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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却从来也没有背离过现实主义，体现在作品中，就是那种“生动的艺术真实性和对现实的高度凝聚力”（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他虽然是一个寓言的创造者，但让他感到孤独的却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他认为着手创造一种与乌托邦相反的现实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运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机会”。
这是文学的最高法则。文学所获取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度是巨大的，但无论怎样沉浮，都应该指向心灵，指向未来。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注定了它必须关怀弱小而痛苦的心灵。他们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艺术世界的未来。诺奖授奖词中评价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站在穷人与弱者一边，反对压迫和经济剥削。”
马尔克斯提醒人们，如果想取得起码的成就，都必须有那条潜伏在地底下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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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忠实谈。他说，不仅要看写什么和怎么写，更要看写出了什么。他强调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升华，强调给政治一个合理的定位，作家不应一味排斥政治，但必须有自己的理解，化为自己的个性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我喜欢看陈忠实的那张脸，喜欢听他黄土一般厚实的声音，他的脸和他的声音，都与他的《白鹿原》风格一致。
与一理论家谈。他说，现在的人，缺乏对生命起码的敬畏。以前，我们还怕死鬼阴魂不散，找自己报复，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由此，他说到一个词：苦难。他认为现在不应再提苦难，应该把苦难改成困难。既然是困难而不是苦难，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他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写苦难的很多，对人物灵魂的慢慢演变，却缺乏深刻的揭示。我对他后面这句话是同意的，不管是不是真就没有一部深刻揭示人物灵魂的当代作品，文学绝不能简单化，这毫无问题，但他不该草率地将“苦难”改成“困难”。“困难”是承认人人都有尊严的，而事实并非如此。雨果在《悲惨世界》（《悲惨世界》的原标题，就叫《苦难》）的自序中说：“值此文明的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还借助于法律和习俗硬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神圣的命运制造苦难……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抑，即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我们对照一下，看当今世界是否还存在那些问题，如果存在，文学就不能忽视，更不能粉饰。我们的文学之病，很可能恰恰就是只写了困难，而没有深入到苦难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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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诗人峨谟伽耶姆有一首四行诗：
不知为什么，亦不知来自何方，
就来到这个世界，像水之不自主地流；
而且离了这世界，不知去哪里，
像风在原野，不自主地吹。
这首诗告诉我们，生还是死，我们都是被动的，而且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特殊。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就不值得害怕。更何况，“死亡往往使生活的玩笑不能得逞”（纳博科夫语）。人生短暂，死后的时日却绵绵无期，因此要带着严肃而美好的心情，从容上路。意大利僧侣阿昔斯临终前说：“欢迎你，我的死亡小妹妹。”他死得多么充实，多么优美和富有亲情。古罗马贵族朱利乌斯咽气时，“还在支配自己的灵魂”，他把死当成人生的起点，当成自己的再生。在二战中失踪的英国士兵斯科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死亡是使地球上的经验更加完美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死亡是最大的平等，也是最大的自由。
由此想到自杀。自杀是违背自然的行为。维特根斯坦甚至说：“自杀是肮脏的。”但我承认，人活世间，的确有“自取灭亡”的理由，有的还极为壮美，但我还是认为自杀是对生命犯下的罪过，因为对大多数自杀者而言，虽然以主动的姿态实践了死亡，却对死亡茫然无知。由此再说到战争。战争之所以让我们厌恶，是因为它强迫我们放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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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完全不赞同让巴金以那样的方式活着，可一旦他真的离去，却格外惆怅。我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去世，家境贫困，遭人作践，我将《巴金小说选》装在草花篮里，躲到树林里去读《寒夜》。它让我知道了我并不是最可怜的人，天底下还有别样的痛苦。后来，那本书不知被谁拿走了，我又从旧书摊买了一本《寒夜》。遗憾的是，以前的那本书里，除了《寒夜》，还有《憩园》《第四病室》，这些小说和《寒夜》一起，抚慰过我的童年。
为悼念他老人家，今天早上，我把《寒夜》抽出来，读了后记。
我应该从他的文字里好好想一想：文学到底因何而存在？作家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巴金有极为可贵的单纯。他写《家》的时候是单纯的，写《随想录》时照样是单纯的。活了那么大年岁，经历了那么多事，却依然持守一颗纯净的心，非一般人能及。不过，对他一直提倡的“讲真话”，我的看法是，他本人是否做到了，我毫不怀疑，但那只是他一个人的真话，并非整个社会的真话；这极大地削减了他那些真话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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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浑身都是小说。他是一面湖，到处都冒气泡，到处都有生命。这真好。这是天生的小说家。但毕飞宇只是湖泊，而非河流。如果他是河流就漂亮了。
苏童的《拾婴记》，前面很平常，最后让小说醒了。醒得那样彻底。作家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就会显得从容，再平常也从容，因为他知道，到了某一处，小说自会飞翔。
鬼子是一个善于把精致掩藏起来的作家：把丰富的内心掩藏于朴拙的文字底下。前些日他来短信说：“小说中最闪光的永远是生命和爱……社会和环境只是一种利用！”他是在提醒我，写小说时“问题意识”不能过强，更不能用“问题”去推动情节的发展。尽管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贺绍俊在论述我小说时也曾提及，但我依然感激鬼子的提醒。鬼子写出长篇《一根水做的绳子》后，又来短信：“为何多年没人创作相对纯粹的爱情小说？写了才知道，爱情小说是最难写的，一不小心就被政治被文化被财富被地位所强奸，‘绳子’是努力把爱情还给生命，还给心，还给小人物，让爱情只受爱（本能）的驱动，所以特别注重有关爱的元素，如心、头发、茶麸、树、石头、荒草、橙子、门、裤门、决斗，等等，并付诸活力，以求读者过目难忘，深入人心。”这想法相当好，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小说会不会只是缥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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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最困难的段落留到第二天去写。如果感觉到写好这一段太难了，就千万别因畏难和懒惰停笔，你得再鼓一把劲，认认真真地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就好了，第二天，你就会兴冲冲地开始新的工作。要是把最困难的部分留到第二天，就会影响早上的心情，就很久也不想打开电脑，即使打开了，也磨磨蹭蹭地下不了手。——记住，别让自己的清晨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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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都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永恒，因此都在想方设法地描写那些能够永恒下去的东西，爱情、友情、亲情……凡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写好这三样，非常困难，鉴于此，许多人知难而退，终于找到捷径，写性。绕着弯子都要往性上靠。可真要把性写好，照样是难的，于是又降格以求：只把身体那部分写出来就行了。只写这部分是不难的，如果动物有文字，它们也会写，而且肯定比人写得更畅快，更真实，也更虔诚。既然动物没有文字，人就占大便宜了，干这种活儿，也能生活下去了，而且说不定还能够永恒下去。
遗憾的是，所谓“永恒”者，只有在剧烈的对立中才会存在，没有对立，就没有永恒。这种尖锐的对立，不是简单地从身体上，而是需要从社会的大背景中，从人的精神深处，去寻找。为了“永恒”而无视波澜壮阔的现实和人生图景，是作家的愚蠢，也是作家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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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面歌唱着伟大的道德，一面却也在祈祷那些圣贤之言只让别人去遵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阴湿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探头探脑生长出的，是我们自己暗中渴望却并不认识的植物，因为渴望它，所以纵容它，因为不认识它，所以对它有所抵触；正是在纵容和抵触的较量中，检验着道德的力量。如果任随那一片植物生长，它就成参天大树了，就跟我们熟悉了，并最终成为我们自己，到那时，道德就喝醉酒了；反之，道德就是清醒的。道德清醒也就是我们自己清醒。事实上，即便道德醉酒了，眩晕了，可掌握道德的上帝，却端坐于遥远的星空。何况道德从来不会眩晕，道德走在大路上，比男人女人的步子都快，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追随它，让它感动于我们的至诚，然后对我们回眸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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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熟人，他有个“极好极好”的朋友，两人一起长大，一起求学，一起上班，互为对方的影子。后来，我那位熟人的家庭发生了变故，女人跟他离了婚，五岁的儿子判给了他，女方每月付给孩子一定生活费。可两年过去，女方一分不给。他是普通工人，收入菲薄，儿子上学后，更加拮据，便多次找女方索要。有一天，他在桥上拦住了女人，说再不付钱，就把她告上法庭。谁知，女人只是淡淡地丢下一句：你急啥，那孩子又不是你的。晴天霹雳！他抓住女人，问孩子是谁的。女人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原来，孩子的父亲就是他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
人言，被朋友背叛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这话看似在理，其实毫无道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应当是这样的：你是自己，同时也是朋友；朋友是他自己，同时也是你。朋友背叛了你，也就是你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背叛自己，才是你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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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非梧桐不栖”，因此好鸟不来，不能怪鸟，只能怪树。孔子的弟子冉有为季康子将师，与齐战于郎地，大破齐师，季康子问冉有：你于军旅之事这么在行，是学的，还是天生的？冉有说：跟孔子学的。可后来，卫国的孔文子要攻打太叔，向孔子问策，孔子却推辞说不知道，“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子周游列国，不就是希望为人所用，实现自己的理想吗？人家找上门来，他却“命载而行”。
凡真正的智者，是非常计较人文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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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杨金平电话。前天，他与《作品与争鸣》主编陈合松通了话，陈说他读了我近期的几个小说，包括《人民文学》上的《变脸》，大意是觉得没有《我们的路》好。这样的意见，金平在去年底就向我说过，他编我的中篇《心脏石》，就认为《心脏石》不像《我们的路》那般利索隽永。我在想，写《我们的路》（包括《大嫂谣》）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打开电脑就动手了，远不如后面几个小说精心，却比后面的好，这是为什么？显然，那不是技巧的问题。写《我们的路》时，我把心思都放在人物上，后来，有意无意间分了心，走了神，因此小说缺少了“咬劲儿”，缺少了从内部生发出的动人力量。
关键是贴紧人物写。不管遇到多么困难的局面，只要贴紧人物，就能越过去。
许多失败的地方，往往是因为作者太自恋，让人物成了观念的工具。
作家塑造出的人物，如果成功，这人物就单独存在，并在历史和现实中真正存活过，人们谈论这个人物时，不会说是某某作家创造的，甚至于把作家忘掉。
金平说，要毁灭一个作家，道路有两条，一是封杀，二是捧杀。被封杀的，还可以把责任推给环境，被捧杀的，简直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金平说：“你现在被关注了，参加的活动多了，要特别留心保持自己的定力。”作为朋友，他的良苦用心，我当切记。毁不毁灭，主动权在我。“回去！”我对自己说，“回到以前去，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你，你除了写作、读书和思考，别的一切都可以不考虑，也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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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潮一日三变，文学名词花样翻新，可它到底属于美和情感的范畴，如果作品不能拨动人心，很难说一个好字。那些历久不衰的名著，仔细想来，无不是因为搔到人心的痒处，事过多年，我们还记得住书中的某个细节或人物，是因为那个细节或人物让我们笑过，哭过，惆怅过，寂寞过；书里的人成了我们最忠实的、他人无法领走的伴侣，我们在不断回味那个人物的过程中，让内心富裕和生长。作家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
至于别的，哪怕是异常深刻的见解，也往往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干净；它可能营养过我们，但时过境迁，再深刻的见解也成为常识，且人人都会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见解是自己的，而不是某个作家的。唯有作家灵魂里滋生出的真挚情感，我们无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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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买了几两桑葚，乌黑乌黑的，我吃了四颗。吃第一颗，就把故乡吃出来了。我小时候，在我家堰塘边的自留地里，种着几株桑葚树，在闷热的天气里，我站在树下，摘下来吃。那时候，我通常是去割牛草，任务基本完成，只是饿，桑葚和我们那里的诸多野果，帮助我度过了饥饿的年代，让我长大成人。我之所以感谢我贫瘠的故乡，是因为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为我付出过牺牲。我用了不少的小说描写故乡，但在这周日的下午，我一个人独自在家，才寂寞地发现，我根本就没把故乡写够，写好，故乡的精神，故乡的骨，都还在更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