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难的童年
邓培幼名钰云（一作玉云），家谱名配安。长大后，他认为国不宁，民不安，故去掉族中排辈的“安”字，取单名配，又改用谐音字培。字少山。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曾化名唐凤鸣。邓培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4月8日，诞生在广东省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塱东乡石湖洲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
石湖洲有四条村：邓关村、曾龙村、西何村和南何村。邓关村是一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邓培家居邓关村余庆里。三水县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北江、绥江和西江三水在此汇合。石湖洲地势低洼。东有东边涡，西有大塱涡（即沼泽地带），一场大雨便受浸，三年浸两次。每年5月至8月间，石湖洲常常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湖。当地有民谣说：“石湖洲，水浸窦（水闸），虾公跳上饭盖头，鱼仔跳上钵子蒸”。这里的农民只能在高一些的田里种上大谷。大谷是水稻的一种，长得高，抗水淹，出红米，产量不高。到了收获季节，农民要撑着船去割大谷，能维持一日两餐，勉强度日，就是好年景了。如发大水，冲崩大塱基围，洪水铺天盖地而来，不仅大谷颗粒无收，生命也常常难保。天灾之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剥削，以及流氓匪霸的蹂躏。石湖洲的人民受尽了苦难。四条村的百多户人家不断破产，许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逃亡他乡，或是漂泊到海外谋生。
邓培的家也是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邓培的祖父叫邓善书，有3个弟弟，1个妹妹。祖母陈氏，生有三男一女。长子早夭，次子邓文高，即邓培之父；三子邓文坚，女儿邓俭。邓善书一家数口，以农为业，虽终年牛马劳动，家人仍不能糊口。在饥饿的逼迫下，邓培的二叔祖邓怀书到广州学打铜，三叔祖邓赞书到广州学家具雕花。其祖父邓善书不得不拜别家园，漂泊到美国旧金山，在一家种植园中做苦工。邓善书在旧金山苦干了好多年，攒了一些钱，经营一个果园，生活似乎有了转机。一年，他回乡探亲，带走了邓培的四叔祖邓进书和邓培的三叔父邓文坚，去旧金山经营果园去了。邓培的父亲邓文高因已结婚，没有跟邓善书一起渡海出洋。
邓培的父亲在石湖洲同样无法生活下去，就到广州濠畔街跟邓培三叔祖邓赞书学木雕花，做酸枝台椅等家私的雕花工作。1885年，邓文高不幸身染重病，回到家乡，不久便去世了。这时邓培刚出世一年多。几年后，邓善书在旧金山的果园遭到天灾，全部果树在大雪中冻死。邓善书和邓进书2人在破产的打击下，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失意的心灵返回故里。不久，邓培的祖父邓善书在贫病中死去。邓培的三叔父邓文坚仍留在旧金山，一直未能归来，最后葬身异国。
邓培的母亲黄带，是宝月墟附近黄局村人。性格倔强，年轻轻的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翁姑，但没有被悲痛压倒。她和邓培的四叔祖邓进书对分了家中的财产，得到4亩沙田和位于余庆里的1间旧瓦房。这间旧屋是不足8平方米的东厢房，屋的四壁没有窗户，在房顶上开了天窗透亮，显得比较阴暗。旁边的厅堂里便是邓进书家的牛棚，人和牛几乎是同住一处。幼年时代的邓培，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黄带带着邓培，含辛茹苦地靠种田度日，劳力不足，又没有牲畜，只能靠亲戚相助。经常不得温饱。
邓培7岁时，到了上学的年龄。村头的邓氏宗祠里有私塾，学生每年要交二斗米和四五两白银作为学费。邓培的母亲爱子心切，决心从口中省下学费，送邓培入塾学读书。邓培品行纯正，聪明过人，性格文静，不大爱说话。他学习用功，每天放学后总爱找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晚上在生油灯下写字。成绩一贯优良，常受师长和乡亲们赞扬。都说：“这个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啊！”但只勉强维持了4年，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此后他在家帮助母亲干农活，拾柴拣粪和织鱼网，依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二、沦落北方
1897年，邓培已经14岁了。面对艰难的岁月，他要到外地谋生。他的大舅父在天津当铁匠。这一年，邓培含泪拜别慈母和家园，跟随他大舅父到了天津，在一家广东人经营的德泰机器厂当学徒。这时，邓培虽未成年，却要从事十分繁重的劳动，受尽了工厂老板的打骂和凌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阶级的仇恨和革命的火种。邓培在天津，曾经目睹八国联军的侵略暴行，经受了义和团的战斗洗礼，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仇恨。
1900年冬，邓培满徒出师，来到唐山，考入北洋官铁路局唐山修理厂，1907年以后改名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俗称南厂（解放后名唐山机车车辆工厂，今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当了旋床工匠。他在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邓培十分勤奋好学。他进厂以后，每天利用工余时间自修语文和数学，后在工厂工余夜学校学习文化，达到毕业。又求师补习英语，不久就能看英文图纸和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由于他不断钻研技术，很快成为全厂公认的手艺高超的工匠。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创建于1880年，当时叫唐胥铁路修理厂，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铁路工厂。由于清政府修筑关外铁路，在1898年借用了英款，以后京奉铁路和唐山制造厂的管理权就被英帝国主义控制。工厂中的主要管理职务由英国人（约15人）充任，中国人只能担任副职。工厂门口有印度雇佣兵站岗，后来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工厂中又驻有数百名美国兵。公文、图纸都用英文书写。充满了殖民地气息。工人在生产中受到英国监工的监视，除了实行“饥饿的纪律”以外，还有“棍棒的纪律”。工厂中保留了各种剥削制度，包工头克扣工人工资，少记工，罚工，以及种种超经济的剥削。广大工人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境地。许多工人迫于无奈，常常卖儿卖女，或是一边做工一边讨饭。工厂里没有任何劳动保险，生、老、病、死、残废，时刻威胁着工人。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安全设备，结果机器吃人，工伤事故奇多。用人力起重机拉练，人力铆钉，人力破木材，人力搬运，就是一千来斤重的机车摇杆也用人抬，结果耗尽了工人的血汗。邓培和全厂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的压迫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邓培常愤愤不平地对一起受苦难的工人兄弟说：“为什么咱们工人就该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呢？难道那些总管、监工天生就该享福！”[1]他向往一个合理的新社会。
邓培到北方5年后，于1902年返回三水故里，与西村女子陈梦怡结婚。婚后妻子仍留故乡，他只身一人回到唐山继续做工。直到他有了一个女儿以后，大约是1908年，才把妻女迁居唐山。在工厂附近印度房头条胡同1号，租了3间焦子顶平房。邓培住西房，孩子住东房，中间是活动厅。院子里有两间小屋，一间已坏，一间作厨房。房东是一个上海籍妇女，每月房租2元。此房曾住过英国雇佣军印度兵，故名印度房。房子年久失修，大门插不上，厨房漏雨。邓培是工匠，工资收入较一般帮工、小工、徒工要高，但仍然生活艰难。家人经常吃的是玉米面粥、窝头、咸菜。星期日工厂停工，家中就吃两顿饭。其妻生孩子，要喂奶，吃个烧饼，就算是高等营养品了。孩子的衣服破烂，一件棉袄，大孩子穿小了，给二孩子穿；二孩子穿破了，再补一下给小孩子穿。
邓培的个子不算高，大约有1.7米左右。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平常经常穿一身带补钉的直领灰粗布工作服，圆口布鞋。留平头，很少戴帽子。上衣口袋里常装着卡尺、钢板尺、铅笔和棉丝。说话和气，对孩子也很少高声叫骂。爱说笑话。讲带有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在一次生产事故中，车刀使他的右手受伤，几个工友赶紧把他送到开滦矿务局医院治疗，结果右手有两个手指头被截去了。邓培说：“这是工厂主留下的罪恶！”
政治上的压迫，生活上的窘困，促使邓培决心要改变自己受奴役的地位，寻求解放的道路。
三、自发的反抗
对工厂主的憎恨是使邓培产生实现自己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量，于是他单枪匹马地对工厂主进行斗争。他消极怠工，当时叫“磨洋工”。监工和工头在跟前时，邓培就装着认真干活，他们一离开就慢慢干或者干脆不干。当时在工人中流传着：“学会磨洋工，拉屎三点钟，一天拉三遍，随后就散工。”许多时候，邓培也是这样做的。
邓培这种个人的反抗，后来逐渐与集体的反抗结合起来。1917年邓培在唐山制造厂的北机器房，领导了一次要求废除大包工制的群众斗争。当时的工厂，工人分为里工和外工。里工是由工厂主直接雇用。外工是工厂主通过包工头雇佣来的临时工。在大包工制下，广大的外工要受到包工头的中间剥削，其处境更加悲惨。1917年秋，北机器房的包工头企图降低工人工资，并无理开除了100多名外工，引起了全体里工和外工的公愤。他们进行签名，并推选邓培等人为代表，向厂方要求废除大包工制。工人为了防止包工头事后报复，签名时每人只在纸上画个圆圈。这时，包工头也行动起来，建立了秘密组织“集群英”，乞求工厂头目不要同意工人的要求。但由于工人气势很大，终于冲破了大包工制的牢笼，厂方被迫同意在北机器房首先改行里工包活，即工人直接向工厂主包活。由于取消了包工头的中间剥削，工人工资一般较前提高了二至三成。
四、广东帮的首领
在斗争的实践中，邓培逐步认识到单独斗争力量的弱小和组织起来的必要。邓培最先在工人中组织的是旧式的帮口。是一种按同乡、地域结成的劳工集团。
1908年前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约有工人3000人，其中1/4是广东人，他们是工厂中的广东籍包工头，从广东各地城乡招雇而来。这些远离家乡的无产者，处境相同，感情相通，经常结合一处，相依为命，这样便形成了自卫性的同乡团体——广东帮。公推邓培为首领。邓培为人忠厚，乐施好义，又是全厂公认的手艺高超的工匠，在早期的自发斗争中，工人早已看到了邓培的聪明才智，因此很早就有一批广东籍的工人团结在他的周围。邓培把这些受苦的乡亲团结一起，实行内部经济互助，集体反抗工厂主的压迫，对于维护一部分广东籍工人的切身利益是有作用的。
后来，邓培又与唐山的广东同乡会和广东会馆建立了联系，并在广东会馆中担任职务。自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平矿务局和唐山铁路工厂陆续兴办以来，唐山来了不少广东人。他们有的经商，有的是包工头，大多数是工人。广东籍的包工头和富商，为了形成地方势力，就出面组织广东同乡会，并集资在唐山广东街（今新华东道）建立了广东会馆。唐山各厂矿广东籍工人大多参加了广东同乡会。邓培领导的唐山制造厂广东帮，与广东同乡会和广东会馆建立联系以后，增加了依靠力量，对于邓培广泛联系唐山各厂矿工人和各界人士是有利的。但是广东同乡会和广东会馆的成份复杂，领导权掌握在富商和包工头手中，以后唐山制造厂广东帮的活动，就不能不受到广东同乡会中包工头和富商的影响和控制，这反映了早期工人组织的弱点。
五、参加同盟会
清朝末年，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和国内社会矛盾越发尖锐的形势下，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893年与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集会，酝酿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又四处奔走考察社会状况和组织革命力量。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6月，孙中山偕同好友陆皓东经上海至天津，向清朝权臣李鸿章上书，表达了学习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维新主张，但未获接见。随后孙中山与陆皓东于7月间，假说为了经营蚕子公司之事来到唐山进行社会考察。
唐山孙家巷的广东孙姓族人曾设家宴招待过孙先生，广东会馆也以同乡名义盛情款待了孙先生。孙中山会见了广东籍各界人士，宣传了维新思想。孙中山在广东会馆也会见了在开滦煤矿和唐山制造厂做工的广东同乡。他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对工人的处境非常同情。发表了讲话，号召工人要关心国家命运，只有国家富强，工人才能改变痛苦的处境。他在唐山停留了两天，联络了与唐山工人的感情。他的讲话，在工人心中唤起了对国家前途的美好憧憬。
1900年邓培入厂以后，从广东同乡那里常听说孙中山这次来唐山的情况和后来领导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在邓培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几年后，当辛亥革命进入高潮时，孙中山先生派人到唐山工人中发展同盟会员，邓培和许作斌等几十个工人，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欣然加入了同盟会。以后，邓培在铁路工人中秘密为孙中山先生筹措了一笔经费，支援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以后，邓培为清朝统治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而欣喜。当1912年9月间，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来唐山时，邓培和唐山人民用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应袁世凯之邀来到北京，担任民国政府铁路总监，被授予全权筹划全国铁路交通建设。9月24日孙中山在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王宠惠等7人陪同下，到唐山考察工业和交通情况。唐山铁路学校学生编了一首英语歌曲《中山先生万岁》，他们高唱这首歌曲，列队前往唐山火车站迎接。孙中山一行先后参观考察了铁路唐山制造厂、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和唐山铁路学校（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等处，并发表了演说。邓培参加了在火车站召开的欢迎会，并以广东同乡的身份，陪同孙中山一行参观了铁路唐山制造厂，又在广东会馆欢宴孙先生，并一起合影。孙中山先生身着便装，与庶民无异，但气度非凡。邓培和工人议论说：“万岁爷已被打倒了，今后要实行民主共和了，我们的日子要好过了。”但是，以后的事实，使邓培感到失望和忧虑。
六、组织唐山工党和参加华民工党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工人对组织工人团体有迫切要求，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便趁机发起组织工会团体。1912年1月，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徐企文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工党。其名为工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有工人参加的群众团体。该团体主张“劳资调和”，在领导成员中没有工人。唐山工人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也感到组织起来的需要。受上海工界的影响，邓培在唐山工界中联络了冯志尧、林森湖、田文炳、邓伯坚、孙伟芳、董赞庭等6人，于1912年4月间，发起组织了唐山工党。发表了《唐山工党宣言书》及《工党简章》，刊登于1912年5月3日《大公报》上。邓培当时用的名字是邓玉云，居7位发起人之首。
《唐山工党宣言书》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实业兴国”思想的拥护，提出“国之强也，强以兵；兵之养也，养以商；商之战也，战以工”。强调“振兴工艺”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密切关系。《唐山工党简章》宣布其宗旨是“（一）开通工人知识；（二）促进工业发达；（三）扶植工人生计；（四）改良工人习惯；（五）提倡工人尚武；（六）主持工界参政，尤宜以爱护同群、融合畛域、联络工人感情为宗旨。”对党员的要求是：“凡属工界同志，年在十六岁以上、有实业者，均得入党员。如界外同志，赞成本党者或富于工学知识之人，能辅助本党者，均推为名誉赞成员”。由此可见，唐山工党并非工人阶级政党，而是比较松散的工人群众团体。其《宣言书》所表达的强国思想，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注定行不通的。《宣言书》没有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政治目标模糊。这些都反映了邓培等工人领袖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虽然如此，唐山工党的建立仍然是唐山工人运动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唐山近代工会运动的萌芽。
唐山工党成立后，唐山各厂矿工人有700多人参加。由党员选举正代表1人，副代表1人，并设庶务部、经济部、调查部、编译部。每部设主任1人，助任1人，共同主持会务。凡党员，均先捐出开办经费一工，常年经费每季一工。事务所设在唐山新立街（今解放路）。
1912年8月间，唐山工党加入中华民国工党为支部，成为中华民国工党势力最强大的支部之一。但是不久，因支部内部意见分歧，发生分裂。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中的一部分职员另组织旅唐粤人工界团体会，后来又改组为华民工党，实际上仍然是早期工会团体。总部设在唐山，而总事务所设在北京，目的是要组织全国的工党。唐山工人加入的也不少。邓培参加了华民工党，并担任理事[2]。该团体人员皆戴银牌，上书“华民工党”4个字。9月间发行《华民工党日刊》作为宣传工具。在发表的告会员书中说：“为工人者，异地谋生，离宗别祖，抛妻弃子，飘流四方，幸而稍搏绳头，得谋温饱，不幸而流落他乡，甚不堪之”。工目“用则拾之来，不用即坠深渊。”工人应联络一起。[3]
《华民工党日刊》经常揭露工厂中帝国主义分子和包工头的罪恶，为工人利益呐喊。如抨击工头黄金德和孙观董等“残民媚外，丧权辱国，久为唐山工界之公敌”；又指责英人厂长菲力普“屡坏工程，为所欲为”。[4]同时，华民工党多次领导工人进行反停工斗争。邓培通过华民工党，团结了一部分工人群众，维护了工人的一部分权益。但是，这个组织终因力量单薄，组织不纯，又经常遭到唐山工党的攻击，到1913年就宣告解散了。以上这两次挫折和失败，使邓培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为他以后从事工会运动提供了经验教训。
七、盼国强，思国兴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在北洋军阀袁世凯的统治下，仍然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全国山河破碎，工人、农民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继承他的卖国衣钵，继续拜倒在帝国主义膝下，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邓培像许多爱国志士一样，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危亡。
邓培在工作之余，经常给周围的工人讲起林则徐虎门销烟和反鸦片战争的历史，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进行反清斗争的故事，讲天津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业绩，表达了对这些爱国志士无限崇敬之情。他经常与一位姓郭的私塾教员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抨击社会污秽。工厂铆工场有个广东籍的工人甘达，与邓培同受压迫，有着共同的谋求国家富强的思想，他们常在一起读进步书籍，情同手足，邓培呼甘达为表兄。1918年甘达病故，他把徒弟阎福林托付给邓培，阎福林受甘达影响，又与邓培一起读进步书籍，探讨救国之路。
邓培有6个孩子。本来按照邓氏家谱，这一代应是“祥”字辈，但邓培改用“国”字，表示心念国家。长女名国珍，次女名国英，三女名国芬，四女名国华。1912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邓培的长子降生了，邓培为他起名“国强”；1918年1月11日邓培的次子降生了，邓培为他起名“国兴”，表达了他对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的殷切期望之情。
当子女长大以后，邓培经常对子女进行爱国教育和革命教育。他教育子女要正直、诚实、助人为乐。给子女讲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称赞农民起义军有劫富济贫的英雄气概。又讲天津租界里，外国侵略者欺压中国人的情况，教育子女要痛恨外国侵略者。他说：“现在铁路工厂有英国人控制，他们欺侮中国人，总有一天能想出办法对付他们。那些总管、监工，那么阔气，有权有势，是因为英国人相信他们，工人做工养活他们，他们是吃工人的，大伙要合力想办法对付他们才行”。[5]他期望子女长大成才，为国强和国兴献力。
但是，邓培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求得自由解放的正确道路。自发的反抗斗争，虽然也打击了工厂主和包工头，但并不能使自己摆脱压迫和剥削。旧式的组织也不能适应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国无产阶级的痛苦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因此要求得彻底解放，必须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推翻整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以个人的资格和用暴力来抗议社会制度，这种作法是没有用的，必须以人类的资格，群策群力，用共产主义来抗议。”[6]在早期，邓培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才懂得“用共产主义来抗议”，真正找到了求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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