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失去了信仰。他没有停止信仰上帝，但上帝及其余的一切都成了某种缺乏表现力且单调的东西，就如他那本《圣经》里的插图。
当佩乌斯基夫妇从科图舒夫乘车到来的时候，当他每天晚上玩惠斯特[1]的时候，当他谈论艺术的时候，当他盘桓于自家酒窖的时候，当他修剪玫瑰的时候，他觉得一切正常。当他闻到衣柜里飘散出的熏衣草香味儿的时候，当他坐在自己的橡木书桌边，手里握着金黄色笔杆的自来水笔的时候，当晚上妻子给他按摩疲乏的后背的时候，他觉得一切正常。可只要他一出门，只要一离开自己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哪怕是到耶什科特莱肮脏的市场或是到附近的村庄，他的肉体便会失去对世界的承受力。
看到那些坍塌的房屋、腐朽的篱笆、那些被时间磨光的铺路的石头，他心中思忖：“我生得太晚了，世界正在走向尽头。一切都玩儿完了。”他脑袋涨痛，视力减退。地主觉得，看什么都比先前昏暗，脚也冻僵了，某种不确定的疼痛穿透了他全身。只有空虚和绝望。哪里都找不到救援。他回到府邸，躲进自己的书房——这样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止住世界的崩溃。
然而世界却依然崩溃了，是的，崩溃了。地主为了躲避哥萨克匆忙逃跑，回来后看到自家被洗劫的酒窖，便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酒窖里的一切都遭到破坏，酒桶被砸碎，被劈坏，被践踏，被倒空。他去检查损失，踩在淹至足踝的葡萄酒里。
“毁灭和混乱，毁灭和混乱！”他喃喃说。
他躺在遭到洗劫的家中床上，心想：“世界上的恶是从哪里来的？上帝既然是善良的，为什么允许恶存在？莫非上帝不是善良的？”
国家发生的变化成了医治祖传忧郁症的良药。
一九一八年，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多如牛毛，但无论什么都不像行动那样能有效地医治忧伤。整个十月份，地主都在逐步开展社会工作。到了十一月份，忧郁症便离他而去，他处于忧郁的另一端：现在为了变革，他几乎连觉都不睡，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走遍全国，访问了克拉科夫，他见到这座城市宛如从梦中醒来的公主。他组织了首次的议会选举，成了几个协会、两个政党和小波兰[2]鱼塘主联合会的创建者。翌年二月，小宪法[3]通过的时候，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患了感冒，重又待在自己的卧室里，躺在自己的床上，脑袋冲着窗口——他又回到了自己原先出发的地点。
他从得肺炎到康复，犹如经历了一次远游归来。他读了很多书，并且开始记日记。他渴望跟某个人交谈，但他周围所有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平庸无味、缺乏吸引力之辈。他吩咐将藏书室的书籍和邮件送到他的床前，还吩咐订购新书。
三月初他病后首次走出家门，到公园里散步，重又看到了丑陋的灰色世界，充满崩溃和毁灭的世界，独立[4]帮不上忙，宪法也帮不上忙。走在公园的小径上，他看到从融化的积雪中露出的一只红色儿童手套，不知何故这个景象深深印入了他的记忆之中，铭刻在他的心上，顽强而盲目地、一次又一次地再生。生与死的无序。非人道的生命机制。
去年重新建设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年龄越大，世界在他看来便越可怕。人年轻的时候，忙于焕发自己的青春，忙于自身的发展，锐不可当地向前，不断地扩大生活的边界：从小小的儿童床到房间的四壁，到整幢房子、公园、城市、国家、世界。然后，进入成年，进入梦想时期，幻想某种更伟大、更崇高、更美妙的东西。四十岁左右出现转折。青春在自己的紧张努力和狂潮行为中自我折磨。某天夜里，或者某个清晨，人越过了边界，达到自己的巅峰并且向下迈出了第一步，走向了死亡。那时问题便会出现：是面对黑暗泰然自若地朝前走，还是回头走向过往，保持一副矫饰的外观，装作自己面临的不是黑暗，只是有人关掉了房间里的灯。
然而，看到肮脏的积雪下露出的一只红手套却使地主深信，青春时代最大的骗局是乐观主义，是认为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在改善，认为各方面都在进步的顽强信念。他总是在心中揣着个容器，犹如揣着毒芹，现在他心中的容器绝望地炸裂了。地主环顾四周，看到的是痛苦、死亡、瓦解、崩溃，它们像污垢一样无处不在。他走遍整个耶什科特莱，看到供应符合犹太教规的清洁食物的肉店，看到肉钩上挂着的不新鲜的肉，在申贝尔特商店前面看到冻僵的乞丐，看到走在儿童棺材后面小小的送殡队伍，看到低垂的乌云悬在市场周边低矮的房屋上方，看到已经无处不在、笼罩着一切的黑暗。这一切使他不由想起缓慢的、不停顿的自焚，在这种自焚中，人的命运和全部生活都成了抛给时间烈焰的牺牲品。
返回府邸的时候，他经过教堂，于是便走进去，但在教堂里他一无所获。他看到一幅耶什科特莱圣母的画像，但是教堂里没有能让地主恢复希望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