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梯间走路就像在走钢丝，我得赶快找到钥匙，然后逃进庇护所。但是，和恐怖电影里描述的一样，主角总是会被抓住，或者汽车发动不了了，那可是崭新的汽车啊！怎么可能呢？我才发现，我的钥匙掉了，但发现得太晚了。灯灭了，她出来重新开了灯，她的呼吸声真的令人很不舒服，湿热、急促、难闻。我转过身，她就在那儿，离我几厘米远。她属于和你说话必须要把话抛到你嘴里，唯恐话丢在半路的那种人。天啊，人是用耳朵听，不是用嘴听啊！
“记得交房租！”
“您好，法贝尔太太，请不要担心，我暂时有一点儿小困难，但是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会付给您的。”
“希望如此，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
“我向您保证，下个礼拜就付。”
“还有您的朋友，她不住这儿了吗？如果您不能独自承担房租的话要告诉我。”
从这些话当中，我感受到这位对话者的两种情感：一种是对我不幸的幸灾乐祸，另一种是不能再见到梅拉妮的悲伤。
梅拉妮的一举一动都印在我的脑海里，哪怕一个微笑、几缕头发。该离开的是我，而不是梅拉妮，但她走了，留下我要面对这个长得和波寇咖啡馆[38]里挂的一张魏尔伦的老照片很像的女人，和她相处就像喝苦艾酒一般痛苦，还得忍受她身上难闻的气息。
玛塞利娜·法贝尔不懂待人的艺术，不知道如何拿捏分寸，不会宽厚待人。她拥有整栋楼的一半房产，是巨额财产税纳税人，而我不付房租就似乎扰乱了她的生活。她已经七十岁了，却没有一丁点的善意。
玛塞利娜，和那位女诗人[39]的名字一样，没有诗意。
“她在出差。”
“这样啊，不管怎么样，不要忘了。那就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不会错的。代我向您的母亲问好。”
“这个，我妈妈不需要‘您的问好’。”
玛塞利娜自己已经年过七旬了，即便很难想象，但她确实还有个妈妈。为了不睡马路，或许她妈妈要交房租给她。我曾碰到过她母亲奥古斯汀娜两三次，那时她还能出门，我能体会到她的温柔。之所以还能体会到，是因为她从早到晚都得忍受着法贝尔太太。她是一位勇敢的九旬老人。
灯又灭了，我和玛塞利娜·法贝尔站在黑暗中。她至少有五十年没和一个男人共处在黑暗当中了（不幸的是，这个男人是我），或者说，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就没有过了。我们关系尚好的时候，她和我说起过“以前”的生活，一个了不起的男人，走得“太早”。现在，我理解这个男人了，相比面对这个悍妇，他还是死了更好。
她按下开关，她的牙齿又出现了，呼吸声从她那稀疏的牙齿之间泄漏出来。命运安排了这种需要我忍受的人出现在生活里。她回到自己家直接站在门后，那是她最喜欢的位置，是她的瞭望台。我终于捡起了钥匙，消失在她的视野里。
我走进浴室，把水池放满水。我把头扎进去，没过耳朵，在水里大喊，只有这个办法能赶走我的狂躁。在水里大喊也是个愚蠢的行为，这会让我窒息，红了眼睛，堵住耳朵，可能会得鼓膜炎，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某个傻瓜。对于演绎绝望，我很不在行。我想起一个朋友，有一天，她想灌下一整盒过期的酸奶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没用，只是暂时有些肠胃不适。我按照她的意思叫了救护车，那时，她还能弯着腰对着马桶边呕吐边说话，但走不了路了。然后，我就被随车医生骂了，就为了一盒过期的酸奶叫救护车？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六十来岁的病人（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想用阅读的方法让自己不再每天吃十个比萨，还说我的“处方”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听的时候，他反驳我说，在我们这个该死的国家，一切都在堕落，我的情况属于环境利己主义症状。他还说要是在他那个年代（哪个年代？我从不知道），医生早就从车里跳起来抢救我那位中了致命剧毒的朋友。一切的自我拯救与调节，都没有任何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