法承认，1920年1月，日本政府策动了新阴谋，命令驻北京的日本大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接着又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北京政府限期答复。北京政府态度软弱，有意退让，引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1月下旬，天津学生的反日爱国斗争遭到军警当局镇压，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等4名学生代表被逮捕。天津学生举行罢课。邓培参加了唐山各界联合会会议，议决坚决支持天津学生的斗争。2月2日，唐山各界联合会致函天津各界联合会，誓作天津各界人民的后盾，支持天津人民坚持斗争到底。
这时，唐山的爱国运动也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镇压。3月13日上午8时半，唐山各界联合会代表张敬之、邓鹤年、马如邴、吴仲元和邓培等6人在广东会馆唐山各界联合会事务所开会，天津警察厅保安队突然闯入室内，监视邓培等代表谈话，会议被迫停开。3月16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主办的《救国报》被勒令停刊。给唐山爱国运动带来了一定困难。
4月9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为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致电北京政府，限4日之内原封驳回日本的通牒，但未获允准。4月1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致电各报馆转各地学生联合会，要求一致罢课，进行斗争。4月20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响应全国学联号召，宣布罢课。学生的斗争受到邓培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的坚决支持。至5月22日，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北京政府被迫复牒日本政府，回绝了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要求。学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唐山的“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持续将近一年。由于邓培反帝爱国的立场鲜明，斗争英勇，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因此成为全厂工人中很有威信的领袖人物。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张云汉1959年回忆说：“当时，邓培在工人中很有威望，他说话的号召力很大，工人都听他的话。”[17]
不仅如此，邓培在唐山各界群众中也很知名。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织爱国运动，常找邓培商量。邓培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爱国师生建立的进步社团——人社，有密切的联系。在五四运动中曾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会副会长的吕季方，解放后回忆说：“‘五四’期间，许元启（工专学生）与邓培关系较好，还有吴鸿照、陆廷俊与邓培也有联系。”“在唐山地区，五四运动是学生和工人一起搞的。没有工人的支持，工作中通风报信（指检查日货而言），学生是搞不起来的。”[18]人社成员许元启曾赞叹说：“邓培同志的确是个很大的力量，他常常带着同学到铁路工厂、启新、开滦等厂矿去联系。”[19]经过五四运动，促使唐山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1920年间，许元启等唐山工专的学生，以学生救国团调查部的名义，在邓培的帮助下，深入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煤矿进行调查，撰写了《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发表。以后唐山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不断谱写了并肩战斗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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