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德，国家之基也”，“君子在德不在衣”。确实，“没有德行的人，不过是人世间的行尸走肉”。德是做人之本、从业之基。高尚的品德，能铸造人洁净的灵魂，造就伟大的事业，带来广袤的福祉。为官者的德行，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杆。重德、立德、修德应为百行之首。为政以德，布道以德，德厚流光，德薄流卑。是为官者当时刻记取的。
鲍叔牙甘居他人之下
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他在年轻时，从事经商，在南阳（今属河南）结识了一位叫管仲的同行。通过接触和了解，鲍叔牙知道管仲曾经“三仕三见逐于君”，是位经历坎坷而目光远大的非凡之才。为此，鲍叔牙十分佩服管仲，总是设法周济管仲。他见管仲将赚来的钱私自多留下，体谅地认为管仲是出于家贫而不是贪财；有时因听管仲的意见而赔了本，他解释为时机未成熟而不是管仲无能。后来，鲍叔牙和管仲都弃商从政，鲍叔牙服事于齐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管仲服事于另一个齐公子纠。当他听到管仲三战三走的消息时，也不以为管仲怯懦，而是因为家里还有老母。管仲听到这些消息以后，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公子小白继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有感于鲍叔牙的才能，决定任用他当宰相。鲍叔牙却推荐管仲，情愿当管仲的副手。《国语》中有一段记述，录之如下：
桓公自莒（国名，在今山东莒县）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管仲，名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仪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
鲍叔牙一则有知人之明，认定管仲必能成就一番事业；二则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推荐管仲为相以辅佐齐桓公，自己甘居管仲之下。这种公而忘私、胸怀坦荡、推贤让贤的高贵品质，历来被人们传为美谈。而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劝说下，也深明大义，不计较昔日一箭之仇，用洗三次澡、涂三遍香料的大礼去迎接管仲，并拜管仲为相。于是，管仲深为感恩，上任后对内实行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整顿改革，对外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使齐国由乱而治，转弱为强，称霸于诸侯。齐桓公亦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主。
管仲之功，实赖于有鲍叔牙的推荐。因此，苏洵在《管仲论》中说：“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屈原挚诚爱国忧国伤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原籍今湖北秭归县，战国末年楚国人，出身贵族之家，与楚王同姓，初官左徒，后为三闾大夫。他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又是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屈原年轻时，便以“博文强志，明于治礼，娴于辞令”得到楚怀王的器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成为怀王得力助手。他主张整顿朝纲，“举贤授能”，修明法度，联齐抗秦。后由于上官大夫靳尚的阻挠和离间，屈原逐渐被疏远，左迁为三闾大夫，但他的爱国豪情并不因此而减色，表示要像橘树那样，做一个“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人。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文王派遣张仪来到楚国，以割让商於（今河南淅川西南）六百里地给楚国为诱饵，企图拆散齐楚联盟。屈原洞察张仪来意，要楚怀王识破秦国连横以破坏六国合纵的阴谋，但楚怀王不听劝告，反而对屈原不满。及至楚齐绝交，张仪却以“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为借口，拒绝割商於之地。楚怀王不禁大怒，出兵讨伐秦国，但在丹阳（今陕西河南交界丹江之北）、蓝田（今属陕西）连战皆北。楚怀王后悔莫及，又起用屈原使齐，重修盟约。
秦国害怕齐楚联盟，以表示愿意退还失地为由，再次派遣张仪来到楚国。张仪先以金钱贿赂上官大夫靳尚，又以珠宝拉拢怀王的宠姬郑袖。于是楚怀王不仅放弃了要杀张仪的打算，还采纳了张仪的“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建议。及至屈原从齐国订约回来，一听楚怀王又改变了主意，连忙进行劝谏，但为时已晚，这使屈原更是焦虑不安，忧心如焚。他不愿意依附权贵，经常以香草、美人自喻，以遣散心中的烦愁。
楚怀王二十五年（前304），秦楚盟约于黄棘（今河南新野之地）。转年，齐、韩、魏三国联兵伐楚。屈原这时因多次谏诤楚怀王，曾一度被贬谪至汉北一带。他满腔悲愤，写出了一首长达三百七十三句的长诗《离骚》。又过了几年，秦楚之间战争连续不断，楚国屡遭失败。楚怀王三十年（前299），秦昭王要楚怀王相会武关（今陕西商县东），重返朝廷的屈原又劝谏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但怀王不听，结果被秦国劫持至咸阳，三年后死于秦国。
楚顷襄王即位（前298）后，楚国不仅与秦绝交，也与齐、韩、魏诸国不和。令尹子兰和靳尚为了排挤屈原，在顷襄王面前刻意中伤和诬蔑，于是屈原横遭冤屈，再次被流放至偏远的汨罗江域（湘江支流，在今湖南东北部）。
屈原在汩罗江边熬过了整整20个春秋的流放生活。曾几何时，他盼望顷襄王回心转意，召唤他重返朝廷。然而，年复一年，从春到秋，从冬到夏，顷襄王不仅荒嬉依旧，毫无悔改之意，而且还投靠秦国，成了秦王的女婿。这样，屈原的坚决抗秦和整顿改革的政治抱负破灭了，满腔的爱国豪情亦付之东流。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军大举攻楚，秦将白起攻破了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顷襄王仓皇出逃至陈（今河南淮阳）。屈原绝望了，他不忍看到国家灭亡，便在同年五月初五（旧历）抱石自沉于汩罗江。这时屈原约63岁。当地百姓听说屈原抱石自沉以后，纷纷划着船去打捞他，又将用荷叶包的米团扔入江中给鱼吃，以防鱼鳖伤害他。此后每年五月初五这天，人们总是在想着屈原，划着船只祭其魂灵。年深日久，遂成为端午节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来由。
屈原一生诗作很多，《离骚》是他的代表作。在这些诗歌中洋溢着挚诚的爱国精神，也蕴藏着忧国伤时、愤世嫉俗和克己修身的情怀。他是一位备受人们怀念的伟大的爱国诗人。
唐雎赤胆忠心保国家
战国末期，七雄中的秦国最为强大，秦王嬴政相继消灭了韩国和魏国，又要兼并原属于魏国保护的一个小国。该国主安陵君派唐雎去见秦王，唐雎以国事为重，不惧淫威恫吓，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方，终于保护了国家利益。故事载于《战国策·魏策四》，大意是：
秦王派人去对安陵君说：“寡人打算用五百里的地面，换取你们安陵这块地方，你可答应？”安陵君回答道：“大王如此加惠于我们，以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来换我这块小小的国土，按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块土地是先王受封后传留下来的，我愿意终生保存下去，不敢随便调换。”秦王对此很不高兴。安陵君感到不大对劲，决定派唐雎去和秦国修好，希望保住这块国土。秦王见唐雎来到秦国，便对他说：“寡人想以五百里地换取小小的安陵，而你们的国君（安陵君）却不愿意听从寡人的意见，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秦国强大，既消灭了韩国，又征服了魏国。你们国君的土地不过五十里，却反而能保存到今天，是因为你们国君是个忠厚的长者，所以我不介意他，也不难为他。现在，我拿出比安陵多十倍的地方，给你们国君扩展土地，可是你们国君竟不听从我的话，这不是轻视我又是什么呢！”唐雎答道：“不对，安陵君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呀。安陵君因为土地是先王所封赐的，理应保守下去。这样，即使是拿一千里土地也不敢调换，何况只是五百里呢？”
秦王听罢，勃然大怒。他对唐雎说：“你可曾听过天子动怒时的情景吗？”唐雎说：“臣从未听说过。”秦王说：“天子一发怒，那死尸就要横陈百万个，那鲜血就会纵流千里远。”唐雎说：“大王听说过庶民百姓动怒的情景吗？”秦王说：“庶民百姓如果发怒，不过是丢了帽子和没了鞋子，拿脑袋去撞地罢了。”唐雎说：“你说的只是愚蠢人的动怒，而不是壮士豪杰的动怒呀？且说专诸刺杀吴王僚①，就像扫帚星去袭击月亮；聂政刺杀韩国大臣韩傀②，就像白虹横亘了太阳；要离刺杀吴国公子庆忌③，就像苍鹰相击于殿堂上。这三个人都豪杰壮士，满肚子怒气还来不及发泄，是吉是凶就从天而降。他们三人再加上我，就共有四个了。假若壮士一怒，横陈尸首的不过是你我二人，血流也不过五步，然而天下人都穿缟戴孝就是在今日呀！”唐雎话刚落音，便拔出剑跳将起来。秦王吓得脸色都变了，长跪着谢罪道：“先生请坐，何至于这样做呢！寡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了。韩国、魏国是灭亡了，而安陵君只有五十里地方，反而能够保存下来，只是由于有你这位先生呀。”
面对威胁，毫不畏惧，忠心保国，气壮理直，真乃壮汉英雄也！
范滂一意“澄清天下”
东汉后期桓、灵两朝间（146—189），主荒政谬，宦官专权，把整个天下搞得乱糟糟的。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那些有血有肉的爱国志士，诸如李膺、陈蕃、杜密、刘淑、巴肃等人，都因反对宦官被指为“党人”而下狱致死。其他数百千人，亦因株连而被关被贬，禁锢终身，不得再出仕为官，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范滂嫉恶如仇，敢于弹劾那些深为民害的贪官、权豪，因而遭到宦官集团的杀害。范滂虽死，但他的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以及他母亲的高贵品质，一直广为后人传诵。
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他在少年时，常常勉励自己要有高尚的节操。不久，他被举孝廉，以清诏之职（三公府中的属员）奉命察检州郡地方行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意谓要忠于职守，以改变天下的混乱局面。果然，他所到之处，贪官污吏望风而逃，受到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后来，范滂转为太尉黄琼的掾属，并派往各州去搜集刺史、地方豪强的从政事迹。结果，范滂一下子就将刺史和地位与刺史相当的权豪20多人的劣迹奏劾上去。朝廷以为其中必然有私有弊。范滂说：“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意谓所举皆实有事在的贪婪之徒，如果是所举不实，就把我杀头示众好了。
不久，范滂转任汝南太守宗资的属官功曹。他在任内，表彰和起用有德行气节的人，对于那些不仁不义或与宦官有牵连的人，统统排斥驱逐不用。当时，有个大宦官唐衡，要汝南太守宗资任用李颂为吏。李颂本是范滂的外甥，但范滂知道李颂是无耻之徒，便要宗资不聘用他。于是，南阳郡中那些缺德少才的人，对范滂群起而攻之，诬蔑范滂树立私党——“范党”，范滂因此而被捕入狱。
范滂在狱中，十分同情那些体弱多病的“党人”，经常为他们承受刑罚苦楚。他还表示说：“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今河南洛阳东北，为商朝遗臣伯夷、叔齐采薇饿死之处）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齐。”他被释放以后，便回到家乡侍奉老母。灵帝建宁二年（169），宦官集团再次搜捕“党人”。县令郭揖表示要与他逃亡。他不愿牵累县令和母亲，决定自投监狱。母亲说：“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范滂于是随督邮吴导而去，终于被杀，时年33岁。
《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范滂母是一位贤妇人。他说：“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他又引用孔子的话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意思是我的主张将永远不能实现吗？听之于命运吧！
霍去病舍家灭匈奴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时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的父亲霍仲孺、母亲卫少儿都是平阳公主（汉武帝的胞姐）家里的奴仆。建元二年（前139）三月，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胞弟汉武帝。当时，霍去病的姨母卫子夫虽然也是平阳公主家的奴仆，但由于长得漂亮，又能歌善舞，被汉武帝刘彻看中。这个偶然的机遇，使卫子夫的弟弟卫青，连同她的外甥霍去病也都来到长安，从而摆脱了奴仆的命运。
汉王朝经过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的努力，变得十分富强，出现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前179—前141）。汉武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决心改变高祖（刘邦）和文帝、景帝时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多次反击匈奴。元朔六年（前123），汉武帝命卫青再次出击匈奴，年已18岁的霍去病要求随军出征，汉武帝非常欣赏这位武艺高强而又雄心勃勃的青年，特意吩咐卫青挑出八百骑兵由他率领，并任命他为骠骑校尉。在战斗中，霍去病果然不负厚望，乘夜偷袭敌营，斩杀了匈奴单于的祖父辈的藉若侯产，活捉了相国和单于的叔父罗姑比，败残的匈奴骑兵望风而逃。汉武帝在高兴之余，封他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又任命他为骠骑将军，配合卫青等人以实现夺回河西走廊的计划。霍去病率军万人越过焉支山（今甘肃永昌西）一千余里，歼灭敌军近万人，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用于祭天的金人，迫使匈奴浑邪王降汉，随他来降的人多达4万。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威胁基本解除，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武帝嘉奖他，加封食邑二千户。
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再次奉命出征。他率兵5万，跨过离侯山，越过弓闾河，一直打到翰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凯旋。这次战斗，使匈奴左贤王遭到惨败，歼敌7万，俘获王、将军、相国、都尉等凡83人。霍去病为了悼念为国捐躯的将士，在狼居胥山（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举行封山仪式，祭告天地，然后班师回朝。
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事业，它制止了匈奴贵族的野蛮掠夺，维护了边郡的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由于霍去病的功劳最大，汉武帝不仅加封他的食邑为五千八百户，升迁他为大司马，还特意为他修建了一所十分豪华的住宅。然而，霍去病雄心未已，希望为国家再效命疆场，彻底地摧垮匈奴的势力。他对汉武帝表示自己的壮志以后，坚决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意思是说，当今匈奴还未彻底消灭，我不能够就为自己家庭私事打算。这种以公去私的精神，表现了一位大将的报国豪情和高尚品质，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永远激励着后代的人们。
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不幸染疾逝世。汉武帝悲痛欲绝，特意在自己的坟墓茂陵（今陕西兴平县境）的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规模壮观的坟墓，摆放着许多精雕细刻的石像。如今，茂陵及其附近的霍去病墓、卫青墓，已成为人们瞻仰和旅游的胜地。霍去病墓前那一行“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大字，金光闪闪，熠熠生辉。
杨业以身殉国
杨业（约924—986），原名重贵。北汉时赐姓刘，改名继业。入宋后复杨姓，名业。死后被追赠太尉、中书令，故小说、戏曲中作“杨令公”。麟州（今陕西神木）人。初为北汉将领，号称“杨无敌”，以劝北汉主刘继元降宋有功，深受宋太宗赏识，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为恢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的幽、云诸州，派大军兵分三路北伐，是为“雍熙北伐”。东路以曹彬、米信为首，中路以田重进为首，西路以潘美（即戏剧小说中的潘洪或潘仁美）、杨业为首。在这次北伐中，杨业率领的西路军英勇杀敌，连战皆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攻克云、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四座州城，声威大振。但是，东路的主力军由于轻敌冒进，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县）全军溃败。这样，整个北伐的战局由主动变为被动，由进攻转入退却。辽军大将耶律色珍的10万军队，在击溃曹彬、米信以后，从东往西横扫过来。于是，为了保存实力，朝廷传令西路军放弃业已恢复的云、应、寰、朔四州，并由西路军担负掩护撤退任务，将四州人民迁入内地。杨业分析当时形势，向统帅潘美建议说：辽军虽已占有寰、应两州，其目标是要夺取云、朔两州，如宋军采取突然袭击办法，急袭应州，引诱辽军北还迎战，一则可以分散辽军兵力，二则为云、朔两州百姓脱身造成机会。杨业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但监军王侁、刘文裕却坚决反对。王侁还挖苦他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短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意谓号称杨无敌的他，是否另有阴谋打算。杨业哪里受得了监军这般侮辱，慨然答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意思是说，我杨业并非是贪生怕死之人，你们既然责备我不能死战，那么就让我一马当先带领队伍马上出发吧！
杨业率军出发前，难过地对潘美说：“这次出战必将不利，我当以死却敌报效国恩，请你们在陈家谷（今山西宁武阳方口北的陈家沟）两翼埋伏步兵强弩，以便我退兵至此地时夹击敌军。”潘美点头表示同意。
杨业率军北行，正与辽将耶律色珍的主力军相遇。杨业是位久战沙场的老将，决定先发制人。他与儿子杨延玉一马当先，率领宋军左冲右杀，杀得敌人丢盔弃甲。杨业虽年逾花甲，却是愈战愈勇，鲜血染红了战袍，终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宋军只剩下100多人。当杨业且战且退至陈家谷时，却没有宋军前来接应。原来，潘美、王侁等人也曾驻兵于陈家谷，后来只见远处烟尘蔽天，他们误以为杨业得胜，急忙离开谷口北上争功，但他们行至灰河（桑干河上游）西南20里时，听说杨业战败，连忙逃走了。这样，杨业等100多人被辽军围困在陈家谷。杨业知道处境十分危险，决定以死殉国，他对随从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块战死无益于事，不如赶快回去向天子报告失败消息。”随从们都不愿意离开他。于是，杨业率领儿子杨延玉和淄州刺史王贵等100多人，向敌阵作最后的冲击。杨业身先士卒，身上刀痕箭伤数十处，仍然浴血奋战，手刃辽军数十人，因战马受伤被辽军所擒，杨延玉、王贵等人则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杨业被俘以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长叹一声说：“皇上对我如此厚遇，希望我讨贼报效国家，不想反被奸臣所迫，致使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面见人呢！”遂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虽然读书不多，但有智谋，又忠烈武勇，关怀将士，能与部卒同甘苦。当他战死噩耗传出以后，许多人都伤心痛哭，朝廷亦以“尽力死敌，立节迈伦”和“劲果猋厉，有死不回”赞语特举盛典祭奠，以表彰他的忠贞殉国。杨业有七子，长子杨延昭（因避宋圣祖讳改称延朗，世称“杨六郎”，958—1014）亦在保州（今河北保定）抗辽之役中死于国难。延昭子文广（戏剧小说中说延昭子是宗保，宗保子是文广）也曾抗击辽和西夏的入侵。杨业之妻佘太君曾向宋太宗控诉王侁和潘美等人，潘美被降职三级，监军王侁、刘文裕均被削职除名。杨业的英勇事迹与爱国精神，通过话本、戏剧、小说等文艺形式一直广泛流传。
岳飞精忠报国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宋时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官至枢密副使，有《岳武穆遗文》（一作《岳忠武王文集》）。他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独立，在北宋末年即投军，任下级军官秉义郎。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掳北去，北宋灭亡。南宋王朝建立后，岳飞上表劝阻高宗将都城南迁临安（今浙江临安），被主和派以“越职言事”免职。不久，岳飞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又到了东京留守宗泽的麾下。宗泽十分器重他，说他“多智勇才艺，故良将不能过”。宗泽死后，他随杜充南下，转战于广德、宜兴等地，成为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部队也成为人民敬爱的“岳家军”。绍兴四年（1134），他挫败了金国在中原建立的伪齐政权的军队，一举收复了襄阳等六个州郡。但正当岳飞锐意进取之时，朝廷命令他回师鄂州。他不胜悲愤，发出了“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慨叹。
绍兴十年（1140），金国大将兀术进兵河南。岳飞坐镇郾城，大败兀术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又进抵朱仙镇，打得兀术狼狈而逃。一时之间，金将王镇、崔庆、李凯、崔虎、华旺等纷纷来降。于是，郑州、洛阳等地相继收复。不久，另一名金国大将韩常也派人来表示，情愿率领部众五万来降。岳飞听罢高兴地对将士们说：“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黄龙府在今吉林农安县，相传是金国女真族人的发祥地。岳飞想打到黄龙府去，就是要雪洗靖康之耻，“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有着“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明纪律，父老百姓听说“岳家军”来，莫不“争挽车牵牛”、“顶盆焚香迎候”。由于“岳家军”战必胜，攻必克，金军中也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岳飞“还我河山”的理想是难于实现的，高宗苟且偷安，丞相秦桧早已暗中变节。于是，当岳飞厉兵秣马，准备催兵继续北上的时候，宋高宗一天下了十二道在朱漆木牌上写金字的“金牌”，要岳飞班师。岳飞悲愤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父老百姓见难于挽留岳飞，也是“哭声震野”，“从而南者如市”。这样，中原诸州又得而复失了。
岳飞回到临安以后，被解除兵权，后又被陷入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8日），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了，年仅39岁。他的义子岳云、部将张宪亦同时遇害。在岳飞被囚禁于狱中时，秦桧叫何铸去审问他。岳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21年后（隆兴元年，1163），岳飞的冤案才得以昭雪，被追封为鄂王。
岳飞抗金的英勇事迹，以及他那“尽忠报国”的精神，受到世人高度的赞誉和颂扬。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栖霞山上，矗立着一座气势雄伟的岳王庙。庙门有一副对联写着：“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进得庙内，岳飞饰金的塑像俨如天神，威武、庄严；而秦桧及其妻王氏和万俟卨、张俊等人的跪像，缚着双脚，猥琐丑陋一如鬼魅。人民的爱憎是如此分明，历史的评价是何等公允。游人到此，抚今思昔，莫不悲愤填膺，有泪如倾。
宋词中，有一首诗诵千古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正是这位妇孺皆知的抗金名将岳飞所作，是他报国之心的精神写照。
耶律楚材立志为“治天下匠”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契丹族，辽皇族子孙。蒙古国成吉思汗（元太祖）、窝阔台汗（元太宗）两朝大臣，屡官至尚书右丞（副宰相）。
楚材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杨氏教他认字读书。成年后，他已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医卜之说。他“身长八尺，美髯宏声”。贞祐三年（1215），成吉思汗取燕京（今北京），召而用之，亲切称其为“吾图撒合里”（长髯人）。成吉思汗曾问他：“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他说：“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言下之意，自己志在成为一个“治天下匠”。
太祖十七年（1222），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时，在铁门关（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西）遇到一只角端兽，他以此兽“好生恶杀”为名，劝说成吉思汗早日班师，不要妄杀无辜，“以全民命”。这一时期，成吉思汗终日忙于征战，“未暇定制”，一些州郡官吏借机强取豪夺，兼并土地，以至“生杀任情”，“孥人妻女”。楚材知道以后，立即禀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微发”。规定凡判死刑罪必须上报批准，违者定以死罪。于是，“贪暴之风稍戢”。
窝阔台汗即位后（1229—1241年在位），楚材更受信任。他定国策、立仪制，又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他还建议军民分治，州郡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不久，楚材又制定《便宜十八事》，立燕京十路征收课税使，使蒙古国粗有仪制及法制。
蒙古族多为游牧生活，他们到中原后，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为牧地”。意思是要把所有农田改为牧场。楚材反对这种愚昧、倒退的做法。他指出中原的地税、商税，以及盐、酒、冶铁、山泽之利，岁可得银50万两，帛8万匹、粟40余万石，足可以供给南伐时的军需。正是由于他的坚定态度，黄河流域——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得以免遭浩劫。
按蒙古国规定，“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楚材随窝阔台汗克金朝汴京时，劝说窝阔台汗改变屠城旧制，使百万人免遭杀戮，保留了一个完整的古城。楚材又奏封京城孔子后裔——51代孔元措袭爵衍圣公，设立经籍所、编修所，编印儒家典籍，召名儒讲儒家经典等，使文教渐兴。不久，楚材奏请科举。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从此，蒙古国开科取士，并释放被俘为奴的汉族儒人，委任他们官职。
耶律楚材在蒙古国任事达30年，为“治天下”尽职尽责，清廉正直，从不吃请受贿。他家里除了“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外，一无所有。他留给子女的东西，除生活必需品以外，只有一部《湛然居士》著作。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20岁时举进士，在殿试时又被宋理宗亲拔为第一，考中状元，开始为国效力。1274年任赣州知府，后官至丞相，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深受后人的崇敬。
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正是元军大举南下、南宋王朝濒于危亡之际。
蒙元发动的灭宋战争，兵锋直指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谢太后被迫下“哀痛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保卫首都，保卫皇帝。
此时的宋朝官员不是准备逃跑，就是准备投降，很少有人组织军队勤王。只有文天祥变卖家产充当军饷，组织了两万人的队伍，应诏勤王。临行前，好友曾劝他说：“现在，元兵三道进发，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你仅以万余军队前往抵抗，不是与驱群羊而搏猛虎一样吗？”文天祥回答说：“我也知道靠这支军队难以抵挡元军，但国家遭难，就是前往送死，我也要去。若以我之死，感召天下忠臣义士，国家或可保也。”说完，文天祥毅然率军赶赴临安，被任为丞相，独立支撑危局。
不久，元军攻下临安，谢太后与宋恭帝投降。文天祥与张世杰等人又组织一支军队，坚持抗元。
1278年，文天祥不幸被俘，押到元军统帅张弘范那里，差役们勒令文天祥跪拜张弘范，文天祥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宁死不跪。
张弘范没办法，只好押着文天祥去进攻崖山的张世杰。路过珠江口零丁洋时，文天祥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以明其志，诗的最后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到达崖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遂将《过零丁洋》诗录下，交给了张弘范。
张弘范打败张世杰、灭亡南宋以后，又去劝文天祥说：“现在，宋朝已经灭亡，文丞相忠孝已尽，若能像事宋一样改事元朝，将不失为宰相。”蒙古大将唆都也说：“文丞相在大宋为状元丞相，如果改事我大元，必为宰相无疑。”企图用高官厚禄劝文天祥投降。
文天祥视高官厚禄为粪土，说：“国家灭亡而不能救，已是痛心疾首，怎肯改事灭亡我国的仇人呢？”
张弘范没有办法，只好将文天祥押至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听说文天祥是个人才，不忍杀害，派遣原为宋朝丞相的留梦炎去劝降，被文天祥严词拒绝。忽必烈又派投降元朝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去劝降，文天祥见到皇帝，赶忙跪下，连连说道：“皇上请回！”仍然不为所动。
忽必烈见无法劝降文天祥，便下令将其关禁在兵马司狱中。狱中阴暗潮湿，冬天寒冷，夏天酷热。忽必烈想利用这种艰苦条件磨蚀文天祥的意志，令其屈服。同时，元军又将文天祥的夫人欧阳和两个女儿俘囚至大都，想用妻女引诱文天祥投降。
文天祥知道，只要稍一屈膝，就可与家人团聚，就可获得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没有那样做，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
文天祥的爱国之心坚如磐石，在狱中写下了万世传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
过了四年，忽必烈亲自前来劝降说：“你像事宋一样事我，即以你为中书宰相。”文天祥回答说：“天祥为宋朝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忽必烈接着又说：“你不愿做宰相，做枢密使（管理军事的最高官员）也可以。”文天祥回答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忽必烈见文天祥始终不屈，长叹一声离去，尔后下令把他杀害了。
文天祥虽然死了，但他虽死犹生，真正实现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誓言。
林则徐舍身许国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政治家，地主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在禁烟抗英的反侵略斗争中，他颠扑竭蹶，不屈不挠，置个人安危福患于度外，其爱国之心，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19世纪30年代，英美等国不法商人向中国私销鸦片的活动十分猖獗，许多人吸食成瘾而精神萎靡。大量白银外流，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清朝统治集团内出现了对鸦片“弛禁”与“严禁”两派，林则徐则是“严禁”派的主要代表。
道光帝在严禁与弛禁间依违两可，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收受烟贩贿赂，所以鸦片仍源源输入。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道光帝严禁吸食鸦片。这时远在武昌的林则徐亦立即上奏，遥相呼应。未等皇上批示，他就在两湖地区开始禁烟销烟，并不避风险，于10月又上一折，尖锐地指出如鸦片不禁，则“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同时无情地揭露了受贿集团。至此道光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不得不倾向于严禁派。1838年冬，道光帝召林进京，赐紫禁城骑马，颁其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禁烟。
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是对弛禁派当头一棒，于是他们口吐危言：“有忌阻之。”当时朝野有志之士皆为林则徐担忧。林自己也明白此行是“蹈汤火”，“入于坎窞”而“身陷危机”。但为了塞中国大患之源，他决心“竭其愚悃”，“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出京前夕，他对前来送行的座师沈维轿表示决心说：“死生命也，成败在天也，苟利社稷，不也竭股肱以为门墙辱！”
林则徐到了广州，立即宣布禁烟决心：“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后又传见十三行洋商，斥其罪行，逼其缴烟，并传讯英国大烟贩颠地，包围其商馆，与外国侵略者进行直接斗争。终于迫使英、美烟贩子缴出鸦片20283箱。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林则徐亲临现场，当众销毁全部鸦片，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宣告了禁烟运动的伟大胜利。
正当林则徐全力以赴地销烟禁烟时，弛禁派在京向道光帝大进谗言。道光帝又倾向弛禁，下旨“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顿时，广州谣言四起，贩烟和吸食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林明知其故，却仍激流勇进，严正宣告：“彼造谣言惑众者，名为误会，实则矫诬，一经访获讯明，定当立行正法。”同时，林则徐也估计到英国侵略者不会善罢甘休，便积极备战。他认真整顿广东防务，修建防御工事，加强水师操练，并相信“民心可用”，招募渔民组成水勇，号召民众“人人持刀痛杀”。
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弛禁派琦善乘机向道光帝诬报战争是林则徐挑起的。昏庸懦弱的道光帝竟向英军保证要“重治其罪”，并派琦善赴粤。林则徐知道事态严重，但他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危，称：“贱子于一身荣辱祸福，早不敢计，只求无伤国体。”1841年3月清廷命林离开广州，到浙江“听候谕旨”。他一到浙江，即与两江总督积极备战，潜心研究新炮，并上书要求在浙江随营效力，但未能获准。
1841年7月，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赎罪”。林则徐抗英有功，反遭攻讦和充军，但他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仍心系国家安危。在赴伊途中，他写下了“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昂诗句，借以抒发其图报国家和民族的爱国情怀。
林则徐是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其终不能跳出封建忠君的圈子，但他的忍辱负重、舍身许国的爱国主义气节和不屈不挠坚决抵御外侮的精神，如昭昭日月，将永世长存。
关天培“报国丹心指天誓”
1841年2月26日，一位英雄在虎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中壮烈殉国了，时有诗颂之为：“红彝大炮破浪来，狮子洋外声如雷。虎门将军壮廖裔，报国丹心指天誓。”他就是鸦片战争中著名的抗英爱国老将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江苏山阳（今淮安）人。他出身清贫，早年就投身行伍，因勇于任事，治军练兵注重实效，被认为有“干济之材”，不断升迁，1827年任苏松镇总兵，1833年升置江南提督，1834年迁广东水师提督。时值英国鸦片走私猖獗，英国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从19世纪初开始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到1839年走私鸦片竟达4万多箱，不仅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同时英国还不断增派兵舰在中国沿海游弋，甚至公然侵入珠江口和广州内河，随时伺机用武力挑起事端。关天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任广东水师提督，受命整顿广东海防。
关天培深知责任重大，上任伊始即亲莅海洋厄塞，增修了海门诸炮台，又在饭箩排添置大铁链，以阻外船闯入。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他全力协助，指挥水师下海拦截走私鸦片船23起，缴获鸦片2万余箱，并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全部销毁。
虎门销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不屈精神。然而侵略成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没有善罢甘休，反而变本加厉地派出大批军舰来犯，决心挑起鸦片战争。1839年11月3日，英国两艘军舰在穿鼻海面炮击中国水师，挑起了穿鼻海战。关天培率领中国水师迎头痛击，他屹立船头，挥刀指挥，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激战达两小时，击伤英舰一艘，数十英军落水，迫其向外洋狼狈逃窜。但英军并不甘心失败，仅在十几天之内即连续进行了多次挑衅，就此，关天培调集五路大军痛击英舰，“大炮齐击，敌舟自撞，灯火皆灭。侵晓瞭望，逃者过半，仅存十余舟泊还”，一时巩固了广东的海防。对此林则徐称赞关天培“功高靖海长城倚”，清政府也嘉奖他“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并授以“巴图鲁（勇士）”称号。
但是，正当广东战事取得胜利的时候，英国海军则离开广州，北上大沽口，威胁天津和北京。腐朽的清政府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竟下令将抵抗派林则徐撤职查办，而代之以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以取媚英国。琦善到广东后，关天培多次向他“密请添兵守虎门”，而他却“峻拒不许”，且按英国要求裁减水师，遣散募勇，甚至拆除海防设施，致使广东门户洞开。1841年1月英国侵略者开始进攻广东虎门要塞诸炮台，1月7日即冲破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和大角两炮台，形势非常紧迫险恶。关天培即刻派总兵李廷钰赶到广州痛哭求援，琦善则抱定投降宗旨不派援兵相救，置关天培于绝境之中。至此，关决心以死报国，亲临靖远炮台坐镇指挥。2月25日，英国向靖远、威远等炮台发动进攻，关天培“奋勇登台，大声督励士卒”并以私蓄奖赏士兵，屡屡发起反击。26日英军攻势更猛，把虎门炮台团团包围，400守军死伤过半，关天培虽“身被创数十处”，却仍毫无惧色，一边指挥作战，一边拔刃“徒手搏战”，但终因众寡不敌，关天培和数百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关天培“挥刀赴难”走了，但他的“报国丹心”不死，为中华民族捐躯的“忠魂”永存。关天培牺牲后，他的家乡山阳县民为其修建了“关忠节公祠”，以励后人永远继承和发扬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陈化成“为国而死又何妨”
陈化成（1776—1842），晚清将领，字业章，号莲峰，福建同安人。以军功累至金门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等职。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年逾六旬的陈化成被调任江南水师提督，扼守吴淞口，负责江浙一带防务。他赴任后，不顾年迈，亲自踏勘地形，修整炮台，制造火药，还筑土堡、挖壕沟、储军粮，严阵以待，准备痛击侵略者。但当时清政府中某些“怯懦畏敌”的投降派，主张撤销江浙海防，以取媚于英国侵略者。对此，陈化成坚决反对，并激愤地说：“别人的兵可以走，我的队伍不能撤！”他非但不撤防，反而进一步强化防务，加固了东西炮台。他自守西炮台，东炮台由参将崔吉瑞把守。东西炮台之后，总兵王志元布防小沙背。每个炮台配备大炮，围以土堡，防备甚为严密。
1841年10月，英军陷定海，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三位总兵及众多将士壮烈殉国。陈化成得知后，悲痛万分，曾语部下：“武官卫国，死于疆场，幸也！尔等勉之！”准备“以死报国”。1842年5月，英军再陷乍浦，形势更趋恶化。陈化成“集队誓师”，谓：“人莫不有一死，为国而死，死又何妨！”士兵为其誓死报国的决心所感动，以至“诸营皆乐为死守”。
1842年6月9日，英国军舰进犯长江，但因慑于陈化成的声威和吴淞口的严密防卫，未敢轻举妄动。陈化成亦佯装不知而按兵不动。英军在吴淞口外踟蹰了半月之久，始终未敢发动进攻。后来，他们采用水牌浮书约战的方法来诱降清军。贪生怕死的两江总督牛鉴竟以英军“船坚炮利”为词，要求陈化成“犒劳敌军，以免战祸”。陈严正斥责：“吾经海洋四十余年，出生入死，难以数计，今见敌勿战，是畏敌也。”并坚决表示：“本人奉命剿贼，有进无退，予欲以死报国！”随后，便投书入海，准备应战。
6月16日，七艘英舰和数十只小船驶进吴淞口，向陈化成据守的西炮台发动猛烈轰击。陈挺立高处，手执红旗，指挥发炮还击。霎时，炮声震天，弹片横飞，陈化成临危不惧，沉着督战，英勇反击。经过激战，击沉击伤敌舰多艘，毙伤敌军逾千。挫败了英军的攻势，英军畏之，称其为“陈老虎”。躲在后方的两江总督牛鉴，闻讯告捷，即“飞舆至教场，鸣鼓助阵”，想获取“督战”之功。不料，英军见总督仪仗，即以大炮轰击，牛鉴惊恐万分，“丢冠弃靴”，狼狈出逃。总督逃跑，严重地动摇了军心。英军再次大举进攻，东炮台守将崔吉瑞、小沙背守将王志元，慑于英军的炮火，也相继率部溃逃，致使西炮台腹背受敌。但陈化成依然指挥若定，他命旗手高挂帅旗激励士兵，并亲自操炮点火，奋勇杀敌。这时，部将周世荣劝其撤退。陈拔出利剑，大声叱斥：“向谓尔诚，荐拔若是，今尔负我，以致危国！”周自顾逃命而去。陈化成转身操炮发射，炮身震动手裂出血，但他全然不顾。激战中，他负伤七处，血流如注，但仍挥刀呐喊，英勇奋击。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周围的戍卫全部阵亡。老将怒吼一声，奋力跃起，再次中弹终于倒地身亡。66岁的陈化成为捍卫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保卫国家主权紧要关头，陈化成以“为国而死，死又何妨”的大无畏精神，坚决拒降，宁死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同时，这种卫国杀敌、生死不惜的爱国主义精神亦将有飨于后人。
易顺鼎赴台抗日拒侮
易顺鼎（1858—1920），字仲硕，一字实甫，号眉伽，晚号哭庵，湖南省寿汉人。光绪丁丑（1877）举人，先入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后至台湾参加抗日活动，失败后返回大陆，应两湖总督张之洞召，任两湖书院讲习，曾出任广西右江道，后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劾罢。
中日甲午战争，腐朽的清政府一败涂地，不得不派大学士李鸿章赴日，与日本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有赔款和割让台湾的条款。条约内容公布后，引起朝野大哗，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官民都纷纷反对割台，并指斥李鸿章为汉奸。
易顺鼎当时正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中做幕友，并没有担任什么职衔，按惯例，本来轮不到他上疏论国是。但他激于爱国热情，冒死上书，对清廷的割地丧权进行非议，并痛劾李鸿章的误国之罪。“言人人所欲言，言人人所不敢言也。”一时间，朝野人士都惊讶于他的舍己大胆和钦佩他的快语奇文。但一项辱国条约的签订，是整个国家处于落后挨打局面下的必然结果，并不仅仅是由于出了几个“卖国贼”。所以可以想象，易顺鼎的上疏，必然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易顺鼎悲愤不已，他将言辞化为行动，向刘坤一要求投笔从戎，愿渡海赴台，与岛上军民共同抗日拒侮。他对刘坤一表示：“吾愿只身入虎口，幸则为弦高犒师，不幸则为鲁连蹈海。”表示了不成功毋宁死的决心。刘坤一很感动，应允了他的要求，并赠以金，帮助他成行。
当易顺鼎抵达厦门时，台湾岛的局势已经很严重了，一些败兵已渡海撤至厦门。台湾巡抚唐景崧也微服出走。大将军刘永福及台湾名士丘逢甲被困于台南、台中。易顺鼎毅然渡海赴台南，与坚守在那里的刘永福、丘逢甲筹划守台大计。然后，又受托返回大陆，去武昌、南京乞援于张之洞等。张之洞虽然很推赞他的志气和才干，但始终无以为援。易顺鼎悲愤交加，不计个人生命安全和时局艰危，重返台湾，直至台湾失陷，才于混乱中趁机返抵大陆。
易顺鼎晚年因官场失意，壮志未酬，颇有牢骚，生活态度也趋于玩世不恭，这自然是不可取的。但他早年豪情慷慨，赴汤蹈火，急国家之急，奋不顾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谭嗣同维新救国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维新志士，同时还是著名的封建社会的批判者。他的长达五万言《仁学》，使他登上了思想和事业的高峰，梁启超曾称赞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
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谭继洵官拜湖北巡抚，因而自幼即有着良好的教育环境，长大后他的父亲还为他早早地捐纳了候补知府的官衔，就等委任状一到即走马上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地位，可以说他是既不愁吃愁喝，更不愁没官做的贵公子，然而他却选择了“冲决君主之网罗”的维新救国之人生道路。
谭嗣同所处的时代，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加紧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夕。列强环伺，进窥边陲，朝廷腐败，因循守旧，特别是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不仅丧权辱国，还要割地赔款，使“中国的兵权、利权、商权等丧失殆尽”，这一切都严重地刺激了年方三十的谭嗣同。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以祖国的安危为重，重新考虑了人生之路，终于放弃了先辈为他搭好的向上爬的阶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变法图强、维新救国的道路，从而决定了他死生非所计、一生壮烈悲怆的命运。
谭嗣同思想上的转变，促使他挣脱羁绊，批判旧学，研究和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1896年他有幸结识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核心人物梁启超，进而详细了解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和理论，十分感慨，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这样说过：“若夫近日所自治……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这就是说，他立志要开辟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创造一种能够摧毁封建制度的理论。于是从这时开始，他着手撰写《仁学》，他要在这本论著中，写出中国“数千年之祸事”，指明今天“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通过哲理上的阐述，论证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和谋求改革黑暗现状的必要性。
他在长达五万言的《仁学》巨著中，大胆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阴暗残酷，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控诉“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大声疾呼：“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仁学》的锋芒所向，直指封建的专制主义，拆穿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慑人、关国与锢心，强调革故鼎新，救时度人。在当时腥风血雨的黑夜中，他那“冲决网罗”的呐喊，像闪电照亮了夜空，给人们带来了民权思想的曙光。但毋庸讳言，《仁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有错误观点，有宗教迷信色彩，然而人无完人，物无完物，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但不足遮掩其光辉，《仁学》中号召冲决封建“网罗”的民主思潮，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梁启超评价说：“浏阳谭嗣同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又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可见，谭嗣同《仁学》对当时社会维新的影响力之强和感染力之深。
黄兴顾大局以国为重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曾与孙中山齐名。他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功勋昭著，受到举国人民的崇戴。而他功成不居，诚恳厚重，顾全大局的磊落胸襟及矢忠革命的品质，更为世人所共仰。
黄兴对名利看得十分淡泊。他曾说：“名不必自找，功不必自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他首先提议推选孙中山出任总理，自任庶务部长。当时孙中山正奔走于欧洲、南洋各地为革命筹款，同盟会总理的职责实际由他代理。他既要回国奋战于前线，又要顾及东京总部的会务，“忙迫劬苦”可想而知。但他毫无怨言，“只求义务，不求权利”。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京沪亦告光复。各省都督府留驻上海的代表，共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帅，负责筹建临时政府。黄谦让再三，不肯承认，并说：“兴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河山而后已。”孙中山返回国内，被各省代表选为大总统，副总统选举时，黄兴呼声最高，可他极力支持黎元洪当选，自己宁可受任陆军总长。他常说：“吾辈革命，非为作官”，而应“致力于国家建设”。足见其“功成不居”是以国家为前提的。
黄兴对己“功成不居”，待人则诚恳厚重，顾全大局。二次革命后，黄兴与孙中山先生在讨袁军事与整改党务问题上存在分歧。外界对孙黄关系多有猜疑，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更乘机挑拨离间。黄则以“矢忠民国”为重，尽力“化除成见”，并极力维护孙中山的威望。其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亦对孙有所误会，他们“意见很大”，甚至酝酿在东京开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闻讯立即驰书斥责，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于不义。”从而平息了东京的倒孙风潮。而后陶、章等人仍搞分裂活动，写文章攻击孙中山。黄兴不但拒绝发表这些文章，还致信告诫他们，信中写道：“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相争权力，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望找各位同志，相与协力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同时，还致书孙中山，说明委曲，请求大度包涵。黄兴以其气度与识力，顾全大局，协调期间，不仅加强了同志间的团结，还使孙中山在同盟会威信仍如“众星拱北辰”。
黄兴以国为重的大局气度，不仅赢得了集体的凝聚，在同志中也树立了极高的威望，为后人称颂。
奕丧权辱国留骂名
奕（1833—1898）清朝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之弟，封恭亲王。曾任军机处领班大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他还是清末洋务派的首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以“换约”为名挑起战衅。8月初，侵略者在北塘登陆，大败清军前敌统帅僧格林沁，攻陷塘沽、大沽，进占天津。9月底，侵略军在通州八里桥再次击溃清军，逼近京师。咸丰帝决定北狩热河，“仓促间御膳及铺盖帐篷俱未带，状极狼狈”。临行前，咸丰帝命令恭王奕为“议和全权大臣”，留京“督办和局”，与英法侵略者周旋。咸丰帝美其名曰“抚夷”，实际上是与侵略者商谈投降条件。
其实论起奕的起初本意，倒是主张“剿夷”的。但外交或军事上的成败，并不全凭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国家实力的表现。奕的悲剧也正在此。他违反自己的本意，充当了主订城下之盟的乞丐外交家，在自己所依附的统治阶级指使下，进行了一系列卖国投降活动。
英法联军逼近京郊时，提出了放还前些时因谈判破裂、被清廷扣押的英使巴夏礼，否则就攻打北京城。奕毫不迟疑，马上答应了侵略者的要求，将巴夏礼自刑部狱释出，“供给丰美”。翌日，又命粤海关总督恒祺向巴夏礼乞求，求他致书英使额尔金缓颊。
10月初，侵略军焚烧圆明园，后又向西直门开炮。奕等逃窜至长辛店，并让恒祺“急手执白旗出城，亲送巴夏礼回营”，以示乞和的诚意。而侵略者则以胜利者姿态“率女眷游清漪、静明两园宫殿香山等处，令旗民跪迎跪送”。奕又命人打开北京安定门，将侵略军迎接入城。洋兵趾高气扬，而“我兵跪迎，观者如市”。接着，“各城上清军兵丁帐房军器及城门守兵并枪刀弓箭等完全撤退”。
奕通过恒祺等频频与侵略者接触交涉，终于商定了换约的准备工作。但是洋人还要再给奕一个脸色看。换约前，本来双方约定事先在礼部大堂“演礼”。在规定时间，“礼部大堂灯彩辉煌，陈设华美”，“王公中堂尚书侍郎九卿及武职等官早往伺候”，而洋人却根本未来，这些高官显贵白等了半天，“各自散去，可怜亦可哀也”。
奕本不敢亲自出面去见侵略者。直到从中取利的俄国公使出来充当“保护人”，奕才敢出来签字画押。此时，腐败的清王朝因军事上的一败涂地，已失去了讲任何条件的本钱，完全被侵略者的武力吓倒，分别与英、法、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为：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为英领地；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恤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赔款由各海关税内扣缴。从此，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以后，奕由于进行过这次谈判而成为专事卖国活动的“洋务”专家。经他之手，进行了不少出卖国家利益、主权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
崇厚签约卖国
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字地山。举人出身，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在办理天津教案时，他受命以专使名义，去欧洲向法国道歉。回国后任吏部侍郎。在伊犁事件中，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俄国全权大臣，赴俄办理收回伊犁及签订中俄新约事宜。
伊犁地区广大领土于1871年被沙俄军队侵占。当时南疆已被入侵者阿古柏伪政权窃踞，乌鲁木齐等天山北路城市相继陷落。清中央政府对伊犁失去控制权，沙俄政府认为借此可以把它据为己有，便以“代收代守”的名义浑水摸鱼。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主持西征军务。1877年冬，西征大军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罪恶统治，只有伊犁地区仍在沙俄军队的占领下。此时，收复伊犁已成为西征大军神圣的使命，全国各族人民非常关注。和平归还，还是武装收复，朝野上下意见不一。清廷决定以谈判换取和平归还。由于军机大臣沈桂芬的荐举，再加上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以为崇厚必能不辱使命。于是，便把伊犁的命运押在了昏愦无能的崇厚身上。
在崇厚赴俄之前，有识之士对清政府给予这个满洲贵族、纨绔子弟以全权大臣的头衔和权力很不放心。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说：“传闻崇厚决定由南洋取道地中海、黑海前往俄都彼得堡，令人不解。”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修约、定界”，而关键是在收回伊犁，那就应该身历西陲，“体察形势”，才能于双方的辩论中言之中的。现在他决定从海道前往俄都，不知边塞的实情，不了解左宗棠的打算，哪能做到胸有成竹？这样前往谈判，难免一味迁就，模棱其辞，“不必许而许之，则贻害，不必缓而故缓之，则失机”。认为应令崇厚取道新疆前往俄国，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庶胆识坚定，不致受绐而召侮”。然而，崇厚官大架子大，自恃朝廷宠信，更不愿涉足艰苦的西北，只顾个人的舒适，不顾国家的利益依旧从海道前往俄国。
1878年11月8日，崇厚带随员30余名，自上海启程，途经法、德两国抵达俄国。崇厚一踏进俄国的国门，便受到隆重而优厚的款待。12月31日到达圣彼得堡。随后同俄国外务大臣格尔斯进行会晤，并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呈递国书。其后在持续半年多数十次谈判中，昏庸的崇厚完全失去了警惕，迷惘于俄方代表的诱骗，甚至还向清政府美化沙俄侵略者对中国“无图利之心”。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南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吉亚同格尔斯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10月11日便匆匆自俄起程返华，留参赞邵友濂替他办理各种未了事宜。
对中国而言，《里瓦吉亚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条约规定沙俄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中国，而把伊犁北面、西面和南面的三面领土都放弃给俄国，使伊犁地区“弹丸孤注，控制弥难”，完全失去了战略意义，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另外，条约的通商、赔款、设领等都包含着许多苛刻的条款，无视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尊严。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举国大哗。大臣们感到事态的严重，纷纷上奏朝廷指出它的危害。有人甚至提出崇厚之罪应当明正典刑，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在全国强大舆论的影响下，1880年1月3日，清政府宣布将崇厚交吏部严加论处，随后下令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2月19日，清政府照会俄国，严正声明，崇厚在俄国的行为多有违训越权，所议条约章程、专条各款“窒碍难行”。3月3日，崇厚被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
崇厚赴俄签约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虽然后来曾纪泽在改约谈判中据理力争，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部分领土，但中国在领土和政治、经济各方面仍然所失甚多。对于这些丧权辱国的损失，崇厚是难辞其咎的，永远是历史罪人，给后人以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