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是太阳底下最奇异的国家之一，应该把它叫做奇兰或者异兰才对，因为几乎在任何事情上，它都与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同。
首先，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低于海平面。花了大量财力和劳力所建造的大堤，或者说防波堤，矗立在地平线上，挡住了海岸线上的海水。在沿海的某些地方，大堤的全部重量都压在这块土地上，它的压力已经到了这个可怜的国家所能承受重负的最大限度。有时堤岸塌陷了，或者出现了漏洞，结果就导致了最可怕的灾难。
这些大堤都又高又宽，有些地段的大堤顶上还覆盖着建筑物和树木。大堤上甚至还有平坦的公共大道，从大道上，马可以俯瞰路旁的村舍。
常常是，漂浮的海船的龙骨比住宅的屋顶还要高。在屋脊上跟雏鸟唠叨个不休的鹳也许感到自己的巢筑得够高了，可以安枕无忧，但在邻近的灯芯草丛中聒噪的青蛙却比它离星星更近。水虫在烟囱燕子[2]的头顶上蹦前蹦后，柳树羞答答地低垂着枝条似乎是因为长不到附近的芦苇那么高。
沟渠、运河、池塘、河流和湖泊到处可见。它们很高，却并没有干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占尽了所有的风光，享尽了一切的繁华，根本不把旁边那些蔫蔫地延伸着的柔顺的田野放在眼里。
人们不禁要问：“荷兰到底是什么？是岸还是水？”那些本该只属于土地的青葱翠绿却阴差阳错，在鱼塘上安了家。事实上，整个国家就是一块湿漉漉的海绵，或者，就像英国诗人巴特勒[3]所说的那样，它是：
一块抛了锚的土地，停泊在海上；
上面的人不是在居住，而是在出洋。
人们在运河的船上出生、生活、死亡，甚至连他们的花园也建在运河的船上。那些农舍、屋顶就像遮住了眼睛的巨大的无边软帽，靠木头腿站着，带着一副缩头缩脑的神情，好像在说：“我们想尽量保持干燥。”甚至连马也在每只脚上套着宽大的木掌，防止陷进泥沼里去。简而言之，处处景致都在说，这里是鸭子的乐园。在夏季，对于赤脚的姑娘和少年来说，它是一个光荣的国家。多美妙啊！可以戏水！可以模仿航船！可以划船、捉鱼和游泳！想一想那一连串的水坑吧，你可以一整天在里面给纸船举行入水仪式，却从不返航！但是，够了。如果全说出来，全美国的年轻人就会挤成一团，冲到瑞德·基[4]去。
第一眼看上去，荷兰的城市似乎是一个由房屋、桥梁、教堂、船舶、不断升起的桅樯、尖塔和树木所组成的迷宫般的丛林。在一些城市，船就像马一样被拴在主人的门柱上，货物从上面的窗口装上船。母亲朝路德威克和凯茜尖叫着，命令他们别在花园门口游泳，害怕他们会淹死。在那里，水路比普通的陆路和铁路更常用。水流缓慢的绿色壕沟所形成的水围子，围着游乐场、低地和花园。
有时可以看见漂亮的绿色篱笆，但我们美国的那种木栅栏在荷兰几乎是看不到的。至于说石头围墙，荷兰人对想得出这种东西准会惊讶得举起手来。除了从别的地方弄来加固海岸的大量石头以外，那儿是没有石头的。如果说有小石头或卵石的话，那么它们全被做进路面里去了，或者就是完全溶化在别的材料里了。
胳膊强壮敏捷的小伙子从戴围涎起到胡子一大把，可从未见过有人引水灌溉或者掘洞取水。除了纵横交错贯穿整个国家的运河，并不需要另外开辟什么水道。从称得上世界奇迹的北荷兰船运大运河，到小男孩也能蹦过去的小运河，各种大小的运河都有。称做水上公共马车的客船，按照固定的班次，在这些水道中穿梭来往，运送旅客；被称作水上载货马车的货船，用来运输燃料和日用百货。
那儿没有绿色的乡村小径，只有从田野延伸到谷仓、从谷仓延伸到花园的绿色沟渠；农场，在那儿叫做低地，只是些抽干了水的大湖。一些最繁华的街道是水道，而许多乡间道路却铺着砖头。城市里的小船船尾都是圆的，船头镀成金色，船身漆着华丽的色彩，与太阳底下任何地方的船都不同。荷兰的婴儿车上，都竖着一根小小的、非常有趣的弯弯曲曲的杆子，这是一种极其神秘的神秘。
“有一件事很清楚，”布赖特·塞德少爷嚷道，“那儿的居民永远不会受渴。”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这个怪国家还有更怪的地方。虽然海水向里面涌，湖水挣扎着向外面奔，运河、大小河流和壕沟中水满为患，但许多地区却没有合适的水供人们畅饮。
我们可怜的荷兰人过着受渴的日子，或者喝葡萄酒和啤酒，或者大老远地从内地，从乌特勒克省和其他条件优越的地方，引来那比亚当更为古老、像晨露一样年轻的甘霖。其实，有时天降暴雨，当地居民可以用各种方法把雨水收集起来，痛饮一番；但大部分时候，他们就像柯勒律治（撒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著名诗人，哲学家。《古舟子咏》是他的代表作）的著名诗篇《古舟子咏》里面那些猎杀了信天翁的水手那样，看见：
水，水，水，到处都是，
但没有一滴可以入口。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转动着翅膀的巨大风车，这使它看上去就像栖息着一群群巨大的海鸟。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最有趣的树，它们修剪成怪诞的形状，树干漆成炫目的白色、黄色或红色。一辆车常常套三匹马。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着后跟很松的木鞋聚作一堆。农家姑娘得不到可以爱的情人，就为了钱向男人表示垂青，让他们作为护花人陪伴着去赶克米斯节[5]。丈夫和妻子在运河岸边亲亲热热肩并肩地身上套着纤绳，拉着货船去市场。
荷兰的另一个特色景观是沙丘。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地段，有无数的沙丘。在种下生命力顽强的芦草和其他植物、使这些沙丘固化以前，它们常常向内地猛刮沙暴。因此，奇上加奇的是，农夫们有时从沙丘表面向下挖，寻找土壤。在刮风的日子里，沙暴常常落到由于见了一个礼拜的阳光而变潮湿的土地上！
简而言之，我们这些美国佬在荷兰几乎只能碰上一件熟悉的事，那就是一首收获之歌，这首歌在当地十分通俗，但却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能够翻译它。那么，我们就闭上眼睛光听它的曲调吧，内容我只好让您自个儿去猜了：
洋佬花花哈乡哉，
花花洋式哈来噜；
洋佬气来派来哉，
老呀唉有城来噜！
另一方面，荷兰的奇异只能说明荷兰人的节俭和坚忍。全世界没有一个花园般的地方，比这个有漏洞的、潮湿的小国家更为富丽、更得到精心耕作。没有一个种族，比它那平和的、貌似消极的居民更为勇敢，更加富有英雄气概。极少有民族在发明创造方面能和它媲美。没有一个民族在商贸、航海、学术、科学方面胜过它，在创办教育和公共慈善事业方面树立起比它更为光辉的榜样。没有一个国家，在公共工程上所花财力和劳力的比例能达到它那么高。荷兰的编年史上有光辉的篇章记载着它的高贵显赫的人物，有男性也有女性。它的历史上有壮丽的篇章记载着它的坚忍、它的抵御外侮的精神、它的宗教自由、它的文明事业、它的艺术、它的音乐和它的文学。
过去它曾被称作“欧洲的战场”，这是确实的，就像我们确实可以把它看做世界的庇护所一样，因为每个国家受压迫的人都在它那儿找到荫庇和勇气。如果说我们美国人能够嘲笑荷兰人，把他们称作水猴子，暗示他们的国家在某一天涨大潮时会被海水冲跑；那我们同样也可以为他们感到骄傲，说他们证实了自己是英雄，只要还剩下一个荷兰人抓着它，它就不会被冲走。
据说，在荷兰至少有九千九百架大风车，它们的叶片最短的八英尺，最长的一百二十英尺。人们利用风车来锯木料、打麻绳、磨粉，还做别的许多工作；但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从低地把水抽到运河里去，防止内地经常发大水，造成国内洪水泛滥成灾。
据说荷兰每年在风车一项上就要花费一千万美元。大的风车力量大，它们那巨大的圆形塔身有时是竖在工厂建筑物中央的，大风车上面还有一个小风车，越向上越细，最上面是一个帽子一样的顶篷。这种建在高处的风车，底座有阳台环绕着，风车轴高高地矗立在底座上，靠四支巨大的、背部有梯格的叶片旋转着。
许多风车是很原始的古董了，迫切需要美国佬的“改良”，但一些新风车却令人赞叹。它们构思巧妙、制作精细，能够精确地将扇叶对准风向，取得所需的工作动力。换句话说，风车主可以小睡一下，他完全可以放心，等他醒来的时候，风车已经对风进行了研究，在获得最佳风力的情况下工作着。倘若只有一丝风，风车的扇叶就会伸展开来，捕捉每一丝风；倘若来了一阵大风，扇叶感知后就会像巨大的含羞草叶子一样收缩起来，只让一半的风力推动它们工作。
阿姆斯特丹一所古老的监狱名叫“锉刀屋”，这是因为关在里面的盗贼和无赖被强制锉苏方木。它有一间小禁闭室，是处罚偷懒的囚犯用的。在小禁闭室的一角，有一台抽水机；另一角有一个洞口，水通过洞口不断流进来。囚犯有两个选择：要么站在那儿不动，等着被淹死；要么为了宝贵的生命，不断地摇动抽水机，不让水位升上来，直到看守决定把他放出去为止。在我看来，在整个荷兰，大自然广泛地引用了这个小小的消遣方式。荷兰人一直被迫为自己的生存而抽水，也许要一直那样干下去，直到永远。
在荷兰，每年都有几百万美元花在修理堤坝、控制水位上。如果忽视了这种重要的职责，这个国家就会无法居住。如我前面所说，堤坝决口曾引起可怕的后果：常有成百上千的村庄和城镇被汹涌的大水吞没，将近一百万人丧生。
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次大洪灾发生在1570年。在此以前，曾经发生过二十八次可怕的洪水，它们淹没了荷兰一部分地方，但都比不上这一次恐怖。这个不幸的国家已经在西班牙暴政下经受了很久的苦难，这时，似乎到了困苦的顶峰。我们如果读一下莫特利[6]的《荷兰共和国兴盛史》，就能够学会敬重那些受尽苦难、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荷兰人。
从莫特利先生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大洪水暴发时令人胆战心惊的情景。延续很长时间的一场风暴横扫大洋，将大西洋水刮进北海，像小山似的堆起来，砸向荷兰各省的海岸。那些堤坝，承受不住这种冲击力，向四面八方崩塌。即使是大屏障，那座打着一排排橡木桩子、周围扎上铁箍、坠着沉重的铁锚，并且用碎石和岩石加固的壁垒，也像捆包绳一样崩成了碎片。渔船和大船舰，漂进已成泽国的内陆，缠在树林中不能自拔，或者一头撞进了住宅的屋顶或墙壁。
最后，费里斯兰[7]被完全淹没，成了一片怒浪滔滔的大海。众多的男人、女人、孩子、马、牛、绵羊和其他各种家畜，在汹涌的波涛中挣扎。每一条小船和每一样可以充当船使用的物品，都被争先恐后地抓住。每一所房屋都被淹没，连墓地里的死人都被大水冲了出来。摇篮里鲜活的婴儿和棺材里的陈年尸首并排在水面上漂浮。仿佛是圣经里的大洪水又来了一样。
树顶上、教堂的尖塔上……到处是一堆堆的人，在祈求上帝的仁慈和同类的救助。最后，暴风雨平息下来了，小船开始向四面八方划去，营救在水中挣扎的人，把困在屋顶上和树顶上的人带走，给已经淹死的人收尸。在几个小时里，大水吞噬了不下十万人。成千上万不会说话的动物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而种种财产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
西班牙统治者罗伯斯，率先做出高尚的努力来拯救生命，缓解灾难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在此以前，他因为具有西班牙或葡萄牙血统，遭到了荷兰人的仇视。由于他们蒙受灾难时，他表现出善意和善行，从而赢得了所有荷兰人的感激之心。不久，他引入了先进的筑堤方法，并且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堤坝将来由土地所有者负责养护。此后的不到三百年间，这个国家虽然发过六次可怕的大水，却几乎再也不曾有过没顶之灾。
在春天，总是存在着内地河水泛滥的危险，尤其是在解冻的时候。因为那时河流被大冰块堵塞了，迅速高涨的河水来不及排入海洋，就溢上了河岸。再加上海水猛烈地冲刷和压迫着堤坝，荷兰各地经常报警声大作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最谨慎地预防意外的发生。所有受到威胁的地方都驻扎着工程师和工人，日日夜夜有人对险情密切监视。一旦出现一般的危险信号，居民们就全体出动救险，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在任何别的地方，稻草都被看做所有防洪物资中最无济于事的东西。但在荷兰，它却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对付潮水冲击的主要材料。人们用大草席压在堤坝上来加固泥土和大石头，一旦这些东西合缝，海洋的冲击虽猛，对堤坝也无可奈何了。
格蕾特尔和汉斯的父亲拉夫·布林克曾在堤坝上服务多年。但是，他不得不从上面下来了。那是一个发生险情的日子，漆黑的暗夜中雨雪交加，他处于可怕的暴风雨的中心，在靠近维尔麦克水闸的一个薄弱地段干活，突然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不省人事，被送回了家。从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有干过活。他虽然活着，却失去了思想和记忆。
对于父亲，格蕾特尔所记得的，只是一个陌生的、不声不响的人，目光总是茫然地跟着她转。但是汉斯却记得，父亲曾是一个身体健壮、成天乐呵呵的人，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乐此不疲。有时，当他在夜间醒来，躺在床上倾听时，仿佛还能听到父亲那无忧无虑的歌声在耳边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