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我年纪尚轻、涉世未深时，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至今言犹在耳。
“当你想开口批评别人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要想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拥有那么多优越的条件。”
他没再多说——我们之间一向话不多，却能相互理解。从那以后，我就习惯于对所有的人保留自己的判断，这个习惯也使得很多性格古怪、爱发牢骚的人对我敞开了心扉。一个正常人表现出这样的品性，心理不正常的人往往会很快察觉并抓住不放。大学期间就有人指责我是政客，只因为我知道很多放荡不羁的无名小卒的小秘密和忧伤往事。其实绝大多数隐私都不是我刻意打听来的，实际情况是，每当我敏感地意识到又有人要对我倾诉衷肠时，我就表现得昏昏欲睡、若有所思、心不在焉，甚至是不屑一顾、充满敌意。因为我很清楚年轻人倾诉的所谓衷肠，至少他们倾诉时所用的语言大多是剽窃来的无病呻吟，有时候甚至词不达意，所以，不妄加评论或者沉默不语，是最明智的选择。直到今天，我仍然担心自己会一不小心就忘记了父亲的忠告——父亲曾以自命不凡的姿态暗示过的，我如今又以自命不凡的姿态重复的：人从出生的时候起，具备的道德观念就是参差不齐的。
在夸耀完我的宽容大度之后，我必须承认，我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人们的行为基础可能坚硬如岩石，也可能稀软如沼泽，可是一旦超越某种限度，我就不再关心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以后，我就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保持同样高度的道德水准。我再也不能参与什么荒唐的游乐，再也不想听别人倾诉衷肠、偶尔窥见别人的内心世界。但是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本书书名中提到的那个人——盖茨比。盖茨比，我从内心里鄙视他所代表的一切。如果一个人的品格是由一系列的成功造就的，那么他的身上则笼罩着一种特殊的光彩，他能敏锐地捕捉到人生的每一个希望，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可以准确地感应到万里之外的每一次地震信息。这种敏感不同于所谓的“创造性气质”，而是一种永葆希望的激情，一种富于浪漫的感性，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我想大概以后也不会发现。当然，盖茨比本人这一生倒是无可非议的；让我对人生短暂的欢乐、痛苦和悲伤失去兴趣的，是那些伤害、亵渎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那在盖茨比的幻梦破灭以后随之而来的乌烟瘴气。
我们卡罗韦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有头有脸的家族，并且绝对算得上名门望族。据家里传说，我们是苏格兰贵族巴克卢公爵的后裔，不过我们这一支真正的创建者是我祖父的哥哥。他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花钱找人替他参加南北战争，自己则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直到现在，我父亲还在经营这一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开创家族辉煌的伯祖父，但据说我跟他长得非常像，挂在父亲办公室里那张板着面孔的画像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九一五年，我从纽黑文[2]毕业，距我父亲从此处毕业正好四分之一个世纪。紧接着，我参加了被称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3]。在打完令人激动的反击战之后，我退伍回到家里，顿觉百无聊赖。中西部荒凉得像宇宙的边缘，与温暖的世界中心隔着千里万里。一番思索之后，我决定去东部，学做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几乎个个都做债券生意，因此我觉得自己也能靠这个谋生。长我一辈的亲戚们像替我挑选私立高中[4]一样商量着，最终，他们表情严肃而犹疑地对我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做吧。”我亲爱的父亲也同意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几经周折，我终于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去了东部，自以为这下是一去不复返了。
离开了中西部宽阔的草地和茂盛的树木，我在东部的生活首先要从找一套房子居住开始。那时正值温暖的季节，因此一位同一办公室的年轻人提议去郊外合租一套房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他找了一处近郊的平房。那是一座饱经风雨侵蚀的木板平房，每月租金八十美元。就在我们要搬去的最后一刻，公司把他调去了华盛顿，我只好一个人搬进了那座小木屋。陪我同去的有一条狗——虽然它跟了我几天就跑了，还有一辆旧的道奇汽车，一个芬兰女佣，她每天为我收拾房间、做早饭，早饭的香味伴着她不停咕哝着的芬兰谚语，一同弥漫在我的小木屋里。
最开始的几天我觉得很孤单，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向我问路的人。
“请问西卵镇怎么走啊？”他一脸无可奈何。
告诉他之后，我继续往前走，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再孤单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问路人，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这里的原始居民，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给他指路，让我有一种荣誉市民的优越感。
阳光明媚起来，树木争着长叶，就像电影里的植物快速生长，转眼间就郁郁葱葱。我的信念又回来了——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翻开了新的篇章。
郊外清新宜人的空气让我神清气爽，我也需要多读一点书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为此，我买了十多本银行业、信贷和投资理财方面的书，它们有着红色烫金的封皮，一本本整齐地立在书架上，仿佛铸币厂新造的金币，将为我揭示米达斯[5]、摩根[6]和弥赛纳斯[7]的致富秘诀。除了这些以外，我还想读一些别的书。我上大学的时候颇有文才，曾经给《耶鲁新闻报》写过一系列虽平淡无奇但绝对严肃的社论。现在，我想重拾自己的文学兴趣，让自己成为“多才多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那种最浅薄的“专家”。别以为这只是一句俏皮的警语——仅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毕竟要显得成功得多。
纽约市正东方向有个形状奇特的细长小岛，上面有北美最离奇的小镇，纯属偶然，我租的房子就位于这个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观外，还有两处不同寻常的地形。离城大约二十英里，有一对硕大的鸡蛋形状的半岛，二者外形几乎一模一样，一直延伸到长岛海峡，一条小湾从中间把它们隔开了。虽然它们并不是标准的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所讲的鸡蛋那样，在碰过的那头都呈压碎的扁平状，但是如此相似的外貌，哪怕是从此地飞过的海鸥，也会惊讶不已。人类虽然没有翅膀，却能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现象：这两个“鸡蛋”除了外形极其相似外，其他方面则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镇，两个“鸡蛋”中不算时髦的那个。其实用“时髦”这样的词，真不足以表达两个地方之间各种诡异的不同。我租的房子恰好位于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的距离，左右两边是每季租金在一万二到一万五的豪华别墅。右边那一栋，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算得上一个庞然大物，而且简直就是诺曼底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矗立着一座崭新的塔楼，上面爬着稀疏的常春藤，还有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游泳池，偌大的草坪和花园足足有四十多英亩——这就是盖茨比的公馆。准确一点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有钱人住的公馆，因为我现在根本不知道盖茨比是何方神圣。相比之下，我的小木屋实在太简陋了，我有点庆幸它那么小，那么不引人注意，这样我才可以自在地欣赏海景，欣赏盖茨比公馆一望无际的草坪。并且，与这样一位百万富翁做邻居，我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只需要我每月拿出八十美元。
小湾的对岸就是东卵。东卵有一片豪华的住宅区，洁白的、宫殿似的豪宅在水边熠熠生辉。故事就在我开车去东卵的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拉开了序幕。汤姆是我大学时就认识的，他的夫人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在芝加哥待过两天。
我表妹的丈夫汤姆擅长各种运动，曾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出色、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可以说全国闻名。像这种二十一岁就在某一领域登峰造极的人，想要超越自己就变得很困难，此后的人生也仿佛走了下坡路。他家财万贯，早在大学时代就因挥霍无度而遭人非议，这次从芝加哥搬到东卵来，那排场更叫人咋舌，用“叹为观止”来形容也毫不夸张。举个例子来说吧，为了打马球，他竟然从森林湖运来一大群马。在我辈人中，竟有人如此阔绰，干这种“烧钱”的事，若非亲眼所见，我是万万没法相信的。
至于汤姆夫妻俩为什么搬到东卵来，我不知道。或许根本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他们曾经在法国待过一年，后来一直居无定所，东飘西荡。他们去过的地方有两个共同点，就是周围都是有钱人，这些有钱人都喜欢打马球。我表妹黛西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他们这次来东卵就算是定居了。对此我很难相信，我表妹的心思我向来是看不透的，至于她的丈夫汤姆，我觉得会因为迷恋而追逐每一场不可测的马球比赛，从而继续这样东飘西荡下去。
就这样，在一个微风徐徐的温暖的晚上，我开车去东卵拜访这两个我并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豪华气派——一座乔治王殖民时代风格的豪宅，以红白为主色调，光彩耀目地矗立在长岛湾畔。还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草坪从海滩起步，一路穿过日晷、砖径和红火的花园，直到豪宅跟前，然后仿佛又借着势头爬上墙，变成了绿油油的常春藤。房子正面一溜儿法国式落地窗迎着黄昏的暖风敞开，并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着灼目的光芒。前门廊下，汤姆·布坎南身穿骑装，叉开双腿站着。
跟纽黑文时代比，他的样子变了很多。如今三十岁的他，头发呈稻草色，嘴角略带狠样，看上去体格健壮，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而傲慢的眼睛引人注目，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优雅得近乎女气的骑装也难以掩饰他身躯的强壮——他仿佛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连皮靴的每根带子都撑得紧绷绷的；当他转动肩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薄薄的上衣下一大块移动的肌肉。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粗鲁而沙哑，反映出性情的暴戾。他说起话来爱带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气，哪怕对喜欢的人也是这样，因此在纽黑文时代就有不少人对他恨之入骨。
他的样子像是在说：“虽然我力气比你大，但我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你可别以为这些问题都是我说了算。”当年我们参加过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但是并没有发展起多么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他是很看重我的，而且带着他特有的野蛮、粗横的神气，希望我也看重、喜欢他。
在阳光照耀的门廊上，我们聊了一会儿。
“我这里很不错。”他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跟我说。
他用一只胳膊将我转过来，大手对着眼前的景物一挥——这些景物包括一座下沉式的意大利风格的园林，半英亩浓郁的玫瑰园，一艘在岸边随浪潮起伏的翘鼻子的汽艇。
“这里原来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将我转了回去，客气但不容分说，“去里面看看吧。”
于是我们穿过一道很高的走廊，来到一间玫瑰色的、宽敞明亮的客厅，两头的落地窗把它巧妙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半敞着的窗子晶莹闪亮，映衬出一片外面的草坪，宛若那绿油油的草一直长到了屋子里。微风吹过，两头的窗帘一边往里摆，一边向外扬，就像是一面面白旗卷曲着扑上有着结婚蛋糕似的装饰图案的天花板，然后落下来，有如风吹海面般拂过绛色的地毯，留下一阵阴影。
整间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要算那张庞大的沙发椅了，上面两个年轻的女人就像浮在一个固定的大气球上。两个人都穿着白衣，衣裙在微风中飘荡，好像她们刚绕房子飞行了一圈似的。我肯定是站了好一会儿，我听见风吹过窗帘的噼啪声和掀动墙上壁画的嘎吱声。突然“砰”的一声，汤姆·布坎南把后面的落地窗关上了，室内的余风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那两个年轻女人也终于缓缓地降落到地面上。
两个女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在长沙发的一头平躺着，身子纹丝不动，下巴稍稍向上仰，好像在极力平衡着生怕掉下来的什么东西。也许她用眼角看到了我，但她没做任何表示；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的到来惊扰了她，差点张口跟她道歉。
另外那个女人，我的表妹黛西，表情真诚，身体微微前倾，好像要站起身来。突然，她轻轻地扑哧一笑，滑稽又可爱。我跟着她笑了，随即走上前去。
“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好像觉得自己说了一句俏皮话，又笑了一下。她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好像这世界上她最想见的人就是我了。这是她特有的表情，她低声地告诉我那个仰着下巴搞平衡的姑娘姓贝克（听说黛西这样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更靠近她，不过这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她那巨大的魅力）。
不管怎么样，贝克小姐总算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几乎察觉不出地冲我点了点头，接着又赶紧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好像她一直在保持平衡的东西歪了一下，吓了她一跳。我又一次忍不住要道歉了。她这种我行我素的神态真让我大开眼界、佩服得很。
我转过头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让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这是种让你不得不侧耳倾听的声音，好像她的每句话都是一串不会重新演奏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她有明媚的眼睛，热情的嘴，飞扬的神采。她的声音里含着一种让人激动的特质，是那些为她倾倒的男人难以忘怀的：那声音抑扬顿挫，有喃喃低语，有种种暗示，有丝丝魅力，她用它讲述刚刚做过的开心事，就好像很快还有更开心的事发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