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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朋友来电话，说今年天冷，他们将利用假期去南方风光秀美之地旅游。我一点也不心动。说到风光秀美之地，还让我怜惜和警惕。世上多少风光秀美之地都被人占据了，它却并不给予你什么。这些年来，我随各大刊物、各文学团体，也去了不少地方，且都是好地方，但说真的，它们并没给予我什么。我如果要描写它们，等同于看着一张照片进行描写。我在想这其中的道理。凡是大自然，就没有不好的，大自然自成体系，深沉博大，可一旦开发成旅游区，它的灵魂就跑掉了，躲起来了；它之所以不能给予你，就是由于它这时候没有灵魂。你千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结果是跑到一具尸体的身边，就这么回事。大自然是洁净的，同时也是苛刻的，你要想跟它交流，就要跟它有一颗同样宁静的心。对人数也有要求，你要走向大自然，就最好独自前往，特别是不要有熟人，一个熟人也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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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读了些古书，从《儒林外史》《镜花缘》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儒林外史》《镜花缘》都相对平庸，后三者是好的。《聊斋志异》既跨越了物种的界线，也打通了阴阳两界，而且过渡得那样自然，自然到简直就没有过渡，《金瓶梅》视野好，语言好，《红楼梦》能飞。针对中国古典作品，苇岸有篇文章，说那些作品都太追求趣味。这话有些道理。趣味破坏骨子里的庄严感，与大气背道而驰。小说是塑造形象的，这种形象，除了要有人性的深刻度（《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不缺乏这种深刻度，《儒林外史》太夸张，《镜花缘》太离奇），还应该有思想的深刻度。人性究竟有多少改变呢？古人计较的，今人也在计较，中国人计较的，外国人同样计较，如果小说只满足于此，现今的作家，实在无事可干。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除《金瓶梅》和《红楼梦》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上都是在证明人，而文学的任务，是证明人不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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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重庆抗战文化史》，对胡风的一句话非常感兴趣，他说，创作要写出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而这份高明，却给他自己带来毁灭性灾难。胡风本人，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最近两天晚上，读蒋泥著《追问老舍的世界》，深感胡风的那句话，是怎样在老舍身上得以步步实施。
读某刊，扉页上“主编的话”，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短促的一生，所渴求的难道还有不是吉祥的其他吗？多年前就有学者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其实只有两个概念：苦难与暴力。作为伟大汉语的传承者，我们应该更深地反思，当前汉语文学中频频出现的那些对‘厚黑’的追逐，对‘残忍’的痴迷，对‘俗恶’的推崇，其主要动力是否由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所构成？或者根本就是创作主体的迷失？”
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如果只是追逐“厚黑”、痴迷“残忍”、推崇“俗恶”，那自然是坏的文学、恶的文学，然而，如果仅仅因为描写了苦难与暴力，就绝不能指斥为“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也不是“创作主体的迷失”，恰恰相反，那是创作主体“在场”的表现。苦难与暴力可以控制一切，吓倒一切，但不能控制艺术，也不会吓倒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有责任揭示苦难和暴力，为世间留下一种声音，一种呼喊和抗争的声音。
“我们现在不应该写苦难，我们应该书写吉祥如意的生活……”
多么美好的意愿！可是我想说，当美好和吉祥还在远处，我们却当成现实图景去书写，那就不只是偏执和矫情。何况，无论哪个时代的优秀作家，都当然地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最坏的时代，这不是作家不知好歹，而是作家的悲悯之心，让他们总是看到弱小者，看到那些在社会大车的辘辘滚动声中，被颠簸和被抛弃的人群。现在，不是把创伤和苦难写得太多，而是太少，太缺乏力量。北岛说，中国不缺少苦难，缺少的是对苦难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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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式，45支表演队参加了演出（包括13支国外表演队），其中毛里求斯和几内亚的舞蹈、土家族的毛古斯舞、彝族的跳菜舞、巴中的翻山饺子舞、羌族的俄足舞等，给我印象最深。这些舞蹈被“文明”损害的程度较低，它不是来自“文化”或“文明”，而是来自生命，其舞步和歌声韵律简单，却直刺人心；与此相比，那些来自“文明”国家或地域的表演却显得那么疲软，那么没有意思。
由此我想到文学，如果文学中的生命元素淡薄，不管你有多么高明的技巧，都无济于事，甚至，一旦你远离了生命，技巧越高，越让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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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曾讨论过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粮食问题。他厚厚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主题就是人类饮食。他认为，如果我们环顾一下当今世界，就会发现现代科技几乎已经无所不能，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相反，全球受饥饿威胁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其二是“正确的阐释”。这是有关教育的。他觉得，全世界的课堂上都弥漫着一种“德意志狂热”，教师强迫学生在几乎还没有读过或者没通读过某部作品的时候，就必须去阐释这部作品，而且一定要做“正确的阐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阐释”，因为每件艺术作品都包含、承载着无数的理解和阐释。课堂上的填鸭式教育，却规定只有一种阐释——通常就是教师的阐释。这会造成学生将注意力转向“修饰”，并因此引导学生成为投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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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这是杨元元自杀前一天说过的话。杨元元本科毕业，历经七年奋斗，考上研究生，学的知识的确不能算少，然而，如果知识没有作用于她的内心，化成某种品质，从而修正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些知识就是死的，是随时可以被拿走的。
可这怎么能怪她呢。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已维持了好些年。一度时期，整个社会都在批评大学生们的择业观，认为他们自视太高：你大学毕业，照样可以去操刀卖肉，照样可以去当农民工。初听起来，这话有理，可问题在于谁都要计算成本。在我老家，普通家庭要把孩子供出来，说倾家荡产还不够。花了这么大血本，到头来还是当农民工，想得通吗？有读大学的机会，看起来是好事，可多一种机会也就多一种想象，结果一切想象都是妄想。
当学生成为产品，就跟别的产品一样，越多越好；可学生又不同于一般产品，一般产品要销掉才能获利，而大学生这种产品，收进门就能获利，至于能不能销，想管也管不了。因此对某些人而言，读大学很难说不是陷阱。他们掉进这个陷阱后，才手忙脚乱起来。去年十一月，我去某大学开讲座，文新学院副院长非常沉痛地告诉我：现在的学生，刚进大四就不上课了，一个年级二百多人，有二三十人进教室，辅导员就会受到院长的表扬。那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找工作去了。其实岂止大四学生，大一新生就在为将来发愁，我进校园，很难在他们脸上看到笑容，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青春”。
焦虑心如此之重，不可能学到什么知识。纽曼在论述关于大学的概念时说：当一大群年轻人来到一起，自由密切地交往，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必定能互相学习；所有人的谈话，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系列的讲课。他说这是牛津大学的模式。而我们的学生，却只能各自为将来的饭碗挂怀。教师们也顾不过来，且不说好些教师正忙于去做房产顾问、股市顾问，单是那么多学生，怎么教？从里、外两方面，学生都很难学到知识。杨元元说自己“学了那么多知识”，很可能只是她的错觉；她把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当成学到知识了。
这就是说，将知识内化为品质，只不过是奢谈，因为他们连知识也没学到。
教育家胡庶华认为，大学招生应少而精，因为它是培养尖端人才的。可我们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年年扩招，泛滥的后果，是让本可以成为尖端人才的苗子，也被焦虑的洪流席卷。前两天看新闻，说今年的研究生报考人数又比去年猛增，仔细调查，发现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是本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读研究生可以暂时缓解失业的压力，还有一大批是为将来就业增加砝码，只有十分之二是对研究本身感兴趣。老实说，我对这十分之二是怀疑的，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比例。大学已经失去了最主要的办学价值。我认为现在是必须回归的时候。至于提高建设者素质，完全可多办职业技术学校，进行社会真正需要的对口教育。如此，既有利于国家，又可挖掉发教育财的利益集团，还可少几个像杨元元这样的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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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说，二战时期，起码有二十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断。的确如此，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魔鬼和天使，修炼成天使的路十分漫长，而魔鬼却是与生俱来的，魔鬼比天使更有力量。政权的意义，在于堵住魔鬼，为迎接天使开辟广阔的空间。但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政权。最近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部惊心动魄的小说阐述了一个真理：政治的重要手段就是保持权力的神秘性，还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让国民贫弱，唯此，才能使等级生效，才能使普通百姓对手握权柄者产生敬畏和盲目崇拜。
看过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再次想到上面的问题。关于人心，其实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心就是一股水，往善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善，往恶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恶。“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都是不成立的。人心本没有善恶，它好比一个容器，放在那里，当路人渴了，可用它饮下甘泉；当歹人行凶，也可用它酿制毒浆。同时，只有专注修行的智者才能判断自己心灵的善恶，普通人无法判断。他们跟随潮流而动，跟随河流的走向而动，每一个念头和行动，在当时的情景下，都被他们当成善念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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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是为了拆楼，这违反常理的举动，却成为拯救的手段。听上去滑稽，但它是中国乡村的现实图景。因其现实，所以坚硬，所以任何嘲讽都显得轻浮。胳膊和大腿的关系，使胳膊们胆战心惊，大腿却镇定自若、沉默如石，只在需要出腿的时候，轻轻一撇，胳膊就断了。所有人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但都想试试。试的结果，鲜有例外。胳膊们心有不甘，当听见自己嘎嘣嘎嘣的断裂声，禁不住要苦着脸追问：我为什么是胳膊？你为什么是大腿？
答案其实早就有了，听的人清楚，问的人也清楚。因此操心这个问题，是一种无奈。
所谓人的完整性的破碎，首先就生发于无奈。城市化进程，就是蚕食村庄的过程，就是把农民赶出土地的过程，而农民失去村庄和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祖传的经验，因而无所适从。住进城区，并不证明他们天然地就变成了市民。他们在城区的楼房里，眼睁睁地坐吃山空，担惊受怕，谁也不去指导他们如何创业，不去过问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别人不过问，自己没法不过问，火线盖楼，专等拆迁，无非是想多得一笔赔偿金，让自己多些踏实。
往更深处追究，农民住进高楼，把农具甚至猪牛，都一并带上去，这难道仅仅是习惯和恋旧？难道我们从中看不到一点被割裂的精神痛楚？连农民自己也看不到。因为照通常的看法，唯具备一定身份的人，才有“精神”。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种庄稼的，这可以算作一种身份，卑微的身份，因其卑微，所以不让你当农民，就是对你的提拔。
农民的日子没法过，终于由无奈变成耍赖，连猪圈也盖三五层，就为了要赔偿。
但无奈的耍赖还是耍赖。平日的良民，呼啦一声就成了阴谋家。他们把脸都撕破了，不要脸了。无论怎样辩解，这都是人性之恶。这种恶是被引发出来的。政府和政策的好与坏，就看是引发善还是引发恶。恶一旦被引发，就必然构成伤害。
不仅仅是伤害人。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眼里始终抹不去一个形象。一个老人的形象。这个老人满脸沧桑，破衣烂衫，龟缩墙角。在他不远处，一群人正在争吵和打斗，吵得天翻地覆，打得头破血流。所有的争斗都与那个老人有关，但谁也不去注意他。这同样是一个破碎的形象，而且还在继续破碎，看不到缝补和拯救之期。——这个形象，就是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