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异云
李荒同志是比较老的同志，他在几个革命历史阶段，都做了很多工作，有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955年我从鞍山市委调到省委宣传部，开始当了多年代部长，后来任部长。李荒是主管宣传教育的书记。我们共同经历了那段相当长时间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确有些“风雨同舟闯险关”的共同感受。
我认为从反“右派”开始的各次运动，错误的多，正确的少。“文革”时把各级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打成了“走资派”，这是绝大的错误。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自己和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做过长时期的认真反思。认为做了一些工作，但问题很大，教训深刻而严重，主要是一个“左”、一个“教条主义”，一个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很深。至于还有一个更根本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实践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根本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直到邓小平说出来后，我们才敢说，才恍然大悟（当然，过去也有不少困惑，但不太明白）。这些问题和教训，李荒同志不同程度也会有的，他自己会有更深刻的总结的。
这几句必须先交代一下，交代过了，我要谈一些李荒的优点和好处。总的说李荒在反右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的立场不是很坚定，似乎有一些考虑，有一些困惑，有一些动摇。他的旗帜不是那么鲜明，跟风不是很快、很雷厉风行，批判同志上纲上线不是那么高得可怕。对历次政治运动，似有些不大理解，也不大得力。从当时看至少有点右，现在看还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好。
如1957年，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初期，鼓励大鸣大放，好多省市开了全省宣传会议，人多势众，互相激励，放出了好多言论，抓住了不少右派，至少辽宁比较谨慎，没有召开全省宣传会议，点的火不够旺，放出来的言论不算太多、太拔尖。因此，少抓不少右派。
“反右”以后，接着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食堂。1958年秋，黄欧东、申东黎和我分别到辽北地区去调查。我到了铁岭，到处人山人海，在用小饭锅、小铁桶大炼钢铁；在深翻地，深翻三尺把生土都翻上来，根本长不了庄稼。铁岭县委宣传部部长告诉我：“农民根本不同意这么蛮干，他们在山头放有流动哨，手拿红旗或哨子，看有上级去人了，就摇晃红旗，领导走到附近，他们就忙着大干，领导一走，他们都一齐在地头儿躺下休息。”我和一些老支书座谈，请他们谈实话，好几个人都说：“领导欢喜高指标，说少了挨剋，我没有本事干活，连吹牛的本事也学不会。一千，我就说一千五，别的人就抬到两千。”我和黄欧东、申东黎在开原会合，两个县委书记也参加。都觉得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再这么干下去必然会出大问题。回到省委，向省里几位书记汇报，李荒也参加了。大家心情很沉重，认为需要纠正，扭转一下。责成我立刻给《辽宁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是我定的：“坚决拔掉虚夸谎报的白旗”。当时我心里想借此机会把当时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拔白旗”的运动也多少扭转一下。据说，这篇社论只在短时间起了一点作用。因为“三面红旗”这种主张，办法是从中央、省里压下来的，你把责任往下推，根本不合情理，也难有实效。
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当时省委宣传部里真有些有党性、有良心、敢讲真话、敢提意见的好人。比如当时的副部长叶方，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去参加中央宣传部开办的一个读书班，因为听到人民对“三面红旗”确有不少反映，就在读书班上讲了一些相当尖锐的意见。如：问题这么严重，还是头撞南墙不知回头，领导人的科学水平太低等等，还有一些更尖锐的。不久，中宣部就把叶方发言记录稿要点寄到省委，要求省委处理。当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已将叶方列为省内右倾言论两个典型之一。据说，当时省委常委会有些同志的发言对李荒有些压力，意思是你们宣传部竟出这样的事，还不快点处理？李荒找我商量，怎么办好？他的意思是不批判是不行了，先在处长参加的小范围里批判后再说。由我主持会议，批判了两三次也放下了（因为叶方的观点，大家都有些同感，所以劲头不大，高潮也起不来）。这样，拖了半个来月，见省委也没有催，这就马马虎虎蒙混过关，把叶方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护下来了，叶方很满意。
接着又出来一个丁列。当时是宣传部农村宣传处的干事，新民人，他懂得农业，也深知农民疾苦。三年困难时期，常派他回乡调查，他写出好多份保留和扩大自留地，多种些地瓜田、救命田等报告，经我送李荒审阅后以省委名义下发各地、县，对农村救荒，多少起过一点作用。庐山会议初期，号召党员提意见，丁列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忍不住，只讲了一句：“毛主席骄傲了。”这句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说是恶毒的攻击。报告传到省委，常委会内有些同志可坐不住了：宣传部尽出这些怪事！李荒也不好办了，和我商量，首先要批判，以后再考虑处理。部里批判了一阵，我提出把丁列下放去当个副县长，李荒也同意了。报到组织部和纪委，都说我右倾。
如果要说，还有一些话可以说。因为我也老了，精力有限，就谈这一些吧。
（刘异云同志系原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