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小时的家庭
1926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冰城哈尔滨市离松花江不远的道外区十六道街的一个大杂院里。
这里居住着许多因天灾频仍和义和团运动之后八国联军侵华而迁徙到哈尔滨谋生的老乡。我们家祖籍是河北昌黎县，我爷爷叫宋芷泉，是买卖人，有自己的店铺，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入股了砖窑，每年分得一些红利，所以，家里日子还算殷实。
爷爷养育了五女一子，我父亲宋文湘，号澜波，生于1897年，念过几年私塾，18岁时娶河北人氏高卓兰为妻。母亲生于1895年，那时候，时兴找个“大媳妇”，好照顾“小丈夫”。我父亲常因失业不断找工作而忧愁、苦恼。有一次，因为与日本人打架而被发配到离哈尔滨100多里地的宾县去做小职员，我常常见不到他，所以对父亲的印象不深。我父亲并不严厉，家人都好开玩笑，家庭比较和睦。
父母养 育过五子一女，按照宋家的家谱，我们这一辈 排行“玉”字，我们兄弟起名都有一个“木”字偏旁。爷爷开始给我起名宋玉枢，之后改为宋玉槐，后来又改成宋玉楠。因我行四，所以，家人都叫我“小四”。没有想到，这个乳名一叫就是几十年，甚至我参加革命工作之后，大家还是习惯地叫我乳名。“四”又是英文“Sir”（先生）一词的发音，意思挺好。上学时，“宋玉楠”的名字没有人叫，同学们都叫我“小四”或“Sir”。后来，我随母姓，改名为“高莽”。
宋家的大本营在北平，大哥、二哥在北平。奶奶去世之后，爷爷续弦的后奶奶在哈尔滨生活了几年后也去了北平，爷爷只好两地奔波。而我和三哥一直跟着母亲在哈尔滨生活。母亲没有上过学，又是小脚，她以柔弱之肩扛起了家中的大事小情，无怨无悔，眼里总有干不完的家务活儿，不用公婆吱声，她早早就把那些活儿拾掇得干净利索了。家里其他人都出去了，我就总是缠着妈妈，问这问那，问题特别多，我妈不识字，但不等于没有文化知识，她很会讲故事，妈妈管讲故事叫“瞎话儿”，大多数是她看戏曲或听说书段子后记忆下来的。这是我童年最早的艺术熏陶和知识启蒙。
1932年2月6日，日本鬼子纠集汉奸伪军攻入哈尔滨，从此，冰城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血腥奴役了13年。此间，爷爷经营的买卖被迫关闭，父亲失业，全家只靠砖窑的那点年终红利生活。从此，家里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大人唉声叹气，小孩哪儿敢大声出气？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不许我到街上去玩儿。这一年7月，连下大雨，松花江水暴涨，全院居民围堰堵水，向外淘水。三哥把我放在大木洗衣盆里，漂在水上玩耍，不料盆子翻了，我浑身湿透，妈妈没有训斥我，反而轻柔地给我洗干净身子。这场洪水造成了哈尔滨十几万人成了灾民，露宿街头，饥寒交迫，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每天都有大批因冻饿而毙命的“死倒”，惨不忍睹……
我在基督教会学校学习了10年
后来，我家搬到南岗区，住进一个大杂院，房东姓孟。1933年5月我7岁时，房东孟先生对我父母说：“让你家两个孩子也上那个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校吧！俺家那两个小子就在那儿读书。”父母很高兴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房东家的两个儿子带着我和哥哥来到花园街59号的基督教青年会，老师问了我们一些简单的算术题和生活常识后，准予入学。
我上的不叫学校，叫基督教青年会，英文缩写YMCA，俄文缩写XCMЛ。“基督教青年会”原本是以发扬基督教品德为宗旨的群众组织，1851年，“基督教青年会”从英国传到北美洲，获得空前发展。美国基督教青年会除原有的活动外，又增加了办校事业，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就是这样出现的。
哈尔滨的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于1925年，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人海格。学校有个校徽：一个健壮的男性，肌肉发达，作动作状，框在一个三角体当中。三角的每个边上分别有一个词：“精神”“体魄”“智慧”。学校的口号是“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体魄之中”，它表明这个学校不仅注意智力教育，还注意体育锻炼。学校有校服。30年代时，同学可以留发；到了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强控制，学生都得剃光头。学校虽然名为“基督教”，却也有不信基督新教的同学，像俄罗斯同学就多数信东正教。
哈尔滨地区外民族中以俄罗斯人最多，我们学校里也是以俄罗斯同学为主。哈尔滨离俄罗斯近，1898年，帝俄入侵我国，定哈尔滨为中东铁路的交汇点。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松花江中游这块满汉多民族的渔猎地带飞速地发展成为一座城市。1905年辟为商埠，俄、日、英、美、德、荷、比等15个国家的领事馆和36国的侨民共10万多人蜂拥而至，成为国际城市，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又有大批俄国人逃亡到哈尔滨。其中有不少文化人士和文艺工作者，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办可能主要考虑的是俄裔子弟及其他各国侨民子女，学生中有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朝鲜人，以俄国人最多，而中国学生不多。
这里的老师都是外国人，用俄语与英语授课。语文使用的是帝俄时代的俄语课本，英语课本则寄自美国。学制为预备班三年，然后是七年制中学，另有夜大。
一堂课下来，我一句也听不懂。回到家，书包没放下就抱着妈妈委屈地大哭起来，并哽咽着说：“我不去那个学校念书了，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呀……”一直搂着我的妈妈，从慈爱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说：“四儿，你就这点出息啊？”“什么事儿都是从不会开始的。你上学不就是为了从不会到会吗？遇到点事儿就打退堂鼓，那以后大了你还能干啥？”妈妈又说：“你看你三哥咋不说不学呢？人家孟先生家两个哥哥，学得多带劲儿，天天乐乐呵呵去上学。记着，万事开头难！学进去就不难了。”妈妈的话让我一肚子的委屈烟消云散了。
从此，上学的路上和回家的路上，我都向孟家哥哥请教俄语，他们俩入学早，读过预备班，他们成了我们哥俩的俄语辅导老师。俄语听说要过读写这一关，小孩子可塑性强，经过努力，我由听懂一部分到渐渐听得懂，再到会读会写，我是硬拼着闯过了这一关。
小时候，我身体孱弱，经常闹病；因语言的差距，我的功课也不好，信心不足，胆子很小，这样的性格，在班里难免受欺负。当身体强健的外族同学欺负我时，我尽量躲避，有时候躲不开了，只能默默忍受。
基督教青年会是栋四层楼，另外有地下室，更衣室和图书馆都设在那里。同学们进校后先到更衣室，要脱掉制服，换上工作服。男同学是灰色的及膝罩衣，腰间有灰色布腰带；女同学是藏青色上下衣，前身是白色的围裙。
花园街很幽静，石砌的路面，树木葱郁，两边是俄罗斯式的板障子墙围起来的小院。这种房屋布局在我国其他地方少见。
学校没有院子。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全校师生都在四楼大礼堂里集合，举行早祈，然后回各班上课。每周有两三堂宗教课，讲授东正教教义。不信东正教的同学可以不上这一课，这也是校方提倡的一种信仰自由。小的时候，谁愿意上宗教课，都喜欢玩。所以，不信东正教的孩子们就去玩球了。我就是借这个机会学会了各种球类。我一直是班里篮排球队的队员，因为爱打球，右胳膊两次骨折，因此，右手的握力似乎一直比较差。
我们的四楼大礼堂同时也是室内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在全市很有点名气，青年会的球队在全市也是名队，在和外国学校球队比赛中，经常拿冠军。
自从我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以后，经常会因不熟悉外国文学中的宗教典故致使研究受阻而沮丧，悔恨少年时代没有听过宗教课。这虽然是个缺陷，但反过来又何尝不曾受益？锻炼身体不说，参加革命后，就没有在政治运动中因宗教信仰问题遭到审查。否则，谁能相信在教会学校读书10年，竟能不信教？这是理所当然的疑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校长海格回了国。俄国校监沙拉巴诺夫管理过一段时间，我忘不了他那一把颇有风度的大胡子。学校后来由日本人接管了，但时间不长。校长名叫酒井美智男，他打过学生，遭到我们罢课抗议。
日本人接管学校后，英语课被取消，改授日语。日本人的势力在这个学校里始终有限。教日语的教员是酒井美智男的岳母，为人和蔼，穿着一身宽松肥大的和服。上课时，她喜欢在学生座位间来回走动。同学们经常拿她开心，当她从身边经过时，有的同学趁机把纸屑、糖果皮等投进她宽大的衣袖口袋中去。她也许没有察觉到，也许装作不知道，总之，她从未因此批评过学生。另外有个俄国女人教过日语，专靠训人来维持她的威信。老师在课堂上说过日文不及格的同学不能毕业，可是我们全班考试日文成绩都很差，校方无可奈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喜欢日语，却喜欢俄罗斯文学课。女教师用那磁性的声音，声情并茂地把俄罗斯19世纪文学大家经典著作中的情节活灵活现地娓娓道来，感染着每一位同学。普希金的童话、小说、诗歌，给了同学们一种超然、奔放、纯洁的审美意境。讲到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钦差大臣》等著作时，乌克兰农民的欢乐场面和对达官贵人的鞭挞，让同学们捧腹大笑。讲到克雷洛夫寓言时，老师语调幽默、表情夸张，用书中的智慧启迪了同学们的心灵……
基督教青年会丰厚的文学艺术底蕴让我从小受到熏陶，终身受益。
青年会的教务主任阿列克谢· 格雷佐夫（笔名阿恰伊尔）是哈尔滨俄侨中的著名诗人、教育家。他发起组织了“青年丘拉耶夫卡”文学会，该会利用青年会场地每周举行两次集会：每逢星期二是报告会或音乐文学节目晚会，请著名学者和老一代文学家做报告；每逢星期五是青年小组成员活动，分组讨论文学理论问题，交流创作方法，朗诵成员的诗作，评选优秀作品。
青年会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节目都是老师根据俄语课本中的小故事编排的童话剧，由各班老师当导演，组织同学们排练演出。
有一次，老师让我在一个儿童剧里扮演小松鼠的角色。我的试演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自己光高兴了，把服装要自己解决这事给忘掉啦。还有两天就要演出了，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妈妈安慰我：“你放心好了！妈妈给你做……”妈妈买来一块灰绒布，剪裁、缝纫。第三天清早我醒来时，发现妈妈依然坐在缝纫机前。她微微一笑，拿起一件带大尾巴的松鼠戏装让我看。我试了一下，好极了。那时，我根本没有想过：妈妈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高兴，连夜不睡，辛劳了两天两夜。我穿着带大尾巴的松鼠戏装参加演出，同学们都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演出获得极大成功。
我忘不了学校为了庆祝毕业而举办的“白色舞会”。所谓“白色舞会”，即女同学都身穿白纱礼服，男同学穿藏青色西装。年终，新年即将来临，“白色舞会”与圣诞节同时举行。大礼堂中央立起一棵高大枞树，树枝上缀满蜡烛、彩灯与小礼物。这是毕业生的节日。小班同学也来参加，但他们只能留到晚8时。舞会上有“邮递员”专门负责传递信件、贺卡、邀请信等，还有文艺演出。
家长们也被邀请出席“白色舞会”，同时还邀请了很多嘉宾。我记得邀请信是手绘的，我就画过很多邀请信。至于信上的文字，由其他同学或老师填写。
那时，我父亲在外县工作，我母亲缠足，他们既没有出席白天的毕业典礼，也没有出席晚会。
1943年12月我毕业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他几位中国同学先后中途退学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毕业后的日子，失学，无业，逃避伪满兵役。17岁时，我走向另一种世界——繁杂的社会。
从我们学校出来的中国同学中，进入社会以后，以外文作为谋生手段者不少。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培养了一批英语和俄语人才，他们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发挥过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外族同学都纷纷飘散到世界各地去了。俄罗斯的同学有的不愿回到祖国苏联，便去了澳大利亚，有的去了美洲和欧洲。总之，世界五大洲几乎都有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
我的三位俄罗斯美术老师
在上学期间，我先后有过3位俄罗斯美术老师。
基督教青年会的美术老师是亚历山大· 斯捷潘诺夫（1894～1972），他在莫斯科艺术学院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从海参崴秘密越境，辗转来到哈尔滨。他除了在学校和自己的工作室教学之外，还为教堂创作壁画，创作油画，为建筑内部做美术装修，为戏剧做舞台美术工作等。他只是在大课堂里作画，没有专门指导。他是一位有一定名气的油画家，我参观过他在哈尔滨举办的画展，印象很深。他的风景油画令人冥思苦索。哈尔滨熙熙攘攘的市街、郊外金色的农村、松花江畔太阳岛等地都是他描绘的对象。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对阴影的处理，阴影在我的眼中是灰色的，而他的画中往往用透明的紫色。我感觉到色彩也会说话，色彩是一种悦目的美。
那时，我想方设法浏览了许多俄罗斯画家的油画作品，俄罗斯油画鲜明的现实主义绘画理念和浓郁的理想主义情怀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当我看到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画时，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
1937年2月10日是俄国文学家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哈尔滨俄侨和社会各界准备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基督教青年会与哈尔滨的中共地下党早期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次活动也是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借纪念普希金的名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满洲的王道文化”展开的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下午，我与同学们议论普希金决斗逝世的事，老师玛莉亚看到我的眼里噙着泪水，就对我说：“你对普希金的热爱让我感动。”停了一下，老师又说：“你是否能按普希金诗集里的那幅画像，临摹一幅普希金的肖像……”我那时候才11岁，虽然心里激动，但担心自己画不好。玛莉亚说：“老师相信你一定会画好这幅肖像的！”
我从图书馆借回那本读了数遍的普希金诗集，对着封面上的普希金画像反复端详、琢磨……我妈妈看我这么专注，就说：“孩子，你要画出普希金的心啊！”妈妈的话点醒了我几日的苦思冥想。我立刻开始作画，两天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我画的普希金肖像送到玛莉亚老师那里。当老师看到那幅画像时，眼前一亮，惊叫着喊道：“天啊！亲爱的，你是一个天才！”
1937年2月12日，哈尔滨市各界在铁路俱乐部隆重举行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晚会。基督教青年会也在大礼堂举行近百人集会，有专题报告和发言，也有文艺演出。青年会图书馆还举办了普希金展览，我画的临摹画像和众多美术作品挂在展品室走廊的墙壁上。4天中，有数千人参观了展览。
展后，老师把那幅临摹画像挂在教室的墙壁上。那几天，我上课不安心了，总是偷偷地看自己的画，好像在与普希金交流着什么。我那时想，我以后一定要画出自己创作的普希金画像。79年过去了，我确实画了不止一组普希金画像。
我在校外的第一位油画老师是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奥西波夫（1872～？）。年过花甲的他身材高大，留平头，蓄着一把胡须。他家在马家沟区，一个独门小院，一座小平房，满院花草树木把房间遮得暗暗幽幽。
我父母满足了我对绘画的爱好，绘画的文具、用具都给我买，父母希望我借向俄罗斯老师学画的机会，提高一下俄语水平。
老师和善，他的老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或孙子一般关爱我，有时还留我在他们家里吃饭。他有个儿子，30来岁，也画油画。那时，我一周到奥西波夫老师家两次。首先，他教我怎样制作油色、画布、画框等，后来让我临摹油画作品，最经常临摹的是希什金画的森林，有时也让我在院里的某个角落写生。
奥西波夫老师在哈尔滨以临摹油画出名。哈尔滨市内的一些大宾馆、大影院和大商店，都有他临摹的作品，如列宾的《扎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的回信》、希什金的《森林的早晨》等名画。
那时我大约10岁，开始掌握油画的技法。
有时也背着油画箱，提着三脚架，拎着一张绷在木框上的画布，到街头写生。我在铁路公园画过入口处的大花坛、紫丁香丛，在江畔附近画过大教堂，还在义州街桥头画过月夜，可能都是受到俄罗斯文学和油画的影响。
我课外的第二位油画老师是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克列缅季耶夫（1875～1946）。当时我已经十六七岁了，有几年画油画的经验。那时，我的家已经从南岗搬到马家沟。有一天，我发现跟我家后门相邻的一个小院里，常有男女青年手提油画箱进进出出。我从他们口中得知院里住着一位俄罗斯画家，教授油画课程。我觉得是个好机会，于是主动找上门去。克列缅季耶夫让我给他看我的作品，看后，他便把我分配到人物班。
克列缅季耶夫老师是私人办学，开了几个班，有两个静物班，一个人物班。每个班有七八位同学，基本上都是俄罗斯孩子。
据哈尔滨著名记者王宏波考证，克列缅季耶夫是俄罗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巡回展览画派代表人物伊里亚· 列宾的门生。因我没有查过有关资料，不敢妄称自己是大师学生的学生，怕自己的画有损于大师的名声。
人物班上课时，每次指定一位同学当模特儿，坐在较高的台子上，让大家画像。一幅肖像，一般要画四五次。克列缅季耶夫在学员座位的夹道中间走来走去，作些具体指导，有时也动动笔。画完了以后，大家把作品摆在一起评比。老师是主要的评论员，我们也发表各自的意见。最后，当模特儿的同学可以随意选择任何人画的一幅肖像归为己有，留作纪念。
我当过模特儿，选了一个男同学为我画的肖像。
有一次，一位女同学选了我画她的背光侧影像。60年后，我得知她是犹太姑娘，移居以色列，已成为著名的画家。她的名字已经被编入俄罗斯出版的《犹太名人百科全书》，她叫季娜·什穆什科维奇。
1943年，克列缅季耶夫为自己的学生们举办了一次画展。我们每人提供三四幅作品，我的作品是《祖父》《自画像》《牧歌》，参观的人挺多。哈尔滨市一家用俄文出版的报纸还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自画像》保留至今，这是我几十年从事油画创作的最早纪念。
早年画油画，对我后来从事创作有很大的益处，但我也因此一度走上歧途：只知学习西方油画，不知继承国画传统。那时，我认为油画科学，合乎解剖学，重视明暗、透视等，但却轻视了祖国绘画的伟大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远未能理解国画的奥妙，它的人文精神、它的高雅、它的脱俗、它的非凡、它的线条功力，它的布色运笔技巧、利用墨色、使用宣纸等等。
俄罗斯民族是个爱读书的民族。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凡是俄罗斯侨民比较集中的地方，都会有私人图书馆和旧书铺。那时，我经常到这些地方去翻阅旧书，曾买过当地画家洛巴诺夫的铅笔画集，买过日本研究俄苏文学艺术的学者升曙梦的《新露西亚文学史》。日本人统治时，家里经济不如以前了，但我妈最懂我的心，不惜给我钱，让我买了一本价钱不菲、印刷精良的大画册《波兰油画集》，满足了我学习的心愿。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接受欧化教育，我爷爷担心我的汉语水平低，特意为我们兄弟二人请了一位汉语家庭教师。我爷爷的古汉语有一定功底，一天，他测验我的汉语水平，出上联“风送筝声远”，我对出“日落笛韵长”，爷爷比较满意。
民族思想的蒙眬与铁蹄下的反抗
对于日寇统治下的伪满时期，我是有着深刻记忆的。我的二哥宋玉檀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国民党组织，1940年回哈尔滨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尽严刑拷打。日本人以“反满抗日”罪，定我二哥为“国事犯”，判刑15年。父亲因受牵连也被关了起来。我们家周围不时有日伪特务出现，还不定期地来家里搜查。我的母亲虽然瘦弱，却以无比的刚毅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
我的同学们无一不憎恨日本鬼子，对当局的命令从心里表示不服。日本人强迫中国人路过神社时要向鬼子的亡灵鞠躬默哀，我们宁可绕道多走路，也不给神社鞠躬。神社对过是教堂，于是，我们就结帮搭伙，有意经过神社，到了大门口时便背向神社，做出面对教堂祈祷的样子。有时，还脱下帽子鞠个躬，但，不是对神社，而是对教堂。用我们同学之间的话来说，就是让神社给我们舔屁股！一旦有人要拦截我们，教堂就成了我们的掩护所。直到拦截人走开后，我们才又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鸟儿，飞回家去。
当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推行奴化政策，可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
哈尔滨左翼文学作家孙鸿杰（1921～1997）比我年长5岁，后来改名为孙芋，我一向把他视为自己的兄长和师长。在敌伪统治下的哈尔滨，我毕业后没有工作，由于生活的驱使，不得不进入社会谋生。孙芋是我走进那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时认识的第一人。这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我生来的幸运。那时，我初次离开家门，毫无社会经验。孙芋大概发现我过于幼稚和无知，便主动接近我、关怀我，在冰冷无情的社会里给了我一丝温暖。后来我知道，在这之前不久，他因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哈市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被敌伪关进牢房，此事被称为“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我们相识时，他仍然处于警宪的监视下。
对文学艺术的共同爱好，使我们渐渐熟悉起来，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他第一次走进我的家门。有人来看望我，我感到一股暖流注入我孤寂的生活。孙芋跟我拉家常，谈到自己的家境、文盲的妻子、家庭的负担、个人的爱好，我也不由得倾诉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他离开我家时，天色已黑，我送他走了很远的路，又谈了很久的话。回家的路上，我似乎仍然能听到他那亲切的话语。
在那黑夜茫茫的年代，我忘不了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几位爱好文艺的青年有时也聚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长夜漫谈。那时，他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一些世界名著，而且还让我们知道了一些抗日的作家。每次分手前，在大家的要求下，孙芋总会拿出他心爱的曼陀林，为我们弹奏一些世界名曲，还作些解释，让我们听懂抽象的音乐语言，同时享受高雅曲调的熏陶。曼陀林是拨奏弦鸣乐器，是与琉特琴类似并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弦乐器。他有时也会弹奏自己谱写的忧伤的曲子。
1942年冬，我跟着小脚的母亲远赴香坊东门外的香坊监狱去看望二哥。经过严格盘查，我们进入会见室，见到分别两年的二哥。他更消瘦了，但眼睛里却闪动着坚毅的目光。妈妈隔桌拉着二哥的手，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