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游泰姬陵
如果你是一位初到印度的客人，印度朋友一定会问你：“去过泰姬陵吗？”到印度不去泰姬陵，就好像到了中国不登长城一样，因为泰姬陵是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中的瑰宝，是世界闻名的古迹。印度朋友问了这句话之后，往往还会补充一句：“最好选个月夜去。”
在一个临近中秋节的晚上，我终于实现了月下游泰姬陵的夙愿。
汽车在柏油马路上疾驶，思想却飞到三百多年前的古代。那时正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莫卧儿王朝执政的时候，建造泰姬陵的是它的第五代皇帝沙杰汗。
莫卧儿王朝的历史充满了父子争位、兄弟残杀的血腥事件。沙杰汗就曾起兵争夺他父王的宝座，兵败之后，过了七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其间，他有一位名叫阿姬曼·芭奴的宠妃始终伴侍左右。最后他终于夺得了王位，便赐给这个宠妃一个美丽的封号：“慕姆泰姬·玛哈尔”，意思是“宫廷的王冠”。沙杰汗继位的第三年，带着泰姬出巡，旅途中，泰姬在临产时去世，临死时，沙杰汗问这个给他生了十四个孩子的爱姬，怎样才能表达对她的爱情。她提出了三个要求：好好抚养孩子；终身不再娶；为她建造一座举世无双的美丽的陵墓。这就是泰姬陵的由来。
是夜，万里无云，皓月当空。我们快到泰姬陵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一座巍峨的红沙石大门，气势雄伟，威严庄重。我们刚走进大门，顿时像被远处的陵宫震慑住一样，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朝着融融月色下的陵宫凝望。
月光下，这座完全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宏伟建筑，宛如端庄的美女披了一袭轻纱，正静静地坐在陵前的长条水池旁沉思。它显得那么柔和，那么轻盈。
月光照亮了寝宫的拱形大门，门上方那美丽的弧形线条飘然欲动。寝宫顶部那巨大的圆形陵顶，仿佛浮在如水的月色之中。那不就是“宫廷的王冠”吗？它使人好像看到了泰姬当年的雍容和妩媚。陵体四角有四座四十米高的尖塔，它们屏息肃立，守卫在四周。
在远处眺望之后，我们又沿着明镜般的长条水池向陵体慢慢走去。月华如水，素净的陵宫倒映水中，与池里的月影交相辉映。偶尔飘过一阵轻风，陵宫仿佛在水中轻展纱丽，悠然起舞。
人们向陵宫徐徐走去，陵宫也似乎在款款迎来。离得越近，它就越加光彩照人。不知是月光激发了大理石的素辉，还是大理石增添了月光的明媚！
循台阶拾级而上，不时会有闪烁的光彩摄入你的眼帘，那是镶嵌在墓体上的五彩宝石放出的光芒。站在平台上回头望去，那雄伟的大门也披上了银辉，门楼正中十一个小圆顶历历可数。这大门设计得里外如一，所以门楼上共有二十二个圆顶。据印度朋友介绍，它的意思是：陵墓建了二十二年才完工。当年建造陵墓的时候，每天役使两万名工匠，他们来自印度各地、波斯和西亚各国，据说还有中国的工匠参加。他们把巨大的大理石凿平磨光；把晶莹的宝石雕成花卉；把整块的玉石透雕成屏风；还在高空把巨石拼成圆顶。这个浩大的工程共耗资四千万卢比。
导游者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年这里树木不多，为了要把巨石搬到七十多米的高处，不得不在主体工程旁边造了一座四点三公里长的石头坡桥，供工人抬石上下，其费用不下于主体工程。待到陵墓修成，沙杰汗问主管的大臣，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拆完这坡桥。大臣说要两三年。急不可待的国王为了早日一睹陵墓全貌，下令让当地的老百姓来拆，谁拆的石头归谁。一下子人群蜂拥而至，很快就拆完了，但在混乱之中，不少人从坡桥上掉下来丧了命。
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私情，如此不惜民力，不恤民苦，后来很快就得到了报应。当时英国殖民主义的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立足，沙杰汗王朝由此走上覆灭、主权沦丧的衰落道路。
我们从陵墓的正面慢慢踱到后面，靠近栏石可以看见波光潋滟的朱木拿河。河那边，有两堆小小的篝火，火光闪闪。近处，有一个看不清的人影，正在岸边一只小船上拍着手鼓，低吟轻唱，歌声凄婉。
2013年5月18日，人们在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城参观泰姬陵。
泰姬陵——印度穆斯林艺术的瑰宝奇葩，世人心中的“爱情丰碑”——它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诗中“时光面颊上的一滴泪珠”，它是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笔下“世间至纯之物的体现”，它是其建造者沙贾汗国王口中“让日月落泪的美”。每年，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一睹其令人永生难忘的风采，聆听其美丽的爱情故事。1983年，这座主要由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巨大陵墓清真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望着河那边一片荒漠的土地，不禁想起了沙杰汗的一个没有做完的美梦：他原准备按照泰姬陵的原样，在河对岸为自己修建一座陵墓，完全用黑色大理石建造。然后在朱木拿河上用黑、白两色大理石造一座桥，使两座陵墓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可是还没来得及动工，“渔阳鼙鼓动地来”，他的儿子奥朗则布杀死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赶走了另一个哥哥，并且为了早日登基，把沙杰汗囚禁在离泰姬陵不远的阿格拉堡中。美梦终于成了泡影。朱木拿河在月光下潺潺流过，它目睹了这如烟往事，是这一切历史的见证。
1980年3月10日
阿格拉怀古
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发，乘汽车沿朱木拿河南行三个多小时，就可以看见很多红沙石和白大理石的古建筑群。从远处望去，一个个柔和的圆顶，一座座高挺的塔楼，在阳光下放射出美丽的光彩。这里，就是印度的历史名城阿格拉。
阿格拉是印度最后一个王朝——莫卧儿王朝的首都。“莫卧儿”即“蒙古”的意思，因为这个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巴布尔的母系，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父系是帖木尔的子孙，故此命名。
开国皇帝巴布尔信仰伊斯兰教，他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从阿富汗出发带兵南征，征服了印度北方的许多地方。但莫卧儿王朝真正的奠基人是他的孙子，即印度历史上有名的阿克巴大帝。
到阿格拉寻古探胜的第一站，就是阿克巴大帝的陵墓。车到陵墓门前，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高七十四英尺的威严的大门，门上四角耸立着四个高达八十五英尺的塔楼，边上还有四个鼓楼。据说当年每天黎明和太阳升起后一小时，都要擂响震耳的大鼓，以示阿克巴大帝的凛凛天威。
阿克巴陵墓本身是个五层的建筑，它动工于阿克巴死前三年，死后才修完。所以这个陵墓的样式是他自己审定的。略知一点印度建筑风格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这个陵墓不是完全按照伊斯兰教“天圆地方”（上有圆形穹顶，下有方形底座）的传统设计的，而是带着印度教寺庙建筑的风格。当我们登上陵墓最高处时，导游指着大门对我们说，门上既有伊斯兰教的圆顶，又有印度教的柱石，还有基督教的十字，这反映了阿克巴大帝的宗教观念和执政方略。阿克巴的宗教容忍思想后来在参观法特普尔·西克里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法特普尔·西克里的意思是“胜利之城”，在阿克巴陵墓的西南面。阿克巴十三岁登基，十八岁亲政（有点像我国的康熙皇帝，在位时间也差不多），一生奉行着自己的一句名言：“一个帝王应该始终专心于征略，否则他的邻国就会起兵攻打他。”所以他一生几乎是不断地征讨，无休止地扩大疆土。但是他的宏图大业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莫卧儿王朝的显贵信仰伊斯兰教，而他的臣民和要征服的对手信仰印度教，印度教徒占人口的四分之三，怎么办呢？
政治上的需要迫使他冥思苦想。他叫人在这座胜利之城内造了一座奇特的宫殿，宫殿正中有一巨大的石柱，石柱上端有十字交叉的石廊。每逢星期五，他就邀请印度教、基督教、祆教、耆那教和伊斯兰教的两派（逊尼派和什叶派）领袖，围坐在石廊四周，而他自己则端坐在石柱上方正中央，静听各教各派的名师高僧辩论宗教问题。通过长时间的讨论，他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一切宗教里都有光，而光总带有或多或少的阴影。”这也就成了他执政的理论基础。在他执政期间，他不强迫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允许他们建造印度教庙，还废除了对非穆斯林收的人头税。他本人还娶了一个印度教的拉其普特公主为后。
阿克巴的这种怀柔做法使自己赢得了许多同盟者，连倔强尚武的拉其普特人也成了皇帝最忠勇的战士。今天，在他当年静听宗教辩论的石柱上漫步的时候，不由得感到阿克巴的宗教容忍政策对一个封建君主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的后继者中没有一个能做到这一点。
胜利城规模宏大，宫殿壮丽。登上轩敞的五层宫极目一望，只见宫宫争艳，殿殿斗秀，可以想见当年的富丽堂皇。从那里望去，还可以看见一座奇怪的塔，名叫“希楞塔”。塔体中段伸出一根根石刺，浑似刺猬一般。原来这是阿克巴为他心爱的一头战象死后修建的，那石刺代表象的尖牙。这可以说是阿克巴武功的象征。
据说当年胜利城内还有一种奇怪的审判：把认为有罪人的脑袋按在大象脚前，让大象踩在脚下。如果大象不踩，犯人就无罪释放。
离开胜利城往东走一个小时，就到了莫卧儿王朝的主要皇宫阿格拉堡。阿格拉堡有里外两层城墙。外墙高四十英尺，内墙高七十英尺，筑有十六个城堡。内外还有两条沟，外沟宽二十五英尺，内沟三十英尺，这真是固若金汤了。莫卧儿王朝的历代帝王把这里作为牢固的基业，不断由此出发东征西讨，霸气逼人。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王业的崩溃不是始于高墙之外，而正是在萧墙之内。
阿格拉堡内有数不尽的巍峨宫阙：香湿帘厅、香湿帘宫、镜宫、八角塔、珍珠清真寺……目前保存的仅是一小部分。当年这里辟有美丽的花园，种着奇花异草，连花园的土也是从克什米尔远道运来的。花园里，喷泉昼夜不停地喷射出玫瑰香水，池里放着金银雕铸的鱼虾，处处一片珠光宝气。帝王的奢华到了惊人的地步。
阿格拉堡的枢密殿更是金碧辉煌，镀金的屋顶，镶嵌着宝石的柱子，地上铺着闪闪发亮的大理石。在殿中央有一只黑色的御座，见到它，使人想起了阿克巴与他的儿子查罕杰之间的一场争位斗争。
阿克巴晚年，他的独子查罕杰在阿拉哈巴德僭称帝位，与父亲分庭抗礼，坐的就是这只黑御座。后来阿克巴把儿子打败了，直到临终前才饶恕了这个逆子，还是把帝位传给了他。查罕杰正式登位时坐的也是这只黑御座。
到了查罕杰的晚年，他儿子沙杰汗又来抢这把黑交椅。查罕杰曾悲哀地说，这是“用斧头打击了”王权的根基。
沙杰汗是个风流皇帝。他在阿格拉堡附近建造了泰姬陵，有人形容它是“大理石上的诗”。
沙杰汗对自己的宠妃情意绵绵，可是对异教徒却冷酷无情。他摒弃了他祖父的宗教容忍政策，不准印度教徒建造庙宇，强迫改宗，对不肯改者课以重税，引起了印度教徒的强烈不满，人民纷纷起来反抗。
到了沙杰汗的晚年，争位斗争的老戏又重演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则布在一场残酷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没等父亲沙杰汗去世就把他囚禁在阿格拉堡的八角亭中。八角亭面临朱木拿河，远望可以看到他为宠妃修建的泰姬陵。沙杰汗郁郁寡欢，终日望陵落泪，以诵读可兰经了却一生。他的儿子奥朗则布登上了崇高而又寂寞的帝位，挥鞭以御天下，变本加厉推行宗教歧视政策，继续穷兵黩武，扩大疆土，结果弄得拉其普特人、锡克人、马拉塔人和查特人像冲破藩篱一样向帝国挑战，莫卧儿王朝国力日衰，四分五裂了。
当我们登上沙杰汗伤心落泪的八角塔时，已是黄昏时分了。
站在塔上远眺夕阳下的泰姬陵，红装素裹，明丽动人。历史像朱木拿河河水一样匆匆地过去了，帝王的霸业和个人的眷恋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而唯有这座两万人修建了二十二年的泰姬陵，恰如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皎洁的荷花俏然绽开着，它才是真正不朽的。
1980年4月4日
恒河畔的印度教圣地——贝拿勒斯
恒河之滨的贝拿勒斯是印度教七大圣地之一。每个印度教徒梦寐以求的愿望是生前到这里浸浴，死后在这里火化，认为这样便可以升入天堂，永远摆脱尘世的烦恼。所以贝拿勒斯的古名叫“卡西”，意即“神光辉耀的地方”。
我们下榻的旅馆坐落在一个小花园里。葱绿的树木、平展的草地、珠玉飞舞的喷泉，弥漫着富丽堂皇的气息。然而当向导带我们走到通向恒河边的窄巷里时，仿佛顿时来到了古代的印度。
巷子只有两三米宽，两边是卖神像、铜器、香烛的小店铺。店主、伙计都席地而坐，热心地向过往行人招揽生意。铜器中最多的是小铜罐，那是香客们拿来盛恒河水带回去做供品用的。巷子虽然很挤，但里面“神牛”却不少。“神牛”是虔诚的教徒买了放生的白色的牛，它们自由自在、悠然自得地走来走去，到处受人尊敬。窄巷里实在是不干净，似乎与周围圣洁的气氛不大协调。
走到弯弯曲曲的小巷尽头，就可以看到那有名的“喀德”——即筑有很多石阶的码头。教徒们把在这里修筑“喀德”看做是积德行善，历代王公显贵都愿意在这里留下善迹，所以沿河修筑了许许多多“喀德”，连绵六七公里。
每天拂晓，全城男女老少就从窄巷涌向一个个“喀德”，下到恒河里浸浴祈祷，就好像要让朝阳的光辉和清冷的河水荡去一夜的睡意，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我们抵达一个名叫“达沙斯瓦迈德”的码头时，天已大亮，但河边还是站满了人。向导把我们引到一只小船上，慢慢地划着，让我们饱赏两岸的景色。
恒河河面宽阔，水色深绿，缓缓而流。印度教徒认为，恒河是从天上流下来的。湿婆神（印度三大神之一）怕它自九重天而降冲力太大，因此先让它流到自己头上，然后再流下来，故它流得很从容，像是仙女在款款而行。在印度教庙里，我们看到过恒河女神的形象：盘腿坐在鳄鱼上，一手持莲花，一手托水罐，面含微笑，头放金光。她的使命就是为人间荡涤污垢，为凡人清洗罪孽。
小船缓缓浮动，沿岸绚丽的色彩和浓重的宗教气息令人目不暇接。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侣盘腿闭目，端坐在石台上静修；光身的教徒正在做瑜伽（类似我国的气功）——有静的，也有动的；男香客在齐腰深的河水里合十祈祷，脸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妇女洗浴完毕，在河里漂放花灯……往上看，印度教神庙似方似圆的褚色尖顶在阳光下显得苍劲古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光彩。
一会儿，小船划到“玛尼格尼卡”喀德，只见青烟袅袅，火光闪闪，原来这是一个焚尸场。印度教徒认为，这里是全国最神圣的火葬场，因为他们相信：湿婆神常在这里巡视。凡是在这里火化的人，可以免除轮回之苦，径自升入梵天，与梵合而为一了。印度教教义认为，人在实现梵人合一之前，要经历许多磨难。今世为人，下世可能为畜，这要视修行而定。只有功德圆满了，才能升入梵天，不再转世。为了能直接进入梵天，家属们千里迢迢地把亲人的遗体运到这里来，有的病人就干脆在河边等死，以求最后的解脱。
印度教徒的这种习俗，由来已久。我国高僧玄奘一千三百多年前到印度取经时，就曾看到过“婆罗尼斯国”（贝拿勒斯）印度教徒苦修的情况。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说，他们“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恒河水流了一千多年，风俗依旧。
小船往回划的时候，一只兜售佛珠、佛串的小船靠近我们，花几个卢比就能买到一串檀香木的小项链，手工细巧，香气清幽，是这里的特产。
离船上岸，穿过熙熙攘攘的小巷，我们来到“维西瓦纳特”庙门前。这个庙的庙顶全部鎏金，据说共用去了八百八十公斤黄金，所以又称“金庙”。这是一个十分神圣的地方，它的钟声一响，教徒们都要低下头来。印度一般的寺庙非教徒可以进去，可是这个“金庙”却谢绝参观。向导把我们带到它对面的一个阳台上，让我们从上面向里面探望。在金光闪耀下，香客们在献花、念经、祈祷。钟声低沉，香烟缭绕，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向导告诉我们，正殿中间供的是“棱枷”，它是湿婆神的象征，代表力量与创造。这大约是原始部落宗教的遗迹。
贝拿勒斯的庙多极了，共有一千五百多座。远来的香客至少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参拜完。我们没有一一参观，只是在汽车路过时投以匆匆的一瞥。有一个庙叫“突伽女神”庙，因为里面养的猴子太多，所以俗称“猴庙”。我们的汽车经过时，果然看见许多猴子在墙上爬来爬去，逍遥自在。可是，就在猴庙的门口，有成群的乞丐，伸出枯柴一样的手在向过路行人苦苦乞讨。是他们前世作孽太多吗？是他们在恒河里浸浴得还不够虔诚吗？他们唯一的解脱是死后升入梵天吗？
我们回到景色宜人的旅馆，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身后的大扇玻璃门关上了，但它没有隔断我的思绪，贝拿勒斯的种种印象仍在我的脑际萦绕……
1982年2月28日
甘露庙会
1982年1月9日凌晨，天还没亮，我躺在印度教四大圣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市的旅馆里，隐隐约约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歌声、鼓声和诵祷声。我赶紧起床，因为今天是印度教十二年一度的甘露庙会开始的日子。印度报纸早已预告，将有一千多万人来参加这盛大的庙会，到恒河和朱木拿河神圣的交汇处浸浴，荡涤罪过，求得神的福佑。
这个庙会的起因来自印度教“旋搅乳海”的传说：说是在混沌初开的远古，诸神与阿修罗（鬼）合作，用广财子龙王做绳，用曼多罗山做搅杵，毗湿纽神（印度教三大神之一）化作大龟在海底承受大杵，神与阿修罗分别抓住龙头龙尾两头扯起来，海搅动了，直弄得山崩海啸，天翻地覆，终于从海里搅出了一件又一件宝贝。第一件就是美丽的月亮，最后一件是药神手里捧着的一罐甘露。这甘露法力无比，食之可以长生不老，神和阿修罗都想得到它，双方争执不下。毗湿纽神生怕被阿修罗得去，便化作一名美女来到大家面前，要大家闭上眼睛，许愿说谁最后睁开眼睛她就嫁给谁。趁阿修罗还未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拿着甘露上天去了。一路上他曾在钵逻那伽（阿拉哈巴德的古名）、哈德瓦、纳西克和乌赞四个地方休息，甘露曾三次洒进河水里，于是甘露庙会就在这四地轮流举行。
另一个说法与它稍有不同，说把甘露拿到天上去的是杰因德神。他化作一只白嘴乌鸦，飞了十二天（人间十二年）到了天上，所以庙会每隔十二年举行一次。
我来到恒河边时，天色微明，大雾茫茫。离河还有好几公里处，汽车已不让通行。于是我就随着人流朝河边走去。香客们手里拿着小铜罐、花环，喃喃地唱着晨浴歌，步履匆匆，络绎不绝。迎面已有洗完了澡往回走的，小铜罐里盛着恒河水，这是带给远方家人的最好礼物。路上熟人相见，互致一声“悉达罗摩！”（《罗摩衍那》史诗中的一对主人公，毗湿纽神的化身），语调是那么诚挚，神色是那么恭敬，使人能听到他们心灵的激动和欣慰。
走着、走着，我看见前面走着一位老妇人。她头顶一捆木柴，手里挎着一只小包袱，赤着脚，蹒跚地走着。她那白粗布纱丽已经脏了。看样子一定是来自远方农村的老大娘。她也许已经在路上走了几天、甚至几个月了。经历了多少风餐露宿的艰难，今天终于就要实现也许是从孩提时代就已许下的宏愿了。我因为走得快，过了一会儿回头看时，她已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一到河边，眼前是一幅令人惊叹的景象：连绵几十里的河岸上站满了人，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有的在念经，有的在做瑜伽，有的在吹法螺。在齐胸深的水里，人们朝太阳升起的地方合十礼拜，并让水没顶三次。河面上飘着许许多多花瓣，那是香客们对神的奉献。
他们献给神的另一样东西是自己全身的毛发。在河边有一批世袭的理发匠，专门为香客剃头，不但剃去所有的头发，连眉毛和眼睫毛也剪掉，然后统统付之圣流。他们相信：投进去的每根毛发可以使你将来在天堂上生活一百万年！
对于一个心诚的香客来说，仅在河边浸浴是心意未尽的，一定要到恒河和朱木拿河的交汇处去洗，才最圣洁，最能如愿以偿。河边有许许多多小船停着，等着载客。如果你问租金，他们就会说“兄弟，别说钱，这是行善！”当然，香客是一定会随意乐助、广种福田的。
我也随香客们上了船。这里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绿色的恒河水和清澈的朱木拿河水静静地在这里融合为一，向东流去。河面开阔，水鸟翔集，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两河汇合处被众多的小船围着，香客们就在那里下船，浸浴祈祷。印度古代经典《黎俱吠陀》里有这样一句话：“在墨绿的恒河和白色的朱木拿河交汇处浸浴的人，得进天国。”啊，我顿时想到，我已来到了天国的大门！
从这里看岸上，密密的人群望不到尽头，多得就像河里的花瓣。它们在河里飘着，飘着，朝着迷雾濛濛的远方不停地流去。
回到岸上，我又随人流来到河边的一座古庙里。由于岁月悠久，这座原来在地面上的庙现在已沉到地下了。香客进去都要脱鞋。里面幽微朦胧，香火缭绕，供奉着几十尊石雕神像。唯有一处供的不是神，而是一棵榕树。玄奘当年到这里时就曾见过它，在《大唐西域记》里作过描述，说它“枝叶扶疏，阴影蒙密”。这棵树被印度教徒称为“不死树”。以前每逢庙会都有人从这棵树上跳下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现在的香客已用上面讲的“奉献毛发”的办法来替代了。
走出庙宇，我在岸边漫漫的细沙上徜徉。同行的一位印度朋友告诉我，不但这里的水是圣洁的，树是神圣的，就是脚下的这块土地也是福地。传说印度教至高无上的大神梵天就出生在这里。将来有一天宇宙毁灭，也唯有这块土地可以幸免。到了那个时候，毗湿纽神将站在那棵不死树的一片树叶上，等待着新宇宙在一片金光中重新诞生……
听完他的介绍，我们同行的几个人都默默地走着。望着眼前人山人海的景象，想着那来世、天国、浩劫和新生的种种传说，我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不知要说什么。
我怀着这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告别恒河，从河边回到了大路上。路两旁坐满了乞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是带着婴儿的母亲，有的是断臂少腿的残疾人，也有不少是青壮年，一个挨一个坐着，等待着施舍。忽然，我又看见了那位头顶木柴的老妇人，显然已浸浴完毕，踏上了归程。我见她打开手里挎的面袋，将里面的米一把一把地抓出来，一把一把地放到乞丐的盘子里，嘴里念着：“罗摩，罗摩……”
望着她那洗湿的花白头发，听着她那至诚的心声，我停住了脚步，不由得又回过头去望了望晨光中闪烁的恒河。它静静地、静静地流着，带走了鲜花，带走了毛发，满载着千千万万香客虔诚的心愿，不断地向前流着，流着……
我不禁轻轻地唤出了声：“啊！恒河！”
1982年1月20日
探访恒河门——哈德瓦尔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我们乘车从德里向北驶去，去寻访印度教的又一个圣地——哈德瓦尔。
哈德瓦尔在恒河之滨，离德里约三百公里。由此往北，恒河在群山中奔流，水势湍急。由此往南，恒河进入平原，河面开阔，水流平缓。故哈德瓦尔有“恒河门”之称。
这个名称不知始自何代，但肯定已有了悠久的历史。我国高僧玄奘一千三百多年前就曾到过这里。他把这里称作“摩裕罗域”，那是因为此地还另有一个名字，叫“摩衍”的缘故。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曰：“临殑伽河（即恒河）有大天祠，甚多灵异。其中有池，编石为岸，引殑伽水为浦，五印度人谓之殑伽河门，生福灭罪之所，常有远方数百千人集此澡濯。”
车到哈德瓦尔，细雨刚歇，远山为云雾缭绕，影影绰绰。一条宽阔的大河破云穿雾而出，河水似乎还带着在山涧中冲撞奔突的野性，争涌着从我们面前流走。
河的西岸矗立着一座颇为壮观的印度教庙，即玄奘所指的“大天祠”，印度教徒称之为“恒河门庙”。庙与河心之间有一小岛，香客们都在这里浸浴祈祷。是日，天色阴晦，山风阵阵，身穿毛衣，尚觉单薄，但河岸边依然挤满了远道而来的香客，一个个虔诚地跳进急流，似乎没有半丝寒意。他们相信，恒河水能“生福灭罪”，使灵魂圣洁。到这里来浸浴，是印度教徒毕生的心愿。
我们沿河信步，在嘈杂的香客中摩肩而过。周围笼罩着浓重的宗教气息。庙里的铃声、海螺声和铙钹声不绝于耳。卖圣象、香烛、花环的小摊，比比皆是。这里，有一位香客从布兜中取出香蕉，塞到站在街心的神牛嘴里。那边，有人抱着一箱芒果，一个一个地施舍给争先恐后的穷人。庙前台阶上下站满了乞丐，正在等待纯洁了心灵的人们普救众生。
最使我不解和难忘的是河边的一具“尸体”。看来他还很年轻，孤零零地躺在一块窄木板上，头上和胸上用香灰画了一些道道，周围洒了点花瓣。突然，这具“尸体”眨了眨眼睛，用干枯的手无力地挥去苍蝇。是个活人！我惊讶地望着他，又望望周围，虽然人来人往，却并没有人对他表示一点关注。我不明白，他是来用圣水洗去病痛呢，还是一心要举步赴清流，到那梵人合一的世界里去？
我们随着人流走进“恒河门庙”。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悬挂在一人高处的一只大铜铃。香客进门都要上去摇它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往前，头上有一盏长明灯，在幽暗的石柱中发出淡光。再往前，就是神龛所在，里面供着石雕的印度教神像。额前抹有圣记的僧侣正在施圣水，香客们献一点香资，默祷一番，从僧侣的手里捧回一匙圣水（实际就是恒河水）先喝一点，然后抹在脸上、头上，再默祷一番，徐徐退出。这里气氛极为庄严，人虽拥挤，但没有人嬉笑，大家唯恐不恭，战战兢兢地默祷着，盼望自己的心声能伴着铃声，乘着袅袅青烟，传给上苍，请他们福佑，求他们布恩……
这里的僧侣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属婆罗门种姓，被称为“潘特”，世代相传。他们熟读经文，通晓一切礼仪。他们把香客本人及上三代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还登上他们的种姓和前来浸浴的目的，等过了几十年，如果这位香客的儿子来这里，接待他的也许就是那位老潘特的儿子，他就会翻出陈年老薄，与他诉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因缘……
哈德瓦尔市镇不大，街道很窄，这儿的一切似乎都是为香客服务的，两旁有很多卖铜器供品的小店，发黑的柜台诉说着它那漫长的历史。
这里还有一所保存着古风的大学，师生住在一起，轻易不进城。上课用古老的梵文。专业有三个：农业、印医和艺术（包括历史、哲学和文学）。
现代科学的风毕竟吹进了这个古老的小镇。在镇外沿江的一座小山上，已经架起了空中电缆车。以前香客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爬到山顶的庙里，现在只要花五分钟。登高远眺，只见恒河从群山怀抱中蜿蜒而下，经过恒河门，如同一匹宽阔的白绫飘飘而去，它带走了人们厌恶的污垢，听惯了人们千百年来向她反复倾诉的愿望，把流水一样的明澈的希望注入每个善男信女的心田。或许人间的污秽太多了？世世代代，世世代代，人们不断地来、不断地去，恒河不停地奔、不停地流。什么时候，恒河可以拥抱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凡人呢？到那时，人们来尽情欣赏恒河的芳姿，既无心灵上的歉疚，又无空虚的祈求，他们把一片欢笑洒向恒河，请她寄语天国诸神，要他们来看看地上真正的乐园……
1983年1月9日
《印度教神灵探秘》序言（序二）
马维光老师潜心多年写就《印度教神灵探秘》一书，要我写序，实不敢当。196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印地语，一年级教我的是徐晓阳老师，那时她30多岁；另一位是钱锦昌老师，刚从该系毕业。而马维光与钱老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一向对他“执弟子礼”。
后来我和他两度一起在印度工作，他是文化参赞，我从事新闻报道，得到他不少帮助。退休后有一次见到他，问他在忙什么，他笑道：“我啊，还是神啊，鬼啊。”没想到他竟拿出了这么一本力作，填补了我国印度文化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我深知这要耗费极大精力，何况他已到了耄耋之年。
到过印度的人无不为那里宗教气氛之浓而感叹，人类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天天生活在那种状态之中，而且似乎没有淡薄下去的迹象。因此，如果要真正了解印度，就不得不了解它的宗教。
记得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到印度，常常为耳边总是萦绕不去的、如诉如泣的印度音乐而心灵颤动，那声调总是那么哀怨，那么无奈，那么期待，却又那么平和，你似乎能听到一个历经几千年磨难的民族压在心底的悲咽。于是我想到，印度的宗教也正是它的又一种表达形式吧。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会自然而然地把打雷幻想成雷公，也会相信其他许许多多超自然的神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宗教就应运而生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神并不存在；但是，唯物主义者也承认，在人类的一定历史阶段，人类需要神，摆脱不了神。
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宗教现象的双重特性：“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最后这一句话引起过不少争论，但这不是马克思的首创。海涅也说过：“祝福这种宗教，它朝受苦的人类苦涩的咽喉里点下几滴甜蜜的精神鸦片的催眠水，几滴爱、希望和信仰！”问题的关键是，在苦难与纷争的尘世间，当人类觉得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希冀和相信：上帝会给我一个最后的公平。
世界上有一代又一代的聪明人看到了现代文明世界的危机，并为此忧心忡忡。例如，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在1948年11月10日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一边却在玩弄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他是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之后三年说这番话的，不难想象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今世界有光明的一面，但面临的危机比那时更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恐怖主义……以至有不少人开始怀疑：我们现在到底是缺物质呢还是缺精神？在一个大家欣欣然、茫茫然追求物质和新奇的时候，要不要给科技王者戴上伦理道德的紧箍咒？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个上帝来进行一场末日审判和扫光重来？
宇宙真是太神奇了，人类对它的认识还十分、十分肤浅，就像印度寓言瞎子摸象讲的一样。我们今天既要借助科技之光，也要从几千年来的智慧中去汲取灵感。印度宗教留下了许许多多东西，说来惭愧，我也曾站在它门口向里望了望，堂奥太深，没敢往里走，确实是觉得它像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深刻而糊涂”。今天马维光老师拿出这么一本书来，好像给了我们一张地图，告诉我们如何入门，如何深入，奥妙在哪里，对于对印度文化有兴趣的读者一定大有裨益，我也是热心读者之一。写这么几句浅陋的话充作小序，供大家一笑。
2013年9月
佛教圣地纪行
儿时，我很喜欢听“唐僧取经”的故事。上学后，才知道唐僧就是玄奘，西天就在印度。《西游记》中神幻莫测的描写和《大唐西域记》中的真实记载，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有机会到玄奘参拜过的印度佛教圣地去看看，该有多好啊！没想到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一九八二年真的如愿以偿了。欣喜之余，特为文记之。
篝火的联想
一九八二年年初的一天凌晨，我们一行三人从新德里驾车出发，沿恒河向东而去。这是印度最冷的季节。说冷，其实最低温度也还有摄氏七八度。但对习惯了夏天摄氏四十多度高温的印度人来说，这确实是“天寒地冻”了。
前边雾茫茫、黑沉沉，一无所见。路旁不时闪过一堆堆篝火，身披毯子或白布的老百姓在蹲着围火取暖。这景象不但在城外的公路旁有，连在市内的大街旁也可以见到。坐在车内无事，不免浮想联翩。透过夜幕后的篝火，我似乎看到了公元前二三千年时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沧桑变化。
印度是个文明古国，大约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两千五百年的时候，印度河（现在在巴基斯坦）沿岸就出现过一个“印度河流域文明”。据现在发掘出来的哈拉巴和莫罕交达罗遗迹来看，当时的达罗毗荼人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城市经过规划设计，有大街小巷。房子是用烧过的砖盖的，还有下水道。他们种麦子和棉花，已会纺纱织布，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
这种文明延续了约一千年，后来衰落了。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因为从中亚来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逐渐把达罗毗荼人征服了。
雅利安人从现在的阿富汗经开伯尔等山口首先到了富饶的印度河流域，目的是寻找良好的草场。他们原来分为三部分人：出征打仗的武士；主持祭祀的婆罗门；留在村里种地、放牧和从事手工业的吠舍。这三部分人之间的等级本来并不是严格的，可以互相通婚，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但在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之后，他们就把当地人变为奴隶，形成了第四个等级——首陀罗。首陀罗可以种地，但不准念婆罗门教的《吠陀经》。这就是绵延至今尚不能根绝的印度种姓制度的由来。种姓制度同后来佛教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事还可以从梵文中得到印证。种姓制度在梵文中被称为“瓦尔纳”，意即颜色。这是因为雅利安人隆鼻深目，皮肤白皙，达罗毗荼人鼻平色黑，受到征服者的蔑视。
汽车在疾驰，篝火在闪烁，我仿佛透过历史的雾幕看到了雅利安人当年南下烧起篝火度夜的情景。他们的子孙至今还保持着这种习惯。
阿育王遗风
雾渐渐散了，天空晴朗。汽车行驶在平坦的公路上。公路旁苍老的榕树和几人合抱的芒果树，投下浓密的绿茵。鸟声清脆，神牛悠闲，不时可以看到几只孔雀在炫耀自己美丽的羽毛。小松鼠在树上爬上爬下，拖着毛茸茸的尾巴。骆驼拉着木轮车昂首阔步，从容不迫，而“塔塔”牌的载重汽车则风驰电掣，嗖嗖地向前冲去。两旁不时闪过一两个荒冢残墟，很容易勾人发思古之幽情。
我忽然想起了阿育王。他是公元前三百二十年建立孔雀王朝的一个国王。阿育王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统一了几乎整个印度。“阿育”的意思是“无忧”。阿育王很会打仗，自然杀了不少人。待到王业统一，坐稳了天下的时候，这位“无忧”的大王忽然悔悟不该如此涂炭生灵，于是就皈依了佛教，弘扬佛法，主张不杀生。
阿育王为了使自己的圣旨传播天下，在全国建立了不少石柱，把圣旨刻在上面，后人称为“阿育王柱”，是极为珍贵的文物。他命人在一根柱子上刻了这样的圣谕：“我令路旁多种榕树，使人、兽得以遮荫。我令人多种芒果树，路旁挖井，设客舍，供兽、人使用。”想想这样的圣谕，看看眼前的景色，不禁感到阿育王遗风尚在，可见佛教的影响是深远的。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比阿育王在位时早二百多年。佛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也是时代的产物。上一节讲到印度的种姓制度越来越严，首陀罗不能到婆罗门用的井里去打水喝，后来发展到连首陀罗的影子也不能碰到上等种姓的人，否则就是极大的罪过。《摩奴法典》规定他们只能终生供人役使，可以被随意杀害。
种姓制度在婆罗门同刹帝利（武士）之间也引起了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在雅利安人从印度河向恒河流域逐步推进过程中，有些降服于雅利安人的土著人首领，经一定仪式被封为刹帝利以后，对婆罗门尤为不满。这些刹帝利往往是一国之君，在他们的国土上土著人比例很大。另外，随着商业的发展，那些发了财的吠舍也对婆罗门不满。公元前五六世纪，印度正处在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酝酿着变革的时代。在学术界也出现了类似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说来也巧，当时正值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反婆罗门的思想流派据说有九十六种。时代召唤着人们变革婆罗门教。于是，佛教就在这伟大的变革中应运而生。
遥望蓝毗尼
汽车沿着恒河东行两天，快要到达比哈尔邦的首府巴特那了。巴特那南一百多公里是释迦牟尼成佛的“菩提伽耶”。此时此地，我并没有向南远眺，而是向北遥望。这里向北约二百公里就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它现在位于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尼泊尔一侧，罗泊提河东北部。
释迦牟尼原姓乔答摩，名叫悉达多，是当年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是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是他成佛后人们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关于他的诞生有很多传说。有的说，他母亲生他的前夕，晚上梦见一头白象，鼻子卷了一朵白莲花向她走来，遂生王子。有的说，他母亲在回娘家的途中，在蓝毗尼花园里“安详徐步，处处观看”时，手攀波罗叉树树枝而生下了他。还有的说他生下后就走了七步，步步现荷花。一般认为，他生年是公元前五六五年，与我国的孔子是同时代人。
他父亲对他十分宠爱。当时印度还是群雄并立，没有统一。父亲属于刹帝利种姓，希望他成为“转轮王”，将来可以一统天下。他从小受到婆罗门的传统教育，读《吠陀经》，练习武艺。悉达多王子天资聪慧，相貌奇伟，很受人尊敬。十六岁时父亲为他择偶，王妃美丽贤惠，生活美满。
悉达多王子虽然精于骑射，但更富于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气质。一些日常生活中大家熟视无睹的现象，也常常引起他的沉思默想。农夫在烈日下耕地，又饥又渴；耕牛口喘汗流，还要遭到鞭打；病人的呻吟；亲人送葬时的悲号……都使他思考着一个问题：人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怎样才能解脱？可是他念的《吠陀经》不能给他回答，至高无上的王位也无补于事，于是他就萌发了要离开王宫到森林里去修行的念头。二十九岁时，他终于“出王宫，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励志，贞节苦心，求深妙法，期无上果”去了。
玄奘在公元六三三年时曾到过兰毗尼，离悉达多诞生已一千一百多年了。他看到那里已“空荒久远、人里稀旷”，仅有净饭王宫殿的故基。兰毗尼花园里“有释种浴池，澄清皎镜，杂华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他还看到阿育王在那里建的石柱，已“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
现在尼泊尔政府在联合国赞助下，已制定了宏伟计划，要把兰毗尼修复为全世界佛教徒朝觐的圣地和旅游中心。
菩提树下悟道成佛
我算了一下，悉达多王子离开宫殿，一直走到他成佛的菩提伽耶，相距约三百公里。当时，悉达多王子寻访了三位最有名的学者，他们都解答不了他的问题。他又到了尼连禅河边的树林里，同苦行人在一起，每天“一麻一粟”，艰苦备尝，修行了六年，仍一无所获。于是他明白苦行无用，便到尼连禅河里洗去了六年的积垢，饿得上不了岸，后攀树枝而出，喝了一位牧女的牛奶，走到一棵菩提树下，铺上草，发誓“我今如不证到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座”。经过了四十九天的冥思苦想，他终于悟道成佛了。“佛”的原意是“觉悟”的意思，即领悟了真理。
当年玄奘来到这里时，朝拜过那棵菩提树，他在《大唐西域记》里有这样的描写：“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尤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
今天我们来到这棵菩提树前，它大约有四五丈高，枝叶繁茂，叶面光洁。据导游介绍，这是原树的第五代了，因为菩提树可以用树枝插活。我看见树下有一块大石头，有石栏围住，这就是所谓的“金刚座”。我们到了石栏里，绕树一周，拣了一片树叶留作纪念。树下有几位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在念经，喇嘛教的喇嘛则在行“五体投地”礼，万分恭敬。
菩提树旁有一座大庙，高一百七十英尺，四角有塔，上收缩成锥形，十分雄伟壮丽。内有佛像一座，金光闪闪。庙里还有一殿，藏有不少经卷，供前来朝拜的和尚念经用。守门的知道我们是中国人，特邀我们到里面转了一圈。庙两旁有不少石刻荷花，以喻当年在这里徘徊冥想、步步荷花之意。
这里应该算是佛教最神圣的地方，因为它是佛教的发源地。我们看见朝觐者络绎不绝，有些欧洲男女青年也身穿袈裟，手持念珠，剃光了头，同大家混杂在一起。
站在这庄严宝地，我一方面为佛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不惜抛却王位和荣华富贵的行动所感动；另一方面我又忘不了印度《星期天》周刊一九八一年报道的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事。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菩提伽耶的无地农民同庙主发生了土地纠纷。他们结队向庙主的土地走去，突然一阵枪声，为首的一位男子当即被打死。他的妻子怀抱着两个月的婴儿，目睹丈夫惨遭不幸。她向记者哭诉道：“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开枪啊，我们想他们最多会用棍子打我们。”
在这种神圣的地方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我想，如果佛陀有灵，一定会震怒的。
鹿野苑初转法轮
悉达多王子成佛之后，就开始传道收徒。他从菩提伽耶向西走了二百多公里，到了名叫鹿野苑的地方，即现在贝拿勒斯市北十多公里处，收了五名徒弟，佛教称之为“初转法轮”。
这五个人本是净饭王派来照顾王子的，后来看到王子放弃苦行，又喝了牧女的牛奶，以为王子的决心已动摇了，就离开了他。王子成佛后，首先来超度他们。佛“趣鹿野苑，威仪寂静，神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详前进，导彼五人”。
佛自己觉得彻悟了，还仅仅是说服了自己。他是用怎样一番话来说服第一批信徒的呢？这颇令人感兴趣。
据《因果经》说，他先对五人讲了苦海无边的意思，说人间有生老病死之苦，有相爱的人不得不分离、而相憎的人不得不待在一起的苦，有所求不得之苦，还有失去荣华安乐的苦。这些苦的根源都是前世的罪孽带来的，人们都在这种轮回中得到因果报应。接着他劝五人明白苦根，修行超苦之道，断绝苦的根由，以达到超脱一切苦难的神妙的涅槃境界。
据说五人听完教诲后便都醒悟了，“袈裟著身，即成沙门”。于是人间始有三宝：释迦牟尼是佛宝，佛的经典是法宝，佛的信徒是僧宝。
佛的这番教诲说得未免过于玄妙。
但是，他的这些话对当时深受苦难的广大人民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些农民、工奴、妇女纷纷成了他的信徒，佛教开始传播开来了。佛不分种姓广收门徒，这本身就是对婆罗门教的挑战。
玄奘来这里参拜后有这样的记载：“鹿野伽兰，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可见当年这里的佛殿是十分壮丽的。
现在我们在鹿野苑看到的主要古迹是达麦克窣堵波。窣堵波即塔的意思。印度的佛塔大多像北京北海白塔的形状。中国的大雁塔、虎丘塔都已是中国化的塔了。据导游介绍，达麦克塔即是佛初转法轮的地方。它有一百四十三英尺高，下层石筑，上层砖砌，内实。由于年代久远，塔壁已剥落，但形尚完整。我们看见有几位和尚在绕着它念经，据说要走四十九圈。
塔旁的古殿仅存砖基，但也可以看出当年香火之盛。园内还辟有公园，养了几百只鹿，真是名副其实的鹿野苑了。
鹿野苑旁不远，有一座中华佛寺。据说玄奘到来时就有此寺，后归湮没。以后，印度作家泰戈尔曾著文呼吁重建。一九三九年新加坡华侨李俊承响应，捐款重建了这座颇具规模的庙宇。
灵鹫山下广说妙法
我国杭州西湖畔有座“飞来峰”，说是从“灵鹫飞来”。故事是这样说的：古代一位印度高僧来到了杭州，看了飞来峰后说，这是从印度的灵鹫山飞来的。众人不信。他便说，灵鹫山山洞里有黑、白两猴，待我召来。到洞口一呼，果有两猴奔出，众人遂信。
印度的灵鹫山在菩提伽耶以北约七十公里处。当年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之后，便率众来到这里，受到当地国王频毗裟罗的优待。佛对国王讲了一番“色生便是苦生，色灭便是苦灭”的道理，说“若人能做如是观者，名为解脱”。国王悦服，送了一个竹园供他们住宿。灵鹫山就在竹园附近，也是佛说法及诸弟子结集的地方。
玄奘当年到灵鹫山，说它“孤标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
这山为什么叫灵鹫山？一说是当地有鹫鸟。我们一路上确实看到不少秃鹰，体大形丑，常爱挤栖在一起，是专食死动物、死人为生的。另一说是山顶有一块大石头，从东南方向望去，形如鹫鸟之头，因而得名。
我虽然到过杭州飞来峰三次，却从没有留心过它的形状，所以如今到了灵鹫山下，说不上两山有何相似，倒是一眼看出了相异之处。那就是飞来峰清秀，灵鹫山粗犷。这里满布顽石，灌木丛生，大树很少。
现在上山有电缆车，几分钟就到了山顶。从山顶往下看，可以看到一座平台，建筑已无，基石尚在，相传佛就在那里为众僧说法。大约这里就是玄奘所指的“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来于此说《法华经》”的地方。
山顶上有一座“世界和平”白塔，相当雄伟，纯白色，在阳光下尤显得光洁照人，好似发射出一种感召的力量。塔前有石香炉，上书中文“灵山”二字。这座塔是日本佛教徒愤于广岛惨遭原子弹之害，为防止悲剧重演，决心弘扬佛法而建的。
望着这座塔，令人感慨。建塔者爱好和平之心，以及为建塔奔走化缘之劳，均属可敬可嘉。但此塔已建三十年了，原子弹不仅没有被销毁，反而发展到了氢弹、中子弹。看来，光念几句“阿弥陀佛”是不够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灵鹫山，因为我也有一颗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心。
那烂陀——佛教学术中心
从灵鹫山往北走十一公里，便到了佛教的又一圣地——那烂陀。据巴利文的古籍记载，佛本人曾到过这里，当时这里长着一大片芒果林。阿育王曾在这里盖庙建塔，其后历代君王继续兴建，成了一个佛教的学术中心。
据玄奘的记载，那里经常有僧徒数千人，加上外来学习的，达一万人，不少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佛教大学者。庙内“戒律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因此四方异域的僧徒有疑难问题，就到这里稽疑。可是要进寺门却不容易，门口有和尚把守，想进去先要回答守门人的诘难，大约是考考佛学基础知识吧。玄奘回忆说“殊方异域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古今乃得入焉。”
可是玄奘进那烂陀，非但没有受到诘难，而是被请进去的。玄奘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到印度各处游学，声名远扬。那烂陀年迈的戒贤法师闻讯后派人把玄奘迎进寺内。他到达时钟鼓齐鸣，寺人皆外出迎接。戒贤法师为他讲授《瑜伽师地说》。由于玄奘学有根底，又聪慧过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后来，戒贤要他主持寺中讲席。有一次，一个婆罗门教徒写了四十条教义，悬于寺外，无人敢应辩，最后却被玄奘辩倒了。
玄奘在这里同印度僧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玄奘回到长安六年后，该寺还派和尚到长安去看望他。带去的信上说：“送去白布两匹，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你。路程太远，莫怪我们捎去的东西太少，请收下吧。你如果需要什么书，请开一个单子来，我们抄了送给你。”那和尚回印度时，玄奘也送了礼物，并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带去。
我们到达那烂陀时是清晨，薄雾未散。遗迹周围是大片草地，遍植花木，像一个美丽的公园。经过一座门，到了遗迹所在地。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高大的庙宇废墟，有台阶可上，约有二十来米高，砖石结构，砖呈暗红色，墙上刻有经文。登高一望，见殿院错落，层层叠叠，长廊曲巷，僧舍栉比。
那烂陀在十一二世纪时，由于伊斯兰教军队入侵，被放火焚毁了，今天在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烧焦的稻谷。
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先是发现了部分遗迹，但不知是什么古建筑。后经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一一对证，才知道是那烂陀。玄奘生前在这里教学，死后还为它解惑，真是功德无量啊！
拘尸那——佛涅槃处
悉达多王子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成佛，其后一生就在中印度传经讲道，历时四十五年，到八十岁去世，佛教称之为涅槃。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绝对安静、神秘的精神状态，与现实世界对立，既摆脱了外在事物，也摆脱了主观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恐怕谁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一个曾涅槃过的人又从彼岸世界回来向凡人诉说亲身体会。
佛在八十岁时自知已得了重病，便与弟子从毗舍离城向西北走。从行走的方向看，似乎是朝家乡走。走到离现在尼印边境不远的拘尸那，病情加剧了。涅槃的那天，他在河里洗了澡，在一个小树林里安了绳床。绳床四周各有两棵娑罗树。夜间，一位名叫须跋陀罗的婆罗门学者求见，弟子们想挡驾，佛知道后还是见了他，为他说法，收他做了最后一名弟子。后来他枕着右手侧身卧着，头朝北，脚朝南，背朝东，面朝西，涅槃而去了。参观过卧佛雕像的人都会发现，雕像卧的方向都是一样的。记得我在参观印度著名的阿旃陀石窟时，曾见到一座背对观众的佛像，印度友人解释这是表示佛陀面西而去的意思。
佛涅槃后便火化了。当时有八个国王分了他的舍利（骨灰），各建塔供奉。佛教的塔就是这样起源的。这些塔曾被后人挖出来过，确实看到里面有骨灰，由此可知佛确有其人，并非神话故事。
当年玄奘云游到这里，渡过佛洗澡的阿恃多伐底河，到了娑罗树林。他说：“其树类槲，而皮青白，叶甚光润，四树特高，如来寂灭之所也。”他还在那里见到了阿育王建的塔，虽已倾陷，尚高二百余尺。柱上有文记，但没有刻日月，后人对佛究竟何年何月何日涅槃，有不少争论。
今天在那里见到的涅槃塔已不是阿育王建的那座了，而是1923年缅甸佛教徒集资修建的。塔顶呈馒头形，上有伞盖。塔前有一座小庙，里面有佛涅槃的雕像。
庙南不远，在一废塔堆上长了两棵大树。1939年有人在这里看见一位中国和尚在树上结庐苦修，真是一片虔诚之心。
佛涅槃后，弟子们仍继续宣扬佛法。佛教在印度兴盛了约一千年。后来弟子们对佛经的解释出现了分歧，虽经四次大结集，希望得到统一看法，但还是难以一致。于是出现了大乘、小乘两大教派。大小乘内也越分越细，理论也越来越玄，在印度逐渐失去了群众，渐被印度教淹没。玄奘在印度时就已看到了这个现象，例如他在钵逻那迦国就见到那里只有两座佛庙，僧徒寡少，而印度教的“天祠数百，异道实多”。
在归途上
在返回德里的途中，佛教的兴盛衰落常在我的脑际萦回。玄奘看到的“异道实多”的钵逻那迦国就在我们的归途上，它现名阿拉哈巴德，是恒河和朱木拿河的交汇处，印度教的圣地之一。
我们路过的那天，恰好河边举行印度教的“甘露庙会”，其盛况若不是亲见，很难令人相信。
印度教有三大神：梵天（创造之神）、毗湿纽（保护之神）和湿婆（毁灭之神）。“甘露庙会”讲的是毗湿纽的故事（见本书《甘露庙会》一文）。
我们走到恒河边，只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有的念经，有的做瑜伽，有的在河里合十祈祷，有的在河里漂放花灯……在一个月的庙会期间，有一千多万人到那里洗了澡，可见印度教在印度的影响之大。
虽然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同佛教的众生平等是对立的，但现在的印度教不反对佛教，只是把佛教贬低为它的一部分。印度教的教义同古代的婆罗门教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仍然宣扬：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
近年来在印度宗教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就是一部分贱民（即首陀罗以及比首陀罗还要低的人）不甘愿再继续受高等种姓的歧视，又在改信佛教或伊斯兰教。此事颇引起印度教领袖的担忧。
我站在恒河边，望着滚滚的人潮，不禁思绪万千。恒河目睹了这块土地上的人间沧桑，佛事兴衰。在它的岸旁举行过几万人的佛教大会（玄奘有记载），今天又在举行上千万人的印度教庙会。人民的心地总是善良的，他们虔诚地祈祷，不远千里来沐浴，为的是从善如流，求得心灵上的解脱。他们憧憬着来世，向往着美妙的彼岸世界，乐于淡漠人生，忍受着他们认为命中注定的一切……
恒河，你静静地流吧，你一定会带走人间的污秽，因为你的两岸居住着那么多善良的人民。能够把佛教贡献给世界的人民，是一定会生活在真正众生平等的世界中的。
1982年9月20日
想起了玄奘
近来有两件事，让我常常想起玄奘。
一件事是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听一切劝阻，公然炸毁巴米扬的大立佛。要是玄奘有知，一定会说：“罪过，罪过。”
当年玄奘去印度，曾经来到这座佛像前膜拜祝祷。他在《大唐西域记》里记曰：“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他所说的王城，指的是当时梵衍那国的国都，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北部100多公里的巴米扬。
玄奘是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离开长安的。那座高大的佛像，据认为是贵霜王朝时的遗物，玄奘看到的时候，已经站在那里六七个世纪了，居然还是“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可见当时是多么辉煌。
在佛教徒眼里，这座佛像当然慈容圣颜，宝相庄严。在艺术史专家看来，它也是珍贵非凡的。因为它是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的难得珍品。所谓犍陀罗艺术，就是印度的佛教艺术与西方来的希腊艺术的结合体，有人称之为“希腊佛教”艺术。
初期的佛教艺术，没有释迦牟尼的雕像，只用脚印、雨伞等形象来象征佛。到了贵霜王朝时，希腊艺术的形式用到了佛教主题上，雕出来的佛像很像阿波罗（太阳神），服饰明显带着希腊人的风格。
显而易见，那尊大佛站立在那里，就是在无言地诉说两千年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它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理应得到全人类世世代代的珍爱和保护。
如今塔利班借口独尊伊斯兰教而轰佛，也是站不住脚的。伊朗总统哈塔米已呼吁穆斯林抵制这种丧失理智的行为，认为他们败坏了伊斯兰教的声誉。
第二件让我想起玄奘的事，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我国反对邪教法轮功为“侵犯人权”、“干涉信仰自由”。
李洪志是什么人物？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且不说别的，单说说这个“法轮”吧。李洪志骗人说，人人腹中都有一个“法轮”，而且是他可以凭法力设置、启动的。竟然有人痴迷到剖腹去找这个神奇的轮子。
“法轮”这个词是李洪志从佛教偷去的。别的佛教经典不说，就说《大唐西域记》吧。玄奘到印度去参拜过鹿野苑，在那里见到了“窣堵波”，就是塔，传说里面有佛的舍利，还见到了已倒塌的阿育王石柱。他说那里是佛“初转法轮处也”，也就是说是释迦牟尼悟道后第一次讲道并收了5个徒弟的地方。“初转法轮”，明明是一种比喻，把传经比喻为轮子开始转动起来了。李洪志所吹的“法轮”同它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我在印度工作的时候，也曾到鹿野苑去参观过，那个窣堵波还在，周围已辟为公园。去的人，大多要围绕那窣堵波走几圈。佛经上从未说人的腹内有什么转动的法轮，那是李洪志哄人的。
李洪志从佛教偷了一个轮子，俨然以“法轮大法”教主自居，利用人们健身强体的善良愿望，兴风作浪，害苦了多少人，害死了多少人，有什么“信仰”可言，有什么“人权”可说？玄奘有知，也一定会说：“罪过，罪过。”
用堂皇的名义，掩盖肮脏的勾当，并不新鲜。西方有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塔利班毁佛，可以借宗教的名义；西方一些人对中国不安好心，可以借“信仰”和“人权”的名义。好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想轻易用几个好听的名词作幌子欺世盗名、贩卖私货已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原载 2001年3月15日《参考消息》
甘地夫人与尼赫鲁家族——兼谈当代印度政治风云
1984年11月11日，英迪拉·甘地夫人的长子、印度现任总理拉吉夫·甘地乘印度空军的飞机，把他母亲的骨灰撒在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的群峰之上。其中一部分特意撒在据认为是恒河之源的甘戈特里冰川中。哀伤而又镇静的拉吉夫撒完骨灰之后说：“英迪拉·甘地母亲的尘世旅途走完了。”
恒河之滨的名门望族
恒河是印度的圣河。印度教徒虔诚地相信，她是天上的恒河女神为洗涤人间污秽而降临人世的。每个印度教徒从出生到离世，都要在她的怀抱里浸浴祈祷，接收她的祝福，死后也希望让她带走自己的骨灰。
恒河从冰川雪山里流出，待到北方邦中部时，就同另一条圣河朱木拿河汇合。她们的汇合处有一座名城叫阿拉哈巴德。1917年11月19日，英迪拉就出生在那里的一座“欢喜宫”里。
“欢喜宫”并不是印度传统风格的宫殿，而是一幢地地道道的西式洋房，坐落在一个规模颇大的花园里。那里有平整的草地和养护得很好的树木花丛。它的主人是英迪拉的祖父、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
尼赫鲁家族是印度的名门望族。其实，这个家族本姓考尔，原是克什米尔的居印度四大种姓之首的婆罗门。十八世纪初，这个家族一位名叫拉志·考尔的祖先，接受莫卧儿王朝皇帝所赐的一所坐落在运河边的房屋及其周围的一些村落，作为自己的采邑。此后，他就用“运河”这个字的转音“尼赫鲁”当做他们一家的姓。
不知传了几代，到1861年，莫蒂拉尔·尼赫鲁来到人间。他继承了抚养他成人的兄长的职业，当了律师，有着相当可观的收入。他在花木繁茂的花园里建起室内游泳池，饲养着好几匹良种马和许多猎犬。他让全家过着西方方式的生活，还把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送到赫赫有名的英国哈罗公学去留学。后来，他又建起一幢两层洋楼，起名叫“欢喜宫”。
英迪拉是贾瓦哈拉尔的女儿。按说，英迪拉生在这样一个锦衣玉食之家，一定会有一个万事如意的欢乐童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英迪拉·甘地晚年时，有一位记者问她：“你是家里被宠坏了的孩子吧？”她断然回答：“不。”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接着说：“相反，我倒是觉得被剥夺了一切。”又停顿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院子里烧外国衣服和洋货。我们全家都烧。”
“欢喜宫”外风云激荡
正如恒河和朱木拿河在“欢喜宫”外汇合那样，当时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风潮也在阿拉哈巴德周围激荡。特别是1919年发生了震惊印度和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后，尼赫鲁一家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享有名律师声誉的莫蒂拉尔在英国人的上层社交界里曾有高人一等的地位。英国省督有时也是“欢喜宫”里的上宾。1911年，英王乔治巡游印度时，这位律师还曾应召到德里去晋见，事后颇为自得。但是阿姆利则惨案使他大为震惊，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对西方文明的信仰和崇拜。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在1919年4月13日，那天有几千名群众聚集在杰利安瓦拉-培公园里，举行抗议殖民统治的和平集会。这个公园四周是厚实的围墙，只有一个狭窄的出口。当几千群众坐在草地上听发言者演讲时，站在围墙上的士兵在英国将军戴尔的命令下，突然向人群开火。子弹像雨点一样从四面射来。人群东奔西突，冲不出去，当场被打死几百人，其中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公园里有一口井，惊慌的受难者无处可躲，不得不跳进井里，事后发现井里尸尸相叠，惨不忍睹。
殖民主义者惨绝人寰的暴行，点燃了抗英斗争的熊熊烈火。著名诗人泰戈尔闻讯后，愤怒地抛弃了英王赐给他的爵士称号。莫蒂拉尔也在个人前程与民族命运之间作了最后的抉择，投身印度独立运动，并在那一年的12月被推选为国大党主席。
国大党的全名叫印度国民大会党，原是一位退休的英国文官阿兰·奥克塔维安·休姆于1885年创立的，今年是它成立的一百周年。它起初的宗旨并不是要赶走英国人。在早年的历次年会上，发言者都曾热忱地表示对英帝国的忠诚。但渐渐地，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成长起来了，他们看到自己的老师对周围的同胞那么傲慢，那么粗暴，那么残忍，迫使他们对殖民统治产生了怀疑，并转而投身抗争。1915年，有一位名叫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印度律师，在南非领导有色人种同白人统治者做了多年的斗争后，回到印度。他很快成了国大党的领袖。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不朽功绩，被印度人民尊称为“摩哈德玛”，意思是“伟大的灵魂”，在我国则被译为“圣雄”。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圣雄甘地。圣雄甘地也是尼赫鲁一家的良师益友。
莫蒂拉尔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英国留学时，就梦想“手持利剑，为保卫和解放印度而战斗”。他在1916年的国大党年会上，第一次见到圣雄，顿时觉得他“像一股强大的电流……清除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但是，甘地并没有叫他拿起利剑，而是引导他走上非暴力主义的道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英迪拉两岁的时候，身上围着农民的腰布、裸露的肩上搭着一小条棉布披巾的圣雄甘地，第一次跨进欧化的“欢喜宫”。当然，她不会记得圣雄的这次光临。她只记得，院子里开始焚烧洋货，其中就有她的漂亮的小洋裙和心爱的洋娃娃。
在动乱中成长
一旦莫蒂拉尔的政治主张发生了变化，当年在“欢喜宫”里与之握手言欢、彬彬有礼的英国人，顿时变得冷若冰霜。士兵们以种种借口到“欢喜宫”里搜查抄家，明封暗抢。莫蒂拉尔夫妇和贾瓦哈拉尔夫妇经常被捕入狱。小小的英迪拉五岁时就探过监。英迪拉也爱玩小孩子们喜欢玩的“过家家”，但她手里的布娃娃不是在“做饭”和“结婚”，而是作为一群“好人”在列队游行，几个英国警察用棍棒打他们的头。按照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教导，示威只能和平地进行。如果军警棍打脚踢，也绝对不要还手，所以贾瓦哈拉尔同其他很多人一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身陷囹圄的贾瓦哈拉尔，对快到学龄的英迪拉的教育问题十分焦虑，他在狱中采用写信的办法对女儿讲世界的变化，人间的沧桑。这样的信有二百多封，其中一封谈到中国的长城，说“长城甚至现在还屹立在那里，如果你去中国，你就能看见它”。
英迪拉开始在家里接受启蒙教育，后来到学校念书，经常转学。她对学校生活的美好记忆，集中在诗人泰戈尔办的尚蒂尼克坦大学里。泰戈尔崇尚自然，让学生在美丽安谧的大自然里学习、修养。英迪拉从小就受动乱滋扰的心灵，在这里得到抚慰。她博览群书，还学习绘画和印度古典舞蹈。泰戈尔很喜欢这个学生，他在给她父亲的信里，称她“是我们这里的瑰宝”。可惜，这段美好的生活只有一年。1935年，英迪拉的母亲卡麦拉因肺病严重，需要到欧洲治疗，而贾瓦哈拉尔还在狱中，他不肯以保证不参与政治来换取陪伴妻子去欧洲的自由，最后只得由英迪拉辍学护送母亲去欧洲就医。
卡麦拉是位好母亲，好妻子，也是争取独立运动的坚强战士。她二十出头就染上肺病，本该安心疗养，但她不但支持丈夫坚持斗争，而且自己也常常参加抗议集会和游行。
一次，她参加一个活动时昏倒在地，由一名叫费罗兹·甘地的年轻人扶回家中，从此这个年轻人同尼赫鲁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后同英迪拉结为夫妻。
费罗兹·甘地同圣雄甘地没有亲属关系，他们信仰的宗教也不同。圣雄甘地是印度教徒；费罗兹·甘地则是祆教（即拜火教）徒。费罗兹·甘地比英迪拉大五岁，他们早就在一些抗英集会上相识。1937年，英迪拉考入英国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当时费罗兹·甘地也在英国攻读经济。英迪拉觉得英国的校园本身是“可爱的”，但她回忆说：“每时每刻我都在想，什么时候能回印度去干出些事情来。”1941年3月，这对年轻情侣双双回到印度，第二年的3月26日举行了婚礼。按照印度风俗，从此，英迪拉·尼赫鲁改称英迪拉·甘地。当时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刚度完蜜月不久的费罗兹·甘地夫妇也双双入狱。英迪拉·甘地在狱中度过了十一个月，于1943年5月因健康不佳而被释放。
1946年9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被从狱中释放，担任了临时政府首脑。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有了成果。1947年8月15日凌晨，贾瓦哈拉尔在德里莫卧儿王朝王宫城墙——红堡上，升起印度第一面独立的旗帜，宣告印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父女两代传新业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英国总督蒙巴顿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制宪会议的当晚说：“午夜鸣钟之时，印度即将醒来，获得自由。”那一时刻是“我们送旧迎新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刻，一个久受压迫的民族的灵魂一吐心声的时刻。”
尼赫鲁决心建设一个既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又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新国家。在经济方面，他主张印度建立和发展“混合经济”，即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业，如钢铁、铁路、发电、军工和采煤等等，由国家掌握的公营企业来经营。其余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商业、农业由私人经营。联邦政府成立计划委员会，为经济发展描绘蓝图。农村里也进行过土地改革，规定了每个农户可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部分有偿征用，分给无地农民。不过土地改革的执行情况，在国内颇有争议。封建土地关系的继续存在，被认为是阻碍印度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对外关系方面，尼赫鲁小心地不让印度被拉入任何军事集团，并在其后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他同周恩来总理、苏加诺总理和吴努总理等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著名准则。
尼赫鲁在妻子病故之后，一直过着独身的生活。英迪拉·甘地成了总理府里的女主人。他陪同父亲多次出访。1954年，父女俩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独立后的八年里，英迪拉·甘地基本上没有投身政治。1956年，她当了一年国大党的主席，次年便婉拒隐退，悉心照料父亲的起居和对两个孩子拉吉夫和桑贾伊的教育。
尼赫鲁连续当了十七年总理。1964年1月，他在发表一次演说后，心脏病发作，倒在英迪拉·甘地的手臂上，四个多月后与世长辞。英迪拉·甘地把父亲的骨灰撒在恒河里和印度的土地上。
继尼赫鲁担任总理的是另一位争取民族独立的老战士夏斯特里。在他的坚持下，英迪拉·甘地在内阁中担任了新闻和广播部长。不到两年，夏斯特里也因心脏病发作而猝然去世。英迪拉·甘地被国大党推选出来继任总理，那时她已年近半百。
当时曾有人以为，英迪拉·甘地不过是个容易受人支配的弱女子。但她的敢作敢为很快就使她的很多政敌大吃一惊，甚至望而生畏。为了摆脱党内反对派的羁绊，她不惜同他们决裂，自己成立国大党（英迪拉派）。在对付反对党时，她也曾用宣布紧急状态的办法来制伏他们。不过，这一步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致使她在1977年的大选中败北，印度第一次由一个非国大党的政党——人民党执政。在野期间，她被赶出议会，受过拘禁。但她并未屈服，而是苦心积聚力量，接近群众，终于在1980年初东山再起，再次当上了总理。
在担任最后一任总理期间，英迪拉·甘地努力使国家局势稳定，大力发展经济。印度独立后的三十年里，经济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五，但在近四年里，提高到了百分之五。印度现在已经建起原子能发电站，还用本国的火箭把卫星送上了轨道。印度拥有的科技人员的人数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印度原来粮食年年要大量进口。在她执政的最后一年，粮食年产量增加到创纪录的一亿五千多万吨，不但不再需进口，还可少量出口。她提出的“赶走贫困”的口号吸引了广大贫民，然而，她知道他们的生活仍是很艰难的。她曾在新德里召开的一次关于农业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痛切地说：“现在印度不是缺粮食，而是人民口袋里缺钱，有的人连口袋也没有。”
在国际事务方面，她一贯声称坚持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有人批评她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偏向一方，她却说：“我不亲美国，也不亲苏联，我亲的是印度。”
1971年11月，她下令印度军队进入东巴基斯坦，导致东巴脱离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成立。
在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而受到举世声讨时，她也曾呼吁苏联撤军；不过，在她看来，在苏联出兵之前，阿富汗也曾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涉”。
在她执政期间，印度政府承认柬埔寨的韩桑林傀儡政权。她解释说，印度是根据“谁控制了全国就承认谁”的原则行事的。
在她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印度同邻国的关系总的来说有所改善。她在改善印中关系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国事繁重矛盾多
印度是个大国，不仅面积大，而且人口多，现在已超过七亿。要提高七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印度的粮食产量已从1950年的五千五百万吨，增加到现在的一亿五千多万吨，但人口也从三亿五千万增加到七亿四千多万。因而每人每天的粮食占有量只从350克增加到400克。现在差不多一半的家庭还处在法定的贫困线以下，即城市人口平均每人月收入低于75卢比，农村低于65卢比（相当于人民币13-15元），而人口的年增长率目前仍高达百分之二点四，一年新增加人口约一千七百万，这给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很大的困难。在比拉和塔塔财团的资本和利润直线上升的同时，如何使广大人民的生活也能同步得到改善，这是印度历届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印度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使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党派的国家团结一致，从而使国家得以避免教族冲突和政局动荡。
在英迪拉·甘地执政的后期，她一再呼吁全国人民警惕“分裂主义”和“地方主义”。但是，错综复杂的教族冲突和党派矛盾依然存在。中央政府与旁遮普邦锡克教中一些集团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些复杂矛盾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印度原来流行的是印度教。公元十世纪左右，伊斯兰教随外族入侵而在印度传开，同印度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十六世纪初，一个名叫纳那克的人，试图融合两教，缓和矛盾，创立了锡克教。但这个教仍然受到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的迫害。锡克教徒在长期的反抗中养成骁勇尚武的不屈性格。近年来，锡克教徒聚居的旁遮普邦经济发展很快。《今日印度》杂志称它是“穷困海洋中的一个繁荣之岛”。全国商品粮的一半左右是由它提供的，而它的人口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点三，可耕地占百分之三点二。已经富起来的一些锡克人在谋求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同中央政府发生了矛盾。他们认为锡克教徒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随着这种矛盾的不断加剧，暴力活动也越来越猖獗，以致发生了1984年6月印度军队攻入锡克教最神圣的金庙的事件。
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军队进入金庙后，印度情报机关在1984年7月的最后一周，曾向英迪拉·甘地总理呈递报告，建议调换她贴身的信仰锡克教的卫兵。但她很快把这个报告打了回去，说要是这样做，“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奉行非教族主义的呢？”
英迪拉·甘地保留了锡克教徒的卫兵，不幸，她的生命恰恰结束在他们手中。出自尼赫鲁家族的第三代印度领导人就这样在1984年10月31日上午9时40分走完了她的尘世旅途，也结束了她担任总理的近十六年的政治生涯。
几乎没有分秒的耽搁，英迪拉·甘地的长子拉吉夫·甘地马上宣誓继任了总理。拉吉夫·甘地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印度航空公司国内航线的驾驶员，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妻子是他留学时的同学索尼娅，生有一男一女。1980年，他的在政界很活跃的弟弟桑贾伊驾驶滑翔机失事身亡后，国大党里的很多人要他从政，认为只有他才能填补桑贾伊留下的空白。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在弟弟的选区里当选为议员。他在接任总理后在印度电台发表首次政策讲话时，表示要继续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奉行的国内外政策，并号召人民继承“以非教族主义和容忍为基础的”传统。
他在当选为国大党（英迪拉派）主席的会议上，激动地说：“印度许多伟大领导人都为这个职位增添了光彩。我的家族的许多成员都担任过这一职务，并通过国大党为国效劳。”
恒河还在潺潺东流，她是当代印度政治风云变幻的见证，在这个伟大国家过去近七十年曲折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中，留下了尼赫鲁家族四代人的深深的足迹。
原载于《环球》1985年1月23日 第一期
后记：本文被评为新华社当年社级好稿，后被外交学院汉语教研室编入《百年风云采访录》作为教材。2014年夏，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人们普通认为，虽然拉吉夫·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还继续担任国大党的主席，但居赫鲁家族对印度的统治已告一段落，印度政治已翻开新的一页。
在泰戈尔诞生和逝世的房间里
一九八一年初，我有机会到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加尔各答访问，热情的主人安排我参观了享有世界盛誉的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故居。
他的故居就在加尔各答市内，是一座两层楼房，明亮轩敞。院内绿草如茵，花木疏朗。楼前有一尊他的半身铜像，老翁披发长髯，凝神默想，好像正在捕捉稍纵即逝的诗意。
现在他的故居已成为专门培养音乐、舞蹈人才的艺术学校和博物馆。主人高兴地对我说：“今年5月7日是泰戈尔诞生一百二十周年，8月7日是他逝世四十周年。能在这时候接待中国客人真是高兴。”接着，他领我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脱了鞋走进去，满怀敬意地对我说：“这里就是泰戈尔诞生和逝世的地方。”
这是个不大的房间，屋里陈设着他生前用过的一些衣物，靠床是一张卧榻，看不到什么浮华的装饰。墙上挂着他自编自演的剧照，还有同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名人的合影。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他当年自己登台演出的小舞台。
主人指着卧榻说，一百二十年前，他就在这里诞生了。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为他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小泰戈尔讨厌死板的教育，只愿意学习他喜欢的东西。他后来回忆自己是这样闯入诗的王国的：“一天，我（在上孟加拉文的字母课时）突然读到了几个单词组成的诗句——‘天下雨了，叶儿发抖’，我顿时觉得进入了一个我重新发现了我自己全部含义的世界。从此时此刻起，我就再也不是一个被关在教室里的、被拼写课弄得头昏脑胀的小学生了。”
他七岁开始学写诗，十六岁崭露头角。使他闻名世界的诗作是一九一〇年写的《吉檀迦利》（意为《献歌》），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英国政府也赐予他爵士称号。
听着主人的介绍，我脑海里像春风轻燕似地掠过了他的一些名句，那还是在上中学时读的——
他说：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在天上翱翔了。
他说：瀑布歌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他说：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
……
比喻是多么隽永，意境是多么高远，胸怀是多么宽广，视野是多么开阔。它们激动过少年的赤子之心，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泰戈尔一生崇尚自然朴实，反对矫揉造作。正如他在《吉檀迦利》里所吟咏的：“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他在《最后的买卖》这首诗里形象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皇帝说：“我要用权力来雇佣你。”富人说：“我要用金钱来雇佣你。”美人说：“我要用微笑来雇佣你。”他都一一拒绝了。一个在沙滩上玩贝壳的小孩说：“我雇你不用什么东西。”诗人被这句话感动了，因为天真的孩子“使我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泰戈尔热爱大自然，喜欢在乡村里生活，但他并不飘逸出世，淡漠人生。博物馆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当政治风暴汹涌澎湃的时候，诗人迎风击浪，嫉恶如仇，表现出了一位伟大爱国者的高风亮节。一九一九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市向手无寸铁的集会者开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诗人当即写信给英国当局表示抗议，并且宣布放弃英王赐予的爵士称号，因为他觉得再保持它便是一种耻辱。
泰戈尔活了八十岁，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在这间房间里逝世。他的晚年正是法西斯在全世界猖獗一时的时候。一向热爱和平、热爱人类的诗人，对此十分震怒。一九三七年，正当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老人写了《敬礼佛陀的人》，用辛辣的笔调怒斥日寇一面“蹂躏了文化中心和美的龛座”，以杀人为乐；一面又在“那大慈大悲的庙宇里”，祈求佛的祝福。就在他逝世的那一年，他在庆贺八十寿辰的集会上发表了题为《文明中的危机》的演说，严厉谴责了法西斯露出的“毒牙”。他当时的心情是悲愤苍凉的，但仍憧憬大灾之后人类会“掀开新的一页”。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早在一八八一年，他就把英国殖民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称为“死亡的贸易”。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时，一位曾推崇他的日本作家写信要他改变支持中国的立场，他发表了公开信严词驳斥。一九二四年他曾访问过中国，结交了不少朋友，临别时他说他把心留在了中国。就在我们面前的这张病榻上，老人临终前还关切地询问中国的抗战进行得怎样了？
听完主人的介绍，我的心激动了。在离开那个房间前，我也学主人那样，合十向他告别。
主人接着带我到了书房，从书架上拿出一套我国一九六一年为纪念他生一百周年诞辰而出版的《泰戈尔作品选》。扉页上有徐悲鸿一九四〇年旅印时为他画的肖像。诗翁手握纸笔，身穿长袍，须眉皆白，坐在花园的藤椅上遐想。他的眼神是严峻的。他在想什么呢？或许他正在构思一首反对法西斯暴行的新诗？或许他从眼前的徐悲鸿想到了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或许他正在创作一首鼓舞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歌曲？也可能他是在审视自己一生的诗作？尽管他早已遐迩闻名，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诗是完美无缺的。逝世前不久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农民在田间挥锄，
纺织工人在织机上织布，
渔民在撒网——
他们形形色色的劳动散布四方，
是他们在推动整个世界前进。
从我上等社会地位的祭坛上，
从我荣誉的永久流放所的窄小窗口，
我并不能全部看到他们。
有时我也曾走近他们所住的围墙，
却没有勇气跨进他们的院子。
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
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诗末，他热切地希望“和土地更加亲热”的新诗人问世，“来贡献我不能贡献的一切”。这是对自己多么无情的解剖！这是对人民多么深沉的热爱！
在我离开他故居的时候，我又从花园里向那间他生于斯逝于斯的房间投以深情的一瞥。房间不大，但我在那里看到了他坦荡的胸怀，看到了他多彩的诗篇，看到了他横溢的才华，看到了他那一颗仁爱的心。
在归途中，我忽然想起了泰戈尔一九一六年在新加坡见到一批在码头上当苦力的华工后写下的一段印象：“……中国这种巨大的力量一旦能放在现代化道路上运行，那就是说掌握现代科学，那时，世界上恐怕没有力量可以阻挡它向前迈进。但是具有这种可贵的民族力量的中国越是向前发展，有些专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国家越是想尽主意来摧毁它。”这段话虽然是六十多年前写的，但今天重新来回味它，依然十分亲切动人，使人越加钦佩诗人的慧眼卓识，体会到他对中国人民的一往情深。
安息吧，诗翁！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您的诗里，您的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中国人民，永远会从您的诗里得到启发和鼓舞——
如果你的责任对你发出召唤，
安详而从容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全然无所畏惧，
在坚苦的斗争中证实自己的刚毅。
1981年5月16日
后记：本文发表在上海《收获》杂志上，我写的东西刊登在全国一流纯文艺刊物上的仅此一篇。
会见拉兹
拉兹，是我国观众十分熟悉、同情和喜爱的电影人物，他在《流浪者》里的坎坷遭遇，曾拨动过千百万观众的心弦。会见扮演拉兹的拉杰·卡布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夙愿，没想到，这个愿望就在一九八〇年的春节实现了。
二月十六日这一天，正是我国欢庆大年初一的日子，这一天又恰好是多年不遇的发生日全食的日子。印度是个信教的国家，一般人觉得这个日子不大吉利，因此不出门、不见客，甚至不工作。国家也特别下令全国放假。可是，拉杰·卡布尔先生听说我们这几个素昧平生的中国客人想拜访他，欣然同意，把我们请到了他家里。
刚走进他的会客室，一眼就看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和善地望着我们。呵，他就是拉兹！当然，他已不是二十多年前衣衫褴褛、瘦骨伶仃的拉兹了，而是一位身体健壮、和蔼可亲的老人，今年五十七岁。虽然岁月已使他两鬓斑白，但他那张生动的脸和传神的双眼，使人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年身手不凡的拉兹的风采。
握手之后，他邀我们一起席地盘腿而坐。大家坐得非常近，彼此伸手可及。他那天身穿印式宽大的白布衬衣、赤着腿，显得很随便，没有丝毫名人矜持的派头。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促膝谈心。
一开始，我们就想告诉他，他的《流浪者》在中国是多么受欢迎，以至在二十多年后重演时，仍赢得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的喜爱。我们话刚出口，他马上接过了话头，爽朗欢快地说：“我知道，我知道。去年我国前外长瓦杰帕伊先生访华归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讲到了这些，我收到信后心里非常感动。我告诉你们，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中国观众给我写信，我都看了，当然是请人翻译给我听的。”
他接着告诉我们，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个大型代表团访问了印度，他那时曾出面款待过。代表团送给他一幅用上千种丝线织成的已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像，他一直珍藏着。他还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印度影界元老帕里特维拉杰先生——在五十年代曾率领印度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可惜当时他手头有一部电影在拍，脱不开身，未能同行。说到这里他脸上流露出十分遗憾的神情。
由于提到了他的父亲，我们就请他谈谈，他是怎样走上电影银幕的。
他略略低头沉思了一下，仿佛在寻找他生活道路上的最初几步脚印——
他出生在电影世家。他父亲在影界成名之后，为了推动印度的话剧事业，又把精力集中在舞台艺术上。卡布尔十八岁那一年，以一名上不了舞台的场记员在艺坛上迈出了第一步。后来，他在几部电影里演一些不显眼的配角。他父亲声名显赫，如果存心提掖，让他一开始就当主角，也是不难办到的，但他父亲没有这样做。卡布尔告诉我们：“父亲有一次在吃饭时对我说：在我的屋子里，好，你是我的儿子，你可以同我一起吃饭，一起说话。只要一出这个屋子，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要同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演员一样自己去走生活的道路。”卡布尔开始工作时，每月工资只有十个卢比。他父亲出门有汽车，但不让他坐。父亲说，你在步行和坐公共汽车时，可以了解社会，可以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你会看到富人怎样摆架子（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摆架子的动作），穷人怎样受苦。你会体会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记住他们的音容笑貌。到你演电影时，才能从内心里表达出他们的情感来。
父亲严格的家教，果然对年轻的卡布尔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一九四七年他开始主演了第一部电影《火》，到他第二部电影《雨》开拍时，他才二十一岁，成了印度当时最年轻的导演。《流浪者》是他的第三部电影，也是他一举成名的得意之作，在国际上也颇得好评。
谈到这里，我插话说：“那么，你成功的秘密是不是应归功于你父亲的家教？”
他又略略低头沉思了片刻，然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不，我成功的秘密是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卡布尔先生认为，电影是印度人民最便宜的娱乐。劳动人民辛苦了一天，晚上花一点钱买张票，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和启示。但一部电影要使人民爱看，就必须说出他们想说的话， 使他们的内心引起共鸣。他说，就拿《流浪者》来说吧，它所表达的正是当时人民强烈流露的感情。拉兹本来是个好孩子，他的误入歧途是社会逼迫他的结果。我反对那种“好人的儿子是好人，坏人的儿子是坏人”的理论。我曾见过许多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找工作的老老实实的青年。但是他们找不到工作，有的人被生活所迫犯了罪。其实，真正犯罪的是那些逼迫他们犯罪的人，而不是这些纯朴的农村青年。
他告诉我们，继《流浪者》之后，他又拍了一部《觉醒》。情节是这样的：一名一身土气的农村青年到大城市找工作，奔波了一天，饥肠辘辘，两手空空。夜深了，他忽然看见一只狗从一扇铁门下的狗洞里钻进一个花园，到一个池子边去喝水。他为了解渴，也挣扎着从狗洞里钻了进去。刚想喝水就被人发现了。人们高喊：“贼！贼！”他慌慌张张地跑进楼里，从这一层逃到那一层，从这个房间逃到那个房间。无意中，他看见这一间里丈夫在偷妻子的首饰，那一间里儿子在暗算父亲……最后，他被抓住了，同时也觉醒了。他自己并不是贼，而那些道貌岸然、高喊抓贼的人才是真正的贼。这部电影曾在一九五七年捷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头等奖。
卡布尔先生除了拍摄反映社会生活的电影外，还对人民生活中的美做过探索。接着，他又给我们讲了他拍的这样一部电影：一位青年经常听见邻近的一位姑娘唱歌，歌声委婉，优美动听。这悦耳的歌声在青年的脑海里塑造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的形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位青年决定娶她为妻。新婚之夜，当他掀开新娘的面纱时，才发现她的半边脸是烧伤过的，觉得自己上了当。但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从她身上发现了种种美德，这时他才明白：美，不仅仅是人的外表，更宝贵的是内心。
为了使观众快乐，卡布尔先生演过不少滑稽的角色，但他对我们说：“我引大家笑，自己暗自掉眼泪。”
卡布尔先生的谈兴很浓。为了进一步向我们吐露他“成功的秘密”，他又激动地讲起了《流浪者》的插曲作者谢伦德拉先生的生平。谢伦德拉先生不是专业作曲家，他是铁路上的一名电焊工，作曲是他的业余爱好。每当他谱了一首新歌，就带着它到孟买穷人聚居的贫民窟去演唱。他在那里有许多穷朋友。如果他的朋友们听了摇头，他就回去重改，一直改到大家听了满意为止。优美动听、激情洋溢的《流浪者》插曲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卡布尔先生十分惋惜地说，很不幸，谢伦德拉先生在两年前就去世了。他满怀对亡友的深情说：“一部电影成功了，这不光是一个明星的功劳，它是大家心血的结晶啊！”
卡布尔先生真挚的感情也感动了我们。以前我们只熟悉轰动影坛的一个拉兹，现在我们才知道真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拉兹——编剧的、作曲的、银幕上的、生活中的——才使《流浪者》成了誉满全球的杰作。
谈到这里，时间已经不短了。为了想了解一下卡布尔先生的家庭情况，我在他十分友好而又幽默的态度鼓舞下，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卡布尔先生，你在《流浪者》里反对好人的儿子是好人、坏人的儿子是坏人的旧观念。我很赞成。不过，在您的家庭里，我能不能这么说：‘名演员的儿子还是名演员？'”
他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他有三个儿子，都已上了银幕。特别是二儿子里希·卡布尔颇有才华，已经成了明星。他还有一个孙子也已在他的电影公司工作。他说：“当年父亲怎么教育我，我也怎么教育他们。我从孟买去德里坐飞机，但我只准他们坐火车。在火车上他们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书本上看不到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恋恋不舍地站起来同他告别，对他破例在不见客的日子亲切接见我们，同我们一起欢度了大年初一，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拉着我们的手说：“我将来一定要去中国，亲自向看过我的电影、给我写过信的中国朋友表示感谢。我还要带上五十年代为中国代表团拍摄的纪录片，亲自放给老朋友和新朋友们看。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我们去的时候，只带了一点薄礼——一本全是中国国画的一九八〇年的年历——送给他。他打开后十分高兴，一页页地欣赏。临走时，他把年历翻到二月份，二月份那一张，是我国名画家萧淑芳画的水墨画，画面上丁香花开，彩蝶翩翩，题了“迎春”二字。他把年历亲自挂在他的许多剧照中间，然后送我们出门，并约我们过两天去参观他的摄影棚，看看《流浪者》是在哪里拍摄出来的。
1980年2月17日 孟买
后记：《流浪者》曾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我国两次热播，其盛况非亲历者难以想象。我少年时亲眼看到，街旁一放它的插曲，一位骑车者刹车停下，听完了再走。一时满街都是“到处流浪……”。这首歌歌词的翻译者是我大学的老师金鼎汉先生。
美丽后面的忧伤——印度妇女印象
倘若没去过印度，印度妇女给人的印象大抵来自电影：袅袅婷婷，能歌善舞，温柔娴淑。赵朴初先生1980年观看了印度舞蹈表演后，曾欣然赠诗：“挥手云飞，顿足群山动，乍一回眸秋水明，摇鬓春花弄……”
印度姑娘很美。从人种学上讲，印度北方地区居民大多有雅利安人血统，祖先在中亚一带。欧洲人的体态加上东方人的气质，使她们独具魅力。
到印度后，见到各种各样的妇女：校园里的女大学生、街上的女警察、办公室里的女秘书、建筑工地上的女工……这时，印度妇女给人的印象自然是各不相同。
女大学生的两道关：工作、婚姻
印度是个比较重视教育的国家，每年考上大学的人上百万，其中不乏女性。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了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水平，虽不能同宝塔尖上的大资本家相比，但在收入普遍较低的印度社会，已是相当宽裕了。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一对年轻的电脑专家夫妇说，他们对目前的工作和收入颇为满意，因为“几乎想买什么都买得起”。
到印度大学的校园里走走，你会发现女大学生相当多。她们朴素的衣着和颇有教养的言谈举止，会使你联想到印度几千年的历史和道德传统。她们温文尔雅，面带笑容，极少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在陌生人面前放声大笑。但你总觉得在她们的微笑后面，有一种淡淡的哀怨，一种令人生怜的愁结。
到新闻界朋友家里做客，殷勤和蔼的女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婚后便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工作。一位女主人毕业于德里大学英国文学专业，也同样待在家里，问她是否觉得可惜，她无奈地说：“都这样，上哪儿去找工作？”
是啊，对一位女大学生来说，毕业后的两个关口是找工作和找丈夫。找工作难，但不合意还可以辞了再找；找丈夫则不然，虽然现在自由恋爱的也不少，但大多数还是听命父母。女方父母如果有钱有势，自然可以精心挑选。我在印度报纸上见过一张漫画，父亲指着一年一度文官资格考试录取者的名单对女儿说：“宝贝，你在这里挑一个吧。”嫁给文官，可算是靠上了一位有铁饭碗的丈夫，一世不愁。但这样的“皇帝女儿”毕竟是少数。
男女双方经济地位是否相仿，这对女儿将来在婆家的处境十分重要。父母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体面，女儿的日子就会好过些。印度每年都发生这样的惨案：恶婆婆和恶丈夫因为女方的彩礼不够体面，残酷折磨甚至活活烧死新娘。虽然这种行为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但屡禁不止。我曾在德里街头见过妇女团体组织的抗议游行，她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妇女不是拿来烧的！”
我曾请教印度朋友，为什么女儿出嫁一定要陪送丰厚的嫁妆？他们解释说，在古代，女儿没有财产继承权，父母在她出嫁时，有意多送一点彩礼。1956年印度颁布的“财产继承法”规定女儿享有同等继承权；1961年议会又通过了“禁止嫁妆法”，更加明确地反对索要彩礼。但是，由于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彩礼问题仍在折磨着千千万万为嫁女儿而发愁的父母。
农妇的枷锁：家务、旧习俗
到印度农村看看，农村妇女的生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村边小道，头顶木柴的妇女怀抱婴儿踽踽独行；头顶瓦罐的姑娘走向炊烟袅袅的村舍。如果这是一幅油画或是摄影作品，那真是一派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但当你知道这些妇女为了打一罐水要走上几里、十几里路时，浪漫的诗情就让位于现实的思考。她们在家里，不但负担着大部分繁重的劳作和家务，而且在精神上还受到无形大山的压迫。
中国旧社会的妇女讲三从四德，而印度妇女“从”的还要多。两千年前作为道德信条的权威著作《摩奴法典》明文规定：“女子少年时从父；青年时从夫；夫死从子；无子从丈夫的近亲族；没有近亲族，则从国王。妇女始终不应该随意自主。”
几千年来，这些作为法律规定下来的行为准则，就像无形的绳索捆住了妇女的手脚，使她们吃尽人间苦而不敢有半点怨。由此不难明白那微笑后面淡淡的伤感；不难明白为什么印度妇女的歌曲里总有丝丝的哀怨。
“女强盗”的控诉
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笔者在1983年写过一篇《弱女因何作强梁》的通讯，讲的就是这样一位女子。
她叫菩兰·岱维，16岁时就开始当强盗。当时国内外报纸纷纷报道这位“女大王”，有的说她暴戾骄横，嗜杀成性；有的说她神通广大，屡脱追剿。美国一家杂志称她是“强盗之花”。当了7年强盗后，她向政府投降了。中央邦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等“女大王”露面时，爱看热闹的人失望了，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身材不高，容貌平常的普通农村妇女。可正是她，在7年里令北方邦和中央邦广大地区的富豪闻风丧胆。
她在铁窗后坐定，慢慢地向记者倾倒苦水：她13岁时就被贫苦、种姓低下的父母强迫嫁给一个比她大20岁的男人；丈夫虐待她，她逃回娘家后又遭人侮辱；她含冤坐牢；16岁那年，她被一伙强盗劫走，最后当了“女大王”……
她投降是有条件的：不判她绞刑，不带手铐，不株连父母，给她弟弟一份工作。12年过去了，她仍在监狱里。她曾请求出狱治病，但未获准。她曾对记者说：“当强盗很苦，监狱生活也很苦，生活就是苦的——永远是苦的。”
首要的是平等生存权
当城市里的妇女团体喊出“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平等参政”的口号时，印度广大农村妇女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平等生存。
今年3月《印度斯坦时报》的一篇文章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到印度农村考察，在一家农户吃饭。当大家坐定后，他隐隐听见哭泣声。
“什么声音……？”客人不解地问。
“是我的小女儿。”贫苦的户主说。
“她饿了吧？”客人问。
“先生，我只养得活四张嘴，两个儿子，我妻子，当然还有我自己。小女儿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文章作者感慨地说，只要60万个村子里的印度妇女还得不到平等的生存权，那么大城市里的许多动听的口号对她们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站出来为妇女说话的人、团体和政党越来越多，组织的活动也丰富多彩。他们对议会的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3年4月，一项革命性的法令获得了通过：今后“本佳亦德”（原意是乡村中的“五老会”，现在引申为村公所）中1/3的席位保留给妇女。这当然是值得妇女庆贺的好事。不过，现实并不容人过于乐观，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妇女问题研讨会上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一名从西部拉贾斯坦邦来的妇女节代表、“本佳亦德”的成员普莎帕·米什拉说：“改革没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在我们村里还是男人说了算。上面拨给妇女的经费让男人拿走了。男人还是认为妇女的天职是伺候男人，没事不要出门。”她认为在“本佳亦德”里多几名女代表无济于事，因为没有人允许她们发表意见。
时代在前进，社会也在前进。在一些地方印度妇女的处境较过去有了改善。两年前南方的喀拉拉邦率先宣布消灭了文盲，而农村中文盲大多是妇女。今年印度政府又发起了一个全民识字运动，大批教师和学生满怀热情地到农村去办识字班，受到广大妇女的欢迎。不少老太太尽管年老眼花也主动来上课学文化。有一位老妪说：“年轻时想学没机会，现在来听听，心里高兴。”她同她的孙女一起来读书，她指着孙女说：“她会过得比我好。”
写于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