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
译者 董帅
在世界舞台上，澳大利亚人有两种身份，历史上偏向欧洲，地理上偏向亚洲，这意味着我们本身就面对着世界的大门。
谨以此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Greg Shackleton）、丹尼尔·帕尔（Daniel Pearl）和加德·格罗斯（Gad Gross）
2000年的时候 ，我参加了悉尼奥运会。我永远忘不了那感觉，走进欢呼声震天的澳大利亚体育馆，眼前那些噼啪闪烁的闪光灯，如上千只萤火虫照亮夜空。
我希望我能说自己是一个运动员，是那些“更快、更高、更强”的青年才俊中的一员。但我跑得一点也不快，就算让我提前一个晚上起跑，我也跑不赢任何一场比赛。至于“强”，我弱得连布丁都捏不烂。加上在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正式满了四十五岁，“青年”这个称谓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
我像是一个像素，是组成开幕式上华丽的色彩拼图中的一个小点。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组成一个移动的网格，引领运动员入场，确保这10500名运动员在愉快的运动场上保持兴奋。这工作有点像牧羊犬，不过是事先经过排练的那种。运动员按照国家名称的首字母顺序入场，我们这些盛装打扮的卡尔比犬（澳大利亚的一种犬类）巧妙地把他们带到应该在的位置上。
运动员入场式是每一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必备项目之一，其他还包括点火炬、升奥林匹克旗、放和平鸽。以前一般都是用真鸽子，直到那年，首尔奥运会的鸽子被放飞后，觉得火炬台是个不错的歇脚处，结果最后变成了一群死鸽子。因此悉尼奥运组委会在鸽子这件事上另有打算。在运动员各归各位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面巨大的白色旗帜从我们的头顶飘过，覆盖住整个运动场。我，和来自199个国家的运动员一起（这届奥运会的参与国家数量是历史之最），被盖在这面巨大的旗帜之下。突然之间，我们身处一个非常亲密、又异常明亮的空间里。那面在我们上方翻滚着的旗帜上，投射出鸽子的图案，洁白明亮，象征和平。
在那面旗帜之下，我望着周围年轻运动员的面孔，他们向上仰起脸，满是惊讶和好奇。我站的位置在首字母为I的国家旁边，挨着来自伊拉克的运动员，他们旁边就是伊朗运动员。上一次我看到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已经死去的。在双方八年对峙期间的残酷战争中，他们变成肿胀、散发恶臭的尸体，散落在两伊国境线上法奥半岛的沙地里。而现在，他们在我身边并排站在一起，鲜活，欢愉。不远处，厄立特里亚国的运动员紧挨着埃塞俄比亚的队伍。几年前，这些国家还在进行着长达三十五年的内战。我去过那里的一个屠杀现场，受害者的遗体只剩下被晒得褪色的头骨，并且被堆成了象征胜利的高塔。
那天晚上，我深吸一口早春的空气，对自己说，这真是新的纪元，世界真的处于和平之中了。起码，在那个时刻看上去是这样，也许我们真的不用再面对战争了。那是个甜蜜的时刻，但又如此短暂。就在闭幕式之前，媒体中心收到消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出了事。美联社的记者立刻收拾桌子，从赛场离开，飞去报道突发的暴力事件。没过几天，第二次冲突大规模爆发，空气中满是人体炸弹和催泪弹的浓烟。世界变了，仅仅一年之后的九月，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轰然倒下，化为瓦砾与烟尘。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熟悉的世界，无尽的敌人，无尽的战争。
这次要讲的是关于家的概念，以及对于它的不同解读。如果“家”这个词的某个定义是“目标”，那我要说，成为战地记者绝不是我的目标或初衷。我甚至都没想要成为一个驻外记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实习生，我对玛格丽特·琼斯（Margaret Jones）充满敬畏。那时她刚从北京回来，是“文革”后第一个获准去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我知道，这种事迹很容易让人立志，想变成像她那样的人。但对我来说，仅仅是身处在那个办公室里，我的世界就已经被无限延展了。
我在悉尼的某个犄角旮旯里长大，学校放假的时候去过墨尔本和霍巴特，除此之外，我对澳大利亚的城市一无所知。成为一名记者，就像是给了自己一张去熟悉那些未知事物的执照，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我的故乡。通过做报道，我可以了解到各种各样悉尼人的生活——富有的，贫穷的——而不仅仅限于我的邻居。我喜欢去发掘这个城市那些色彩缤纷的后巷，以及漂亮的小树林、溪水潺潺的峡谷。我常常自告奋勇地接受乡村选题，它们会带我去那些原本只存在于传言中的澳大利亚。我曾对城市的便利习以为常，而那些远离城市的生活体验，着实打开了我的眼界和思维。在旱季检查羊毛、收麦子、赶牛群的工作，与我所熟悉的工作环境是如此不同。我慢慢理解，是什么让人们留在那片土地和那些偏远的小镇上：是和自然与季节的联结，是那些幽默和睿智。不久之后，对树林的向往引发了我对报道环境问题的兴趣。令我自己都惊讶的是，我意识到，在丛林中徒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宽阔的步行道；在科修斯科山滑雪，其实也不需要坐缆车。我学会了背上有我一半体重那么重的背包，在雪地上露营，躺在夜空下望着从未想象过的庞大星群。
这是一份非常有满足感的工作，我本应一直做下去。但《悉尼先驱晨报》当时的编辑大卫·鲍曼（David Bowman）告诉了我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的奖学金机会。这个奖学金是为了纪念格雷格·夏克雷顿而设，他在报道1999年东帝汶事件中光荣牺牲。夏克雷顿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的遗孀雪莉·夏克雷顿（Shirley Shackleton），为年轻的记者设立了这项奖学金，用来纪念她的丈夫。
拿到这项奖学金后，我飞到墨尔本参加授予仪式。雪莉也在现场，还有很多格雷格以前在7频道新闻台的同事。于是，五年后，当《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问我要不要做他们在中东地区的驻外记者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我也恰好赶上了女性记者被派遣驻外的热潮。1992年，约三分之一的驻外记者是女性，在1970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六。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对这项工作都毫无准备。在大学里，我没有对这个地区有过了解。我会的阿拉伯语仅限于离开悉尼前四周临时抱的佛脚，当时我找了一个埃及老师教了我一些基本词汇。但换个角度想想，做我们这一代澳大利亚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算一种准备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有两种身份，历史上偏向欧洲，地理上偏向亚洲，这意味着我们本身就面对着世界的大门。我们对世界的好奇大于对自我的探究，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音乐、电影、美食。我们留意国际新闻——任何一个地方的动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贸易、安全，因为我们在国际形势上的举措总是和美国的动静紧密相连。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有无数邻居都是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希腊和黎巴嫩这些动荡的国家，这令我懂得，不是每个地方都像悉尼郊区那般安全无忧。
1987年，我搬去了开罗。那里一点也不像家。透过窗口，在尼罗河后面，可以看到一个尘土飞扬的赭色城市。开罗就像一个蜂巢，挤满了人。在偶尔晴朗的天气里，我可以直接看到穆卡塔姆丘陵，拾荒者在那边居住，也在那边工作，用最不堪的方式分拣着这个城市的垃圾。作为记者，我是开心的，因为我肯定能赶上大事件。这种人口结构、贫困的经济和政治现状一定不会持续太久。很显然，埃及正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边缘”着实比较宽。我已经被派去二十五年多了。我从公寓窗口就可以看到塔利尔广场。
我在开罗的公寓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家”。它只是一个停靠站。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多，因为八〇年代后期，大新闻都发生在其他地方。当加沙地带的第一场巴勒斯坦冲突爆发，我几乎没有到家打开行李包的时间。霍梅尼的伊朗正在和萨达姆的伊拉克打仗。波斯湾的油轮正在被袭击，只能在美国战舰的护送下转移。黎巴嫩陷于宗派战争的漩涡。库尔德武装在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战斗不断。我报道了这些冲突，还有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索马里以及波斯尼亚的战争。我第一次亲历战场，是在伊拉克沙漠中的马吉农（很巧的是，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疯狂”）。那场战争使用了毒气，伊拉克人战胜了伊朗人。伊拉克人在清理战场，推土机碾过了那些还暴露在外面的尸体，将血肉碾进沙土。
我不断地从一个任务转场另一个任务，在途中疯狂地翻阅简报，试图了解每一场战事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沿革。我的编辑感受到了我的焦虑，试图用他刻薄的观察结论来令我宽心：“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是最接近你的读者的。”
也许吧，但更多时候，我必须要快速了解情况。我需要找到在不欢迎女性抛头露面的地方进行报道的方式。我需要知道M16是步枪，而M1是坦克。我需要明白，如果你在报道一场火拼，你需要站在这一派这边或是另一边，不要误入两边之间的“三不管”地带。我还要想清楚，如何让这篇关于远方战事的报道吸引《华尔街日报》订阅者的眼球。我需要学会吸引他们阅读一篇和股市涨落无关的文字。
在绝望中，我去读那些女性前辈们的文章。“战争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玛格丽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在《飘》（Gone With the Wind）中这样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战争的报道者，还是战争的参与者，都认为这是真理。但当我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时，在我之前已经涌现了很多著名的女性战地通讯员。比如《生活》（Life）杂志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波尔克·怀特（Margaret Bourke White），《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格洛瑞亚·爱默逊（Gloria Emerson），以及许多不那么出名的自由记者。从二战到越战，女性已经在不断挑战着这一行业的性别障碍。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和我的男性同事一样，拥有同样的条件来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报道。
我和他们拥有同样的报道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会和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写作。我相信，性别的不同也带来对战争不同方式的报道。当然我并不会像格洛瑞亚·爱默逊那样泛泛地说，女性战地记者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男人从心底还是迷恋枪炮与军装的孩子”。她的作品确实彰显了一种不同的报道角度。2004年，克雷格·怀特尼（Craig R. Whitney）在爱默逊的讣告中这样写道：“她对战争总是贬低而非抬高，在她笔下，交战双方的公民、孩子和士兵共同承担了战争带给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怀特尼在讲述自己1956年主动申请去越南战场做自由记者的原因时，也引用了爱默逊的话，她说，“我想去写越南的人民，写在他们的生命里发生的这场痛苦的巨变，而不是写那些被媒体巨头广泛报道的军队故事”。
1991年，当萨达姆残酷镇压库尔德人时，我正在库尔德人的基尔库克市郊一所房子的屋顶上。那是个美丽的春日午后，多日阴雨连绵的天空在那天终于放晴。那所房子的居民赶紧抓住机会到屋顶晾晒衣服。我周围挂满了孩子的衣服和尿布。屋顶上还有一群母鸡，正在啄食谷粒。
而街道上，停着一辆坦克，还有举着火箭筒的士兵。我和三个男同事一起站在屋顶上：《时代》（Time）和《新闻周刊》（Newsweek）的摄影师，还有一个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记者。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武器装备上：那是什么型号的坦克，什么口径的炮筒。而我则在留意那些洗尿布和喂鸡食的双手。我的男同事们想和库尔德人一起上前线，看他们如何抵挡萨达姆的大军。身边，妇女们在抚慰自己的孩子，而这才是我想要深入的地方。
你要如何学习报道一场战争？答案一定是，通过报道一场战争。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以一个人为楷模——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女性战地记者的先驱。她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说，在二战中，她自始至终有两个敌人，德国和美国军事新闻办公室。在那个年代，美国军方是拒绝让女性记者报道前线故事的。女记者就被当成“麻风病”，避之不及。
盖尔霍恩在二十八岁那年第一次上战场，为《科利尔周刊》（Collier's Weekly）采写西班牙内战。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只有炮弹在呜咽”。那一年是1937年。她所描述的场景发生在格尔尼卡轰炸的前几周。她是这样写的：“一位老妇，肩上裹着披肩，怀中抱着一个瑟瑟发抖的男孩，正快步跑向广场。你明白她在想什么。她在想，我得赶快把孩子弄回家。你在家里总是会感觉安全些，四周都是你熟悉的场景。你不会想象自己死在自己的客厅里，你永远不会那么想。当她处于广场正中的时候，另一个炮弹落下了。一片微小的钢片，滚烫，尖利，刚刚从炮弹上剥落，划开了那男孩的喉咙。”
盖尔霍恩的目光总是落在公民身上，而不是士兵。编辑们并不总是欣赏她对普通人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的关注。在她一篇关于西班牙战争难民的文章的编者按里，有这样一句话，“作为那种催人泪下的故事看看还行”。
在西班牙时，她开始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交往，两人于1940年结婚。很显然，可能是出于嫉妒妻子出色的报道能力，海明威成了她在《科利尔周刊》的竞争者。 美国军方给了海明威特殊许可，让他随军报道诺曼底登陆。相比之下，盖尔霍恩就要难得多。她和一艘泊在英格兰的医疗舰交涉，说她想做一篇关于护士的报道。一上船，她就径直冲向厕所，把自己锁在里面，直到船起锚。这是第三艘试图横跨海峡的医疗舰，前两艘都被水雷击中。她带回的报道格外出色，着重关注此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对伤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尽管她还上岸协助抬伤员，但她在文中几乎没有提到自己。
海明威的报道则与她不同。《科利尔周刊》将海明威的文章作为封面故事。这份长达六页的报道以一张占了半页的照片作为开端，照片上，海明威和士兵站在一起。他其实没上过岸，但你从他的文字中看不出来，你只能看到一个自我膨胀的男人在那里指点江山，诉说自己是如何指挥了这场登陆，引导战争走向胜利。他为一位迷路又丢了地图的军官找到了正确的登陆点。海明威的言下之意是，他记得整条诺曼底海岸线的全部地理细节。
盖尔霍恩的报道只被排了一页，在整本杂志的底部，排在一篇教你如何吞剑的文章后面。这篇短文名为《去与回》（Over and Back），完全看不出她离开了英国，更看不出她在战火中登陆对岸。六周后，《科利尔周刊》才刊登了她的完整报道。我怀疑，是不是《科利尔周刊》认为有茂盛胸毛的男人在战火中的文字，比盖尔霍恩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报道更加吸引眼球？或者编辑不想要海明威被她比下去？再或者，他们害怕激怒美国军方？盖尔霍恩乘船回到英国后，美军逮捕了她，下令要将她囚禁在一个护士营地。但她爬过了铁丝网，找到了附近的机场，搭机去往意大利前线，继续报道战争。后来人们才发现，她的文章被推迟刊登的原因，居然不是以上任何一点。直到最近，一位来自宾州大学的研究员桑德拉·斯班尼尔（Sandra Whipple Spanier），发现了盖尔霍恩和海明威当年发回的电报内容。海明威的长文和盖尔霍恩的短篇都是从伦敦由电报发出，而盖尔霍恩的长篇报道《伤者回家》（The Wounded Come Home）却没有被电报发回，而是被平邮回了《科利尔周刊》编辑部，邮戳是6月13日。当斯班尼尔向年迈的盖尔霍恩问询这一点时，盖尔霍恩非常震惊。她记得当时让海明威帮她将她的两篇文章同时用电报发回编辑部，而她一直以为他发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
现在，盖尔霍恩在战争中的作品已被结集出版，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我必须承认，对于现在女性与男性在报道战争的平等性上，我的心理是矛盾的。从军方的角度，一般都不允许记者报道民众的苦难，而需要他们从军事利弊的角度为军队发声。身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之前觉得有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即如果任何领域存在有阻碍女性参与的障碍物，那去破除这个障碍，一定会带来极大的喜悦。然而，作为女性战地记者的经验却让我开始质疑这个观点。
我报道的战争通常发生在性别尚未平等的国家里。我惊讶地意识到，在这类给予女性权利极少的国家中，最先赋予女性的权利，居然是让她们“有权”上战场厮杀。在波斯湾国家和很多非洲地区，皆是如此。我报道了这些故事，因为它们富有深意。在厄立特里亚，部落中一个羞怯的少女被任命为司令官。来自阿联酋的一位戴着面纱的妇女，被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校）录取。在采访后者时，我认识了詹尼斯·卡宾斯基（Janis Karpinski），她是一名美军军官，负责训练酋长国的第一拨女性军官。十年后，就像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解放以及很多运动一样，战争一结束，性别平等这件事就被抛诸脑后。阿联酋的女性又开始为最基本的权利而挣扎。而詹尼斯·卡宾斯基，被降职、贬谪，并成为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事件中唯一高军阶的替罪羊。她的两名男性上级，米勒上将和桑切斯上将，在此事件中牵连颇深，仕途却蒸蒸日上。
从那时起，不断开始有针对美军女兵对穆斯林囚犯进行审讯的报道，她们被要求对囚犯进行一系列违背其性取向和宗教禁忌的行径，比如让他们摆出具有性暗示的姿势，或用假经血涂在他们身上。这些不是少数不正常的施虐狂在夜班里偷偷摸摸干的事，而是由最高层知晓并批准的。美国军方堕落到了用女兵拉皮条的地步。
也许在战争中，女性获得了上前线的权利。但我觉得，若是这样，女性也应该有获得安全防护的权利。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或是爱国精神，要为国奉献，那么我认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实现，而在国内的抗议活动上设置必要的屏障，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大多数的战争结束于谈判桌上，而非战场。但这并不是在夸大谈判桌的功劳，或把政治家捧成战争英雄。作为记者，我在战场上报道过的最勇敢的人，是那些没有武器、拿着低薪的援助人员。斯图尔特·卡麦隆（Stuart Cameron）就是其中一位，他四十五岁，来自布里斯班，是一位人道援助的地区负责人，负责执行冬季温饱计划，为刚经历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穷困的库尔德人提供燃煤与食物。1993年，他遭到伏击，身中十七弹。这次恐怖袭击的目的在于，将外国援助人员驱逐出库尔德人所控制的伊拉克地区。卡麦隆先生一直深受其援助对象的喜爱和尊敬，当载有他棺椁的车驶出医院，开始他漫漫回家路的第一程时，上千名库尔德居民站满了道路两边和屋顶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带了武器，向灵车行军礼，其他一些人默默地目送车子离开。道路两边的墙上，贴了很多匆匆写就的卡片，上面用蹩脚的英文写着他们的感受。我记得其中一张写着：库尔德人不会忘记斯图尔特。
身为记者，我去过的每一处战场上，几乎都能碰到澳大利亚人，其中很多都是女性。她们在那边做着能够改善当地民生的工作。她们往往性格直接，不拐弯抹角，不自我吹捧，也没有被人传颂。但她们的努力和奉献精神，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留下了友谊的种子。像记者一样，遇到灾祸，救援工作者也会冲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来过，我们离去，并不确定是否留下过什么永恒的印记。玛莎·盖尔霍恩在她生命的最后，曾这样对一群年轻记者说：“我的记者生涯，就是不断往一个大池塘里丢小石子，我也不知道哪颗石子可以激发出哪怕最细小的涟漪。我不需要担心那个。我的责任就是丢出这些石子。若有一群人关心地球，以及它上面最脆弱的那部分居民，那么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佼佼者，格雷格·夏克雷顿，我在《华尔街日报》的同事丹尼尔·帕尔，一定会像她那样拼尽一生。而我们至少能做的，是保持关注。对大多数人来说，忽略那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不正义的事情实在太容易了。这些事情就像不爱读的书，被推到书架的最里面。而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这样的行为会变得越来越危险，那层隔开和平繁荣与贫穷战乱的隔膜正在消解。世界经济的问题，可以像癌细胞那样，侵入最健康的器官，使其坏死。而环境问题只会更糟糕。没有国旗，或者国境，可以保护我们。
我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棺椁上盖了一面澳大利亚国旗。我的父亲是个移民，他爱这面国旗。而对我来说，我更愿意想象，未来的我们不再需要国旗。那晚，在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现场，我在那个瞬间看到了一丝可能：在那个瞬间，我们只需要一面旗帜，那面落满了和平鸽投影的旗帜。
内容选自作者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主办的鲍伊讲座（Boyer Lecture）上的讲话，发表于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出版社出版的《家的概念》（The Idea of Home）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在悉尼的西部郊区长大，在悉尼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在《悉尼先驱晨报》担任记者一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奖学金之后，布鲁克斯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她在《华尔街日报》担任驻外通讯记者长达十年，工作驻地包括中东、非洲和巴尔干地区。
在两份非虚构写作的工作之后，她转向历史小说这一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涉及的年代从英格兰的1666年到美国内战时期，涵盖的主题也多种多样，从书籍保护到奴隶制。2006年，《马奇》（March）一书获得普利策奖。其他两部小说《迦勒的十字路口》（Caleb's Crossing）、《书之人》（People of the Book）都曾入选《纽约时报》畅销榜。《奇迹之年》（Year of Wonders）被译成超过25种文字，其中也包括中文，在全球风行。
2010年，她获得了代顿文学和平奖（Dayton Literary Peace Prize）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并在2016年被授予澳洲勋章。
目前，布鲁克斯担任伍德罗研究员、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她和家人还有各种动物一起，住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也经常回到澳大利亚生活和工作。
她的作品《马奇》、《奇迹之年》、《书之人》已经在中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